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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企改革；信托；效率；现代企业制度；混改。
作者简介：李东宏，山东敏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专栏作家。电话：1388477107；13370609216。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擂鼓石大街西首贵和天外上璟五楼。邮箱：yanda661203＠163.com。
前言：2013年至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五次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又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并在相关全句中明确要求国有企业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2018年6月和9月，习近平在考察山东、辽宁、黑龙江这三个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大省时，三次都强调，要“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齐车要乘势而为、乘势而上，加强自主创新，练好内功，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永远掌握主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现在，连“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样的常识性做法，都需要中央决定和总书记号召了。可见，国企改革40年，到了一个历史节点，必须停下来总结经验教训，搞清什么是国企改革，然后再改。
一、改革前后国企都是高效率
建国70年，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40年”，国企都是高效率的企业。与西方（比如美国）企业比，前三十年国企的宏观效率极高，微观效率则不具备可比性，因为当时的国企只不过是庞大国企体系的车间，“车间”、国企体系和西方的现代企业不同质，我们不能拿“车间”与西方的现代企业相比，更不能拿西方现代企业与当时的国企体系比。但是，我们可以拿当时西方国家的企业体系与前三十年的国企体系比，并且通过比较GDP和工业增长率，得出前三十年的国企体系比西方企业体系效率高，即前三十年我国国企的宏观效率高于西方现代企业。以下是数据：“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全世界经济增长率最快的时期是美国的新政时期，达到了年合增长率8.5%。”“美国从1980年到2019年年复合增长率只有2.7%。”而“在1950-1978年间，（我国）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从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则为8.09%”。
与西方（比如美国）企业比，“后40年”，我国国企微观和宏观都具备可比性，两国GDP和工业增长率的差别告诉我们，宏观效率依然高于美国企业体系，但微观效率显然低于美国企业，否则不会面临改革的压力。在这里，即使不看数据也能得出我国国企体系宏观效率高于美国企业体系，因为美国经济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私营企业，国企处于仆从地位，而私营经济体系凌乱，这样美国经济体系也必然体系凌乱，不具备中国国企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体系性和整体优势，宏观效率上肯定低于中国国企体系。通过比较GDP和工业增长率，也可以得出后四十年的国企体系比西方企业体系效率高，当然，这里比较的是“后40年”中国经济体系和美国经济体系，但由于中国经济宏观效率主要来自国企，美国经济的宏观效率主要来自私企，结论仍然是可靠的。以下是数据：“美国从1980年到2019年年复合增长率只有2.7%。”，而“1979-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
“后40年”中国国企与中国私企相比，在没有数据比对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说，国企的宏观效率高于私营企业，因为国企是一个宏观体系，而私企不但杂乱无章，体系混乱，而且依附于国企的宏观体系，所以，宏观效率肯定低于国企。而微观效率上，由于国进民退的市场趋势被抑止，国企和私企达到了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说明国企和私企的微观效率不相上下。另外，信托理论认为，不管国企私企，都需要信托给管理层管理，因此，在微观效率上国企私企差不多。
后四十年私企，与美国私企的效率之比，不应该比宏观效率，而应该比微观效率。就微观效率来讲，中国私营企业肯定要差一些。
二、国企改革的理由：融入西方主宰的经济体系，寻求更好发展条件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低效率的代名词，因为它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当然效率低下。另外，市场经济在满足需求上低效高费。满足一份有效需求，必须由数倍的经营者，用数倍的劳动，提供数倍的供给，浪费数倍的资源。再外，经济人都是有限理性的，是有限经济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经济，意味着市场经济不经济和效率低。
为什么现代私营企业包括上市公司效率低？因为资本对管理是信托关系，信托意味着资本对管理失去约束力，而管理是拿别人工资管别人的事业，所以，一般来讲私企必然效率低下。在效率低下的基础上，还发生了大公司中管理架空资本的现象，从而使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垃圾企业制度的代名词。
(一)、中国融入西方主宰的经济体系的理由
那么，国企为什么要改革呢？国企改革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要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要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因为中国已经打破西方的封锁，经济要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要由一个孤立的系统转变为一个开放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中国发展经济的条件有了巨大的提升：1、经济增长空间洞开，表现为，a增长动力，原来的增长动力是投资和消费，现在是投资、出口和消费；b市场扩大；c资源瓶颈解决了。2、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我国作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加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既可以利用比较优势，发展我国的优势产业，又可以利用自主发展潜能，发展比较优势不支持的产业，按照本国规划发展门类齐全且优势明显的产业和科技体系。3、制度优势，中国加入以后，西方主宰的世界经济体系其实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中国，以国企体系为基础和核心、以私企为群众的、政府指导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和科技体系；广大第三世界作为西方主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被统治节点存在的经济体和西方基于对外压迫和剥削统治者经济体。对后两者，我们都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而且是制度优势（这点在后文四（一）、（二）中有详细论述。）。
(二)、为什么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必须改革
为什么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不可以保持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而必须进行改革？因为市场经济的大系统里容不下与之性质上完全不同的计划经济子系统，市场经济的海洋里不可能有完整的计划经济孤岛，如果我们不主动进行改革，经济就不能对接，外界的压力会逼迫我们进行类似休克式疗法的改革，而我们主动进行改革，把国企变成市场主体，而且又在市场基础上保持国企的体系性和整体优势，则既能让中国经济与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兼容，又部分地保存原有经济体制的优势。一句话，国企改革的正当理由是，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及其引起的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对中国企业形式的挑战和要求。
改革开放并没有否定前三十年经济体系对西方经济体系的优势，也没有肯定后四十年经济体系对前三十年经济体系的优势，只肯定了后四十年对前三十年的承继关系和后四十年发展经济客观条件的、质的改善。后四十年发展经济的条件比前三十年好太多了，但成就比不上前三十年。
三、国企改革1.0 ——四十年改革的理由不成立
国企为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牺牲：第一、改革破坏了国企的体系性本身，使之成为碎片化的车间，让“车间们”自己寻找适合自身的市场主体形式和市场主体资格，而不是向改革者要。第二、改革破坏了国企体系赖以生存的计划经济环境，却不负责为其寻找适合的市场经济环境。第三、改革伴随着私有化，严重伤害了已经被破坏的国企体系。第四、改革的失误，比如，一刀切的拨改贷，造成国企大面积亏损，进而大面积被淘汰。
这些牺牲未必是必要的，所以，必须总结一下历史上的国企改革，否则我们不知道国企改革的得失，也不知道未来国企改革的路往哪儿走。
（一）、把国企效率低作为开启国企改革的理由十分荒谬
如上所述，说国企效率低，不是宏观观点，宏观地看，国企效率比西方现代企业高得多。只能说是微观观点，但如果说前三十年国企效率低，那是拿具体某个“车间”与西方公司比，其实没有可比性，因为西方的公司是体系，而中国前三十年的企业不是体系，而是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拿西方的公司，与我们具体的某一行业国企体系比，比如，拿美国的流通企业与中国的供销社体系比，我们的效率反而高于美国企业。说后四十年国企效率低，如果成立的话，那应该承担责任的，不是国企，而是改革和改革者。的确，国企改革已经四十年了，应该自己为自己负责，而不是让国企为它买单了。
（二）、失败的国企承包改革创设了“国企产权主体虚设”伪命题
包字进城，在国企改革中遭遇惨败，为什么呢？包产到户成功的原因是落实了农民的成员权，从而完善了农村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单纯的实行生产责任制，理由是:第一、私有制基础上的分田单干，是中国的传统，而且一直权责明确，但由于土地收益主要归地主所有，又由于土地租赁市场的存在，农民一直受地主和市场的双重压迫，效率很低。如果遇到当代的发达市场，雇农受到的压迫会更加深重，而且只能提高微观效率，宏观上，则因为市场原则上宏观无效而没有效率。第二、法理上，包产到户的成功是落实农民成员权的成功，而不是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成功。包产到户，是两个层次的改革：经营体制和机制上是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生产关系上是落实集体经济的成员权。其中，落实农民的成员权是农地承包取得成功的基础和关键。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层面决定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层面。试想，不落实农民的成员权，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和收益就没有自主支配权，他怎么有多劳多得的积极性？普通的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古已有之，不算改革。落实农民的成员权才是新生事物，才是改革和创新，才让包产到户或者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成为改革。
而国企承包，不是落实成员权。国企的所有人是全民，政府仅仅代为持有，国企职工只是国企所有人的一部分。政府把企业承包给国企职工，实质上是把真正的所有人给架空，把国企职工变成了政府的雇工，从而制造了国企主体虚设的命题。
(三)、国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
前三十年，国企是国营企业，即“全民所有，国家经营”。其中的法律关系是明晰的:所有者是全民，经营者是国家。按照正常的逻辑，国家退出经营，只要全民把国企交给部分公民即可，方式是部分公民通过竞标和向全民担保形成国企经营主体。政府把企业承包给国企职工，实质上是架空了全民的所有者地位，把国企职工变成了政府的雇工，从而形成了“国家持有，职工经营，政府监管，不提所有者。”的局面，人为地制造了“国企主体虚设”这个伪命题。
这个伪命题一出现，套用现代企业制度对国企进行改革，就成为必然，国企改革就进入政府僭越所有人的时代。这个僭越有如下危害:第一、国企面临被偷、被抢的危险，政府太忙而且政府不是国企管理专家，最重要的是，按照当下时髦的逻辑，国企是别人的，政府天生管理不好国企，所以，国企时刻面临被偷、被抢的危险。第二、私有化成为必然选择。国企是政府管理的他人财产，肯定管理不好，而管理不好就会被追责，因此在急需摆脱管理责任的条件下，私有化成为必然选择。
第三、现代企业制度是垃圾制度，降低了国企效率。说现代企业制度是垃圾制度，理由有如下三点:
1、现代企业制度效率的邪恶机理
用公式表示，公平=平等产生最大化的效率+最大化的效率保障和促进平等。现代企业制度则是以法律、公平和正义为剥削工具的典型。以公平作为剥削工具为例：首先，在资本家内部实现了公平。表现为：（一）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其参与阶级剥削的机会是平等的。（二）由于资本家内部按投资份额瓜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多投多得，少投少得，极大地调动了投资的积极性，有利于为社会多创造财富。总之，投资的机会均等和按资分配，实现了公平产生效益，效益保障和促进平等，实现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剥削公平。其次，工人内部也实现了公平。表现为：（一）工人内部受雇佣、受剥削的机会是均等的。（二）在工作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工人被资本家按劳动技能分配工作，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和劳动技能；被资本家按劳动质量和数量分配工资，有利于调动工人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这两条可称为资本主义的工作机会均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单从工人内部看，它也符合公平公式。然而，从全社会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是不平等、不公平的。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分配给工人的只是其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而工资和剩余价值都是工人创造的。所以，资本剥削是资本家内部的公平以及工人内部的公平的基础，而资本家内部的公平以及工人内部的公平是资本剥削的方式。现代企业制度本质上就是用公平的手段实现资本剥削这一最大社会公害。现代企业制度的效率来自资本剥削的方式，而不是资本剥削本身。现代企业制度对我们的启示是：资本可以把平等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从而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用平等实现效率。公平本身有向全社会贯通的趋势。资本剥削这一不平等与平等的直接对立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有限度的。它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进一步扩大公平的障碍。如果把平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在平等的基础上用平等实现效率，效率会更高。而这就要求我们用社会主义企业理论，而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来指导改革我们的国家主义的企业制度。
2、现代企业制度的弊端
现代企业制度是以资本主义机会均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指导思想的。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资本家投资办企业，获取剩余价值的机会是均等的。劳动者接受剥削，并获取工资的机会也是均等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机会均等。在此基础上，资本家将劳动者按劳动技能分配劳动岗位。劳动者为了保住饭碗甚至多拿工资而努力工作，并努力提高劳动技能。这就实现了资本主义各尽所能。资本家为提高劳动效率，按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分配工资。这就是资本主义按劳分配。通过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引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已经变为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再加上机会均等，按资分配的投资制度，就形成了我们津津乐道的现代企业制度。
然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管理层架空资本成为事实上的资本家。史正富指出，所有者缺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大特点，无论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集团，还是中国的国有企业。管理层架空资本成为事实上的资本家，本质上是由企业的社会性决定的，是资本、管理和劳动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
管理层有着独立于资本甚至企业本身的利益和意志，因此，企业行为短期化、为获取高额报酬虚报利润、其它管理层侵害股东和劳工的利益现象相当普遍，而公司的股东无法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的约束，企业外部的监督也无济于事。所有这些，造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低效。当年美国第五大石油公司安然公司会计报表中造假的丑闻，就是典型例证。安然公司本是符合破产条件的公司，由于连年虚报利润，其股价长期保持在近百美元/股，业绩丑闻被爆光后，其股价一文不值，使广大股东损失惨重。然而，还不止这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媒体集中爆光了一批造假公司。只是由于布什政府下了死命令，媒体才忽然间同时闭嘴，噤若寒蝉。可见，业绩造假在美国上市公司中是普遍现象。美国的法律制度是完善的，为什么业绩造假在美国上市公司中是普遍现象？问题是造假是企业内部制度决定的，企业外部的监督是软约束，根本不能制止管理层造假。以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为例，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是由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聘的，如果协助上市公司造假，就会有丰厚的回报；如果拒绝协助造假，就得丢掉这个市场，让给自己的竞争对手。所以会计事务所的审计监督变成了协助上市公司造假。当管理成为企业的实际主宰的时候，它不但会利用企业内部已有的漏洞，还会主动“创造”漏洞，以便强化自己的控制力量，侵夺资本和劳动的权益。所以，现代企业制度是低效率的代名词，只有在傻瓜眼里才有光环。
3、资本对管理层的信托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骨髓癌
资本家投资建企业，要对自己的投资负责，工人在管理层的监管下工作，也无需提供担保，而管理层持有的是资本家的财产，管理的是资本家的工人，他们应该对资本家和工人承担什么责任呢？每个企业的规章制度都对管理层规定了“完善、严格”的责任，但是，这些责任的兑现，没有保障，因为资本家不能要求管理层向他提供财产担保，说到家，资本家是把企业信托给管理层经营管理的。信托说到底就是没有责任。比如，你没有提供任何担保向银行借了十亿元，而且拒不还款，银行没办法只能派人保护你，如果你有三长两短，银行就会血本无归。
资本家为什么会把企业信托给管理层经营管理呢？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的上帝会告诉你，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就是个贼窝，强盗和骗子之间的交易必然是权责不相匹配的，比如小偷销赃，销赃和买脏之间会签合同并通过法院解决合同纠纷吗？能到房产局办理抵押权登记吗？
社会化大生产迫使资本家把企业信托给管理层，资本剥削的本质，又限制了资本对管理的约束力，决定了资本对管理的约束只能是软约束，管理层的任性胡为、企业的效率低下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
说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降低了国企的效率，理由有两点:第一、现代企业制度是垃圾制度，套用它改革必然降低国企效率。第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改了四十年，违背了改革的常识，即先确定所有权主体，然后按照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所有者利益和意志进行改革。国企改革改了四十年，连所有者是谁都不敢提，这改革肯定不会成功。
当然，国企改革还是有成绩的。其成绩就是，国企成为市场主体，而且还在市场基础上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体系性和整体优势。但是如上所述，后四十年国企效率低于前三十年，而且微观效率低于西方企业，原因就在于套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使国企成为了市场主体，但又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而渐进式的国企改革，使国企体系性和整体优势被不断削弱，破坏，初期有利于非公经济的发展，但当国企体系性和整体优势被不断削弱，破坏到一定程度，又降低和否定国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和私营经济效率之源的功效。当前经济的困难，国企体系性和整体优势被不断削弱，是根本原因。这证明，国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已经结束，需要开辟新的改革。
四、科学探索国企改革2.0道路，需要正确认识国企与私营经济的关系
(一)、国企的出现救了西方企业制度
西方企业制度，现代的也好，近代的也好，都是低效的，是国企的出现提高了西方企业。最早的西方企业起源于英王的海军与英国海盗合伙抢劫海上商船。这是英国公私合营的开始，也是西方企业制度的第一桶金。随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靠海军在全世界扩张，控制海航通道、占据殖民地，武力为本国工业开辟和维持原材料市场和工业品倾销地。在这里，海军就是他们的国有企业，当然还有国有的贸易公司，比如东印度公司。离开海军和东印度公司等就没有原材料市场和工业品倾销地，西方企业就没有效率。十九世纪末，国企在西方大量兴起，正因为有了国企提供的基础设施和金钱效益差的重工业，西方的工业革命才从轻工业革命发展到重工业革命。二战后，美国依靠国企和政府联手，完成了市场、科技的基本建设，同时占领了世界科技、货币和市场的制高点，为美国企业打开了利润空间，才有了美国企业的效率。总之，西方近现代企业的效率都离不开政府和国企的作用。其中的机理是，要想市场有效率，仅有个体（包括跨国公司）之间的交易不行，必须把个体之间的交易建立在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基础上，而政府和国企总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会整体与个体进行交易。
（二）、美国要“监管”中国国企是因为其效率高得美国企业无法竞争
西方企业的效率基础，是对其他国家的欺凌和剥削，表现为以政府和国企作用为基础的、以私企为狼群的围捕和吞噬，但是遇到中国的挑战。中国的国企和政府性质使得他们更能代表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进行交易，更能通过这种基础交易来促进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提高整个社会的交易水平。在中国以国企体系为基础和核心、以私企为群众的、政府指导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和科技体系面前，美国私企主导的，以政府和国企作用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和科技体系就显得更像乌合之众，因为政府和国企主导与私企主导，决定了两者的制度和能力差距。而且美国经济和科技体系是强盗体系现代化的结果，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和对外剥削压迫，当资本全球化完成，全球市场统一，供对外剥削压迫的外部市场快速缩小，美国经济和科技体系的“场”或者说用武之地正在缩小，效率必然降低，而中国经济和科技体系是一种自力更生体系，更适合全球统一市场，所以效率更高。所以美国就要求“监管”中国国企，要求中国私有化和私企对国企的单向混改。私有化可以直接消解中国的竞争力，而私企对国企的单向混改加上私人资本在国企内部对国企的渗透以及安插代理人，可以变相私有化，间接消解中国的竞争力，当然，通过控股这些私企，可以控制国企，进而控制中国。控制了中国，世界还是一个强盗体系。
（三）、华为的启示：现代企业制度不是改革模板，华为也需要国有化
华为本质上是私企，但它与私企和公有制企业明显不同，因为私企是资本主义企业，国企是反资本主义企业，而华为是限制资本主义企业。所谓限制资本主义企业，就是通过资本碎片化和资本与管理合一来协调劳资以及资本与管理关系的企业。华为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相对于公有制企业和私企都有明显优势。与私企比，它通过资本碎片化和资本与管理合一，有效缓解了劳资关系，落实了管理层的企业成员权，使管理层有企业是自己的企业的认知，实现了短时间内管理和资本合一，共谋企业发展的态势，有效克服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信托弊端。与公有制企业比，除了上述优点，其自我约束优于国企党委、政府的外部约束和国企内部的制度约束，其战略眼光的高度相当于前三十年国企体系的顶层设计，但是，它仍然是微观主体、微观眼光和微观战略，而且它仍然是私人资本加利润导向，因此，缺陷也很明显。但是，导致华为速亡的却是资本与管理合一的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不可持续，老股东退出和大量裁员的需要是解决不好的大难题，而且，一把手的卓越程度也决定华为未来，任正非难有好的继任者，所以未来华为有速亡的可能，成功向普通跨国公司过渡的可能性很小。
作为私企之王的华为的未来告诉我们，民营经济不值得迷信！现代企业制度不是改革模板！
如果政府与华为股东签订协议:政府已合理价格全额收购华为股东的股权，然后委托给华为股东代持，代持费是股权收益的一半。当华为把股东淘汰离开管理层时，政府收回代持权利并给与一定奖励。基于这个协议，华为内部可以这样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每一个代持人投票决定公司的中层，中层投票决定高层，高层投票决定最高领导人，反过来，最高领导人用个人财产向高层担保，高层用用个人财产向中层担保，中层用个人财产向代持人担保，代持人用个人财产向国有股东担保。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公司方案，可以保持华为的先进性。
（四）、国企和私企是筋骨和脉络与肉的关系
国企不仅是微观经济主体，国企体系还是宏观经济的筋骨和脉络，是宏观经济效率的基础。没有国企体系，就没有宏观经济。现代社会，国企体系及其与政府的交易关系，是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交易的物质承担者。没有国企体系及其与政府的交易关系，就没有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更不可能把个体之间的交易建立在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基础上。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是市场有效和企业微观效率的基础和保障，只有把个体之间的交易建立在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基础上，个体之间的交易才会产生微观有效市场和企业微观效率，微观有效市场和企业微观效率才会转变为宏观有效市场和宏观经济效率。另外，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本身，也会产生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因此，国企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是私企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之源和基础。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国企和私企是筋骨和脉络与肉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跨国公司的私企，其本身是成体系的，但对一个国家来讲，它不是该国的宏观经济体系，而只是该国宏观经济体系的一个环节或分子。如果相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来说，这个环节太大，则说明该国经济体系已经异化，比如三星对于韩国经济体系，就是异化，个体相对于整体来说太大了，而三星被美国控股，则说明韩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国控制，经济没有独立。
中国私企，是在国企构成的、较完善的宏观经济体系里滋生的，国企改革也为私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私企不可能作为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交易的承担者，私企对于中国经济体系来说，只能是肉，而不能成为筋骨和脉络，因此，就目前情况看，国企的数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混改应该是双向的，是恋爱式的，国家应该放手国企对私企的渗透，大胆壮大国有经济，同时规范国企的并购，并通过调整国企体系来调整国民经济结构。
多少年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都是模仿国企的地位，这说明宏观经济中，国企的不可替代性。
五、国企改革2.0：构建科学正当的国企制度，让国企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
国企改革1.0，用了40年把国企变成市场主体，但不能让国企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国企改革2.0，要让国企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怎么做？构建科学、正当的国企制度。首先、落实全民所有；其次、重塑资本与管理的关系；再次、构建科学、正当的国企运作形式。
（一）、国企改革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国企改革应当牢牢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国企改革的中心是落实全民所有。国企改革的一个基本点是重塑资本与管理的关系，另一个基本点是构建科学、正当的国企运作形式。
重塑资本与管理的关系，需要彻底抛弃资本将企业信托给管理层经营管理的信托资本主义，把资本和管理的关系从信托经营合同关系改变为以担保为条件、以竞标为生成方式的委托经营合同关系：管理层经营国有资产必须向国家（全民）提供担保，取得国有资产经营权的方式只能是竞标，条件优者得。国企体制和机制应符合下列要求:：1每个公民都是法定的股东，收取红利。2国企职工通过竞标和担保组成国企经营权集体。3、集体内部高管向全体职工担保4，高管向职工担保，职工向国家担保。5、国家通过发工资来邀请大家竟争工作岗位。
重塑资本与管理的关系，是现代企业制度对国企改革的警示。现代企业制度，发明了“资本主义机会均等、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实现了把平等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并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用平等实现效率，但是，私人资本本身的邪恶性，使得信托成为处理资本与管理关系的最优选择，造成管理架空资本、管理的任性胡为以及企业的短视和低效等等。我们完全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把平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并在平等的基础上用平等实现效率，因为我们可以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机会均等、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公有制是所有制上的平等，担保和竞标是平等的交易形式。平等产权基础上的平等交易必然产生效率。如果继续用信托资本主义指导改革，管理架空国资之时就是颜色革命成功之日，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这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需考虑什么掏空和里应外合。对任何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迷信，都是无脑的表现。
构建科学、正当的国企运作形式，要把整个国企体系看做一个由单个国企构成的完整的国有财产经营体系，将单个国企制度的设计与整个国有财产经营体系的设计结合起来，设计完整的国有财产经营体系。其中，国有财产经营体系的设计着眼于国企承担国家经济运行和经济平稳、健康、高效发展的任务，并为全体公民平等地参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经济基础、权利保障以及行为规则，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从国企的利润中分享红利是其应有内容。单个国企制度的设计则是围绕两个中心：1、服务于国有财产经营体系的职能。2、单个国企的保值增值和向全体公民分配尽可能多的红利。
（二）、落实全民所有，让国企改革成为改革
国企改革包括国企身份改革和国企运作方式改革。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落实全民所有，是国企改革的前提，有此前提才能真正提高国企效率。落实全民所有可以国企从现代企业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出越改效率越低，越改比例越低的恶性循环。不但成为市场主体，而且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不但有体系性和整体优势，而且不断强化体系性和整体优势。
然而，国企改革40年了，国企身份改革没有进行，国企运作方式改革才困难重重，长期找不到北。未来如果不落实全民所有，国企必然被“改革”绑架，被权贵绑架，私有化就成为必然，不是被贱卖，就是被送光。所以，国企改革现在要做的，是全面落实全民所有，实现广大人民的权利，取信于广大人民。
为了配合落实全民所有，可以先向全体公民分配红利并且明确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公民平均分配的私权利，实行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货币化平均分配。
1998年以后，通过对社会主义交易经济市场结构的模拟，我国形成以国有资本为核心的双层市场结构。其核心结构是：政府土地出让形成土地的一级市场，开发商卖房形成土地的二级市场。政府可以通过调节一级市场调节二级市场，也可以直接调节二级市场。在银行信贷的支持下，房地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迅速完善了基础设施，实现了城市化，配套接收欧美资本转移中国以及中国经济的自身发展，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
但是，按照社会主义交易经济的要求，住宅建设用地的出让收入应该全民分红，其它建设用地的出让收入用于建设。通过住宅建设用地出让收入全民分红，可以缓解收入分配不均的难题，保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另外，通过绑定土地出让和全民分红发行土地人民币，还可以解决人民币发行问题，避免现实中的债务堆积，科学配置资源。最后，土地财政形成的我国以国有资本为核心的双层市场结构，必然因为土地财政发生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和社会崩坏，甚至导致大动乱。解决方式，就是住宅建设用地出让收入和房产税收入全民分红，对经济二次启动。
这两项措施一旦实施，国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就初步体现出来了。国企的运作形式改革也有了正确方向，并将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和改革发展环境。
六、结论：国企改革，最需要改的不是国企，而是改革
国企是私企的替代者，是革命的产物。改革是革命过程中合理的倒退，是革命过程的一部分，所以，改革必须得有充分的理由和显著的成果才能立足。但是，40年来国企改革的理由一直没有找对，改革的理由不是国企效率低，而是融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寻求更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的需要。为了培养融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需要的国内经济环境，我们对国企进行污名化，并通过破坏国企的体系性和生存环境，甚至强迫国企割肉养活私企，来谋求私企的发展，不仅致使国企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而且不利于形成具有相对于美国经济体系优势的经济体系。但是，前三十年培育的果树，需要在后四十年才果实成熟，所以改革靠端起碗来吃前三十年的肉，放下碗来骂前三十年的娘，一直运转了40年。国企和私企是筋骨和脉络与肉的关系。拿人来做比喻，离开国企体系，中国经济就是畸形怪物，中国私企就不再是人体的组成部分，而是一堆堆散乱的人肉块。世界银行2030也好，贸易战也好，想打掉的就是中国国企体系支撑的自主发展体系——以国企体系为基础和核心、以私企为群众的、政府指导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和科技体系。贸易战不仅证明了我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决策的正确性，反过来还宣告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优势论的破产。其实，后四十年的成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而不是改革开放的成功。国企改革需要从1.0进化到2.0。国企改革2.0，应当牢牢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国企改革的中心是落实全民所有。国企改革的一个基本点是重塑资本与管理的关系，另一个基本点是构建科学、正当的国企运作形式。既然现代企业制度是垃圾制度，为什么我们还要沿着它一条路走进陷阱和棺材呢！国企改革，最需要改的不是国企，而是改革！
七、国企改革2.0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交易经济理论
交易是经济的本源，劳动是经济的本质。经济就是劳动的交易。
（一）、社会主义交易经济的所有制和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交易经济实行这样的所有制：资源是上天赐予社会整体的财产，而社会整体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作为平等股东组成的社会法人。社会法人把一部分资源（如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无偿地、平均地分配给股东利用，把另一部分资源通过竞卖的方式交给作为资源利用者的公私资本家利用，所得在做出必要扣除后在全体股东中平均分配。社会成员的收入包括两部分：股东收益和劳动所得。所有制上的平权和财产流通上的交易存在，使得社会法人得以以资本家为“剥削”对象，通过交易获取剩余，成为资本家的资本家，因而这种经济是自由、平等、高效和绿色而且计划性的。在这个应然的社会里，公有财产权本身是正当而且高效的，并且是私人财产权唯一的合法基础性来源，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社会的股东获得从公共财产派生的私人财产权，即作为股权表现的财产权，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以自己的劳动为对价通过与社会和作为资源利用者的社会组织的交易获取劳动收入，即作为劳动所得的财产权，另外，还可以以上述财产组成作为资源利用者的公私资本家所形成的股权。
社会主义交易经济实行计划性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交易形成一级市场。通过一级市场，社会法人用货币化分配的方式把一部分资源（如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无偿地、平均地分配给股东利用，把另一部分资源通过竞卖的方式交给作为资源利用者的公私资本家利用，所得在做出必要扣除后在全体股东中平均分配。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形成二级市场。二级市场负责按照社会法人的意志来协调社会个体的经济合作，方式是市场竞争。政府是社会法人的代理人，负责按照社会整体的利益调节市场，方式是：第一、通过调节一级市场调节二级市场；第二、直接调节二级市场。
（二）、社会主义交易经济的科学性
社会主义交易经济，能够满足科斯定理的三个前提条件：首先是产权的初始界定清晰。在社会主义交易经济里，资源归社会法人所有，然后通过竞争性的交易由资源利用者用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流转到资源利用者手里，因而产权的初始界定是清晰的。其次是交易费用为零。由于掌握充足的社会资源尤其是信息资源，社会法人的存在肯定会降低交易费用，而且交易费用可以由社会法人承担，所以，对社会法人以外的市场主体来说，交易费用很低，甚至为零。再次是完全竞争。资源市场的交易，是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的交易以完全竞争的资源市场为基础，而且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不但交易信息资源充分而且交易费用为零，所以完全竞争也是可以实现的。
经济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样一个经济学原理：作为经济本质的交易，由市场和计划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而成。市场说的是交易的主体、客体和客观方面，计划说的是交易的主体、客体和主观方面。两者结合，使交易具备了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交易结构。以交易为内容和特征的经济叫做交易经济。把交易割裂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不承认社会整体法人地位的结果：市场经济不承认社会整体的主体地位，结果是否定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只承认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计划经济不承认社会个体的市场交易主体地位，结果是否定社会个体之间的现实交易，否定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形式交易，只承认他们之间的实质交易。
如果分析两者的功效，我们会发现：市场经济不承认社会整体的主体资格，使市场结构畸形，表现为社会的个体与社会整体的交易缺失，市场经济成为无数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不能按照社会整体或者个体任何一方的利益和意志发展，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无从体现，宏观经济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经济周期化，竞争残酷，贫富分化严重，最极端的是经济结构的失衡要靠战争、天灾等灾难来调整，人成为经济的奴隶或者客体。计划经济，否定社会个体的市场交易主体地位，使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以及社会个体之间的形式交易缺失，降低了社会整体和社会个体的交易能力和意愿，降低了微观层次的效率。社会整体和社会个体之间的实质交易，可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但是缺乏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以及社会个体之间的形式交易基础，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以及社会个体之间的实质交易的效率无法保障。
总之，只有社会主义交易经济能够带来自由、平等、高效、绿色、可持续和计划性的经济发展。[size=18.6667px]注：本文是参会论文写作时间：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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