关于李连达院士的科学态度讨论

同学们对转基因的了解太少了，转一篇文章科普一下：

转基因报道的媒体呈现

　　作者：土摩托

　　导言
　　我关注转基因领域已经有6年了，其间撰写了数篇与转基因有关的科普文章和报道，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

　　正文

　　转基因报道，说简单也简单。既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那就按照科普文章的基本原则去写就行了。这些原则包括重事实、讲逻辑、注重细节和推理过程、尽量报道主流科学观点，等等。
　　但是，转基因报道又很难写，因为这里面涉及了大量非科学的东西，尤其是各种政治组织和利益集团对转基因技术不遗余力的诋毁，会让没有经验的记者感到无所适从，并渐渐对这个题材感到畏惧，或者对自己失去信心。
　　我认为，报道转基因的记者要学会区别对待反对派的声音。如果这声音来自乌有之乡这类极端政治组织，或者绿色和平这类极端环保组织，以及所谓“生态农业”的从业人员，那大可不必放在心上。这些人反对转基因的原因与科学本身一点关系也没有，与这样的人较真不但没有意义，还会把正常的讨论引到沟里去，得不偿失。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三类反对者当中的很多人都有“科学家”头衔，有的还在国家级科研机构身居要职。这类人往往更喜欢接受媒体采访，偷懒的记者很容易上当，不去核实对方的背景就冒然前往采访，并将对方的话视为圣经，类似情况在国内转基因报道中屡见不鲜。
　　还有不少记者明知对方身份特殊，还要坚持和对方辩论，甚至试图用自己的文章说服对方，这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行为。首先，这种辩论和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全是各说各话。真正的科学辩论有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辩论双方必须有一些共识的东西作为基础，除此之外谁也不能先入为主地认定对方是错的。但是在大部分关于转基因的论战中，我没有看到这个前提存在的任何证据，往往辩论还没开始，结论就已经定下来了，谁也不可能说服谁。
　　既然如此，记者还有必要继续报道转基因吗？当然有。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记者必须明白自己的文章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我认为，无论是报道转基因，还是其它很多有争议的话题，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你的文章是写给“感兴趣的中间派”看的。“中间派”这个词很好理解，这就是一群尚未下结论的人，有可能倒向任何一方，当然是舆论争取的对象。“感兴趣”这个定义同样重要，有很多中间派其实对这个争论不感兴趣，没有动力或者能力去研究它，对于他们来说，文章写得是好是坏完全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只听ZF的，或者只听熟人的。但是对于真正感兴趣的那群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真心希望通过阅读各种文章，加上自己的思考，找出更可信的一方。只有这样的人群才会真正耐心地阅读你的文章，他们才是转基因报道真正需要面对的读者群。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转基因报道该怎么写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反对派的存在对于转基因报道来说并不一定都是坏事，也有好的一面。通常情况下，关于科学的报道远不如社会报道或者娱乐八卦那样吸引人，科学选题往往只有在和某个热点新闻扯上关系时才会得到大家的关注。比如，公众只有在三鹿事件发生后才会对三聚氰胺感兴趣，这是科学问题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任何记者都很难改变这个现实。但是，正是由于反对派的狂热煽动，才使得转基因这个话题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吸引到足够的关注，写报道的记者不必跟踪热点新闻，也不必花心思说服主编刊登转基因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派的存在反而帮助了转基因领域的知识传播，这可能连反对派自己都没有想到吧。
　　下面我就来具体说说我在报道转基因问题时的一些心得体会。
　　普及转基因的历史
　　转基因农业在中国的历史很短，但转基因这项技术实际上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而且已经在医药等领域使用了很多年，这一点一定要让读者知晓。
　　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来自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在此之前人们不知道DNA是什么，也不知道遗传是怎么回事。DNA的发现一举解决了困扰生物学家很久的难题，并且从根本上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找到了理论基础。在达尔文的时代，人们只知道很多生物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结构，并以此来推断它们很可能来自同一个祖先。DNA分析结果明确地证明，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均采用同一种遗传物质，以及相似的编码方式，它们确实来自同一个祖先。这就好比说，所有的建筑物看似花样繁多，但设计图纸都是相似的，所有的建筑工人都能够看懂它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转基因才终于成为可能。
　　转基因技术从理论到实践只花了很短的时间。1973年，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柯恩（Stanley Cohen）从一种非洲爪蟾（Xenopus laevis）的染色体上切下一小段DNA，“偷偷”塞进了大肠杆菌的质粒中，获得了成功。这个“倒霉”的大肠杆菌是历史上第一个被人工转了基因的生物，这件事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生物工程学（又叫基因工程学）－的诞生。
　　可惜的是，柯恩只对转基因技术在生物学研究方面的应用感兴趣，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赫伯特?波伊尔（Herbert Boyer）却意识到了这个新技术在实际生活中的巨大潜力。1976年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转基因技术可以用来让细菌帮助人类生产有用的蛋白质，比如胰岛素。一位风险投资商认同波伊尔的看法，两人联手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取名Genentech。1978年，波伊尔成功地把人类胰岛素基因转进了大肠杆菌，“骗”它们生产出和真品完全一样的人胰岛素。换句话说，人类使用了很多年的人工胰岛素制剂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转基因产品。
　　转基因在农业领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比细菌短得多，原因在于植物的转基因很不好做，技术上需要克服的障碍很多。但是，即使只有这短短的十几年，转基因技术也在农业领域取得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中国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那就是转基因棉花的引进和种植。
　　1992年，华北地区棉铃虫大爆发，差点把中国的整个棉花产业搞垮了。爆发的原因在于棉铃虫对普通农药产生了抗性，泡在农药里都不死。当时中国农业部门束手无策，只好从孟山都引进了转基因抗虫棉，这才控制了虫害，保住了中国的棉花种植业。
　　这个故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抗虫棉转的是Bt基因，只能对一部分害虫有效，这是早就公开的事实，但一直有人借这个机会攻击转基因棉花不抗虫，棉农还要继续撒农药，这纯属鸡蛋里面挑骨头。第二，还有人把盲蝽蟓（一种不在Bt抗虫范围内的害虫）的爆发说成是转基因的责任，这也是不正确的。科学界早就制定了抗虫棉使用手册，建议棉农在种植抗虫棉的同时也要适当喷1-2次农药，目的就是控制Bt蛋白杀不死的那些害虫。盲蝽蟓的爆发与农民使用不当有关，和转基因技术本身关系不大。
　　事实上，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不但挽救了中国的棉花产业，对其他农作物也有好处。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吴孔明博士及其研究小组通过对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农业害虫的长期跟踪研究，发现随着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棉铃虫的种群数量逐年降低，其它农作物也都跟着受益。这篇论文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2008年9月1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可见其水平是非常高的。
　　报道转基因需要具备国际视角
　　因为各种原因，中国目前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只有棉花这一种。事实上，转基因技术在很多国家都被广泛采纳，记者应该忠实地把这个情况介绍给中国读者。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转基因技术不光在美国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开始引进这项技术，取得了很多另世人瞩目的成绩。比如，印度在引进转基因棉花后产量大幅度增加，从一个棉花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有600万印度棉农从中受益，被誉为印度的白金革命。再比如，南非的玉米平均亩产曾经只是中国的一半，引进转基因玉米后短短几年时间平均亩产就提高了80%，从玉米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10年为止，全世界一共有29个国家的1540万农民种植了22.2亿亩转基因作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总共有59个国家批准进口转基因作物用于食物和饲料以及释放到环境中。转基因种子的全球市场价值为112亿美元，商业转基因玉米、大豆和棉花产品的总价值约为1500亿美元。
　　不过，由于转基因技术属于典型的高科技，掌握此项技术的国家并不多，所以大部分转基因种子均来自少数几家跨国公司，以及少数几个具备一定科研实力的发达国家。

从育种的角度考察转基因技术
　　记者必须明确，转基因说白了只是一项育种技术，如果传统育种能够满足要求，确实没有必要搞转基因。问题在于，传统育种方法遇到了很大的瓶颈，已经很难获得重大突破了。
　　具体来说，“育种”就是把各种优良性状的基因集中到同一个种子体内，所谓“传统育种”就是依靠杂交，让原本分别位于两株植物体内的基因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集中到一株植物体内。但是，因为基因重组是随机发生的，因此杂交所涉及的基因越多，成功的几率就越小。假如一个优良性状由20个基因决定，它们分别藏在20种不同的植株当中，那么如果想通过传统方式把这20个基因集中到一棵植株里来，至少需要杂交1万亿次才能保证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很难做到。
　　另外，还有一些优良性状来自不同的物种，无法通过杂交的方式进行育种，比如Bt基因就是这样。
　　上述这两种情况下，转基因是唯一可行的育种方式。此时需要明确告知读者的是，这是一项中性的技术，考察这项技术的好坏，必须从实际需求出发，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判断，盲目崇拜或者一棍子打死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如实报道转基因的缺点
　　转基因技术自然有其缺陷，必须如实报道。但报道时必须分清哪些是真正的缺点，哪些是反对派强加给转基因的。
　　有人说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甚至造成不孕不育等等。这些指责基本上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目前尚没有一例被证明是真实的。但实际上，转基因确实具有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那就是过敏。不过，在任何一种转基因产品进入市场之前，科学家都必须对其致敏性进行严格的检查。相比之下，杂交育种获得的产品就没有这个过程。
　　还有人说，转基因农业会导致基因扩散。这句话本身是没错的，问题在于，基因扩散每天都在发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事实上，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田都必须按照要求与非转基因作物之间设立一个安全带，防止不必要的基因扩散。
　　关于转基因会导致病菌产生抗性的说法，在很早以前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那时候转基因技术尚未成熟，科学家使用了抗生素基因作为筛选时的标记物。但是新一代转基因作物全都在出厂前把标记基因去掉了，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有一种言论称，转基因会导致害虫产生抗性，因此不得不继续打农药。这个指责在理论上是没错的，但科学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规定种植转基因的农田必须安排一定比例的非转基因“避难所”，大幅减少抗性的出现几率。为了防止农民投机取巧，孟山都甚至推出了一种混合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种子的新产品，简化了避难所的种植程序。
　　吴孔明及其团队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中国在种植了那么多年转基因棉花后，没有发现一例被确认的棉铃虫抗性产生事件。
　　反对派经常挂在嘴边的另一项指责是专利问题，他们宣称转基因技术的专利大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利。这个指责同样是理论上没错，但和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虽然由于国内科研水平的落后，以及ZF态度的模棱两可，中国在转基因方面的研发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较远，但近些年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速度越来越快，已经具备了向亚洲国家出口具有自主产权的转基因产品的能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转基因专利往往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起作用。比如中国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棉花的确来自孟山都，但孟山都并没有挣到什么钱，因为“聪明”的中国农业技术人员很快就把来自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和本地棉种杂交，生产出了具备Bt基因的本地棉种，所以孟山都只卖了一年的种子就卖不动了。再后来，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郭三堆主任研制出一种专利属于中国的新型转基因抗虫棉，结果同样遭到大规模盗版，郭三堆也没挣到什么钱。
　　还有一类意见认为，转基因技术只适用于大农场，不适合小农，这个说法同样需要仔细分析。确实，目前采用转基因技术的大农场比小农多，但原因在于目前大部分转基因农作物的好处是省人工，对于大农场来说这个优点非常珍贵，而对于小农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说，转基因技术本身并没有大小之分，只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在使用上有所分别罢了。
　　这就引申出了转基因最大的问题：服务对象是农民而不是消费者。目前大部分商品化转基因种子大都来自私营企业，企业要赚钱，自然会把精力放在满足直接消费者身上。对于种子公司来说，直接的消费者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农民。所以像孟山都这样的大企业更看中如何让农民觉得划算，目前推出的大部分产品都是方便农民的，普通消费者暂时看不到转基因的好处。
　　这就是老百姓对转基因技术持怀疑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直接造福消费者的转基因产品是有的，比如富含维生素A的“黄金大米”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大米可以让那些以大米为主食的穷人不再受维生素A缺乏症的困扰，但是由于各种环保组织的干预，至今尚未被送到穷人手中。
　　用大视角看待转基因技术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辞，那就是转基因技术只应用了十几年，将来很可能会发现有毒，因此必须谨慎。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没错，但是如果用大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说辞，你会发现它适用于所有领域，如果你严格照办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在现代社会生活。
　　看待像转基因这样的技术，真正科学的态度是“实质等同”原则，即如果两种东西从组成上看是一样的，那么就可以推断两者就是一样的东西。比如Bt蛋白质，无论是来自自然界还是来自转基因，其蛋白组成都是一样的，而Bt蛋白作为有机农药已经使用了至少50年，没有证据证明它对人体有害，那么转Bt基因的农作物就是对人体无害的。
　　真正的大视角，是把转基因技术放在整个农业体系当中考察，测量它的农业“足迹”（Footprint），并和其他类似的农业技术相比较。英国ZF曾经委托“环境释放顾问委员会”（ACRE）对转基因农业的“足迹”进行了评估，得出了以下3个结论：
　　一，欧盟自2001年开始实行的针对转基因农作物的评估标准只强调了对风险性的评估，忽略了转基因将会带来的好处。就拿已经了解得比较透彻的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来说，这种作物将会改变除草剂的种类以及喷洒方式，减少农民的工作量和接触有毒除草剂的机会。再比如，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可以降低杀虫剂的使用，减少杀虫剂生产，从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等等。一句话，人类应该重新考量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利益，而不是只在转基因可能带来的危害上面做文章。
　　二，按照欧盟法律的规定，要想评价转基因农作物是否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只需比较一下转基因作物和对应的传统（非转基因）作物就行了。但是，这次评估结果表明，转基因作物和传统农作物之间的区别远不如公众想象的那样大。事实上，即使不种转基因作物，而只是换一种作物来种，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就足以和转基因作物相比了。ACRE建议欧盟修改相关政策，取消对转基因技术的特殊待遇，对所有新引进的物种一视同仁。
　　三，农业的足迹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能够对环境产生影响的绝对不只是转基因这一项，还有很多新技术的运用能够带来很多预料不到的结果。比如，引进外来农作物，改春天播种为秋天播种，用青储饲料代替割草，等等。要想减少农业足迹对环境带来的副作用，决不能把眼光只盯在转基因上，而应该全盘考虑，对每一项新技术都进行严格的科学评估。
　　这才是真正的大视角。记者应该把这种思路传递给读者，引导读者在更大的范围内衡量转基因级数的优缺点。(XYS20120904)

这是院士，遗传变异的结果没做？结论都出来了，异想天开
　　“黄金大米试验合法且有意义”

　　李连达提到，试验中的“黄金大米”，不是药品，也不是普通食品，应属保健食品范畴（太牵强！），可定为“强化食品”（安全性？），其与普通大米的化学成分基本相同，只是β-胡萝卜素含量稍高，不含有毒有害物质，不会引起化学性中毒、急性中毒或慢性蓄积性中毒。-----（这个依据有吗？有实验？检验计量吗？几代动物实验包括人的实验没做，院士说出转基因食品结论？没有毒，不遗传的结果？国外科学界现在还没有定论，中国牛人不试验，结果得出。）

“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这句话出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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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和愤青叫板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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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专家实在是令人无语。

不知什么是**

太可怕了，小孩没有被告知的权利吗？糊里糊涂吃下了这些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