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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成本经济学主张，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固定成本。对固定成本的分析将整合宏观与微观两大领域，有望终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世纪之争。
固定成本包含三重内涵：首先，是在特定科技阶段限制下所潜在的宏观固定成本；其次，是某一时间节点上，经济体通过劳动积累已实际形成的宏观固定成本；最后，为实现特定科技进步所需的动态追加的微观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作为衡量经济体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其原因在于每个经济体的发展都受限于当前科技水平所决定的潜在宏观固定成本。换言之，资本的有效积累不可超过这一潜在宏观固定成本。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首先体现在潜在宏观固定成本的提升上。唯有持续提高科技水平，方能提升潜在宏观固定成本，进而实现有效的资本积累。
金钱外部性揭示了固定成本相互关联的内在机制。当实际宏观固定成本增加时，追加的微观固定成本得以降低。这种降低不仅促进了更活跃的创新创造活动，还可能推动宏观固定成本实现潜在突破与提升。
金钱外部性（亦称货币外部性）是经济学中描述市场间接影响的关键概念，其核心特征在于通过价格机制传导，而非依赖技术或物理作用。与技术外部性直接作用于生产函数或效用函数（如污染损害空气质量）不同，金钱外部性仅通过市场交易中的价格信号传递，通常被认为不直接影响社会总资源。
然而，固定成本经济学指出，金钱外部性实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更高的实际宏观固定成本意味着更强的金钱外部性。基础材料及零部件开发的固定成本被摊薄后，其市场价格将更具竞争力。企业在开展创新项目时，可选择采购替代自主研发，从而显著降低所需的追加微观固定成本。
追加固定成本下降最显著的例子体现在军事领域。二战时期，商船改装为航母；在俄乌战场上，星链通讯技术与无人机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战斗力；而在中东战场上，民用钢管和煤气罐的军用化等案例，均凸显了实际宏观固定成本提升的重大影响以及金钱外部性的决定性作用。固定成本经济学为军民融合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固定成本经济学认为，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融合的根本动力源于金钱外部性。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融合的本质在于经济人追求更大的实际宏观固定成本，并通过降低追加的微观固定成本来推动物质文明的进步。例如，中国进口民航客机、非洲国家进口电子产品，以及芯片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均体现了这一原理。
由于固定成本经济学对金钱外部性概念的深入提炼，财富的社会属性将得以重新审视。这为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消灭私有制，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维度。
传统的阶级认知也将面临挑战。在固定成本经济学的视角下，剥削阶级并非等同于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而是那些较多利用金钱外部性的人群，例如IT从业者即属于剥削阶级。同样，被剥削阶级也并非等同于无产阶级，线下的商铺老板们在物联网浪潮中无疑属于被剥削阶级。阶级对立的根源在于金钱外部性这一公共财富获取能力的差异，而非私人财产的多少。
这种新的阶级划分方式揭示了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性。随着固定成本的不断降低，资源的公共属性进一步凸显，个体对公共财富的获取能力成为社会分层的新标准。在这种背景下，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再单纯取决于其资产规模，而更取决于其对金钱外部性的掌控程度。这不仅改变了社会阶层的定义方式，也为实现更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这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社会政策的设计逻辑，以适应这一新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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