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大出版社】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

书评4：

创业者的圣经

——评《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

在一个商业的时代，企业家被认为是这个社会里最成功的人，是整个社会的动力所在。但是，有关企业家是如何创办、发展他们的企业的，理论的系统知识是非常的有限。有关新企业的讨论，现在仍然处在对于企业家个人的逸闻趣事和所谓的企业家精神的陈词滥调的不断重复上。我们需要的，是商业和经济学对于新企业以及带领新企业的企业家的真正研究。阿玛尔·毕海德的专著《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正是这样一本对企业家研究取得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的著作。

阿玛尔·毕海德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此前曾在哈佛商学院任教。曾在麦肯锡公司担任咨询师，并曾任哈顿金融债券投资公司产权经纪人。正是他这样拥有实践商业经验的人，才能够在他以后二十余年教学与研究里面，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考察新企业的发展，考察企业家面临的挑战与机会，试图将以前的理论整合起来，“以帮助个人创办、发展自己的商业企业”，为我们理解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崭新和详尽的理论分析。尤其是在这本著作里面有关新企业的特点和新企业里的企业家特性，更是为现在广大的创业者和将要创业者提供了最直接的指导。

在有关新企业的创新里，阿玛尔·毕海德提到最重要的一点资源的秉赋与机遇。通过对1989年《有限公司》500强中的100家企业的创办人，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在某些领域里面新企业更容易获得利润。然后他列出了美国最受新企业欢迎的20个行业的名单。从这份名单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区分出了有前途的新产业和边缘产业。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只有从事新产业的企业家，才能够有发展的前途。他通过实证的分析和理论研究，反驳了很多被认为是传统上创新所必备的条件。在他看来，一个有前途的新企业，其创立不是依靠“一种不同寻常的或者离奇的想法”，而是“对于一个普通理念的完美实现”。在对产品的选择上，为本地区的市场提供较低成本的相似产品，这是新企业能否站稳脚跟的关键。

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方面，作为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就是及时地采取有计划的调整和机会主义的随机调整。对于一个新企业的创业者来说，面对着资本束缚的实际情况，这些企业家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事前分析和调研。并且，相对于大企业来说，新企业只有有限的潜在利润，而其所追逐的机遇有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得收益相对于成本而言比较低，也难以激励新企业家们像大企业一样的在事前都采取充分的调研和分析。因此，对于新企业的企业家来说，机会主义的随机调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具体说来，一个才创立的新企业，只需要能满足特殊顾客的特殊需求，就能获得令人满意的利润。这样的特殊性，使得只有通过实干获得的具体信息比宽泛的调研更有价值。新企业面对的环境变化尤为迅速，这样的变化使得新企业的机遇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也降低了事前分析的价值。正是如此，不断的调整才变得重要。一个新企业，随时都可能面临着无数的问题和挑战，于是，阿玛尔·毕海德才强调：“企业家识别重要变化的能力，构架富有想象力的反应能力，碰到死胡同后发动根本性变革的能力，以及制定长期战略的能力，对一个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判定一个企业是否有前途，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对于一个新企业来说，资源的供给者对新企业前景的担心阻碍了他们对新企业的冒险，而这种犹豫不决又进一步损害了新企业的前景。”这样实际存在的困难面前，企业家的作用就凸现出来。阿玛尔·毕海德指出，作为新企业的领导者，此时应该采取的种种策略。为特殊的顾客提供服务，而不是一般以为的会导致亏损的削价竞争。同时，给别人一个可靠、可信的形象和向资源提供着描绘一个“尽可能美妙的前景，”使资源管理者的风险感觉最小化等等。

阿玛尔·毕海德指出了有前途的企业的创办者实际履行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绝大多数企业家不是以创新者或风险承担者的身份开始创业的。这些只能在企业的后来阶段才逐渐突出来。”企业家的职能更多的与套利、协调、风险组合相关。“滚据意外事件进行适应性调整，执行获取资源的策略，这些能力上的差异显然在分出输赢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阿玛尔·毕海德的《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重新定义了企业家的职能，证明了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把企业家作为一个主体来研究，虽然以前也有熊彼特等经济学家有所尝试。但是，都没有脱离传统经济学理论里忽视企业家的特性，仅仅把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个个体的做法。所以，阿玛尔·毕海德的研究，可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让我们真正认识到企业家，尤其是新企业的企业家对于一个企业的巨大作用。中国目前正处在新企业大量创立的时代，我们对于企业和企业家的了解，相对于经济中的其他因素来说，近乎是空白的。而阿玛尔·毕海德的《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正可以弥补我们认知上的这一片空白。对于一般的人来说，看了这本书，可以更为了解我们身边众多的新企业的运行和新企业的企业家的行为规律。而对于创业者来说，这本书则可以说是创业者的圣经，对于其现实的创业过程，有着非同寻常的指导意义。

书评5：

企业家的复兴

随着自主创业的复兴，有关企业家的课程变得十分流行。管理学家伊桑•布朗纳曾惊喜地叹道：“在今天的商业研究中，没有哪个领域比企业家精神更热门了！”

企业家复兴了！这种趋势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验证。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96年，哈佛商学院开设了9门原定900人的课程来讲述如何创办新企业，但是实际参加的人数超过了1400人；现在，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九成以上的MBA学院选修至少一门有关企业家方面的课程；1998年的美国有120所商学院开设了关于企业家精神的主修课程。

我们做事情都希望在第一时间了解它的一般规律，这样才能把握它的运行轨迹，从而做出有效的反应。那些潜在创业者也一样，他们也希望通过学习了解企业家精神和新企业运作的一般规律，然后才能心安理得地安排缜密周到的计划。不过遗憾的是，虽然对于创业的具体操作规则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在大部分人的头脑中，对于创业的深刻印象还只是那些带着传奇色彩的个人奋斗的故事，或者就是运气成就了企业等诸如此类的模糊判断。而且一开始，那些有关企业家精神和新企业开创的课程就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样的课程精确性和科学性无从谈起，就更不用说实践指导意义了。

本书作者曾经在哈佛商学院任教，他在教授这些商业课程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进行了大量针对性地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催生了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这本研究新企业起源与演进的书是迄今为止系统阐述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作者利用各种经济学理论、代理理论、试验心理学理论进行说理，并为这些说理进行的一系列开创性的调查研究。书中利用的调查有的是到目前为止对新企业进行过的最广泛、最深入的研究之一，它们充分论证了作者的观点，说明了新企业与大型公司在创新机制、应对机制、资源禀赋与机遇、资源获取、与众不同的企业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就形成了新企业的起源特征。

在新企业起源时，作者认为，创业者其实并不需要具备超常的风险承受能力，他们只需要抱着这样一个想法——“正面我赢，反面我也输得不多”就能从事开创性的事业。至于创业的初始条件，他们也同样不需太充裕，相反，他们往往是一些禀赋贫乏的经营者，大部分人靠借债、抵押经营，他们也不具备管理经验或者行业经验，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创办企业。关于这一点，我们一直以来就有一个误解，认为只有那些拥有技术创新的人才可能成为企业家，作者通过研究告诉我们，大多数企业家是通过复制或者稍微修改他人想法而创办自己企业的，他们甚至是一些创意和技术缺乏突破性的经营者。

对于新企业的演进，作者从某些新兴企业如何发展成为大规模的长寿公司入手，说明年幼企业的发展过程具有更多的经济学意义。作者认为，通过利用“熊彼特式”的创新来建立一家企业，而不是仅仅利用市场失衡赚取利润或者向少数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企业家创造了新的资源组合方式并塑造了他们所在的产业和市场的结构。新企业这一演化过程的描述，并不能使我们确定哪些因素才是其中的关键，但是作者的分析表明：大多数新企业并非大公司的微缩版，它们的发展目标也并非是在规模和寿命上。如果将新企业最初所使用的方法应用于其后的发展，其结果不是倒闭就是停滞不前。因此，作者建议，要想建立一个能够基业常青的企业需要进行全面的变革。在这个时期，只有卓越的企业家才具备进行这种变革的能力和意志。他们必须拥有不同寻常的雄心壮志以及对亏损的承受能力。这样的素质不是每个企业家都具备的，因此也只有少数企业能够基业常青。

本书作者对于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的细致、精辟、创造性地论述使得乔治吉恩德龙（美国《有限公司》杂志主编）发出这样的哀号：“对于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我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该死，怎么作者不是我。’”

对于任何以前想、现在想、将来也想开创自己事业的人士，对于力图发展现有公司的企业家或管理者，以及想要理解新企业、企业家精神的学者而言，这本清晰简明的管理学著作都是梦寐以求的必读之物。

书评6：

企业家精神完全诠释

——评《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焦叔斌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和史蒂夫·乔布斯，在最初创造苹果电脑时一个是惠普公司“不起眼”的工程师，一个只在“一家视频游戏公司做过兼职”，现在苹果电脑已是全球PC行业的佼佼者；比尔·盖茨在大二时从哈佛辍学，靠编软件创办了微软，如今微软已是软件业的世界霸主；詹恩·S·温纳，年仅21岁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辍学创办《滚石》，经过30余年，《滚石》成为世界知名杂志……众多的企业家创办和建设企业的传奇式故事让这一领域充满了神秘色彩。但是在承认这些成功的企业家遭遇过不可多得的“机遇”的同时，人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试图从定性、定量的角度来寻找“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决定因素及其在创办和发展企业过程中的作用。但是，绝大多数研究都只停留在描述的水平之上，非常缺乏实证的科学研究，而且研究者们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和要素也众说纷纭，没有系统的研究框架。

哪些品质使某些人更倾向于创办有前途的企业？万事俱备后哪些品质与技能决定了个人适应环境、获取资源的能力？哪些品质对个人创办有前途的企业的意愿和能力没有实质的影响？这三个问题，是阿玛尔·毕海德在其专著《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对分析“企业家精神”所提出的。

《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对新创办的企业的性质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详尽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毕海德对“企业家精神”的分析可谓是本书的精华所在。正如在此书前言中所提到的，“本书是想通过系统的研究来组织并阐明我们关于企业家的思想，它有着实践上的根源。”《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通过大量的案例和数据为我们展示和分析了企业家在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中所具备的品质和技能，构建了一整套分析研究企业家精神的框架体系。这无论在学术还是实践领域，都是崭新的、具有巨大价值的。

毕海德首先提出，创业倾向受个人人力资本和对模糊性的容忍程度的影响。他认为创办有前途的企业的倾向可以被看做是个人人力资本的倒U型函数。人力资本过多、家庭背景过好、资历过高的人会因为机会成本过大而削弱创业倾向。但是创业也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起点”，需要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家庭背景。同时，对模糊性容忍高听人具有高中水平的自信，更倾向于创业。毕海德举出了统计数据以及微软、惠普、维京集团等公司的案例证明了这个命题。

在新企业的创立初期，由于其资源禀赋与机遇所限，企业家需要进行与成熟的大公司不同的调整战术，并设法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源。在这个条件下，毕海德分析了在适应性调整、获取资源方面企业家“与众不同的品质”的具体内容。果断、开明、控制内心冲突的能力和发现正确因果关系的天赋被认为是有助于确定企业根据未预见到的问题和机遇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要素。而在获取资源的能力方面，应变能力、自制力、洞察力和销售技巧被认为是重要因素。作为补充，毕海德举出了一些“次重要的品质”，并分析这些品质为什么不是在新企业的创办中最重要的角色，虽然它们“在有关企业家的传说中司空见惯”。譬如大多数人认为 “雄心壮志”和管理能力是重要品质，而毕海德分析认为事实上“改变（或赢得）世界的愿望可能是有害的，除非能够受到适用于‘此时此地’的实用主义的节制”，并且“那些能够强化某人管理能力的经历或训练可能会损害更为重要的才能”。

在总结创办有前途的新企业的企业家的品质时毕海德说，那些“超人式的”品质对大多数新企业的成功并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创业者虽然需要一些与众不同的品质，但也绝非高不可攀。

当因陋就简的新企业向大规模长寿命的成熟公司演进的时候，企业家为企业制定了大胆的目标。为此目标而制定什么样的战略、如何去执行，《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在第二部分给出了大量的理论模型以及实践案例。毕海德看到，创立新企业和建立大型公司所必需的品质是不同的，有些企业家具备创办的品质却不能同时具备建设和发展的品质。

毕海德首先分析了企业目标所体现的企业家的素质：志向性质、冒险意愿、财务安排。企业家志向有所差异，冒险意愿也有所不同，为此采取的财务安排也不同。跟进或放弃决定了企业是否将获得增长。

为发展企业，实现长远目标，企业家必须制定长期战略。这个过程涉及的“企业家精神”便是想象力、创造性综合能力和提炼的能力。另一方面，在执行战略决策时，又需要企业家具有恒心、激励与威胁的技巧、学习新技巧的品质。

创办新企业与建立大公司所需要的企业家品质也有可能是冲突的。毕海德从专业化分工的限制来分析了这种冲突，讨论了企业家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将各种经营任务转移给他人。

这一部分对发展中的新企业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的分析最能体现本书广阔的经济社会视野。制造经济、营销与分销经济、网络经济中企业家的品质与技能有什么不同，企业家的角色有什么差异，都在这一部分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熊彼特曾对建立大企业有这样的描述：“创建个人王国的梦想和希望；征服的愿望，为了成功本身——而非成功带来的成果——而追求成功；最后是创造的愉悦、完成使命的愉悦。”然而一些被广泛认同的诸如雄心壮志或冒险精神这类“企业家精神”在有前途的新企业起源和演进中并没有起关键性的作用。《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用大量的案例、数据和严密的理论分析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并给出了企业家精神的完整框架。在看了许多提出有煽动性的问题的关于企业家精神的书本后，这本《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为我们展示了学者的严谨和细致，勾画了企业家精神研究领域的崭新轮廓。苹果电脑、微软、《滚石》等等由小做大的企业的起源与演进过程历历在目，比尔·盖茨们的神秘“品质”也了然于心。于企业于企业家于管理者，此书的确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书评7：

企业家精神在创办与建设企业中的作用

------评《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

自改革开放以来， 20多年间，中国的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企业在中国的经济洪流中诞生。中国的经济形势被普遍看好，然而中国的企业家却并没有给人们以同样的信心。不少经济学人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优于印度，但是中国的企业家表现却远远逊色于印度的企业家。中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很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国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爱诺教授曾经指出：“市场经济培育了企业家，企业家构建了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企业家经济。”在中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

中国并不缺乏民营企业，但缺乏企业家精神和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这与中国企业所走过的历程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曾鸣教授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所言，目前中国的成功企业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机会经营者，一类是产品经营者；前者善于把握改革开放中的每一个先机，整合资源，获得跳跃式的发展，它们在业务上表现出复杂的多元化特征；后者则以一个明确的产品和行业为起点，借助行业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张成为行业的领导者；这些企业大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寻租”阶段，靠的是“拉关系，找资源”的能力，追求的是“好买卖”；第二个阶段是“一招鲜”阶段，依赖的是好的项目，靠的是广告、销售等通用能力；现在则是第三个阶段，进入了全面竞争的阶段，企业的经营思路到了从“机会导向”向“战略导向”转变的时候了。张维迎教授也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是充分利用了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配置不合理的资源，靠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而获得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难以持续下去的。中国的大企业必须转向由技术进步带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上来。

在全面入世之后，中国企业和未来的创业者们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可以在一个高速成长和充满机会的市场上轻松获取利润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将是不可避免的。对现有的民营企业，如何健康成长，怎样才能引领他们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转变；对潜在的创业者们，如何自信地开创自己的事业，这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然而归根结底，我们需要明白，究竟造就了基业百年常青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谁可以开创象惠普、微软那样的企业？这是非常吸引人的问题，但是想寻找到完备的答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关于杰出企业家和他们的事业的印象多半来自充满奇闻轶事的传记或者各式各样的民间传说，这一领域的系统性研究还非常缺乏。大众对杰出企业家的形象几乎是脸谱化的：大胆、独创性、领袖魅力、坚毅和果断等等，似乎他们是远离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然而事实并不尽然。通过十多年的深刻研究，阿玛尔•毕海德（Amar V.Bhide）教授在他开创性的著作《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中系统分析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为我们看待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毕海德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将有前途的新兴企业与上市公司、边缘新企业、风险资本支持的新企业、带来重大创新的革命性新企业作了对比，得出了一系列有趣的结论：

Ø 在初始条件方面，许多声明显赫的企业其起点都非常普通。典型的新企业的创办者通常没有什么独创的想法，他们通过模仿或者轻微改进他人的想法开始创业，多年以后才引入创新性的产品或者新的交易方式，只有少数企业以重大的创新为创业的起点。任何创新都是递增的，或者说是易于模仿的。88％的新企业家将其成功归于对一个普遍理念的完美实现。同时，他们也缺乏深厚的企业或者行业经验，这些资源禀赋的限制阻碍了他们从外部融资，迫使他们依赖自有或者筹集的少量资金艰苦创业。

Ø 在机遇方面，有前途的新企业常常聚集在规模较小和充满不确定的市场上。正是不确定性将有前途的新企业和边缘企业区分开，不确定性使企业家有机会获得大额回报。与边缘企业相比，他们有赚大钱的机会，同时较小的规模和不确定的市场机会使他们得以避开资金充裕的对手。可以说，一个理性的创业者不能去规避不确定性，只能好好利用它。

Ø 有前途的新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式的调整适应市场。这些企业往往聚集在规模较小、不确定的机会市场上，他们所面临的难以量化的风险很难通过调研和事前计划降低，因此， 企业家必须针对未预见到的问题和机遇进行适应性调整。这种调整类似于自然选择。在调整中，企业家才能碰到那些局外人看不到的机遇，这些机遇可能引发企业的革命性变化。

Ø 在对资源的获取方面，有前途的新企业创建者更多地扮演了套利者和协调者以及风险组合者的角色。他们常常从定位合适的不确定的机会市场起步，克服挫折和失望，根据意外事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执行各种获取资源的策略。

Ø 有前途的新企业创办者在个人品质上的共同之处包括：较高的忍受不确定性的意愿，相对开放的头脑和其他类似的内在品质。成功的企业家比一般人更有可能遵守理性的行为模式，如对模糊性的厌恶比较低等，但并不必需具有超人式的品质，如长远规划、先见之明、领袖气质等。

可以看到，创建一个有前途的新企业，首先需要进入一个有前途的机会市场，并具有把握微小机遇，积极主动地应对挑战的心态和能力，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其实并非高不可攀，当然，要想成为上市公司、风险资本支持的新企业、带来重大创新的革命性新企业的领导者及创建者，就需要一些与众不同的品质。

在市场上出现的成千上万的新企业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存活下来，并在长期中获得成长。一个新兴的小企业和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大公司之间具有很多差异，前者向后者的演变，可以说是用一些特质取代另一些特质的过程。毕海德教授的研究不仅对有前途的小企业创始人具有参考价值，对今天中国大量面对入世竞争压力的民营企业也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他发现，在新企业的演进中：

Ø 建立广泛的资产基础、制定这些资产的协调机制、克服增长的束缚是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缺乏广泛的有价值的资产基础的新企业更类似于完全竞争模型中的无差异企业，他们会对已有的概念进行修改或者模仿，资产和业务活动的范畴比较狭窄，不需要广泛的协调机制。然而，大规模的长寿公司常常具有也需要有非常广泛的资产组合。随着企业的成长，这一差距必须不断得到弥补，即建立广泛的资产基础、制定这些资产的协调机制、克服增长的束缚日益成为企业领导者需要格外关注的问题。

Ø 根本性的转变是渐进地发生的。新型企业转变为成熟公司之前需要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各部门之间进行有意识的协调。企业家需要，首先，为企业确立大胆的长远目标；其次，确定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一般性规则和政策；第三，将这些一般性规则转化为具体的决策。换言之，战略和规划日益取代协调和套利成为企业家的日常工作。

Ø 能否成功转变为长寿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取决于真正出类拔萃的企业家的不懈努力。创办新企业与发展新企业所需要的品质之间只有有限的相关性，因为创业阶段的成功更取决于个人进行机会主义式的适应性调整的能力，但是在发展阶段，对企业设定大胆目标的愿望取决于其志向的性质和对风险的容忍度；制定协调投资与创新的长期战略需要企业家具有广泛的想象能力、创造性的综合能力以及从具体情景中提炼一般原则的能力；战略的执行要求有持之以恒的毅力、鼓舞或者胁迫他人的能力、学习新的管理技能的能力。

阿玛尔•毕海德教授的研究指出了创建有前途的企业和引领企业长期增长所需要的品质之间的不同，但是对如何弥补这个差距，他没有给出明确的建议。如前所述，本土民营企业面临着全面竞争的市场环境，但是很多企业并不明白如何面对市场环境的改变，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与打算，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这在我国的制造业企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对我们的民营企业家而言，阿玛尔•毕海德起码提供了未来之路的有益建言。

书评8：

他山之石

要恰当的评价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玛尔·毕海德著的《新企业理论的起源和演进》，有两个词最合适：抛砖引玉、点石成金。抛砖引玉——引企业家梦想的道路。点石成金——点新企业理论的巨著。我可以很自信的说这本书问世的带来的震撼，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界的，在企业的实践运用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将会是深远的。我之所以敢这么说，都是因为《新企业理论的起源和演进》这本书的新颖而深刻的内涵。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日千里的世界。每天都有新的企业在诞生，但不幸的是每天都有企业在倒闭。

怎样创办新企业和发展企业才能使企业在瞬息万变里立于不败之地？创办什么样的新企业和如何进行二次创业才能使企业一日千里中欣欣向荣？每一个企业家以及有志成为企业家的人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冥思苦想、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解之后，他们求诸于涛涛书海，众所周知，深海得珠者毕竟是少数。幸运的是，阿玛尔·毕海德教授的力作可以为千万企业家和有志者指明道路，可以让他们少费周折就能想明白该如何去创建、创新和经营一个企业。《新企业理论的起源和演进》一书，以实证的手法研究了在建立有前途的新企业时，企业创立者和企业本身应该具备的禀赋和素质，同时还比较研究了创办新企业、大公司的创新活动、建立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和革命性的创新企业在条件和机遇上的差别。大家可以在书本阐述的内容中，可以轻松的寻得企业家建立长寿公司所应具备的一切条件，这也正是我说该书可以引导企业家走上正确的实现梦想的道路的原因所在。

书评9：

1． 管理学巨擘钱德勒（A. D. Chandler Jr.）评价道：“不论自己的企业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企业家都有必要阅读这部著作。”

2． 美国95％的商学院开设有“创业学”课程，而本书是被最广泛选用的教材

3． 美国学术界、实业界竞相追捧

4． 作者历经10载，考察了数千名成功创业者的创业历程，其中包括了200名哈佛MBA，获得了第一手珍贵的美国企业家创业的完整资料

5．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施莱弗称：“虽然本书案例大部分来自美国的企业，但是所得出的原理显然适用于更为广阔的全球经济，包括转型经济。”

6．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 · 希勒说：“本书提供了大量人们在商学院里找寻却总是找不到的知识。”

书评10：

新企业，新企业家精神

随着自主创业的复兴，有关企业家的课程变得十分流行。管理学家伊桑•布朗纳曾惊喜地叹道：“在今天的商业研究中，没有哪个领域比企业家精神更热门了！” 的确，现在，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九成以上的MBA学院选修至少一门有关企业家方面的课程；1998年的美国有120所商学院开设了关于企业家精神的主修课程。

到底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怎么样才能成为“企业家”？企业家怎么把握自己的新企业小企业发展成为成熟的大公司？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玛尔·毕海德，这位曾在麦肯锡公司担任咨询师，并曾任哈顿金融债券投资公司产权经纪人的学者，从商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历经近20年研究新企业的成长和商学院的教学方法，用10年时间访问了1989年《有限公司》500强中的100家企业的创办人，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分析，用学者和实践家（毕海德曾经有过两次创办风险企业的经历）的眼光系统研究了个人和大企业之间在创新方面的差异，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新企业的发展，考察企业家面临的挑战与机会，试图将以前的理论整合起来，“以帮助个人创办、发展自己的商业企业”。他的著作《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为我们理解企业家精神，培养企业家提供了崭新和详尽的理论分析。

在新企业起源时，毕海德认为，创业者其实并不需要具备超常的风险承受能力，他们只需要抱着这样一个想法——“正面我赢，反面我也输得不多”，就能从事开创性的事业。至于创业的初始条件，他们也同样不需太充裕，相反，他们往往是一些禀赋贫乏的经营者，大部分人靠借债、抵押经营，他们也不具备管理经验或者行业经验，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创办企业。关于这一点，我们一直以来就有一个误解，认为只有那些拥有技术创新的人才可能成为企业家，作者通过研究告诉我们，大多数企业家是通过复制或者稍微修改他人想法而创办自己企业的，他们甚至是一些创意和技术缺乏突破性的经营者。但是每日诞生数以万计的新企业，日后能成长壮大的毕竟是少数，这种“有前途的新企业”具备什么样的性质？作者与其它各类型企业作了区分，分析了新企业的资源禀赋与机遇、对未预见的问题的高速措施、企业如何获取资源、企业家的与众不同的品质，同时将大公司、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和有革命性创新的企业又作了细致分析作为对比和补充。新企业在创立初期，都是因陋就简，企业家如何面对不确定性而做出正确决策，是为重中之重。

对于新企业的演进，毕海德从某些新兴企业如何发展成为大规模的长寿公司入手，说明年幼企业的发展过程具有更多的经济学意义。他认为，通过利用“熊彼特式”的创新来建立一家企业，而不是仅仅利用市场失衡赚取利润或者向少数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企业家创造了新的资源组合方式并塑造了他们所在的产业和市场的结构。新企业这一演化过程的描述，并不能使我们确定哪些因素才是其中的关键，但是作者的分析表明：大多数新企业并非大公司的微缩版，它们的发展目标也并非是在规模和寿命上。如果将新企业最初所使用的方法应用于其后的发展，其结果不是倒闭就是停滞不前。因此，作者建议，要想建立一个能够基业常青的企业需要进行全面的变革。在这个时期，只有卓越的企业家才具备进行这种变革的能力和意志。他们必须拥有不同寻常的雄心壮志以及对亏损的承受能力。

这本包含着大量的数据、案例与严密的理论分析的著作明晰了神秘事物“企业家精神”的分析框架，使新企业的起源特征与演进过程尽在掌握。虽然《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中的案例主要来源于美国的企业，但是毕海德得出的原理也显然适用于更广阔的经济类型，对中国的新企业成长也有很大的参考和指导价值。

哈佛商学院商业史教授钱德勒评价这本书时说：“在回顾了创办企业的困难与风险之后，这部给人深刻印象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成功和失败的精选案例。对于企业增长的持续演化，毕海德的描述和分析具有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更具一般性的经济和社会的理论分析密切相关。不论自己的企业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企业家都有必要阅读这部著作。”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也说：“这本书提供了大量人们在商学院里找寻却总是找不到的知识。”而美国《有限公司》杂志主编乔治吉恩德龙则这样感叹：“对于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我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该死，怎么作者不是我。’”

人大出版社的好书真多。

书摘1

第6章 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

为了更鲜明地表现更为常见的有前途的新企业的特征，本章考察了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独特性质。第一节考察了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创办者所拥有的禀赋与面临的约束。第二节显示了初始条件如何影响了规模与不确定性、事前计划的程度、获取资源的战略以及成功的关键性要求。第三节讨论了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数量较少是否为一种暂时现象，只是反映该领域尚未成熟。

风险资本（译注:Venture Capital，简称VC）资助的新企业在塑造大众对新企业的流行观点（和正式研究）方面具有强有力的影响，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在某些高技术领域，如半导体和基因工程，这些企业所做的贡献比自力更生的新企业要大得多。它们在地理上的集聚性（主要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好奇和疑问，研究者可以更加容易地记录它们的策略和绩效。它们更加大张旗鼓、引人注目———在风险资本的资助下取得成功的新企业，其增长速度比《有限公司》500强的平均增长速度要快得多。通常会在五年的时间内上市或被购并，与《有限公司》的上榜企业相比，后者平均在大约八年的时间内仍然为私人所有。

然而，我们不应该把明显性与代表性混为一谈。只有约5%的《有限公司》500强企业在创业时有风险资本的资助;而且，风险资本每年大体上只会资助上百个新企业。我们将看到，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具有几个非同寻常的特征。它们的创办者具有异常优秀的资历与创意，使得他们所能筹集到的资本比典型的有前途的新企业创办者筹集到的更多。我们已经看到，典型的《有限公司》500强企业创业时的资本不足3万美元，而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能够筹集到200万到500万美元的资金。不过，这些资本是有附加条件的。与自我融资的企业创办者相比，风险资本资助的企业家面临着资本供给者对其计划的广泛审查以及对其绩效的随时监督;而且这些独特的初始条件使得企业捕捉的机遇具有较大的事前投资要求和较小的不确定性，对预测与计划更加依赖而对即兴发挥与适应性调整的依赖则相应减少，在获取资源时使用不同的策略并且在走向成功时面临不同的要求。

范围。本章对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和有前途的新企业进行了对比。有些有前途的新企业后来确实从风险资本家那里融资，且风险资本业通常将2/3的资金支付给后新企业（post-start-up），或者“晚期”（later stage）公司。但是这种情况恰恰证实了我的观点，那就是很少有企业家创办的新企业符合风险资本的投资模型。高比例的晚期投资揭示出风险资本所具有的强烈的投资偏好，即在企业家降低了创业阶段的较高不确定性并证明了大额盈利的潜力之后才对企业进行投资。

1.初始条件

在下面这一节里，我将解释为什么风险资本资助的企业家可以获得大量资本，他们必须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想法和人力资本，他们必须面对哪些审查与监控。对新企业投资（比如说与公开交易的股票投资相比）需要谨慎的评估与监督。时间约束限制了风险资本可以投资的项目数量，促使它们将资金集中于几个预计会产生大额盈利的新企业。此外，被风险资本认定具备能产生大额回报所必需的想法与人力资本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我还将对在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中发现的某些初始条件与大公司创新活动的初始条件加以简单对比;我们将看到，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缺乏融通巨额资本的融资渠道，但是通常受到的审查与监督也要少一些。

评估与监督

相对于那些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而言，新企业的投资者更有动力去进行严格的尽职审查。现代金融理论认为，公开交易的股票的投资者不会因为承担了公司风险而获得报酬，这些风险可以通过持有不同的股票组合来加以分散。投资者的长期收益取决于投资组合的“市场”风险或“系统”风险，而并非取决于投资者在选择个股时的机智精明。试图分析一家公司前景的努力并不会带来多大回报，因为市场价格早已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对新企业的投资则代表了本质完全不同的游戏。能否辨别机会至关重要，因为投资者无法利用“市场价格”在研究和审查上搭便车。尽管出于谨慎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分散化，但是分散化本身并不能取代精挑细选在投资选择中的作用。

从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的股票中随机挑选20个购买，就能消除绝大多数公司风险，提供与整个股票市场业绩相当的回报。从历史上看，年回报率约为10%。鉴于大多数新企业的未来令人担忧，（从每年新创立的50多万家新企业中）随机挑选20个企业家进行风险资本投资，回报可能近乎为零。而且，如果未经任何筛选就对随机选出的新企业加以资助的话，投资者很容易受到创业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内部交易行为的伤害。上市公司的少数股东可以通过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股票交易规则、分析家的研究以及收购威胁等措施来保护自己，而对新企业进行分散投资的投资者却享受不到这些保护措施。因此我们应该预计到，投资者会仔细地分析他们所资助的每一个新企业。我们还可以预计到，投资者会花费资源进行价格与条件的磋商;虽然股票市场上的交易和套现可以平衡单只股票的预期风险与收益，但是新企业的投资者却没法利用。

新企业的投资者还有动力去广泛监控新企业的经营绩效。在股票市场上，分散化的投资者进行监督与干预的能力比较低，企业无法就战略与绩效问题同大量分散的公众投资者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因此股东缺少监督经理人员、辨别其运气与能力所需的保密信息。搭便车的问题也降低了股东进行干预的动力，因为诱使公司改变战略或管理层所付出的成本只由某些股东承担，而他们却必须与其他没有努力的股东一起分享利益。 ① 因此，一些投资者（例如指数化证券投资基金）采取了被动的方式，他们不对公司的管理层进行任何评估工作;其他投资者则采取了所谓的华尔街法则，即如果不高兴就把股票卖掉。然而，在小型的私人企业中，投资者可以要求获得进行绩效评估所需要的信息。由于投资团体的规模较小，搭便车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而且，流动性的缺乏也使得投资者无法通过出售股权来避免对企业进行干预。因此，监控的范围和质量都会影响投资者的回报。

合伙经营的条款

风险资本家投资所用的是他人的资金而不是自有资本，他们面临更多的激励来为项目评估与监督制定系统化的流程与标准。

富有的个人、退休基金以及其他实体拥有投资于新企业的资本，但是他们常常缺乏对新企业进行评估与监督的资源（或自信）。作为一种替代的方式，他们投资于由专业的风险投资企业组建的有限合伙制企业。在合伙经营期间，风险资本家对所管理的资金拥有广泛的处置权。合伙时间通常不超过十年，在合伙关系到期时或者到期之前，风险资本家会将合伙企业的非流动性股权加以变现或者将股权转化为可交易的证券，并将收益返还投资人。风险资本家会为其所提供的服务收取固定的年金（通常为所管理资产的1%到2%）以及“附带权益”或者利润分成 ② （一般为20%）。我们可以把这些条款与那些购买上市股票的投资者及其“投资顾问”之间的协议进行比较。投资顾问的活动并不涉及多少审查与监督工作，因此可以轻松地增大规模———购买十亿美元流通股票的工作比购买一亿美元流通股票的工作多不到哪儿去。因此，一个典型的投资顾问所管理的资金比一个风险资本家要多得多。服务于机构客户的投资顾问，如果其管理的资金少于几十亿美元的话，规模就算小的;许多投资顾问管理着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般的风险投资合伙企业其资本都不会超过一亿美元。投资顾问从机构客户那里得到的年金通常也比较少（一般为所管理资产的0.1%到0.6%），而且没有投资利润分成。由于资产是流动的，客户可以随时从投资顾问那里抽回资金或者是中止服务。

与客户之间的交易条款促使风险资本家将其投资流程与标准正规化。如果不得不为私人投资项目融资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的延迟和泄露，但是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却使得风险资本家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但是这也要求客户放弃对投资决策的完全控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控制权交与风险资本家。“附加利益”赋予了风险资本家利润分成的权利却不用负担亏损共担的义务，这激励他们去投资于超高风险的项目。于是风险资本家制定———并宣传———正规流程，向客户保证不会进行轻率的投资从而滥用自己的处置权。而且当成功的风险资本家筹募新的资金时，他们会努力让潜在的投资者相信他们过去的成绩是系统化投资流程的结果，而不是出于直觉或运气。

风险资本家为了推销服务所做出的宣言似乎得到了证据的证实，职业风险资本家看起来的确在尽职审查、达成交易和提供实时咨询和监督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萨尔曼（Sahlman）称，风险投资企业中的每位合伙人一般只负责9个以下的投资项目，并担任5个董事职位。他们以大约每年19次的频率访问所投资的每一家公司，花费100个小时与公司进行直接接触（或者在现场或者通过电话）。他们“帮助招募关键员工并为其支付工资，与供应商和客户一同工作，帮助制定战术与战略，在筹集资本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帮助完成购并交易。他们经常通过替换管理层来承担更多的直接控制，有时还愿意亲自接管日常经营活动”。 ③ 勒纳（Lerner）对那些在所投资的公司董事会任职的风险资本家的研究表明，他们越来越多地卷入高级经理人员更替之类的事件，而且他们倾向于在地理位置上接近的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④

典型的标准与流程

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风险资本家能有效管理的交易数量是有限的，这为每笔交易所必须获得的总回报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门槛。风险资本家没有将自己的时间分散在许多小规模的机遇上，他们更倾向于将精力集中在少数几个确实有可能带来大额绝对回报的有潜力的新企业上———判断的依据是客观的或者可证实的数据。极高的失败率以及有限的时间强化了这种倾向。即使在进行了广泛的审查与监督之后，许多风险资本投资的项目所带来的回报也是令人失望的:由《有限公司》、《风险投资经济学》进行的一项对风险资本投资组合的研究显示，60%以上的利润是由7%的投资项目带来的，同时整整1/3的项目结果为部分亏损或完全亏损。因此，风险资本家会避开小规模的机遇，即使它们的回报率非常高，也无法弥补风险资本家的时间的机会成本，或者补偿投资组合中其他失败项目。他们投资的每一个新企业必须有希望提供上千万、而不是几十万甚或几万美元的回报才行。

新企业的吸引力还依赖于风险资本家预期其将花掉他们多长时间才能“收获”或者将投资变现。风险资本家必须在其合伙关系到期前变现，在为期十年的基金中，一般情况下成功的新企业会在五年之内上市或者卖给其他的公司。这一因素也导致风险资本家偏好于那些具有大额盈利潜力的投资项目:小型企业负担不起上市费用以及之后遵守管制与审计要求的固定成本。

普里默斯风险投资合伙公司（Primus Venture Partners）制作的一本手册描述了该公司的投资标准与流程，展示了风险资本家是如何努力确定那些有潜力产生高额绝对回报的新企业的。守则上列出的第一条“核心要求”就是“对其从事的行业和市场有深刻经验的、有能力的管理层”。第二项核心要求是公司拥有通过提供“具有独特优势的特别产品”或者“对消费者具有强烈吸引力的独一无二的服务”成为“所选市场上的领导者”的潜力。该手册还表明普里默斯公司期望在三到五年的期间内实现回报，公司规定的“最优投资规模”为100万到500万美元，公司对某些行业具有偏好，但是“更偏爱杰出的管理团队”而不是特殊的行业。根据该手册的描述，普里默斯公司的评估流程从审查寻求资金的企业家制作的商业计划书开始。根据手册，这些计划书必须包含的信息至少要有:

● 对企业将遵循的战略方向的说明以及为什么该方向在公司的市场或行业环境内具有意义;

● 对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详细描述，要特别强调其独特的性质;

● 主要管理者的概况或简历;

● 所服务的市场及其前景的简要分析（例如，竞争环境、影响市场规模变化的趋势、国外竞争者的角色）;

● 关于企业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何时产生销售收入与利润的财务计划。

根据该手册，如果企业符合普里默斯公司的投资标准，并且管理层具有必需的经验，普里默斯公司的专家就会与目标公司的管理层进行广泛的讨论，并对其资历进行彻底的审查。专家们也会对公司的产品、市场、竞争等情况进行独立调查，“为了证实管理层在实现其计划方面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应进行尽可能详尽的审查。”

其他风险投资企业的标准多少有些不同。有些具有非常强的行业集中性———例如，赫默·温布莱德风险投资公司（Hummer Winblad）只对软件企业进行投资。克雷纳·珀金斯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的约翰·多尔（John Doerr）说，他看重的是“有卓越的技术、杰出的管理层、集中于大规模快速增长的市场的战略（以及）对时间非常强烈的紧迫感”。克雷纳·珀金斯公司寻找并“资助身为市场上的前两位进入者的新企业，因为在竞争对手之前加速将产品推向市场至关重要”。 ⑤ 但是普里默斯方法中的核心要素———对于独特的产品、有经验的经理、最低水平的投资门槛以及广泛的审查的要求———在风险投资企业中是相当常见的，因为它们来自于发现大赢家的普遍动力。例如，一家小企业如果能够盈利，可能仅仅是因为企业家个人的动力、能力和关系等等;但是，通过出售公司或公开发行股票所实现的巨额盈利，通常要求公司的产品或工艺具有一些内在的、与众不同的特质。与此类似的是，经验丰富的创业者能够大大增加新企业迅速达到较大规模的机率。有些没受过训练或经验不足的人或许能学会如何管理快速成长中的企业，但是在事实发生之前，风险资本家难以确定企业家是否具有这种潜在的能力。

不寻常的创业者

很少有人创业时的想法或者人力资本能够达到获得风险资本资助所需的要求的。当米奇·卡珀（Mitch Kapor）于1982年创办莲花公司时，具有取得风险资本融资的充分禀赋;当盖茨与艾伦于1975年创办微软时，他们没有这样的禀赋。（参阅专栏文章“满足风险资本的标准———卡珀与盖茨。”）但是大多数新企业的创办者更像盖茨和艾伦而不是卡珀，他们达不到风险资本所要求的标准。即使是看一下日后的成功者，如《有限公司》500强企业的创业者，这种情况也是千真万确的。

最初的商业理念。 大多数创业者没有能产生大量收益的独特产品或服务，他们通常不是市场上的前一两位的进入者。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往往复制其他公司的产品。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独立地想出了一个创意，但是同时其他的许多创业者也想到了。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创业者的想法很容易被模仿。

通常原创概念的收益潜力是有限的。大多数创业者从较小的机会市场开始创业，这种市场无法满足大多数风险资本家所规定的上百万美元的最低投资限额。他们最直接的目标是获得足够的销量以弥补其较低的固定成本。那些日后跻身于《有限公司》500强的公司，后来又开发了新产品或获得了新顾客，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扩张通常更多的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经过精心计划的。在创业伊始，投资者不能指望这种类型的扩张。创业者或许对自己必将发现增长机遇充满了信心，但是他们却无法为此提供多少客观的数据。

而且，即使在创办者的不断努力下《有限公司》500强企业在后期取得了不俗的增长业绩，但通常也达不到风险资本所要求的成功标准。大多数《有限公司》500强的成立时间为5到8年，因为5年的历史记录是上榜的基本要求，只有不到30%的公司成立时间在9年以上。因此，它们的一般年龄比风险资本3～5年的投资期限多少要长一些。但是它们的收益却少得多，即使在成立8年之后，也要远远少于风险资本资助的诸如康柏和莲花这些成功企业在头几年取得的收益。如图6—1所示，《有限公司》500强企业的收益中值不到1000万美元。与此相比，典型的由风险资本资助并在成立5年之后公开上市的公司， ⑩ 前几年（即成立之后4年）的收益为3700万美元（参阅表6—1）。 ○11

图6—1 《有限公司》500强企业收入中值

资料来源:《有限公司》杂志。

表6—1 风险资本资助的IPO，1984—1994

资料来源:《风险投资月刊》（Venture Capital Journal）1995年2月号，第45页。（译注:IPO为Initial Public Offering，股票的首次公开发行。）

满足风险资本的标准:卡珀与盖茨

米奇·卡珀之所以能购获得风险资本的投资以创办莲花发展公司，原因在于他拥有必需的禀赋。盖茨和他的合伙人艾伦没有这种禀赋，所以被迫自力更生。尽管卡珀并不是公司型的人———他以前做过电台DJ和超然冥想导师———但他拥有耶鲁大学的控制学学位，并完成了麻省理工大学工商硕士速成班3/4的课程。在创办莲花之前，卡珀已经成功地研发了Tiny Troll、VisiPlot、Visitrend等软件，并担任过第一个电子表格软件Visicalc的产品经理。卡珀对莲花公司早期的软件研发投入了大量的个人资本———他从Tiny Troll、VisiPlot、Visitrend上挣了100多万美元———并且雇用了具有15年编程经验的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 Sachs）。萨克斯曾设计并完成了微型计算机用的制表软件。到1982年，个人电脑的市场潜力已经很明显了。1981年，共卖出836000台个人电脑，杨基集团（Yankee Group）预测年增长率将达到66%。Visicalc软件的出现已经使电子表格成为一个实际的产品品类———那时大约有1/3的个人电脑所有者使用该软件。因此，在卡珀的商业计划书中，根据对市场份额的保守估计，预计到营运的第三年收入达到2490万美元。 ⑥ 而且，据资助卡珀的风险资本家本·罗森（Ben Rosen）称，莲花公司的第一个产品1-2-3比Visicalc“优秀很多”。 ⑦ 当时IBM刚刚推出PC，1-2-3便利用PC新的16位架构提供比当时在苹果电脑8位机上使用的主流制表软件Visicalc更多的功能与更清晰的图像。

与此相反，当盖茨和艾伦于1975年创办微软时，只有很少的电脑爱好者知道有个人电脑这回事。微软的第一个产品并不具备产生大额收益的潜力，而且那时史蒂夫·乔布斯还没有构想出苹果电脑。卡珀1982年的商业计划书包括了关于竞争者、细分顾客群、已有的电脑基础等等方面的客观行业数据，而个人电脑在1975年尚处于新生状态，微软的创办者根本无法制定类似的计划。根据客观的标准，微软缺少诸如普里默斯风险投资合伙公司这样的风险资本所要求的“杰出的管理层”。盖茨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艾伦只比盖茨大两岁，两个人都从大学辍学了。与1982年的卡珀相比，他们的商业或行业经验或者吸引资深员工的能力都很有限。

微软不像莲花，拥有不了多少能有效利用的创业资本。风险资本提供的470万美元使得莲花公司能加速产品的开发进程，并在软件业内第一次使用正式的广告活动来推广1-2-3，1-2-3迅速占据了新生代的16位个人电脑的制表软件市场。如果首次推出的时间再晚一些或者吸引顾客的营销支出不那么强劲，就有可能让Visicalc的制造者追上来。与此相比，微软公司为牛郎星电脑研制的BASIC程序只有可怜的电脑爱好者市场，这无法作为对促销、分销或营销进行投资的正当理由。因此，对盖茨和艾伦而言，从风险资本家那里获得创业融资既不可行、也无用处。

此外，即使微软最终超越了莲花公司，也无法确定对微软投资就一定能在三到五年的时段内为风险资本带来更诱人的回报。莲花公司的实际销售大大超出了销售计划，在第一年就卖出了5300万美元。 ⑧ 1983年10月，在获得470万美元风险资本融资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⑨ 莲花公司就以超过2亿美元的价值上市了。与此相比，在创办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980年，微软几个机会市场产品的销售收入加起来才大约500万美元，而且没有任何能够马上公开发行股票的迹象。以一个普通的新企业的标准来看，微软在头五年取得的进步已经相当骄人了，1984年就已经进入《有限公司》500强名单。但是与风险资本资助的成功企业相比，如莲花和康柏，微软公司早期价值增长的绝对值不过一般水平而已———微软花费了九年时间获得莲花在第一年取得的收益，为上市花费的时间也长达十年之久。

人力资本。 大多数创业者并不具备风险资本家认为迅速创建并管理大型公司所必需的经验，而且在追求风险资本企业所规定的增长速度方面，创业者本人可能也缺乏信心。我们访问过的一些创业者说，对自己管理能力的怀疑导致他们尽量避免快速扩张。1983年与人合伙创办了埃德温特软件公司的斯蒂芬妮·迪马科，以前曾在美洲银行、顶点投资公司（Summit Investments）和科尔金融集团（Cole Financial Group）任财务分析员和证券经理。这些经历为她提供了研制个人电脑用证券管理软件的机会，但是并没有给她经营、管理一个企业的准备。迪马科回想起自己为是否雇用一位营销经理而犹豫不决，因为“对我而言，在雇用外人之前亲自学习管理企业非常重要，我以前从来没管理过任何人。我的目的不是试图创立一个组织，而是试图证明我自己”。随着埃德温特软件公司创办者的经验与自信不断增长，公司的收入也在增长，从1983年的16.7万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230万美元。从1988年到1996年收入又增长了近20倍，到1996年达到了4000万美元。1995年埃德温特软件公司完成了股票的公开发行，价值刚刚超过1.25亿美元。但是让迪马科满意的增长速度从风险资本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有些差强人意，在成立之后5年才达到230万美元的年收益，这对初始投资就有可能那么多的风险资本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功。同样，等待了12年才公开发行股票，也不符合按规定十年之后结束关系的有限合伙制的要求。

在一些特殊的案例中，经验不足的创业者可能会与一位经验老到的经理人员合作;事实上，风险资本家可以帮助创业者创造这种团队。然而，这要求企业具有非常有潜力的创意或技术。如果企业家创业时只有模仿他人的概念或者生产市场狭小的差异化产品（情况往往如此）的话，他们一开始就无法招募像普里默斯公司对新企业投资时所要求的那种有经验的合伙人或员工。

书摘2

与大公司的比较

与大公司相比，风险资本家投资于审查与监督创新活动的资源比较少。风险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是扁平化的，包括几位合伙人与助理（作为合伙人的学徒）。例如，机构风险投资合伙公司（Institutional Venture Partners）是一家规模相对较大的著名企业。萨尔曼（Sahlman）发现，该企业只有六位合伙人和两名助理，但却管理着几亿美元的资金。因此，可用于评估与监督投资的人员很少。与此相比，像IBM这类大公司拥有若干管理层级、分布于各部门与各层级的员工以及大量的咨询预算可用于对投资项目进行审查与监督。

风险资本的投资过程涉及的制衡机制也比较少。如同任何合伙组织一样，每位合伙人对实施某个项目的决策都会受到来自其他合伙人的某种程度的“相互监督”，因为后者在收益方面也有利益关系。但是作为惯例，尽管其他合伙人可能会表达自己的担忧，但是他们通常不会推翻他人的决策。与某些银行的信贷委员会对贷款申请进行投票表决的方式不同，风险投资公司的同级审查一般只涉及“建议和同意”。与此相比，在IBM或宝洁这样的公司里，推出新产品的决策必须在好几个层级进行审批，涉及的员工也是多部门的。而且（不像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大公司内对创新活动进行评估与审批的人在项目中没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很少会不作彻底的分析就说“好的”。

与风险投资公司相比，大公司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也非常多，或许（根据法玛和詹森的分析）是因为大公司的控制体系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正如萨尔曼指出的那样，IBM公司1988年在资本与研发方面的支出是所有专业风险投资公司当年支出总和的三倍。 ○12 与此类似的是，默克公司某种药物的研发与营销预算或者英特尔公司在一个半导体生产厂的支出比许多风险投资基金的总资本还要大。

总的来说，在初始条件方面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与典型的有前途的新企业非常不同。风险资本资助的企业其创办者拥有独一无二的想法以及更深厚的管理经验，因此他们能从风险投资公司筹集到大量的资本，而风险投资公司也对其进行更多的监督和控制。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办者资历稍差，他们要么模仿别人的创意，要么对其稍加修改，既筹不到多少资本，也无需对投资者负责。然而，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既没有渠道筹集那么多的资本，也不必面对那么多的审查与监督。这样一来，就初始条件而言，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所处的位置恰好位于有前途的新企业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之间。

2.初始条件的意义

在下面这一节中我们将讨论，对于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而言，初始条件对它们追逐机遇、制定计划和获取资源所采取的方法以及成功的要求有何影响。我们会发现，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在机遇、计划等方面）拥有一些居于有前途的新企业与大公司的创新事业之间的混合特征，这反映了它们初始条件的“中庸”特征。

机 遇

与典型的有前途的新企业相比，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所捕捉的机遇规模更大、不确定性更低;然而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则规模较小、不确定性较大。

不确定性。 风险投资公司的审查流程以及对客观证据的要求，使得它们避开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办者经常追逐的那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像许多有前途的新企业一样，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确也试图利用外部变化，但与前者相比有两个重要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减少了它们预期利润的不确定性。首先，用约翰·多尔的话来说就是除非有一个“规模大、增长快的”市场，否则风险投资公司不会盲目投资。因此，20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不为个人电脑行业融资，当时，个人电脑的需求规模（如果有需求的话）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二，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不仅仅依赖于市场动荡。它们在创业时就拥有一些独一无二的资产，正是这些资产使得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公司预期新企业将从市场上其他角逐者中脱颖而出，还会提供对抗不利外部条件的一些保护。因此，拥有独特的产品和技术将缓解不可控制的市场不确定性。

与此类似的是，对利润主要取决于企业家满足顾客模糊需求的个人能力的企业，风险投资公司通常也不会为其融资。风险投资公司期望企业因差异化的产品或技术而享有较高的利润率，企业家有责任有效地利用这一资产———正是这一关键职能导致风险投资公司认为创业者的素质才是新企业成功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对那些未来的竞争优势多多少少完全根植于企业家能力的新企业，风险投资公司一般不会为其融资。这类企业不确定的、不可证实的前途无法满足风险资本进行审查的要求。

不过，对于不确定性和“信息缺失”风险投资公司比大公司具有更大的容忍度。风险投资公司的一般合伙人拥有较大的处置权，这使得他们可以依靠对企业家与机遇的判断来弥补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空白。与企业家有着紧密个人接触的风险投资公司可以监督其经营工作的质量，不用只依赖于几个数字。与大公司的职员相比，其附加利益或合伙利润分成也赋予风险资本家更多的动力去批准那些不确定的项目。因此，风险投资公司可能比大型公司更乐于、也更迅速地在新市场或新技术上试试运气。

规模。 我们看到，风险投资公司要求其投资的新企业有潜力带来比《有限公司》500强的利润大得多的利润。反过来，可以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资金也使得企业家能够创建比自力更生的新企业规模更大的企业。与此同时，风险投资公司控制的资本没有大公司的经理人员控制的那么多，风险投资公司创造的新企业也没有大公司那么大。相对于一家1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公司而言，一家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为了满足投资者与员工对公司增长的期望，必须创造出比前者大出很多的利润流。因此，与大型公司相比，典型的风险资本追逐的机遇规模普遍较小（根据投资和预期总收益衡量）。（参阅专栏文章“为何风险投资公司喜欢较小的项目”。）

这些创新方面的差异引起了人们对风险投资公司决策制定流程的天生优越性的怀疑。有些评论家认为，风险投资公司更加扁平化的结构与所面临的经济激励使其决策制定流程比实行等级制的大公司更有效率。也就是说，风险投资公司从评估与监督工作中得到了更多的收益。然而，这种说法忽视了尽职审查与获得资本之间的联系。大公司成本更高、更细致的审查赋予其更多的资本渠道，并促使它们从事需要较大规模事前投资的创新活动。风险投资公司更加简单高效的决策过程无所谓更好或更坏———只不过适用于不同种类的机遇罢了。1968年，传奇性的风险资本家阿瑟·罗克（Arthur Rock）和其他投资者可以为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戈登·E·摩尔（Gordon E.Moore）提供创办英特尔所需的250万美元。但是，风险投资公司却没有能力为1993年英特尔推出奔腾处理器这样的项目融资，奔腾处理器的项目所需事前投资据估计超过7.5亿美元。要想获得这种规模的资本必须具有更多精心安排的制衡机制，而大型公司的等级制度可以提供这种制衡机制。

为何风险投资公司喜欢较小的项目

为了简单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使用前一章讨论的那个假想的大公司作为参照物。回忆一下，这家大公司必须能产生2亿美元的新利润，而风险投资公司的目标是1亿美元的利润。

图6—2 风险投资公司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

如图6—2所示，大公司面临着一系列项目，每一个项目对投资的要求为I，预期产生的利润为P corp 。风险投资基金面临的分布稍稍好一些———投资I产生利润P vc ———因为其愿意容忍更大的不确定性。像以前假设的那样，大公司要求每月最少有六人参加评估与监督，因为它每月总共有42人可供使用。风险投资公司的最低要求与可用人员都比较低，但是比率相同，因此与大公司一样它所从事的项目也不能多于7个（N max ）。所以，大公司要求每个项目达到的最低利润是风险投资公司的两倍（2857万美元对1429万美元）。而且，鉴于每个项目的资本利润率随投资规模的下降而下降，大公司对每个项目的最低投资（I corp ）与风险投资公司对每个项目的最低投资（I vc ）的比例应该大于两倍。

计划与调整

我们在前一章讨论了大公司的创新活动。出于许多相同的原因，与有前途的新企业相比，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对事前计划与研究的依赖更多，对事后调整的依赖则更少。要想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资金，企业家必须事先编写商业计划书，并对顾客和潜在的竞争者进行某些研究，很少会有例外情况。风险投资公司在进行某项投资之前所作的审查工作对企业家的研究工作是一个补充。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更大的投资要求，值得为之进行更多的计划。像康柏或莲花这样的企业，其成立时的规模要比有前途的新企业大很多，自然涉及到对更多的员工与职能部门进行协调，因此也要求多作计划。

与此类似的是，尽管根据未预见到的情况做出某些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面对改变计划的压力比有前途的新企业要小。企业较低的内在不确定性以及更多的初始研究降低了出现意外情况的可能性，资本的可获得性减少了偏离初始计划的动力。与此相比，自力更生的新企业面对着产生现金的巨大压力;如果最初的概念不能带来正的现金流，创业者就不得不迅速改变方向或者结束公司的业务。风险资本资助企业时，其财务计划中通常已经预期到会有若干年的负现金流，而且风险投资公司对这种预期本身将过于乐观也有所准备。“每一件事会多花掉一倍时间与两倍金钱或者两倍时间与一倍金钱”是这个行业里被再三重复的一句谚语。因此，在若干年内不能产生现金流这件事本身并不会迫使战略发生变化。事实上，为了避免打乱以建立长期竞争优势为目标的战略焦点，风险投资公司常常阻止创业者为了产生现金而追求短期机遇。

创业者与风险投资公司之间关系的性质也加强了对最初计划的坚持，风险投资公司和创业者常常根据特定目标的完成情况就股权分享安排进行协商。根据冈珀斯（Gompers）和勒纳（Lerner）的研究，如果创业者没有达到即定目标的话，风险投资公司可以“在后来的融资活动中大大地稀释创业者的权益”。 ○13 更糟糕的是，承认预测错误会危及到创业者的饭碗。风险资本家从众多的申请中选出一家企业，进行了审查工作，又向合伙人鼓吹这项投资。我们可以预计到，他们对这个概念也会付出个人的承诺。如果创业者在后来的过程中提议进行重大的改变，风险资本家必须判断是他们对创意的最初估计出了问题，还是创业者没有能力。创业者对新战略的提议会点燃人们的记忆，让人回想起他们对最初提议所表现出的自信。投资者会感到奇怪，“我们会不会再一次被他愚弄?”如果同意新战略而不是更换管理层，就意味着风险资本家必须抛弃一切能证明创业者计划糟糕、判断错误或吹嘘夸大的坚实证据，还要承认自己所作的研究不够充分。

反过来，因提出激进的变革而被革职的风险促使创业者努力使自己最初的计划运转起来，哪怕连他们自己都已失去了信心。一家高级材料公司的前任CEO描写了外部投资者可以带来怎样的压力来要求坚持已经站不住脚的战略。

当我们开始创业时，我们所生产的材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市场。作为CEO，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勾画我们将面对的产品市场，于是整整三个月我都在到处奔波。我找到了一个产品———氧化铝提取物———但是当我们接触市场的时候，竞争已经升级了，我们的提取物从没有真正开始生产。我意识到，以我们的规模，我们应该进行以需定产而不是盲目上量。但那时我们已经陷入了困境，我逐渐失去了对投资者的信任。他们对新战略不感兴趣，他们只想着怎么让提取物变得有利可图。我真希望当时自己能坚持立场告诉他们:“我明天要把熔炉关了。”不过我没有这么做的勇气。

相反，如果不是创业者而是风险投资公司愿意坚持某一战略的话，倒是可以让一些自我融资的创业者或许不得不放弃的商业创意最终获得成功。例如，全国人口统计与生活方式公司（National Demographics and Lifestyles，简写为NDL）进行了四轮融资活动才在资金方面获得了可行性（参阅专栏文章“坚持计划:NDL的案例”）。创业者之一乔克·比克特（Jock Bickert）说，他和合伙人严重低估了达到盈利临界点所需要的资本和时间。对于这种过分乐观的商业计划，风险资本家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如果没有他们的资助，NDL公司的创业者们可能无法让一个基本合理的商业概念运转起来，虽然他们有可能成功地将他们的努力导向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事业。尽管自力更生的创业者所面临的资本束缚要求他们迅速对企业进行重新定位，但是风险资本资助的创业者拥有坚持自己基本理念的动力与选择权。

坚持计划:NDL公司的案例

1976年，乔克·比克特和罗布·约翰逊（Rob Johnson）创办了NDL公司，他们计划从冰箱、组合音响这类商品的购买者交给厂家的产品登记卡上收集数据。相对于那些从机动车产品登记卡和电话簿上收集数据的传统营销名录而言，这种数据来源方式可以让NDL公司整理出质量更好的营销名录。据对该公司投资的一位风险投资家汤姆·克拉夫林（Tom Claflin）称，NDL公司“看上去像一家能挣钱的企业。即使在他们的计划中剔除一定程度的乐观估计，这家企业的潜在经营杠杆还是相当大的。” ○14

1979年12月，NDL公司从风险投资公司那里筹集了120万美元的资金。但是到1980年的年中，更多的资金需求逐渐明朗起来了。购买邮件列表对名单数量有个最低要求，而且从控制产品登记卡的厂商那里获得名字所花费的时间也超过了原定计划。比克特和约翰逊又筹集了160万美元，他们估计这笔钱足够带来正的现金流了。但是，NDL公司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融资。风险资本家克拉夫林评论道:

所有的风险资本家都信任这家公司，也信任乔克和罗布。不过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跑回来要钱了，而每一次筹集的资金我们都预计完全够用。这家公司一再没能完成收入计划，尽管公司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还是再次回来要钱，而此时距离扭亏为盈还遥遥无期。在风险投资集团再次投入100～150万美元的资金之前，我们必须解决关键的问题:是再支持他们一段时间就能看到转机，还是理念出现了根本性的差错? ○15

风险资本家最终还是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使NDL公司能够实现转机。几年以后，NDL公司以大约8000万美元的价格被收购，这让创业者和风险资本家都感到非常满意和欣慰。

这并不是说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就会严格地坚持计划，只是说创业者-投资者之间关系的性质使得发生偏离的程度和概率比自我融资的企业要小一些。但是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风险投资资助的新企业却更多地依靠调整而不是计划。这是因为其不可缩减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大，改变方针的管理成本相对较低，而且资本的可获得性和承受损失的能力也没有大公司那么强。

获得资源:问题与策略

问题。 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在获取资源方面所面对的问题介于自力更生的新企业和大公司的创新活动之间。如同任何一家新企业一样，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面临着“新企业的不利条件”。它们既没有现成的利润来源以承受将要发生的损失，也没有现成的历史记录;它们的顾客和潜在的员工面临着较高的转移成本。不过有些因素能够缓解这些问题。专有技术或者其他竞争优势的源泉提高了预期的生存概率，还能提供足够大的好处抵消资源供给者的固定转移成本。创业者的资历、个人信誉和以前的关系能为资源供给者提供一些保证。创业者的资质一般比自力更生的企业家要好一些，而且他们放弃了高薪工作，这就使人预计他们会对企业更加投入。从较大数额的初始沉淀成本也能推断出他们做出了较多的投入。

风险资本家通过自己的审查和认证工作增加了新企业的可信度。虽然风险资本家的金融储备可能无法与IBM这样的公司相提并论，但是与自力更生的创业者相比，他们肯定可以使一家企业经营得更久。风险资本家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契约来帮助新企业获得顾客、员工和供应商等资源提供者。

不过，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较大规模的预期成功也向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提出了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一家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无法仅仅通过获得几个客户来取得令人满意的回报，也无法将增长建立在创业者或缺乏经验的员工的劳动之上。

策略。 尽管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比有前途的新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本，但是却没有大公司为他人承担风险的能力或（有某些例外，如网景公司）“购买”市场份额的能力。因此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使用利用他人认知偏见的策略，我们已经看到有前途的新企业其创业者对此大加利用。不过，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和有前途的新企业之间有两个显著的差别:第一，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办者通常必须进行彻底的搜寻，才能碰巧发现合适的顾客。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通常为更为确定的市场提供服务，也进行更为广泛的事前研究，因此可以更轻松地发现目标。第二，有前途的新企业只能依靠那些就业前景往往欠佳的员工，因为它们负担不起吸引资质更好的员工所需要的薪酬，还因为拥有企业的股权在人们看来也没有什么价值。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不仅仅能够支付较高的薪金，还能使用股票或期权作为招募员工的手段，因为经验丰富的外部投资者为他们在企业中的股权赋予了大量的价值。因此，有前途的新企业依赖于提供直接的好处来吸引资源提供者，而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提供的则是值得信赖的拥有大量长期收益的前景。

取得成功的要求

在前一章我们看到，初始计划的质量在大公司的创新活动中比在有前途的新企业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组织的能力比一两个员工的天分重要得多。在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中我们发现，与有前途的新企业相比，初始计划的合理性更为重要;而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对初始计划进行修改或调整的能力更为重要。与此类似的是，团队合作在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中比在有前途的新企业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但是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这个团队的规模相对较小，团队成员的多样性也不够，因而高层决策制定者的角色更为重要一些。

初始计划与条件。 从一开始就拥有健全的计划或正确的概念在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中比在有前途的新企业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有前途的新企业主要由其创办者而不是什么原创性的想法或技术来“定义”的;因此，创业者无需终止“企业”就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有缺陷的想法。而且，由于所涉及的员工或投资者相对较少，进行变革的阻力也并不十分严峻。一家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从成立伊始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和生命，它不用依附于创业者而存在———它是由企业的核心概念或技术来“定义”的，并由创业者征募的风险资本家和员工对这些概念加以开发。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多方的参与使得改变核心计划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很少有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能够承受初始计划与假设中的重大缺陷而生存下来的。如果摩力动网科技公司（Momenta Corporation）研制不出具有精确笔迹识别系统的手写电脑时，或者斯塔登公司（Stardent）没能成功推出超高速工作站，这些企业就得关门。在这类案例中，除了法律意义上的躯壳之外所剩无几。因此，让初始条件和计划保持正常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决策制定者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他们很难与大公司一样对意外事件做出同等程度的预测。于是，根据未预测到的情况进行调整（在初始概念或计划的框架之内）的能力在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成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团队与创业者的贡献。 在典型的有前途的新企业中，创业者的个人贡献极为重要。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规模更大、复杂性更高，要求配备更大规模的员工团队，因此团队的合作对企业的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根据风险投资行业的一句俗语，一位伟大的创业者抵不上一个中庸的团队。但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所需要的员工和职能部门的数量又较少。因此，相对于我们在前一章所讨论的大公司创新活动的“组织”规章和企业文化而言，员工（包括创业者本人）的素质及人际关系的好坏对于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更为重要。

我们还注意到，与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业者所需具备的品质和技能相比，决定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创业者效率的品质和技能更为广泛。对客观风险的容忍（或者对损失较低的厌恶感）对个人创办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偏好有着重大影响。尽管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办者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是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创办者则面临着很高的机会成本。因为风险资本家常常鼓励创业者将个人储蓄投入到新企业中，以证明他们对新企业的投入，因此创业者的直接金融风险也很高。

长期构想以及将这个构想传播给他人的能力，在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获得资金、招募质量一流的团队，创业者必须展望并阐明企业的长期发展路径，这条路必须能指引企业创造出可以与他人共享的巨大的新价值。与此相比，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办者凭着机会主义的调整就能对付过去，至少在创业伊始是这样。与此类似的是，为了创办一家规模更大、复杂程度更高的新企业，风险资本资助的创业者还要具备行政管理或者工商管理的天分、经验和资质;而对于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办者而言，由于他们凡事都亲历亲为，因此倒是无需具备这些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