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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2026-3-29
人工智能：
黄佶的逻辑是：渔夫自己打鹿需要 5 天，所以他不拒绝用 1 头海狸换 2 头鹿 —— 因为 1 头海狸他只花了 2 天。这是对的，……。
黄佶：
那渔夫也不会拒绝用一头海狸换一头鹿呀（捕捉一头海狸只花了他两天时间，而捕获一头鹿需要他劳动五天），这不就颠覆了斯密想当然吗？
（斯密认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渔夫打一头海狸需要两天，猎人打一头鹿需要一天，所以，交换比例“当然”是一头海狸换两头鹿）。
斯密原文：
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末，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所以，一般地说，二日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日劳动的生产物，两点钟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点钟劳动的生产物，这是很自然的。
（国富论，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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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对马经捍卫者们说过：不要为谬论辩护，否则绕来绕去最后还是会绕回去，证明谬论错了。现在看来要对人工智能这样说了。
附件：
黄佶的文章：
是否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影响结论（即“斯密想当然不成立”）
马克思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如果两个猎人各打一头鹿花费的劳动时间不同，那么是不是花费时间长的猎人创造的价值比较多呢？
如果问题里只有一个猎人，那么他的个别劳动时间就是鹿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如果问题里有多个猎人，各人打鹿时间不同，但是，因为他们都是专业生产者（专业打鹿人），所以，即使他们中劳动时间最长的那个猎人需要花费的劳动时间（假设三天）也比非专业打鹿人（例如渔夫）去打鹿需要的时间（假设五天）短得多。
所以，猎人们打鹿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假设是一点五天）仍然比渔夫打鹿短得多，渔夫不会拒绝偏离一比二或者一点五（打鹿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比二（渔夫打海狸的劳动时间）这些交换比例的交换。
所以，即使引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斯密想当然仍然不成立。
渔夫如果去打鹿，可能需要五天，但是渔夫实际上没有去打鹿，所以，这个“五天”是不应该计入打鹿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里去的，因为渔夫实际没有进行这种劳动，没有生产任何鹿。
把猎人和渔夫换一换，结果一样。所以我在图中说“是否考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不影响结论”。
所以，不能只会背诵教科书，而要真正的搞懂概念，搞清楚问题。
现在很多人使用人工智能反驳我对马经的批判，但是它们和马经捍卫者们一样，只会东拉西扯，堆砌各种概念，原因很简单：它们被喂的马经研究论文本身的质量就是一塌糊涂的。
“完全可能存在某个体打猎捕鱼效率都高，但是由于比较优势而从事捕鱼不打猎。”如果要挽救斯密想当然，仅仅说“完全可能”、“打猎捕鱼效率都高”是不够的，而应该说“每个非专业生产者生产任何商品的效率都比专业生产者高”。
黄佶（2026-3-24）
人工智能对黄佶文章的批判（部分，知乎郭英杰发布）：
2. “渔夫不会拒绝”——偷换了“比较优势”的适用条件
黄佶说：猎人们打鹿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假设1.5天）仍然比渔夫打鹿（5天）短得多，所以渔夫不会拒绝交换。
这句话的荒诞之处在于：他把“渔夫自己打鹿”和“渔夫用海狸交换鹿”这两个选项搞混了。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成立的前提是：双方都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然后交换。 渔夫用海狸换鹿，是因为他生产海狸有比较优势；猎人有鹿换海狸，是因为他生产鹿有比较优势。双方都不需要“自己生产对方的商品”。
黄佶的逻辑是：渔夫自己打鹿需要5天，所以他不拒绝用1头海狸换2头鹿——因为1头海狸他只花了2天。这是对的，但这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结论。
更荒谬的是，黄佶用这个来“证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影响结论——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的成立恰恰需要社会层面的成本比较（即“机会成本”），这正是“社会”概念的体现。
（全文见黄佶知乎文章，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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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黄佶对斯密想当然的证伪：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