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核心共识:危机根源在于分配失衡与金融错配拉扬的观点揭示了危机表象:低收入者通过不可持续的债务(如次级贷)维持消费,而全球过剩储蓄(如贸易顺差国资金)则为其提供了融资,掩盖了国内收入差距,最终债务链条断裂引发危机。其核心是指出有效需求不足与金融过度扩张之间的矛盾。
杨斌的理论完全认同这一结构性矛盾,但将其根源更深层地归结为市场机制在“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上的系统性失灵。他认为,传统经济模型(包括主流宏观经济学)未能将“价值创造”(主要由劳动者、管理者、创新者,即他定义的“英才(团队)持有者/HOT”完成)与“价格发现/系统收益”(主要由资本提供者,即“金钱持有者/HOME”获得)进行精确的剥离和定价。
二、 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忽视“价值创造”的微观激励杨斌认为,目前宏观经济学(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还是货币主义的货币调控)主要关注总量调节(如利率、财政支出)和稳定周期,其错误在于:
- 治标不治本:这些政策试图通过刺激总需求(如降息、量化宽松)来应对危机,但并未解决“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错配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像给一个因营养不良而虚弱的人注射兴奋剂,短期可能有效,但长期会加剧失衡。
- 忽视供给侧激励:宏观政策专注于调节需求侧(消费、投资),但对如何系统性、制度化地激励“价值创造者”(HOT) 缺乏有效工具。提高最低工资或减税可能有所帮助,但无法从根本上将劳动者的报酬与其创造的真实“阿尔法价值”(超额收益)挂钩。
- 加剧金融扭曲:为刺激经济而长期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资本进一步流向资产市场(推高房价、股价),而非生产性投资,从而加剧贫富分化和金融脆弱性。这与拉扬所指出的“金融手段弥补收入失衡”的逻辑一脉相承,但杨斌认为这是错误激励下的必然结果。
- 精准识别与剥离价值:通过“阿尔法·分”与“贝塔·合”这一对金融工具,将任何企业或资产的收益流精确拆分为:
- 阿尔法(α):代表由“英才(团队)/HOT”(管理者、核心劳动者、创新者)创造的超额收益(个体价值创造)。
- 贝塔(β):代表该资产所属行业或市场的平均收益(系统收益)。这使“价值创造者”能直接获得其创造的超额价值(阿尔法),而资本提供者获得稳定的系统收益(贝塔)。
- 对抗金融危机的具体机制:
- 解决“不该消费的人消费太多”:通过人力资本证券化(如βISA),个人可以将其未来劳动收入的“贝塔部分”(行业平均收入)提前证券化并出售融资。这为劳动者(尤其是年轻人)提供了除债务(如次级贷)之外的融资渠道。他们可以用这笔资金进行教育、创业或消费,但其偿还与未来行业平均收入挂钩,而非固定债务,风险更低、更可持续。这从源头上减少了低收入者对高息、高风险债务的依赖。
- 解决“不该储蓄的人储蓄太多”:全球过剩储蓄(资本/HOME)可以通过投资于各种“贝塔·合”产品(如行业指数基金、REITs的贝塔部分),获得稳定、透明的系统收益。这为资本提供了更高效、风险更明晰的配置渠道,减少了资本在全球盲目追逐泡沫资产(如次贷衍生品)的动力。
- 增强经济韧性:当经济下行时,HOT的“阿尔法收益”会下降,但其基本生活可通过其人力资本贝塔的证券化收入或社会保障来维持;HOME的“贝塔收益”虽会随市场波动,但因其投资于分散化的系统收益,风险低于个股。这种结构使经济冲击不会像债务危机那样通过连锁违约迅速传导。
- 提升生产力与激励创新:通过“阿尔法·分”机制,将超额收益直接、大幅度地奖励给价值创造者(HOT),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激励,鼓励管理创新、技术研发和效率提升。杨斌认为,这才是可持续的生产力提升之源,远优于宏观刺激政策。
- 提供了微观基础:他将对危机的宏观观察,落地为一套可操作的、基于金融工具的微观市场重构方案。
- 激励相容设计:通过“分合”机制,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使HOT和HOME的利益在创造价值上达成一致。
- 风险重新配置:将个体风险(阿尔法)与系统风险(贝塔)分离,允许各自被最擅长承担的主体管理,理论上能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 执行复杂度极高:如何精确计量每个企业、每个个人的“阿尔法”与“贝塔”?这需要极度透明、高效且被广泛接受的定价、交易和清算市场,其建立难度远超现有金融体系。
- 对现有制度的颠覆性:该理论对现有的公司治理、会计准则、税收法律、金融监管乃至社会契约都构成了根本性挑战,推行的政治和社会阻力会非常大。
- 可能的新问题:例如,过度金融化个人未来收入(人力资本证券化)是否会导致新的异化?如何防止“阿尔法”计量中的操纵和寻租?庞大的“贝塔市场”本身是否会成为新的系统性风险源?
- 对2008年危机的直接应对力:该方案更像一个“治本”的长期重构蓝图,对于已发生的、由流动性瞬间冻结引发的急性危机,其直接的“救灾”能力存疑。它主要旨在预防类似结构的危机再次发生。
他的核心论点是:只有通过“阿尔法·分与贝塔·合”这样的工具,在创造价值的第一时间就完成更公平、更有效的分配和风险配置,才能从根本上激励创造、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经济对债务的依赖,从而构建一个更具内在韧性的经济体系。这是一个极具想象力和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但其现实可行性依赖于一系列理想化的假设和极其复杂的新市场基础设施的成功构建。它更像一个面向未来的“理想市场”乌托邦式构想,其有效性需要在严谨的理论推演和小范围社会实验中接受检验。与拉扬基于现实观察的批判相比,杨斌的理论更像一个充满创见但执行路径漫长的建设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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