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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管理学系列）
书号：	F1625
ISBN：	7-300-05290-8
作者：	[美]阿玛尔·毕海德

出版社：人大出版社
理由：被我们称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神秘事物到底是什么?企业家到底做些什么事情，成功需要特殊的品质和技能，还是仅仅需要运气?大型公司可以吸取企业家的创业经验吗？风险资本的作用是什么？
　　在一个充满奇闻轶事和民间传说的领域，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将十多年的深刻研究与当代商业和经济理论融为一体，为理解企业家精神提供了一个详尽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又深刻的研究视角。通过对数百家成功企业的研究，作者发现，典型的企业在创业时无不出身卑微，因陋就简。由风险资本资助的计划完善的企业只是一种例外。诸如比尔·盖茨和萨姆·沃尔顿此类的企业家开始捕捉的机遇规模很小、不确定性很高，他们没有多少资本，几乎不做市场调查，也缺少技术创新。相对于远瞻未来的能力、交易谈判的能力和招募顶级团队的能力而言，应对不确定性和意外情况的能力、面对面的直销能力以及管理二流员工的能力要更为重要。
　　将一个因陋就简的新兴企业发展成为一家世人瞩目的大型公司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企业不再采取适应机会市场的“机会主义的调整”策略，而要遵循抱负远大的战略指引。这要求企业家具备一些创业初期并不重要的品质，比如雄心壮志、勇担风险。成熟企业必须以一种管理有序的方式来开展创新活动。英特尔和默克这样的公司会把资源集中起来用于开展大型创新项目，而积极进取的企业家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型创新项目的成功需要仔细地遴选投资方案，谨慎地制定投资计划。而且需要协调的是为数众多的普通员工而不是少数几个自我激励的天才员工。
　　对于任何梦想开创自己事业的人士，力图发展现有公司的企业家或管理者，以及想要理解这一重要经济现象的学者而言，这本清晰简明的管理学著作都是必读之作。
选填内容：
出版日期：
作者简介：阿玛尔·毕海德(Amar V．Bhide)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此前曾在哈佛商学院任教，阿玛尔·毕海德在印第安纳理工学院获得工科学士学位，在哈佛商学院获得MBA和博士学位，并曾是哈佛商学院的贝克尔学者。他曾在麦肯锡公司担任咨询师，曾任哈顿金融债券投资公司产权经纪人。毕海德教授著有《论政治与经济状况》一书并曾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8篇文章。此外，他还在《金融经济学》杂志和《应用企业财务学》杂志上发表过若干关于企业治理结构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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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大出版社 人大出版 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萨姆·沃尔顿 企业 人大 推荐 演进 起源

目录：

绪论
　　第一部分　有前途的新企业的性质
第１章　资源禀赋与机遇
第２章　有计划的调整与机会主义的调整
第３章　获取资源
第４章　与众不同的品质
第５章　大公司的创新活动
第６章　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
第７章　革命性创新企业
第８章　总结与归纳
　　第二部分　新企业的演进
第９章　消失的性质
第10章　现有的理论与模型
第11章　关键任务
第12章　卓越的品质
　　第三部分　社会意义
第13章　重新审视熊彼特
第14章　便利条件
结论
附录1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精彩片段1：

第6章 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

为了更鲜明地表现更为常见的有前途的新企业的特征，本章考察了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独特性质。第一节考察了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创办者所拥有的禀赋与面临的约束。第二节显示了初始条件如何影响了规模与不确定性、事前计划的程度、获取资源的战略以及成功的关键性要求。第三节讨论了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数量较少是否为一种暂时现象，只是反映该领域尚未成熟。

风险资本（译注:Venture Capital，简称VC）资助的新企业在塑造大众对新企业的流行观点（和正式研究）方面具有强有力的影响，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在某些高技术领域，如半导体和基因工程，这些企业所做的贡献比自力更生的新企业要大得多。它们在地理上的集聚性（主要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好奇和疑问，研究者可以更加容易地记录它们的策略和绩效。它们更加大张旗鼓、引人注目———在风险资本的资助下取得成功的新企业，其增长速度比《有限公司》500强的平均增长速度要快得多。通常会在五年的时间内上市或被购并，与《有限公司》的上榜企业相比，后者平均在大约八年的时间内仍然为私人所有。

然而，我们不应该把明显性与代表性混为一谈。只有约5%的《有限公司》500强企业在创业时有风险资本的资助;而且，风险资本每年大体上只会资助上百个新企业。我们将看到，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具有几个非同寻常的特征。它们的创办者具有异常优秀的资历与创意，使得他们所能筹集到的资本比典型的有前途的新企业创办者筹集到的更多。我们已经看到，典型的《有限公司》500强企业创业时的资本不足3万美元，而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能够筹集到200万到500万美元的资金。不过，这些资本是有附加条件的。与自我融资的企业创办者相比，风险资本资助的企业家面临着资本供给者对其计划的广泛审查以及对其绩效的随时监督;而且这些独特的初始条件使得企业捕捉的机遇具有较大的事前投资要求和较小的不确定性，对预测与计划更加依赖而对即兴发挥与适应性调整的依赖则相应减少，在获取资源时使用不同的策略并且在走向成功时面临不同的要求。

范围。本章对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和有前途的新企业进行了对比。有些有前途的新企业后来确实从风险资本家那里融资，且风险资本业通常将2/3的资金支付给后新企业（post-start-up），或者“晚期”（later stage）公司。但是这种情况恰恰证实了我的观点，那就是很少有企业家创办的新企业符合风险资本的投资模型。高比例的晚期投资揭示出风险资本所具有的强烈的投资偏好，即在企业家降低了创业阶段的较高不确定性并证明了大额盈利的潜力之后才对企业进行投资。

1.初始条件

在下面这一节里，我将解释为什么风险资本资助的企业家可以获得大量资本，他们必须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想法和人力资本，他们必须面对哪些审查与监控。对新企业投资（比如说与公开交易的股票投资相比）需要谨慎的评估与监督。时间约束限制了风险资本可以投资的项目数量，促使它们将资金集中于几个预计会产生大额盈利的新企业。此外，被风险资本认定具备能产生大额回报所必需的想法与人力资本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我还将对在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中发现的某些初始条件与大公司创新活动的初始条件加以简单对比;我们将看到，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缺乏融通巨额资本的融资渠道，但是通常受到的审查与监督也要少一些。

评估与监督

相对于那些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而言，新企业的投资者更有动力去进行严格的尽职审查。现代金融理论认为，公开交易的股票的投资者不会因为承担了公司风险而获得报酬，这些风险可以通过持有不同的股票组合来加以分散。投资者的长期收益取决于投资组合的“市场”风险或“系统”风险，而并非取决于投资者在选择个股时的机智精明。试图分析一家公司前景的努力并不会带来多大回报，因为市场价格早已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对新企业的投资则代表了本质完全不同的游戏。能否辨别机会至关重要，因为投资者无法利用“市场价格”在研究和审查上搭便车。尽管出于谨慎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分散化，但是分散化本身并不能取代精挑细选在投资选择中的作用。

从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的股票中随机挑选20个购买，就能消除绝大多数公司风险，提供与整个股票市场业绩相当的回报。从历史上看，年回报率约为10%。鉴于大多数新企业的未来令人担忧，（从每年新创立的50多万家新企业中）随机挑选20个企业家进行风险资本投资，回报可能近乎为零。而且，如果未经任何筛选就对随机选出的新企业加以资助的话，投资者很容易受到创业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内部交易行为的伤害。上市公司的少数股东可以通过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股票交易规则、分析家的研究以及收购威胁等措施来保护自己，而对新企业进行分散投资的投资者却享受不到这些保护措施。因此我们应该预计到，投资者会仔细地分析他们所资助的每一个新企业。我们还可以预计到，投资者会花费资源进行价格与条件的磋商;虽然股票市场上的交易和套现可以平衡单只股票的预期风险与收益，但是新企业的投资者却没法利用。

新企业的投资者还有动力去广泛监控新企业的经营绩效。在股票市场上，分散化的投资者进行监督与干预的能力比较低，企业无法就战略与绩效问题同大量分散的公众投资者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因此股东缺少监督经理人员、辨别其运气与能力所需的保密信息。搭便车的问题也降低了股东进行干预的动力，因为诱使公司改变战略或管理层所付出的成本只由某些股东承担，而他们却必须与其他没有努力的股东一起分享利益。 ① 因此，一些投资者（例如指数化证券投资基金）采取了被动的方式，他们不对公司的管理层进行任何评估工作;其他投资者则采取了所谓的华尔街法则，即如果不高兴就把股票卖掉。然而，在小型的私人企业中，投资者可以要求获得进行绩效评估所需要的信息。由于投资团体的规模较小，搭便车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而且，流动性的缺乏也使得投资者无法通过出售股权来避免对企业进行干预。因此，监控的范围和质量都会影响投资者的回报。

精彩片段2：

合伙经营的条款

风险资本家投资所用的是他人的资金而不是自有资本，他们面临更多的激励来为项目评估与监督制定系统化的流程与标准。

富有的个人、退休基金以及其他实体拥有投资于新企业的资本，但是他们常常缺乏对新企业进行评估与监督的资源（或自信）。作为一种替代的方式，他们投资于由专业的风险投资企业组建的有限合伙制企业。在合伙经营期间，风险资本家对所管理的资金拥有广泛的处置权。合伙时间通常不超过十年，在合伙关系到期时或者到期之前，风险资本家会将合伙企业的非流动性股权加以变现或者将股权转化为可交易的证券，并将收益返还投资人。风险资本家会为其所提供的服务收取固定的年金（通常为所管理资产的1%到2%）以及“附带权益”或者利润分成 ② （一般为20%）。我们可以把这些条款与那些购买上市股票的投资者及其“投资顾问”之间的协议进行比较。投资顾问的活动并不涉及多少审查与监督工作，因此可以轻松地增大规模———购买十亿美元流通股票的工作比购买一亿美元流通股票的工作多不到哪儿去。因此，一个典型的投资顾问所管理的资金比一个风险资本家要多得多。服务于机构客户的投资顾问，如果其管理的资金少于几十亿美元的话，规模就算小的;许多投资顾问管理着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般的风险投资合伙企业其资本都不会超过一亿美元。投资顾问从机构客户那里得到的年金通常也比较少（一般为所管理资产的0.1%到0.6%），而且没有投资利润分成。由于资产是流动的，客户可以随时从投资顾问那里抽回资金或者是中止服务。

与客户之间的交易条款促使风险资本家将其投资流程与标准正规化。如果不得不为私人投资项目融资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的延迟和泄露，但是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却使得风险资本家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但是这也要求客户放弃对投资决策的完全控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控制权交与风险资本家。“附加利益”赋予了风险资本家利润分成的权利却不用负担亏损共担的义务，这激励他们去投资于超高风险的项目。于是风险资本家制定———并宣传———正规流程，向客户保证不会进行轻率的投资从而滥用自己的处置权。而且当成功的风险资本家筹募新的资金时，他们会努力让潜在的投资者相信他们过去的成绩是系统化投资流程的结果，而不是出于直觉或运气。

风险资本家为了推销服务所做出的宣言似乎得到了证据的证实，职业风险资本家看起来的确在尽职审查、达成交易和提供实时咨询和监督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萨尔曼（Sahlman）称，风险投资企业中的每位合伙人一般只负责9个以下的投资项目，并担任5个董事职位。他们以大约每年19次的频率访问所投资的每一家公司，花费100个小时与公司进行直接接触（或者在现场或者通过电话）。他们“帮助招募关键员工并为其支付工资，与供应商和客户一同工作，帮助制定战术与战略，在筹集资本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帮助完成购并交易。他们经常通过替换管理层来承担更多的直接控制，有时还愿意亲自接管日常经营活动”。 ③ 勒纳（Lerner）对那些在所投资的公司董事会任职的风险资本家的研究表明，他们越来越多地卷入高级经理人员更替之类的事件，而且他们倾向于在地理位置上接近的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④

典型的标准与流程

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风险资本家能有效管理的交易数量是有限的，这为每笔交易所必须获得的总回报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门槛。风险资本家没有将自己的时间分散在许多小规模的机遇上，他们更倾向于将精力集中在少数几个确实有可能带来大额绝对回报的有潜力的新企业上———判断的依据是客观的或者可证实的数据。极高的失败率以及有限的时间强化了这种倾向。即使在进行了广泛的审查与监督之后，许多风险资本投资的项目所带来的回报也是令人失望的:由《有限公司》、《风险投资经济学》进行的一项对风险资本投资组合的研究显示，60%以上的利润是由7%的投资项目带来的，同时整整1/3的项目结果为部分亏损或完全亏损。因此，风险资本家会避开小规模的机遇，即使它们的回报率非常高，也无法弥补风险资本家的时间的机会成本，或者补偿投资组合中其他失败项目。他们投资的每一个新企业必须有希望提供上千万、而不是几十万甚或几万美元的回报才行。

新企业的吸引力还依赖于风险资本家预期其将花掉他们多长时间才能“收获”或者将投资变现。风险资本家必须在其合伙关系到期前变现，在为期十年的基金中，一般情况下成功的新企业会在五年之内上市或者卖给其他的公司。这一因素也导致风险资本家偏好于那些具有大额盈利潜力的投资项目:小型企业负担不起上市费用以及之后遵守管制与审计要求的固定成本。

普里默斯风险投资合伙公司（Primus Venture Partners）制作的一本手册描述了该公司的投资标准与流程，展示了风险资本家是如何努力确定那些有潜力产生高额绝对回报的新企业的。守则上列出的第一条“核心要求”就是“对其从事的行业和市场有深刻经验的、有能力的管理层”。第二项核心要求是公司拥有通过提供“具有独特优势的特别产品”或者“对消费者具有强烈吸引力的独一无二的服务”成为“所选市场上的领导者”的潜力。该手册还表明普里默斯公司期望在三到五年的期间内实现回报，公司规定的“最优投资规模”为100万到500万美元，公司对某些行业具有偏好，但是“更偏爱杰出的管理团队”而不是特殊的行业。根据该手册的描述，普里默斯公司的评估流程从审查寻求资金的企业家制作的商业计划书开始。根据手册，这些计划书必须包含的信息至少要有:

● 对企业将遵循的战略方向的说明以及为什么该方向在公司的市场或行业环境内具有意义;

● 对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详细描述，要特别强调其独特的性质;

● 主要管理者的概况或简历;

● 所服务的市场及其前景的简要分析（例如，竞争环境、影响市场规模变化的趋势、国外竞争者的角色）;

● 关于企业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何时产生销售收入与利润的财务计划。

根据该手册，如果企业符合普里默斯公司的投资标准，并且管理层具有必需的经验，普里默斯公司的专家就会与目标公司的管理层进行广泛的讨论，并对其资历进行彻底的审查。专家们也会对公司的产品、市场、竞争等情况进行独立调查，“为了证实管理层在实现其计划方面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应进行尽可能详尽的审查。”

其他风险投资企业的标准多少有些不同。有些具有非常强的行业集中性———例如，赫默·温布莱德风险投资公司（Hummer Winblad）只对软件企业进行投资。克雷纳·珀金斯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的约翰·多尔（John Doerr）说，他看重的是“有卓越的技术、杰出的管理层、集中于大规模快速增长的市场的战略（以及）对时间非常强烈的紧迫感”。克雷纳·珀金斯公司寻找并“资助身为市场上的前两位进入者的新企业，因为在竞争对手之前加速将产品推向市场至关重要”。 ⑤ 但是普里默斯方法中的核心要素———对于独特的产品、有经验的经理、最低水平的投资门槛以及广泛的审查的要求———在风险投资企业中是相当常见的，因为它们来自于发现大赢家的普遍动力。例如，一家小企业如果能够盈利，可能仅仅是因为企业家个人的动力、能力和关系等等;但是，通过出售公司或公开发行股票所实现的巨额盈利，通常要求公司的产品或工艺具有一些内在的、与众不同的特质。与此类似的是，经验丰富的创业者能够大大增加新企业迅速达到较大规模的机率。有些没受过训练或经验不足的人或许能学会如何管理快速成长中的企业，但是在事实发生之前，风险资本家难以确定企业家是否具有这种潜在的能力。

精彩片段3：

不寻常的创业者

很少有人创业时的想法或者人力资本能够达到获得风险资本资助所需的要求的。当米奇·卡珀（Mitch Kapor）于1982年创办莲花公司时，具有取得风险资本融资的充分禀赋;当盖茨与艾伦于1975年创办微软时，他们没有这样的禀赋。（参阅专栏文章“满足风险资本的标准———卡珀与盖茨。”）但是大多数新企业的创办者更像盖茨和艾伦而不是卡珀，他们达不到风险资本所要求的标准。即使是看一下日后的成功者，如《有限公司》500强企业的创业者，这种情况也是千真万确的。

最初的商业理念。 大多数创业者没有能产生大量收益的独特产品或服务，他们通常不是市场上的前一两位的进入者。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往往复制其他公司的产品。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独立地想出了一个创意，但是同时其他的许多创业者也想到了。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创业者的想法很容易被模仿。

通常原创概念的收益潜力是有限的。大多数创业者从较小的机会市场开始创业，这种市场无法满足大多数风险资本家所规定的上百万美元的最低投资限额。他们最直接的目标是获得足够的销量以弥补其较低的固定成本。那些日后跻身于《有限公司》500强的公司，后来又开发了新产品或获得了新顾客，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扩张通常更多的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经过精心计划的。在创业伊始，投资者不能指望这种类型的扩张。创业者或许对自己必将发现增长机遇充满了信心，但是他们却无法为此提供多少客观的数据。

而且，即使在创办者的不断努力下《有限公司》500强企业在后期取得了不俗的增长业绩，但通常也达不到风险资本所要求的成功标准。大多数《有限公司》500强的成立时间为5到8年，因为5年的历史记录是上榜的基本要求，只有不到30%的公司成立时间在9年以上。因此，它们的一般年龄比风险资本3～5年的投资期限多少要长一些。但是它们的收益却少得多，即使在成立8年之后，也要远远少于风险资本资助的诸如康柏和莲花这些成功企业在头几年取得的收益。如图6—1所示，《有限公司》500强企业的收益中值不到1000万美元。与此相比，典型的由风险资本资助并在成立5年之后公开上市的公司， ⑩ 前几年（即成立之后4年）的收益为3700万美元（参阅表6—1）。 ○11

图6—1 《有限公司》500强企业收入中值

资料来源:《有限公司》杂志。

表6—1 风险资本资助的IPO，1984—1994

资料来源:《风险投资月刊》（Venture Capital Journal）1995年2月号，第45页。（译注:IPO为Initial Public Offering，股票的首次公开发行。）

满足风险资本的标准:卡珀与盖茨

米奇·卡珀之所以能购获得风险资本的投资以创办莲花发展公司，原因在于他拥有必需的禀赋。盖茨和他的合伙人艾伦没有这种禀赋，所以被迫自力更生。尽管卡珀并不是公司型的人———他以前做过电台DJ和超然冥想导师———但他拥有耶鲁大学的控制学学位，并完成了麻省理工大学工商硕士速成班3/4的课程。在创办莲花之前，卡珀已经成功地研发了Tiny Troll、VisiPlot、Visitrend等软件，并担任过第一个电子表格软件Visicalc的产品经理。卡珀对莲花公司早期的软件研发投入了大量的个人资本———他从Tiny Troll、VisiPlot、Visitrend上挣了100多万美元———并且雇用了具有15年编程经验的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 Sachs）。萨克斯曾设计并完成了微型计算机用的制表软件。到1982年，个人电脑的市场潜力已经很明显了。1981年，共卖出836000台个人电脑，杨基集团（Yankee Group）预测年增长率将达到66%。Visicalc软件的出现已经使电子表格成为一个实际的产品品类———那时大约有1/3的个人电脑所有者使用该软件。因此，在卡珀的商业计划书中，根据对市场份额的保守估计，预计到营运的第三年收入达到2490万美元。 ⑥ 而且，据资助卡珀的风险资本家本·罗森（Ben Rosen）称，莲花公司的第一个产品1-2-3比Visicalc“优秀很多”。 ⑦ 当时IBM刚刚推出PC，1-2-3便利用PC新的16位架构提供比当时在苹果电脑8位机上使用的主流制表软件Visicalc更多的功能与更清晰的图像。

与此相反，当盖茨和艾伦于1975年创办微软时，只有很少的电脑爱好者知道有个人电脑这回事。微软的第一个产品并不具备产生大额收益的潜力，而且那时史蒂夫·乔布斯还没有构想出苹果电脑。卡珀1982年的商业计划书包括了关于竞争者、细分顾客群、已有的电脑基础等等方面的客观行业数据，而个人电脑在1975年尚处于新生状态，微软的创办者根本无法制定类似的计划。根据客观的标准，微软缺少诸如普里默斯风险投资合伙公司这样的风险资本所要求的“杰出的管理层”。盖茨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艾伦只比盖茨大两岁，两个人都从大学辍学了。与1982年的卡珀相比，他们的商业或行业经验或者吸引资深员工的能力都很有限。

微软不像莲花，拥有不了多少能有效利用的创业资本。风险资本提供的470万美元使得莲花公司能加速产品的开发进程，并在软件业内第一次使用正式的广告活动来推广1-2-3，1-2-3迅速占据了新生代的16位个人电脑的制表软件市场。如果首次推出的时间再晚一些或者吸引顾客的营销支出不那么强劲，就有可能让Visicalc的制造者追上来。与此相比，微软公司为牛郎星电脑研制的BASIC程序只有可怜的电脑爱好者市场，这无法作为对促销、分销或营销进行投资的正当理由。因此，对盖茨和艾伦而言，从风险资本家那里获得创业融资既不可行、也无用处。

此外，即使微软最终超越了莲花公司，也无法确定对微软投资就一定能在三到五年的时段内为风险资本带来更诱人的回报。莲花公司的实际销售大大超出了销售计划，在第一年就卖出了5300万美元。 ⑧ 1983年10月，在获得470万美元风险资本融资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⑨ 莲花公司就以超过2亿美元的价值上市了。与此相比，在创办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980年，微软几个机会市场产品的销售收入加起来才大约500万美元，而且没有任何能够马上公开发行股票的迹象。以一个普通的新企业的标准来看，微软在头五年取得的进步已经相当骄人了，1984年就已经进入《有限公司》500强名单。但是与风险资本资助的成功企业相比，如莲花和康柏，微软公司早期价值增长的绝对值不过一般水平而已———微软花费了九年时间获得莲花在第一年取得的收益，为上市花费的时间也长达十年之久。

人力资本。 大多数创业者并不具备风险资本家认为迅速创建并管理大型公司所必需的经验，而且在追求风险资本企业所规定的增长速度方面，创业者本人可能也缺乏信心。我们访问过的一些创业者说，对自己管理能力的怀疑导致他们尽量避免快速扩张。1983年与人合伙创办了埃德温特软件公司的斯蒂芬妮·迪马科，以前曾在美洲银行、顶点投资公司（Summit Investments）和科尔金融集团（Cole Financial Group）任财务分析员和证券经理。这些经历为她提供了研制个人电脑用证券管理软件的机会，但是并没有给她经营、管理一个企业的准备。迪马科回想起自己为是否雇用一位营销经理而犹豫不决，因为“对我而言，在雇用外人之前亲自学习管理企业非常重要，我以前从来没管理过任何人。我的目的不是试图创立一个组织，而是试图证明我自己”。随着埃德温特软件公司创办者的经验与自信不断增长，公司的收入也在增长，从1983年的16.7万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230万美元。从1988年到1996年收入又增长了近20倍，到1996年达到了4000万美元。1995年埃德温特软件公司完成了股票的公开发行，价值刚刚超过1.25亿美元。但是让迪马科满意的增长速度从风险资本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有些差强人意，在成立之后5年才达到230万美元的年收益，这对初始投资就有可能那么多的风险资本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功。同样，等待了12年才公开发行股票，也不符合按规定十年之后结束关系的有限合伙制的要求。

在一些特殊的案例中，经验不足的创业者可能会与一位经验老到的经理人员合作;事实上，风险资本家可以帮助创业者创造这种团队。然而，这要求企业具有非常有潜力的创意或技术。如果企业家创业时只有模仿他人的概念或者生产市场狭小的差异化产品（情况往往如此）的话，他们一开始就无法招募像普里默斯公司对新企业投资时所要求的那种有经验的合伙人或员工。

精彩片段4：

与大公司的比较

与大公司相比，风险资本家投资于审查与监督创新活动的资源比较少。风险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是扁平化的，包括几位合伙人与助理（作为合伙人的学徒）。例如，机构风险投资合伙公司（Institutional Venture Partners）是一家规模相对较大的著名企业。萨尔曼（Sahlman）发现，该企业只有六位合伙人和两名助理，但却管理着几亿美元的资金。因此，可用于评估与监督投资的人员很少。与此相比，像IBM这类大公司拥有若干管理层级、分布于各部门与各层级的员工以及大量的咨询预算可用于对投资项目进行审查与监督。

风险资本的投资过程涉及的制衡机制也比较少。如同任何合伙组织一样，每位合伙人对实施某个项目的决策都会受到来自其他合伙人的某种程度的“相互监督”，因为后者在收益方面也有利益关系。但是作为惯例，尽管其他合伙人可能会表达自己的担忧，但是他们通常不会推翻他人的决策。与某些银行的信贷委员会对贷款申请进行投票表决的方式不同，风险投资公司的同级审查一般只涉及“建议和同意”。与此相比，在IBM或宝洁这样的公司里，推出新产品的决策必须在好几个层级进行审批，涉及的员工也是多部门的。而且（不像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大公司内对创新活动进行评估与审批的人在项目中没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很少会不作彻底的分析就说“好的”。

与风险投资公司相比，大公司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也非常多，或许（根据法玛和詹森的分析）是因为大公司的控制体系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正如萨尔曼指出的那样，IBM公司1988年在资本与研发方面的支出是所有专业风险投资公司当年支出总和的三倍。 ○12 与此类似的是，默克公司某种药物的研发与营销预算或者英特尔公司在一个半导体生产厂的支出比许多风险投资基金的总资本还要大。

总的来说，在初始条件方面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与典型的有前途的新企业非常不同。风险资本资助的企业其创办者拥有独一无二的想法以及更深厚的管理经验，因此他们能从风险投资公司筹集到大量的资本，而风险投资公司也对其进行更多的监督和控制。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办者资历稍差，他们要么模仿别人的创意，要么对其稍加修改，既筹不到多少资本，也无需对投资者负责。然而，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既没有渠道筹集那么多的资本，也不必面对那么多的审查与监督。这样一来，就初始条件而言，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所处的位置恰好位于有前途的新企业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之间。

2.初始条件的意义

在下面这一节中我们将讨论，对于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而言，初始条件对它们追逐机遇、制定计划和获取资源所采取的方法以及成功的要求有何影响。我们会发现，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在机遇、计划等方面）拥有一些居于有前途的新企业与大公司的创新事业之间的混合特征，这反映了它们初始条件的“中庸”特征。

机 遇

与典型的有前途的新企业相比，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所捕捉的机遇规模更大、不确定性更低;然而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则规模较小、不确定性较大。

不确定性。 风险投资公司的审查流程以及对客观证据的要求，使得它们避开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办者经常追逐的那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像许多有前途的新企业一样，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确也试图利用外部变化，但与前者相比有两个重要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减少了它们预期利润的不确定性。首先，用约翰·多尔的话来说就是除非有一个“规模大、增长快的”市场，否则风险投资公司不会盲目投资。因此，20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不为个人电脑行业融资，当时，个人电脑的需求规模（如果有需求的话）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二，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不仅仅依赖于市场动荡。它们在创业时就拥有一些独一无二的资产，正是这些资产使得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公司预期新企业将从市场上其他角逐者中脱颖而出，还会提供对抗不利外部条件的一些保护。因此，拥有独特的产品和技术将缓解不可控制的市场不确定性。

与此类似的是，对利润主要取决于企业家满足顾客模糊需求的个人能力的企业，风险投资公司通常也不会为其融资。风险投资公司期望企业因差异化的产品或技术而享有较高的利润率，企业家有责任有效地利用这一资产———正是这一关键职能导致风险投资公司认为创业者的素质才是新企业成功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对那些未来的竞争优势多多少少完全根植于企业家能力的新企业，风险投资公司一般不会为其融资。这类企业不确定的、不可证实的前途无法满足风险资本进行审查的要求。

不过，对于不确定性和“信息缺失”风险投资公司比大公司具有更大的容忍度。风险投资公司的一般合伙人拥有较大的处置权，这使得他们可以依靠对企业家与机遇的判断来弥补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空白。与企业家有着紧密个人接触的风险投资公司可以监督其经营工作的质量，不用只依赖于几个数字。与大公司的职员相比，其附加利益或合伙利润分成也赋予风险资本家更多的动力去批准那些不确定的项目。因此，风险投资公司可能比大型公司更乐于、也更迅速地在新市场或新技术上试试运气。

规模。 我们看到，风险投资公司要求其投资的新企业有潜力带来比《有限公司》500强的利润大得多的利润。反过来，可以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资金也使得企业家能够创建比自力更生的新企业规模更大的企业。与此同时，风险投资公司控制的资本没有大公司的经理人员控制的那么多，风险投资公司创造的新企业也没有大公司那么大。相对于一家1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公司而言，一家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为了满足投资者与员工对公司增长的期望，必须创造出比前者大出很多的利润流。因此，与大型公司相比，典型的风险资本追逐的机遇规模普遍较小（根据投资和预期总收益衡量）。（参阅专栏文章“为何风险投资公司喜欢较小的项目”。）

这些创新方面的差异引起了人们对风险投资公司决策制定流程的天生优越性的怀疑。有些评论家认为，风险投资公司更加扁平化的结构与所面临的经济激励使其决策制定流程比实行等级制的大公司更有效率。也就是说，风险投资公司从评估与监督工作中得到了更多的收益。然而，这种说法忽视了尽职审查与获得资本之间的联系。大公司成本更高、更细致的审查赋予其更多的资本渠道，并促使它们从事需要较大规模事前投资的创新活动。风险投资公司更加简单高效的决策过程无所谓更好或更坏———只不过适用于不同种类的机遇罢了。1968年，传奇性的风险资本家阿瑟·罗克（Arthur Rock）和其他投资者可以为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戈登·E·摩尔（Gordon E.Moore）提供创办英特尔所需的250万美元。但是，风险投资公司却没有能力为1993年英特尔推出奔腾处理器这样的项目融资，奔腾处理器的项目所需事前投资据估计超过7.5亿美元。要想获得这种规模的资本必须具有更多精心安排的制衡机制，而大型公司的等级制度可以提供这种制衡机制。

为何风险投资公司喜欢较小的项目

为了简单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使用前一章讨论的那个假想的大公司作为参照物。回忆一下，这家大公司必须能产生2亿美元的新利润，而风险投资公司的目标是1亿美元的利润。

图6—2 风险投资公司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

如图6—2所示，大公司面临着一系列项目，每一个项目对投资的要求为I，预期产生的利润为P corp 。风险投资基金面临的分布稍稍好一些———投资I产生利润P vc ———因为其愿意容忍更大的不确定性。像以前假设的那样，大公司要求每月最少有六人参加评估与监督，因为它每月总共有42人可供使用。风险投资公司的最低要求与可用人员都比较低，但是比率相同，因此与大公司一样它所从事的项目也不能多于7个（N max ）。所以，大公司要求每个项目达到的最低利润是风险投资公司的两倍（2857万美元对1429万美元）。而且，鉴于每个项目的资本利润率随投资规模的下降而下降，大公司对每个项目的最低投资（I corp ）与风险投资公司对每个项目的最低投资（I vc ）的比例应该大于两倍。

计划与调整

我们在前一章讨论了大公司的创新活动。出于许多相同的原因，与有前途的新企业相比，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对事前计划与研究的依赖更多，对事后调整的依赖则更少。要想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资金，企业家必须事先编写商业计划书，并对顾客和潜在的竞争者进行某些研究，很少会有例外情况。风险投资公司在进行某项投资之前所作的审查工作对企业家的研究工作是一个补充。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更大的投资要求，值得为之进行更多的计划。像康柏或莲花这样的企业，其成立时的规模要比有前途的新企业大很多，自然涉及到对更多的员工与职能部门进行协调，因此也要求多作计划。

与此类似的是，尽管根据未预见到的情况做出某些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面对改变计划的压力比有前途的新企业要小。企业较低的内在不确定性以及更多的初始研究降低了出现意外情况的可能性，资本的可获得性减少了偏离初始计划的动力。与此相比，自力更生的新企业面对着产生现金的巨大压力;如果最初的概念不能带来正的现金流，创业者就不得不迅速改变方向或者结束公司的业务。风险资本资助企业时，其财务计划中通常已经预期到会有若干年的负现金流，而且风险投资公司对这种预期本身将过于乐观也有所准备。“每一件事会多花掉一倍时间与两倍金钱或者两倍时间与一倍金钱”是这个行业里被再三重复的一句谚语。因此，在若干年内不能产生现金流这件事本身并不会迫使战略发生变化。事实上，为了避免打乱以建立长期竞争优势为目标的战略焦点，风险投资公司常常阻止创业者为了产生现金而追求短期机遇。

创业者与风险投资公司之间关系的性质也加强了对最初计划的坚持，风险投资公司和创业者常常根据特定目标的完成情况就股权分享安排进行协商。根据冈珀斯（Gompers）和勒纳（Lerner）的研究，如果创业者没有达到即定目标的话，风险投资公司可以“在后来的融资活动中大大地稀释创业者的权益”。 ○13 更糟糕的是，承认预测错误会危及到创业者的饭碗。风险资本家从众多的申请中选出一家企业，进行了审查工作，又向合伙人鼓吹这项投资。我们可以预计到，他们对这个概念也会付出个人的承诺。如果创业者在后来的过程中提议进行重大的改变，风险资本家必须判断是他们对创意的最初估计出了问题，还是创业者没有能力。创业者对新战略的提议会点燃人们的记忆，让人回想起他们对最初提议所表现出的自信。投资者会感到奇怪，“我们会不会再一次被他愚弄?”如果同意新战略而不是更换管理层，就意味着风险资本家必须抛弃一切能证明创业者计划糟糕、判断错误或吹嘘夸大的坚实证据，还要承认自己所作的研究不够充分。

反过来，因提出激进的变革而被革职的风险促使创业者努力使自己最初的计划运转起来，哪怕连他们自己都已失去了信心。一家高级材料公司的前任CEO描写了外部投资者可以带来怎样的压力来要求坚持已经站不住脚的战略。

当我们开始创业时，我们所生产的材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市场。作为CEO，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勾画我们将面对的产品市场，于是整整三个月我都在到处奔波。我找到了一个产品———氧化铝提取物———但是当我们接触市场的时候，竞争已经升级了，我们的提取物从没有真正开始生产。我意识到，以我们的规模，我们应该进行以需定产而不是盲目上量。但那时我们已经陷入了困境，我逐渐失去了对投资者的信任。他们对新战略不感兴趣，他们只想着怎么让提取物变得有利可图。我真希望当时自己能坚持立场告诉他们:“我明天要把熔炉关了。”不过我没有这么做的勇气。

相反，如果不是创业者而是风险投资公司愿意坚持某一战略的话，倒是可以让一些自我融资的创业者或许不得不放弃的商业创意最终获得成功。例如，全国人口统计与生活方式公司（National Demographics and Lifestyles，简写为NDL）进行了四轮融资活动才在资金方面获得了可行性（参阅专栏文章“坚持计划:NDL的案例”）。创业者之一乔克·比克特（Jock Bickert）说，他和合伙人严重低估了达到盈利临界点所需要的资本和时间。对于这种过分乐观的商业计划，风险资本家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如果没有他们的资助，NDL公司的创业者们可能无法让一个基本合理的商业概念运转起来，虽然他们有可能成功地将他们的努力导向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事业。尽管自力更生的创业者所面临的资本束缚要求他们迅速对企业进行重新定位，但是风险资本资助的创业者拥有坚持自己基本理念的动力与选择权。

坚持计划:NDL公司的案例

1976年，乔克·比克特和罗布·约翰逊（Rob Johnson）创办了NDL公司，他们计划从冰箱、组合音响这类商品的购买者交给厂家的产品登记卡上收集数据。相对于那些从机动车产品登记卡和电话簿上收集数据的传统营销名录而言，这种数据来源方式可以让NDL公司整理出质量更好的营销名录。据对该公司投资的一位风险投资家汤姆·克拉夫林（Tom Claflin）称，NDL公司“看上去像一家能挣钱的企业。即使在他们的计划中剔除一定程度的乐观估计，这家企业的潜在经营杠杆还是相当大的。” ○14

1979年12月，NDL公司从风险投资公司那里筹集了120万美元的资金。但是到1980年的年中，更多的资金需求逐渐明朗起来了。购买邮件列表对名单数量有个最低要求，而且从控制产品登记卡的厂商那里获得名字所花费的时间也超过了原定计划。比克特和约翰逊又筹集了160万美元，他们估计这笔钱足够带来正的现金流了。但是，NDL公司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融资。风险资本家克拉夫林评论道:

所有的风险资本家都信任这家公司，也信任乔克和罗布。不过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跑回来要钱了，而每一次筹集的资金我们都预计完全够用。这家公司一再没能完成收入计划，尽管公司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还是再次回来要钱，而此时距离扭亏为盈还遥遥无期。在风险投资集团再次投入100～150万美元的资金之前，我们必须解决关键的问题:是再支持他们一段时间就能看到转机，还是理念出现了根本性的差错? ○15

风险资本家最终还是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使NDL公司能够实现转机。几年以后，NDL公司以大约8000万美元的价格被收购，这让创业者和风险资本家都感到非常满意和欣慰。

这并不是说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就会严格地坚持计划，只是说创业者-投资者之间关系的性质使得发生偏离的程度和概率比自我融资的企业要小一些。但是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风险投资资助的新企业却更多地依靠调整而不是计划。这是因为其不可缩减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大，改变方针的管理成本相对较低，而且资本的可获得性和承受损失的能力也没有大公司那么强。

精彩片段5：

获得资源:问题与策略

问题。 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在获取资源方面所面对的问题介于自力更生的新企业和大公司的创新活动之间。如同任何一家新企业一样，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面临着“新企业的不利条件”。它们既没有现成的利润来源以承受将要发生的损失，也没有现成的历史记录;它们的顾客和潜在的员工面临着较高的转移成本。不过有些因素能够缓解这些问题。专有技术或者其他竞争优势的源泉提高了预期的生存概率，还能提供足够大的好处抵消资源供给者的固定转移成本。创业者的资历、个人信誉和以前的关系能为资源供给者提供一些保证。创业者的资质一般比自力更生的企业家要好一些，而且他们放弃了高薪工作，这就使人预计他们会对企业更加投入。从较大数额的初始沉淀成本也能推断出他们做出了较多的投入。

风险资本家通过自己的审查和认证工作增加了新企业的可信度。虽然风险资本家的金融储备可能无法与IBM这样的公司相提并论，但是与自力更生的创业者相比，他们肯定可以使一家企业经营得更久。风险资本家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契约来帮助新企业获得顾客、员工和供应商等资源提供者。

不过，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较大规模的预期成功也向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提出了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一家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无法仅仅通过获得几个客户来取得令人满意的回报，也无法将增长建立在创业者或缺乏经验的员工的劳动之上。

策略。 尽管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比有前途的新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本，但是却没有大公司为他人承担风险的能力或（有某些例外，如网景公司）“购买”市场份额的能力。因此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使用利用他人认知偏见的策略，我们已经看到有前途的新企业其创业者对此大加利用。不过，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和有前途的新企业之间有两个显著的差别:第一，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办者通常必须进行彻底的搜寻，才能碰巧发现合适的顾客。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通常为更为确定的市场提供服务，也进行更为广泛的事前研究，因此可以更轻松地发现目标。第二，有前途的新企业只能依靠那些就业前景往往欠佳的员工，因为它们负担不起吸引资质更好的员工所需要的薪酬，还因为拥有企业的股权在人们看来也没有什么价值。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不仅仅能够支付较高的薪金，还能使用股票或期权作为招募员工的手段，因为经验丰富的外部投资者为他们在企业中的股权赋予了大量的价值。因此，有前途的新企业依赖于提供直接的好处来吸引资源提供者，而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提供的则是值得信赖的拥有大量长期收益的前景。

取得成功的要求

在前一章我们看到，初始计划的质量在大公司的创新活动中比在有前途的新企业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组织的能力比一两个员工的天分重要得多。在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中我们发现，与有前途的新企业相比，初始计划的合理性更为重要;而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对初始计划进行修改或调整的能力更为重要。与此类似的是，团队合作在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中比在有前途的新企业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但是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这个团队的规模相对较小，团队成员的多样性也不够，因而高层决策制定者的角色更为重要一些。

初始计划与条件。 从一开始就拥有健全的计划或正确的概念在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中比在有前途的新企业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有前途的新企业主要由其创办者而不是什么原创性的想法或技术来“定义”的;因此，创业者无需终止“企业”就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有缺陷的想法。而且，由于所涉及的员工或投资者相对较少，进行变革的阻力也并不十分严峻。一家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从成立伊始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和生命，它不用依附于创业者而存在———它是由企业的核心概念或技术来“定义”的，并由创业者征募的风险资本家和员工对这些概念加以开发。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多方的参与使得改变核心计划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很少有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能够承受初始计划与假设中的重大缺陷而生存下来的。如果摩力动网科技公司（Momenta Corporation）研制不出具有精确笔迹识别系统的手写电脑时，或者斯塔登公司（Stardent）没能成功推出超高速工作站，这些企业就得关门。在这类案例中，除了法律意义上的躯壳之外所剩无几。因此，让初始条件和计划保持正常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决策制定者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他们很难与大公司一样对意外事件做出同等程度的预测。于是，根据未预测到的情况进行调整（在初始概念或计划的框架之内）的能力在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成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团队与创业者的贡献。 在典型的有前途的新企业中，创业者的个人贡献极为重要。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规模更大、复杂性更高，要求配备更大规模的员工团队，因此团队的合作对企业的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根据风险投资行业的一句俗语，一位伟大的创业者抵不上一个中庸的团队。但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相比，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所需要的员工和职能部门的数量又较少。因此，相对于我们在前一章所讨论的大公司创新活动的“组织”规章和企业文化而言，员工（包括创业者本人）的素质及人际关系的好坏对于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更为重要。

我们还注意到，与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业者所需具备的品质和技能相比，决定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创业者效率的品质和技能更为广泛。对客观风险的容忍（或者对损失较低的厌恶感）对个人创办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偏好有着重大影响。尽管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办者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是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的创办者则面临着很高的机会成本。因为风险资本家常常鼓励创业者将个人储蓄投入到新企业中，以证明他们对新企业的投入，因此创业者的直接金融风险也很高。

长期构想以及将这个构想传播给他人的能力，在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获得资金、招募质量一流的团队，创业者必须展望并阐明企业的长期发展路径，这条路必须能指引企业创造出可以与他人共享的巨大的新价值。与此相比，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办者凭着机会主义的调整就能对付过去，至少在创业伊始是这样。与此类似的是，为了创办一家规模更大、复杂程度更高的新企业，风险资本资助的创业者还要具备行政管理或者工商管理的天分、经验和资质;而对于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办者而言，由于他们凡事都亲历亲为，因此倒是无需具备这些能力。

书评1：

指导创业的新角度——《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

一直以来，在“创业”总是与“传奇”联系在一起。成功的企业家的创业故事往往成为创业者的梦想。可现实是，每年新生的企业数以万计，而最终只有5％－10％的新型企业对经济增长或者就业创造具有较大贡献，或者有能力向其所有者提供大额回报。为什么只有一部分新企业成长为大规模、长寿命的公司呢？在《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一书中，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阿玛尔·毕海德教授从企业演进的角度阐释了一个有前途的新企业从创业到长寿的历程，通过对比新企业与长寿企业的任务变化，从而提炼出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需要的不同的企业家精神。这一角度在揭示企业发展规律的同时，为那些正在创业或者正在进行二次创业的企业和企业家都大有裨益提供了一套新的指导思路。

难怪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感叹道：“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创业的看法，并对我合伙创建的凯斯希勒维斯有限公司的经营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这本书提供了大量人们在商学院里找寻却总是找不到的知识。对于企业家是如何将一个微不足道、缺少资本的新兴企业转变为大型公司的问题，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观点。而且，从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讲，毕海德坚定了那些正在鼓励企业家创业的国家的希望。”

作为一本许多创业者奉为“指南”的管理学名著《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位权威严谨的作者

作者阿玛尔·毕海德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此前曾在哈佛商学院任教。这位曾在麦肯锡公司担任咨询师，并曾任哈顿金融债券投资公司产权经纪人的学者，从商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历经近20年研究新企业的成长和商学院的教学方法。

毕海德教授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访问了1989年《有限公司》500强中的100家企业的创办人。他对“有前途的”企业——《有限公司》500强为例——与如下几类企业进行对比：大型上市公司，它们开始的是公司化创新，如新产品投放或进入新市场；边缘新企业，即大量小规模地业主所有制企业，它们几乎没有希望达到较大规模或者获取较高利润；风险资本支持的新企业，即像康柏和英特尔这种由职业风险资本家创办的企业；还有带来重大创新的“革命性”企业，如联邦快递和摩托罗拉。经过大量细致深入的分析之后，他系统研究了个人和大企业之间在创新方面的差异，发表了这部《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著作。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雷·施莱弗评论道：“这本书将有关成功企业的起源和发展的大量实证数据和恰当的理论解释结合在一起。虽然案例大都来自于美国，但是得出的原理显然适合更为广阔的全球经济，包括转型经济。”

一种贴近现实的新视角

毕海德教授回顾了现有的企业演进理论模型，发现“虽然它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概念，但是却严重低估了企业家在弥补新企业和长寿企业之间差距上所做的贡献”。

主流经济学理论关注众多同质的竞争者之间地完全竞争，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某些特殊地企业能够达到令人瞩目地规模和寿命。生命周期模型假设企业会遵循统一的成长路径，对企业家的职能过分简单化了。尼尔森和温特的演进理论没有预定企业发展的确定模式，而是假设企业的成长是运气和惯例地结合使然，即“路径依赖”，但它也低估了企业家在新企业中的作用。企业战略模型强调高层决策者通过制定并执行长期战略在推动企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分析多阶段、多维度创新活动的框架。但是，这种框架显然倾向于成熟企业经理人员地活动，要将它运用于新兴企业所面对的问题，还需要一些调整。

毕海德教授选取了一些典型的新企业和大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我提出的企业演进模型并没有试图将经验的规律强加到一种重复发生的短期关系中去，相反，我利用经验规律来找出创业者为了建立大规模的长寿企业所必须完成的关键任务以及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须的企业家精神。”

一个清晰的新思路

毕海德教授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企业特征——任务——企业家精神”。他通过研究不同阶段企业的市场条件和其自身特征，得出它们各自所面对的任务，然后根据这些任务的需要，归纳出不同的企业家精神。

具体而言，本书首先研究企业特征，他说：“有前途的新企业特征是：依靠创业者的努力和机会市场。”，其创新特点为“一次性、低投资、高不确定性”；而“大型公司的特征是：具有多种资产，有成熟的内在协调机制，以及大规模的市场”，它的创新特点是“配套的、多阶段的，以及更多的投资、更少的不确定性”。

由各阶段企业的特征，毕海德教授得出它们所面对的不同任务——在有前途的新企业中创业者的任务是“机会主义式的适应性调整和风险的防范”。在成熟的大公司中，企业家必须承担的三个关键任务，一是阐明长期目标；二是制定“战略”；三是保证战略有效“执行”。

下面结论也自然而然随之而来：新企业需要的是创业者，其企业家精神为：容忍模糊性、果断、开明、自制力。而成熟的大公司需要的是建业者，其企业家精神：承担风险的意愿、创造性的综合能力、提炼能力、恒心、激励和威胁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创办新企业与发展企业所必须的企业家精神只具有有限的相关性，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企业能够成长为长寿公司。

这本学术著作通过阐释企业发展的规律，提供了一个指导创业的新角度，对于那些正在创业或者正在进行二次创业的企业，它都大有裨益；对于任何梦想开创自己事业的人士，力图发展现有公司的企业家或者管理者，以及想要理解这一重要经济现象的学者而言，这本清晰简明的管理学著作都是必读之作。

无怪乎《有限杂志》主编乔治·吉恩德龙称：“对于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我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该死，怎么作者不是我！’”

书评2：

创业者必读经典——《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

“对于《新企业的起源于演进》这本书，无论怎样的赞美之词都不为过。在我看来，对于理解企业家精神，这是至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它阐明了处于资本主义本身最核心的部分——人们将人力资本（勇气、想象力、智谋）转化为金融资本（财富）的过程。对于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我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该死，怎么作者不是我，’”

——《有限杂志》主编乔治·吉恩德龙

在一个充满奇闻逸事的创业领域里充满了传奇，然而，神秘的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企业家到底做些什么事情？成功需要企业家有特殊的品质和技能，还是仅仅需要运气？大型公司可以吸取企业家的创业经验吗？

《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向创业者提供的不是那些浮在水面上的故事，也不是空泛说教，它向你揭示的是在创业与守业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新企业与成熟企业不可避免的差距，以及在企业升级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使创业者们自然而然地从这本融会贯通了商业和经济理论的管理学经典中悟出了创业与守业的真谛。在北美商学院，《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被奉为“创业者必读经典”。

必读理由一：一位权威的商学院教授

作者阿玛尔·毕海德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此前曾在哈佛商学院任教。这位曾在麦肯锡公司担任咨询师，并曾任哈顿金融债券投资公司产权经纪人的学者，从商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历经近20年研究新企业的成长和商学院的教学方法。

毕海德教授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访问了1989年《有限公司》500强中的100家企业的创办人。他对“有前途的”企业——《有限公司》500强为例——与如下几类企业进行对比：大型上市公司，它们开始的是公司化创新，如新产品投放或进入新市场；边缘新企业，即大量小规模地业主所有制企业，它们几乎没有希望达到较大规模或者获取较高利润；风险资本支持的新企业，即像康柏和英特尔这种由职业风险资本家创办的企业；还有带来重大创新的“革命性”企业，如联邦快递和摩托罗拉。经过大量细致深入的分析之后，他系统研究了个人和大企业之间在创新方面的差异，发表了这部《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著作。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雷·施莱弗评论道：“这本书将有关成功企业的起源和发展的大量实证数据和恰当的理论解释结合在一起。虽然案例大都来自于美国，但是得出的原理显然适合更为广阔的全球经济，包括转型经济。”

必读理由二：一种贴近现实的新视角

毕海德教授回顾了现有的企业演进理论模型，发现“虽然它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概念，但是却严重低估了企业家在弥补新企业和长寿企业之间差距上所做的贡献”。

主流经济学理论关注众多同质的竞争者之间地完全竞争，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某些特殊地企业能够达到令人瞩目地规模和寿命。生命周期模型假设企业会遵循统一的成长路径，对企业家的职能过分简单化了。尼尔森和温特的演进理论没有预定企业发展的确定模式，而是假设企业的成长是运气和惯例地结合使然，即“路径依赖”，但它也低估了企业家在新企业中的作用。企业战略模型强调高层决策者通过制定并执行长期战略在推动企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分析多阶段、多维度创新活动的框架。但是，这种框架显然倾向于成熟企业经理人员地活动，要将它运用于新兴企业所面对的问题，还需要一些调整。

毕海德教授选取了一些典型的新企业和大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我提出的企业演进模型并没有试图将经验的规律强加到一种重复发生的短期关系中去，相反，我利用经验规律来找出创业者为了建立大规模的长寿企业所必须完成的关键任务以及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须的企业家精神。”

必读理由三：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

毕海德教授提出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企业特征——任务——企业家精神”。他通过研究不同阶段企业的市场条件和其自身特征，得出它们各自所面对的任务，然后根据这些任务的需要，归纳出不同的企业家精神。

具体而言，本书首先研究企业特征，他说：“有前途的新企业特征是：依靠创业者的努力和机会市场。”，其创新特点为“一次性、低投资、高不确定性”；而“大型公司的特征是：具有多种资产，有成熟的内在协调机制，以及大规模的市场”，它的创新特点是“配套的、多阶段的，以及更多的投资、更少的不确定性”。

由各阶段企业的特征，毕海德教授得出它们所面对的不同任务——在有前途的新企业中创业者的任务是“机会主义式的适应性调整和风险的防范”。在成熟的大公司中，企业家必须承担的三个关键任务，一是阐明长期目标；二是制定“战略”；三是保证战略有效“执行”。

下面结论也自然而然随之而来：新企业需要的是创业者，其企业家精神为：容忍模糊性、果断、开明、自制力。而成熟的大公司需要的是建业者，其企业家精神：承担风险的意愿、创造性的综合能力、提炼能力、恒心、激励和威胁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创办新企业与发展企业所必须的企业家精神只具有有限的相关性，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企业能够成长为长寿公司。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感叹道：“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创业的看法，并对我合伙创建的凯斯希勒维斯有限公司的经营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这本书提供了大量人们在商学院里找寻却总是找不到的知识。对于企业家是如何将一个微不足道、缺少资本的新兴企业转变为大型公司的问题，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观点。而且，从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讲，毕海德坚定了那些正在鼓励企业家创业的国家的希望。”

对于任何梦想开创自己事业的人士，力图发展现有公司的企业家或者管理者，以及想要理解这一重要经济现象的学者而言，这本清晰简明的管理学著作都是必读之作！

书评3：

揭示企业家的奥秘

——《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中的企业家精神

神秘的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企业家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成功需要特殊的品质和技能，还是仅仅需要运气？

芝加哥大学教授阿玛尔·毕海德的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将十多年的深刻研究和当代商业和经济理论融为一体，为读者理解企业家精神提供了一个详尽的分析框架，和一种崭新而又深刻的研究视角，并揭示出处于各个阶段的企业家精神的奥秘。

民间传说赋予企业家许多品质——旺盛的精力、过人的远见、卓越的领导能力、不屈不挠的精神等等，许多正规研究结论也认为这些人具有与众不同的品质与技能。然而，这些学者的研究都存在着基本思路上的缺陷，即他们试图确定一种普遍的企业家的个性。可见，这里面的隐含的假设是：汽车经销商、会计师事务咨询公司和软件公司的创办者具有共同的品质，而正是这些品质将他们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是，这些人面对的问题和任务的多样性使得这种假设不成立。于是，研究者们探究了企业家是否具有“A型人格”，或者是否对成就极其渴望，但却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些个性对于企业家至关重要。

本书作者毕海德教授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他没有试图确定普遍的企业家的类型，相反，他只集中研究有前途的企业的创办者。《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从创业者所创办的企业的独特性质以及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出发，推断出这些创业者的品质与技能。在本书中，毕海德教授论了三个问题：

ü 哪些特征使某些人更倾向于创办有前途的企业？

ü 假设万事具备，又是哪些品质与技能决定了个人适应环境、获取资源的能力？

ü 反之，哪些品质对于个人创办有前途的企业的意愿和能力没有实质的影响？

毕海德教授首先阐释了提出了新企业的起源，并提出了有前途的新企业的特征——高度不确定性的机会市场以及企业创业资本的局限；机会主义的调整；通过风险转移和风险组合来获取资源。在此基础上，教授推断出作为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一一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

1、创业的倾向

首先，人力资本和家庭背景是创业倾向的重要因子。创办有前途企业的个人通常缺乏深入的商业经验也没有巨额的个人财产，但是他们拥有的教育经历和家庭背景赋予他们自信和野心取开创有前途的事业，而不是取从事那些利润微薄的草坪维护或者美容生意。

此外，企业家对模糊性的容忍性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创业倾向。毕海德教授说：“企业家不太厌恶模糊性，他们对不确定的环境具有高度的自信，他们也不太看重失败带来的社会与心理影响。

2、适应性调整和获取资源的能力

对于有前途的新企业的创建者来说，新想法往往是在以前的工作过程中或者出于偶然得到了，而非真正经过了系统搜寻。一方面他们缺乏资本，而另一方面机会又容易转瞬即逝，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广泛的研究与计划对于这些创业者而言没有多大价值。事实上，他们依靠的是对意外问题与机遇进行机会主义的适应性调整。因此，果断、开明、控制内心冲突的能力，以及发现正确因果关系的天赋这四个品质有助于创业者确定企业根据未见到的问题和机遇进行适应性调整。

为了给企业添砖加瓦，创业者必须赢得顾客以及其他“资源供给者”的支持，让他们对自己的企业“冒险一试”。然而新企业缺乏历史纪录和资本，资源供给者不愿意和他们做生意，所以企业家在创业时为了诱使他人对自己的事业进行冒险而必须采取一些战略，例如：向早期的资源供给者提供特殊政策或优待；模仿规模更大的、成熟的公司的表面特征；设计选项，使资源供给者对风险的感觉最小化；进行广泛的搜索；赢得资源供给者的投入以及使用二流资源应付局面。由此得出，有助于他们实现资源的有效获取的四种能力——应变能力、自制力、洞察力和销售技巧。

3、次重要的品质

企业并不需要“超人式”的创业者，尤其式下面提到这些品质，虽然在有关企业家的传说中司空见惯，但是对于个人创办新企业的偏好或者解决盈利所涉及的问题来说，承担风险、创造性活动、愿望与远见、雄心壮志、领袖气质、运用权力、管理才能等等都不是重要角色。

我们可以看到，毕海德教授研究得出的这些品质与人们想象中的不理智、过度自信的风险承担者的企业家形象不完全一致。从若干角度看，企业家比一般人更有可能遵守理性行为模式；创办有前途的新企业并不需要“超人式”的品质。创业者需要的品质确实非同寻常，但绝非高不可攀。

本书后半部分研究新企业的演进，毕海德教授着力对比了建设企业与创办企业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的差异。由于二者涉及不同的任务，建立大规模的长寿企业所采取的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机会主义式的方法。企业家为自己的企业设定大胆目标的愿望取决于其志向的性质以及对风险的容忍度；制定协调创新与投资的长期战略要求企业家具有广泛的想象力、创造性的综合能力以及从具体情境中提炼一般原则的能力；战略的执行要求有持之以恒的毅力、鼓舞或胁迫他人的能力以及学习新的管理技能的能力。对比的结论是：创办新企业与发展企业所必须的品质只具有有限的相关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企业能够成长为长寿公司。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一个有前途的新企业转型成为一个长寿的大型公司，需要企业家精神的跃迁。

这本书提出的观点振奋人心，向读者提供了大量人们在商学院里找寻却总是找不到的知识。用详实的数据、生动的案例、贴近现实的视角，揭示出企业家如何将一个微不足道、缺少资本的新兴企业转变为大型公司，是这本《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最大的特色和吸引人之处。这本学术著作对那些正在创业或者正在进行二次创业的企业将大有裨益，其简明扼要的理论框架、清晰的思路、有力的论证将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哈佛商学院教授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说：“在回顾了创办企业的风险与困难之后，这部给人深刻印象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成功和失败的精选案例。对于企业增长的持续演化，毕海德的描述和分析具有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更具一般性的经济和社会的理论分析密切相关。不论自己的企业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企业家都有必要阅读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