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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今年即将本科毕业，学的是金融。现正要开始准备论文，但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主要是题目还没确定，方向就不知道。有推荐做反洗钱什么的，都觉得这类论文多如牛毛。在此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有什么新颖的话题（只是提供研究课题和主要的方向，觉得本科生做得来的）。定当重谢。（采纳的社区金钱10w，有提供未采纳的1千。（虽然银行现在不能转帐，但是可以替你们买资料或者什么的。）  关注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11 9:54:1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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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 本科毕业 高手指点 多如牛毛 毕业论文 本科 重金 征求 话题

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实证分析或国际储备增加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分析

谢谢2楼的关注

会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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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楼主一个微观一点的题目：银行业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即银行不能按照一般公司来治理.这个题目可以对已经完成的国有银行的改革进行分析。

尽管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在实践中非常重要，但其理论基础却不太清楚。银行业的特殊性使得银行业与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存在着重大区别。银行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高杠杆率、资产组合的不透明性、存款挤兑的可能性以及存在外部安全网和严格的监管。可以从投资者保护的视角试图将这些特殊性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可能的结论：股东在银行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不宜高估，高杠杆率使得银行股东有过度冒险和侵占的倾向，为了吸引外部投资者提供资金，股东必须在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建立有效的内控制度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解析中国高储蓄之谜 （强烈推荐）

中国的高储蓄之谜源于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强烈反差。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700美元(2005年为1703美元)，无疑仍属于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国家之列。然而，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这与人们的直觉相悖：通常富裕家庭的储蓄倾向(消费倾向)高于(低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因为即便收入很低时，仍然有一部分支出是必须的。进一步看，1960－1970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14.8%，与中国相去甚远。更经常拿来与中国比较的是美国。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在4%至5%左右，但自1999年以来开始大幅下降，现在已是负值(最低时为2005年第三季度的－1.6%)。显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储蓄上的表现令人震撼。

当人们面对这种反差时，通常的反应是，将这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归结为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即东方文化崇尚节俭而西方文化鼓励冒险。这是一种很方便的做法，并且从东亚的经验事实也看似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撑。因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曾)是高储蓄的主要发生国。但是，这种看法无法解释日本储蓄率的近期下降以及其他有着类似文化基础的亚洲国家的“正常”储蓄。更令人惊讶的是，回顾战后中国居民储蓄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节俭”的中国居民并非高储蓄者，其平均储蓄率不足5%。这是一个被普遍忽视的事实。事实上，要对人们行为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就不能借助于人们的偏好不同，而应该具体分析是什么样的不同约束导致了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人却有不同的储蓄表现。

另一种误解是试图区分储蓄总量和人均储蓄来说明中国高储蓄的现实。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的储蓄总量惊人，但是，如果不做加法而是做除法，居民15万亿的储蓄存款平均每个居民也仅能够分得1万余元。莫说与香港居民的储蓄额相比有天壤之别(国际上从来没有研究者说香港居民的储蓄率过高)，与低储蓄的美国相比也相差甚远。可是，我们说中国储蓄高固然有储蓄总量的意思，但实质是指高储蓄率。虽然，中国的人均储蓄和发达国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是，储蓄率(储蓄/可支配收入)却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6倍，但是美国的储蓄存款还不到中国的2倍，这才是中国高储蓄的问题真正所指。最后应该澄清的是储蓄(率)的概念。就宏观经济学而言，储蓄指的是流量的概念，而不是存量的概念。储蓄(率)是一个与GDP一样的必须在一定时期内计算的概念。在当前的讨论中，通常是以居民存款余额来衡量的，而居民累积存款是个存量概念，它虽然能够提供一定的信息，但并不准确。

另外，由于中国家庭可供选择的投资途径并不多，银行存款固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但是其他的无形资产包括现金、股票和国债等也是储蓄的形式；并且，储蓄存款还忽视了有形资产(其中最重要的是住房)的增加量。再有，考虑储蓄(率)更科学的方式是剔除通货膨胀以后的实际储蓄，这也是用存款余额来定义储蓄(率)所忽视的重要问题。 把中国的储蓄率与发达国家作比较并认为中国存在高储蓄之谜，这其实是传统的凯恩斯消费理论的视角。其核心命题是：储蓄是由当前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由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心理规律的作用，作为消费的对立面，储蓄也就与收入水平成正比。这种缺乏微观决策机制的总量关系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变动，虽然通常被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解释力。弗里德曼开创的持(永)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开创的生命周期理论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其核心假设是，作为风险厌恶者，人们愿意在自己的一生中平滑各期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低，行为模式是寅吃卯粮式的负储蓄；人到中年，收入丰厚，是储蓄的黄金期；退休之后，则又进入消费增加的负储蓄期。现代消费理论所揭示的影响储蓄的两个关键因素是长期的收入增长率(而不是当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结构变动。那么，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在改革前后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而哪些特征又能解释中国近期的高储蓄率呢？ 中国异常的储蓄率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关键政策的急剧转变的结果。首先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对外开放的实施。随着这一发展，收入增长率从大致稳定的3%急剧达到10%以上的水平。这个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与之伴随的高储蓄的重要基点。第二个转折是人口政策。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严格的计划生育从城市到农村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显然，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人口政策的这个转变对储蓄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其一，15岁以下的人口同就业人口的比率从70年代中期
的0.61猛烈地下降到世纪之交的0.33，人口红利使得经济中进行正储蓄人群的比重增加，并提升了储蓄率。第二个效应是，计划生育颠覆了传统的子女赡养父母的家庭养老模式。这迫使父母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按照现代理论进行合理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低储蓄和近期的高储蓄都不是独一无二的。60年代冰岛的储蓄率大约和中国改革前一样低，并且直到80年代末冰岛都是OECD国家中最低的。虽然冰岛的人均GDP已超过四万美元，位列世界前茅，但是它较低的增长率和老龄化时代的来临使得储蓄率一直在5%以下。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奇怪的储蓄者。7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并且人口结构也令人满意，同时，它的储蓄率水平也可以和中国媲美。有人可能说，毕竟中国和日本有着相同的东方文化传统。但是意大利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储蓄率驳斥了这种简单的解释。意大利的储蓄率甚至比日本还要高，可是意大利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同样，我们可以在意大利的高经济增长和有利的人口结构中找到真正的原因。实际上，世界上也不乏储蓄率高于中国的国家。就整个国民储蓄率(中国1982－1988为33%)而言，新加坡才是最著名的高储蓄国家(同期为42.5%)，当然我们可以把新加坡作为一个例外，因为新加坡实行的是政府强制公积金政策。该政策要求所有的在业人员必须将其收入的很大部分缴入其公积金账户，用于养老、医疗等政府指定的用途。但是，博茨瓦纳是一个更具比较意义的例子，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同期的国民储蓄率甚至超过了中国达到35.3%。 总之，我们不能一边抱着过时的理论，一边对中国的储蓄率惊诧不已。中国的情况并不另类，并且，我们不需要借助文化传统之类的说辞来掩饰理论的苍白。储蓄是指GDP中没有被消费(或政府购买和出口)掉的部分，依主体分为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前两者合称私人储蓄。近年来，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中国私人储蓄率的迅速攀升。央行新近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私人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3%。显然高达20%的利息税仍未能阻挡人们把闲钱存进银行的高涨热情。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我国银行的高额私人储蓄在引发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与之相连的低利率却在不断地刺激着投资，这使得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极难平衡，犹如行走于狭窄的刃锋之上。另外，不断累积的存贷差也使银行业形成令人担忧的金融风险。（中国证券报2006/05/13）

中国生产效率与金融效率的实证分析

国内商业银行亟待规避“大客户陷阱”

国内商业银行“傍大款”(即信贷集中于少数大型企业)已是普遍现象，我们在今年5月24日《每日金融》简报中，曾在“信贷集中度是中国金融界的定时炸弹”一文中进行了分析。然而，这种情况依然未改变。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6月末，17家银行(包括4家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亿元以上大客户16416户，占其全部贷款客户数不足0.5%，而大客户贷款余额却占其全部贷款余额近50%，平均单个大客户贷款余额4.46亿元，比上年年末增加了0.27亿元。而2006年一季度，银监会对17家中资大银行的统计表明，不到总客户数量1%的亿元大企业，其贷款余额占比依然高达全部贷款余额的49.5%。 日前，银监会统计部主任刘成相透露，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亿元以上的大客户占其全部贷款客户数不足1%，而贷款余额却占全部贷款余额的50%；平均单个大客户贷款余额近5亿元，且仍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刘成相警告，国内银行的贷款集中风险日益突出。从银监会官员提供的数据看，单个大客户的贷款集中度在继续提高。如果以今年前8个月新增贷款2.54万亿元来估算，这1%的大企业就占有了1.27万亿元的金融资源！ 银行固然要发展优质的大客户，但信贷集中度过高则集聚了巨大的风险。1%的企业拿了50%的贷款，这意味着银行将自己的命运与少数企业绑在了一起，其结果可能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2000年广东茂名腈纶破产项目，1990年开建时资本金仅有4000万元，占总投资的4.7%，投资主要靠向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2003年，资产总额17亿多元的茂名腈纶项目负债总额达到23亿元，最终以1亿元拍卖，大量的银行贷款化为乌有。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有银行人士可能以为，自己傍的大型企业都是国企，其中还有很多是垄断型国企，它们掌握着垄断性的资源优势，也能够影响政策制定，在“行政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国内经济主要特色的情况下，大企业客户的风险不大，这个“大款”银行可以长期“傍”下去。 然而，这种忽视风险的看法对于银行决策可能是致命的！需要指出的是，今年很多企业赚钱，银行也赚钱，这并不是因为信贷资产的质量好，信贷的风险管理能力高，而是因为经济有活力，整体形势好。但不要忘了，经济有周期，行业有枯荣，一旦整体环境和市场形势变了，原来赚钱的优质企业也会立刻变成亏损。以现在最赚钱的石油企业为例，这几年油价高涨，几大石油集团都赚得盆满钵满。但就在6年前，当国际油价处在10美元左右的时候，国内中石油的日子极为难过，一些油井因亏损被迫关井，导致部分工厂停产。最后还要国务院总理出面控制石油进口，“为国企留空间”。这种情况下，大型国企同样是靠不住的。 当前，国内市场的全球化程度比过去要高，宏观调控、行业趋势变化、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更大，因此，即使是有垄断资源的大型国企，同样也面临着市场风险。 商业银行还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银行信贷过度集中，与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有关。地方政府往往注重大企业、大项目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对大企业融资明帮暗助，而商业银行也在某种程度上顺应政府的意愿。但在宏观调控或者背景形势变化时，地方政府对信贷的干预，很可能变成政府风险。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加速在传统业务上的转型，尽早摆脱对少数大型企业的依赖，对于规避“大客户陷阱”实在是很有必要。 （安邦研究简报，2006年9月）

中国外汇储备运营的新原则

关于外储应保持适度规模及用于其他投资或用途，一直是国内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早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就曾经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合理的保证支付安全的外汇储备，估计7000亿美元足以，而目前已经超出的2000多亿美元的部分，应用于收购地方中小银行或者注资社保基金。另外有国家统计局的研究报告以及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指出，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太高，为化解美元资产未来可能遭遇的损失风险，应加快外汇储备多元化。另外，也有观点指出，中国应将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收购国外能源或其他资源资产，或用于建设战略石油储备，或…… 总而言之，外汇储备就像是一块“大肥肉”，任何可能涉足的机构，都可能要分食一口。那么中央到底在外汇储备的运用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和考虑思路呢？ 要了解这一问题，首先要知道中国在外汇储备这一问题上承受的严峻考验。今年年中，世界银行《2006全球发展金融》报告主要撰写人之一的曼索尔·戴拉米曾指出，尽管中国央行采取了一定的手段对庞大的外汇储备进行了消化，但他预计，中国未来几年中仍将出现大量的超额储备。戴拉米称，到2012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将达到2.9万亿美元，届时将可以满足15个月的进口需求。而如果将这些储备全部投入到5年期美国国库债券的话，这些储备资产的投资收入平均每年将达到1020亿美元。按戴拉米所说，这意味着未来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几乎将增长两倍，这将给中国带来多么庞大的货币供应压力！ 所以，鉴于对未来的考虑，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近日在谈到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时，特别指出，目前近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虽然体现了国家实力的壮大，但也增加了汇率风险，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这是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曾庆红谈到的另外两个突出矛盾也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庞大外储带来庞大货币供应，结果信贷投放动力强，信息投放过多，最终表现在投资上也出现了增长过快的问题。 为此，曾庆红提出，“要综合考虑国内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和经济发展需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要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大量增加；同时，要合理扩大外汇储备运营，包括增加重要战略资源进口储备，加快重点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以及加强外汇管理，扩大藏汇于民。” 安邦分析师总结认为，曾庆红的表态很可能代表了未来中国外储运用的主要方向。中央领导提出的解决办法，其中增加战略资源进口储备和加快重点国企的技术改造(通常而言为购买先进技术和设备)，绝大部分都为资金流出的项目；扩大藏汇于民，则是市场开放和分散风险的需要。因此，未来外汇储备资金运用的基本原则，可能是将外储资金尽可能投放在一些不会重新带来人民币供应压力的项目之上，也即外储资金主要在国外使用，而非国内。在这样的原则考虑下，未来除农行之外，其他商业银行要再想获得外储资金的注资，可能性不大了，因为目前银行纷纷通过对冲将外汇资产置换为人民币资产，注资很可能使得央行好不容易才回笼的货币，又重新投放于市场；而未来即便注资社保基金，也可能严格限制这部分外储资金在国外资本市场的范围内进行投资。 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央敲定了“合理扩大外汇储备运营”的基本原则之后，一场外汇储备的分食大战即将上演！ （安邦研究简报，2006年8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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