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 政治经济学视角中的20世纪 | ||||
| 萨米尔·阿明 | ||||
| “美好时期” 20世纪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结束的，这种气氛使人惊讶地联想到世纪之初的所谓“美好时期”(指1871—1914年之间西欧的繁荣稳定时期。———编者注)———至少它对资本是美好的。 19世纪末叶发生了全球化，并伴随着新的工业革命(电力、石油、汽车、飞机)，当时，人们曾指望这次革命能改变人类；这与当今对电子革命的期望很相似。与此相应，产生了第一批工业和金融寡头，即当时的跨国公司。金融全球化在黄金—英镑本位的形式下，看起来似乎是以稳定的方式(这种稳定在当时被认为是永恒的，这也是今天为人熟知的一个信念)进行着。凡尔纳派遣他的英雄(当然是英国人)80天环游世界，对他来说，“地球村”已经成为现实。 19世纪末的全球化胜利给未来带来了新的“自由主义的”一代人。他们要极力证明资本主义是“无法超越的”，因为它表达了永恒的超越历史的合理性，他们还尽其所能来证明市场是自我调控的。 得意洋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断言由市场产生的平衡既能使社会最优化，又可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民主。用这种想像的资本主义理论替代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如此庸俗的经济主义的社会思想在当时的经济学圣经——英国人马歇尔的那本手册中随处可见。 全球化自由主义的承诺，正如当时他们自夸的那样，似乎在“美好时期”实现了。1896年以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垄断和金融全球化的新基础上，增长再次开始。这不仅足以使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信服，而且足以使处于迷惑状态的工人运动发生动摇。社会党开始从改良主义的立场滑向更为温和的抱负。这种转变与今天在托尼·布莱尔和格哈德·施罗德的话语中所发现的东西十分类似。外围国家的现代主义精英同样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以外什么都无法想像。 “美好时期”的胜利持续了不到20年。自由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乌托邦——事实上是资本的单方面统治——不能减少该体制自身具有的任何一种矛盾的激烈程度。相反，它还加剧了矛盾。在工人的政党和工会为资本主义空想的胡说所惑，而对资本主义大唱赞歌的背后，人们会听到各种社会运动的低沉的隆隆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只能造成帝国主义列强关系的军事化，只能导致战争，这种战争以冷战和热战的形式持续了30多年。 30年的战争(1914—1945) 1914至1945年，历史的舞台同时被两个历史事件所占据：一是美国和德国为争夺英国衰落的霸权地位而进行的30年的战争，二是企图采用任何可使用的手段争夺、遏制、控制苏联的社会主义。 1914—1918年战争的获胜者和被征服者，都企图恢复全球化自由主义乌托邦。因此，我们得以目睹金本位制的恢复、通过暴力维持的殖民秩序的恢复，而经济管理，尽管战争期间受到过控制，再次被自由化。这些举措的结果在短期内似乎是积极的，1920年代经济重新增长。 美国新的大规模机械化经济的活力和新型装配生产线劳动的建立拉动了经济增长。 但是，1920年代的恢复是脆弱的，早在1929年，金融基础——这种体系中全球化程度最深的部分——崩溃了。列强对衰退的反应，正如它们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再次经历的那样，是系统推行通货紧缩政策，但这只能加剧危机，造成以大量失业为特征的螺旋式下降。 西方社会对大灾难的反应不同。一些国家(德国、意大利、日本)陷入法西斯主义，选择战争作为改组全球格局的手段。 美国和法国是例外，分别通过罗斯福新政和人民阵线，开始了另一个选择，即通过采取受到工人阶级支持的积极的国家干预措施，实行市场“调控”管理。这些规则在实践中仍然是小心的、试验性的，然而，只有在1945年以后它才完全明确起来。 在外围地区，“美好时期”神话的崩溃引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激烈斗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趁独立的机会，创造了各种形式的民众主义的民族主义。在东方，所对应的是土耳其基马尔主义。紧接着1911年革命，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长期内战分裂。 受到孤立的苏联寻求走出一条新路。 在1920年代，苏联没能将革命输出到全世界。苏联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跟随斯大林实行了一系列五年计划。列宁曾把这个过程定义为“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但是，“电气化”(实际上主要是煤和钢铁)将控制苏维埃政权，从而忽视民主。 苏联保持简明目标——加速广泛的积累(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一支能够对付资本主义对手挑战的军事力量(它打败纳粹德国，随后在1960年代结束美国对原子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垄断)，苏联体制是有效的。 战后：从高增长(1945—1970)到危机(1970到现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创了世界体系的新阶段。战后时期(1945—1975)的腾飞是以这一时代的三种社会事业为基础的，它们彼此相互稳定和补充。这三种社会事业是：1.在西方，是民族国家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下的福利国家事业，它建立在富有成效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体系的效率基础之上；2.在体系外围，是资产阶级国家建设的“万隆计划”(发展意识形态)；3.在苏联是脱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体系的、以相对自治的形式而存在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苏联模式。法西斯主义和旧殖民主义的双双失败的确产生了这样一种局面，它使得资本主义积累的受害者大众阶级可以迫使资本管理和资本构成采取受到限制或竞争但稳定的形式，资本被迫作出相应调整。这是这一时期高增长和加速积累的根源所在。 接下来的危机始于1968—1975年间，早先腾飞所依赖的体制首先被侵蚀，继之则崩溃。这一时期至今尚未结束，因此它并不是像被经常宣扬的那样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时期。相反，这一时期的突出的混乱一直未被制服。在这些条件下实施的政策没有构成资本扩张的积极战略，而只不过是寻求控制资本危机的措施。这些政策没有成功是因为，如果缺乏社会力量的一贯有效的反应，认为由资本无中介的主动的统治产生“自发的”控制，将依然是空想，是一种通过所谓的“市场”，即资本统治势力的眼前利益对世界进行管理的空想。 在现代史中，以稳定的积累体制为基础的再生产在经历各个阶段之后就会出现周期性混乱。在战后起飞阶段，构成其体系的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在开始时是稳定的。这些关系通过系统动力的作用得以再生。在这些阶段，能动的社会阶级、国家、政党和能左右局势的社会组织这些积极的、详细界定的和精确的社会历史主体清晰可见。它们的实践似乎形成一种清晰模式，并且它们的反应在多数情况中也可预见；激励它们的意识形态得益于表面上无争议的合法性。在这些时刻，事态会变化，但结构仍稳固。 但是我们正在谈论的矛盾默默地运动着，终有一天“稳定”的结构将会崩溃。 于是历史进入一个将来可能被描述为过渡阶段的阶段，但它向人们不知道的方向转变。在这期间，新的历史主体慢慢地明朗。这些主体开辟了新的实践，并经过反复试验向前推进，通过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使它们自己合理化，但这样做在开始时经常使人感到困惑。只有当质变过程足够成熟时，新的社会关系才会出现，这新的社会关系界定了能够支持自身再生产的后过渡体制。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开始改组自己，中心使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受益，以(“五种新的垄断力量”为基础：技术控制；全球金融流动(通过银行，保险卡特尔，以及中心的养老基金)；有权使用全球的自然资源；媒体和电信；以及大规模杀伤武器。 这种框架并不是因为“纯粹的”经济上的合理性；相反，它是社会政治环境的总体的集中的表述。正是这些环境，而非由市场导致的“理性的”、神秘的个体选择，抵消了外围工业化的程度，过低计算了包含在这些产品里的生产性工作的价值，又过高估计了与新的垄断行为相联系的假定的增加值，从而使中心国受益。因此，它们在世界范围的收入分配上制造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比以前的更加不平等，同时使外围工业国附属于中心国。在这里两极分化找到了它的新的基础，一种将支配其未来形式的基础。 今天，我们能区分主动的外围国家和边缘外围国家，这不仅要看该国有没有具有潜在竞争力的工业，而且也要从政治上来看。主动的外围国家的政治当局——而且，在它们的背后的整个社会——拥有可实施的计划和战略。很明显，这种情形适合于中国、南朝鲜，其次也适合于东南亚的某些国家、印度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事业正与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对峙；这种对峙的结果影响到明天的世界的形成。 另一方面，边缘外围国家既没有一项计划，也没有它们自己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集团“替它们着想”，并单方面主动出击，精心制作关于这些地区的“计划”(象欧共体的非洲联合会、美国和以色列的“中东”计划，或者欧洲的模糊的地中海计划)。没有当地的势力进行反对；因此，这些国家处在全球化的被动的屈从地位。 具有广泛工业化的成功和军事化成就的苏联体制的存在，是20世纪一切重大变革的主要原动力之一。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国家模式所代表的“威胁”，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永远也不会强行建立福利国家。然而，苏联体制错过了20世纪末的(计算机带动的)新的工业革命。形势迫切要求苏联向民主前进，但它最终没能将这种紧迫性内在化。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否则它就不能存在。 世纪末的危机 三种战后受调控的积累模式开始在1968—1971年间崩溃，开始了现存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与19世纪末的危机相似。增长率和投资率陡然下降(相当于它们以前的一半)；失业人数猛增；贫困化加剧。在资本主义世界，用来测量不平等的百分比急剧增长；在这个世纪的后20年，占人类人口20%的最富裕的人占有全球产品的份额从60%增长到80%。全球化使某些人财运亨通。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尤其对服从单方面结构调整政策的南方以及陷入社会崩毁的东方的人民来说，它是一场灾难。 但这种结构性危机，如同其以前的危机一样，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它彻底改变了劳动组织的方式，并且(在面临全球资本的猛烈进攻的情况下)剥夺工人和群众组织和斗争的传统形式的效能，进而剥夺了它们的合法性。被瓦解的社会运动尚未找到一种足以应付所受到挑战的强有力的方式，但新兴的多极的全球社会运动(那正是资本主义潜在的抗衡者、替代者和继承者)已显露端倪。 马克思和凯恩斯被从社会思想中抹去，“纯经济学”的“理论家们”用虚构的资本主义取代对现实世界的分析。但这种十足反动的空想思想的暂时成功，只不过是衰落的征兆。 美国霸权展开攻击——21世纪将不是美国的世纪 美国霸权开始衰落了吗？还是它已经开始复兴，使21世纪成为美国的天下？ 欧洲人以人们熟知的辞令不断提出：欧盟是世界范围内首要的经济和商业力量。然而，声明是草率的。虽然有单一的欧洲市场甚至单一货币，但是还不存在像“欧洲的生产体制”这类东西；相反可以说有美国的生产体制。仍然没有欧洲的跨国公司，只有英国、德国或者法国的跨国公司。资本的互相渗透在欧洲的内部并不比在每个欧洲国家和美国或日本间的双边关系密切。如果全球化的“互相依赖”已经把这些生产体制削弱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民族国家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失去功效，这恰恰有利于支配全球化的(美国)力量，并不利于尚未存在的“欧洲的一体化”。 然而，美国霸权依靠的是它的第二根支柱，那就是军事力量。美国军事力量自从1945年系统地建立起来，目前覆盖全球，每个地区都在美国军事命令的控制下。这种霸权也曾被迫接受由苏联军事力量强加的和平共存。如今，那一页已经翻过，美国继续主动进攻加强其全球统治。 亨利·基辛格以令人难忘的傲慢无理的措辞总结说：“全球化是美国统治的另外一种说法。”这种美国全球战略共有五个目的：使欧洲和日本中立化并从属于美国，同时使它们脱离美国轨道的能力最小化；对北约建立军事控制，同时使前苏联世界的各个部分“拉美化”；对中东和中亚尤其是对它们的石油资源施加绝对影响；摧毁中国，保证其他大国(印度和巴西)从属于美国，并且防止形成对全球化条款具有潜在谈判能力的区域集团；使没有战略利益的南方地区的一些区域边缘化。 正如美国的最高级代表不厌其烦地重复的那样，这种霸权喜欢的手段必然是军事。这种霸权保证了西方发达国家凌驾于世界体系之上，要求美国的同盟者对他亦步亦趋。英国、德国以及日本对这种命令毫不迟疑(即使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关于欧洲经济权力的言论(欧洲的政治家以此向他们的听众灌输)并无实际意义。欧洲(没有它自己的政治与社会的事业)甚至在没开始比赛的时候就输了。华盛顿对此了如指掌。 贯彻华盛顿选择的战略的主要实体是北约，这本身就说明了为何它的对手崩溃后它仍然存在下来，而它的对手的存在曾是该组织的存在理由。北约现今仍以“国际社会”的名义讲话，表达着它对通过联合国管理的国际社会的民主原则的轻视。 然而正如过去十年的历史一样，北约行动完全服务于华盛顿的目的，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都是如此。 各国必须被迫服从美国军事帝国。在这种前景下，不能容忍其他事业的发展，即使北约盟友的欧洲人的事业也没有发展的机会，尤其不能容忍导致某种程度自治的事业，如中国的发展，在必要时必须以武力破坏。 21世纪不会成为美国的世纪。它将充满巨大冲突，高涨的社会斗争将质疑华盛顿和资本的野心。危机正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剧。如果欧洲的左翼能够从对资本和华盛顿的双重指示的顺从中挣脱出来，将有可能设想，在必要的多极化建设的努力下，新的欧洲战略将能与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整个第三世界的那些战略联结到一起。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出现，欧洲将衰退。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在世纪末比在世纪初更加剧烈，并且由于破坏手段也远远强于过去，21世纪的替代道路便是(比以前任何时期更是如此)：“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 姜苗苗 姜欣欣 编写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2期 | ||||
| | ||||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