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尼瓦尔<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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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br>
近几十年来,制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应该很少有人会反对这样一个观点:制度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正如 Acemoglu等(2005)所言,“制度至关重要”。他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制度是主要决定因素,甚至断言:经济制度的差异,是经济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br>
但制度进入经济学的视野,要比这早得多。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时,就已经把制度问题纳入了他的分析框架。这本诞生于苏格兰启蒙运动氛围中的著作,关注的远不止分工和市场。斯密在讲课和写作中,用一套社会发展理论把不同的生计阶段(狩猎、畜牧、农耕和商业)与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联系了起来(Skinner, 2008)。在他看来,制度不是外生给定的背景,而是随着社会生计方式的变化逐步演化出来的。<br>
沿着斯密开启的这条思路,制度经济学逐渐成形。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几股不同的学术传统:德国历史学派、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代表的美国旧制度主义者,以及后来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hodgson, 2000)。1918年,沃尔顿·汉密尔顿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正式宣布了“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等人建立起来的旧制度经济学,曾经是美国经济学界的主导力量。<br>
但旧制度经济学在理论形式化方面的不足,使其在二战之后逐渐让位于日益精密的新古典经济学。后者一度把制度当作外生变量搁置起来。直到科斯在1937年和1960年先后发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重新打开了制度这个黑箱,制度才重新回到经济学的聚光灯下。威廉姆森在1975年正式提出“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诺斯把制度分析扩展到经济史,一个崭新的研究范式就此成型。<br>
如今,制度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从科斯到诺斯再到阿西莫格鲁,制度从被忽略的变量一路走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个位置。但一个有趣的问题随之而来,即经济学家们真的在“制度”这个词上达成了共识吗?<br>
答案是否定的。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围绕“制度”这个关键词,实际上形成了两条不同的研究传统。一条是旧制度经济学,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为代表。另一条是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诺斯、威廉姆森为代表。两条传统都研究制度,都认为制度重要,但它们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人到底是什么?制度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分歧,决定了它们对经济世界的解释方式截然不同。<br>
二、新制度经济学<br>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用Ménard 和Shirley(2025)的话来说,它研究的是人类为了降低不确定性、控制所处环境而创设的规则和规范,既包括书面合同和法律这类正式制度,也包括社会规范这类非正式制度。那制度又是什么呢?诺斯(1990)给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制度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它们规定了“人类互动得以发生的框架”。游戏有规则,也得有玩家。诺斯把组织比作玩家,组织是“追求共同目标与个体目标相混合的特定人群”(North et al., 2009)。这个区分不只是打个比方,它实际上划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两条不同的研究路线。Ménard和Shirley,(2022,)解释说,一支关注制度环境的基础性规则,也就是“诺斯分支”;另一支关注组织及其治理制度,也就是“威廉姆森分支”。<br>
这个框架不是一天建成的。它的起点,要追溯到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题目叫《企业的性质》。科斯问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既然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自动配置资源,为什么还会有企业存在?他的回答是,因为使用市场是有成本的。找交易对手、谈价格、签合同、盯着对方履约,这些事情都要花时间和精力。科斯把这些成本统称为“交易成本”。企业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它能用内部的上下级关系来代替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省掉一部分交易成本。<br>
之后,科斯又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他证明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结论,假如交易成本为零,不管一开始产权归谁,当事人之间都能通过谈判得出一个有效率的结果。这后来被叫做“科斯定理”。但科斯真正想说的其实是反过来的,现实世界里交易成本永远大于零,所以产权一开始归谁就变得极其重要。不同的产权安排带来不同的交易成本,最后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Coase, 1960)。这两篇文章,给新制度经济学打下了两根柱子,交易成本和产权。<br>
沿着科斯的路,诺斯把制度分析用到了经济史上面。当交易成本为正时,制度就至关重要(North, 1990,)。他用产权和交易成本的理论重新解释了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兴起,论证了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斯还特别强调了一个现象,一旦走上某条制度轨道,想掉头就越来越难,历史上的偶然事件有可能被制度锁定成长久的格局,这就是路径依赖。<br>
威廉姆森把注意力转向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各种治理结构。他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为什么有的交易在市场里做,有的放到企业内部做,有的采用两者之间的混合形式。威廉姆森在1975年正式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把沿着科斯思路做的研究统归到一个学派下面。从此这个标签被学界接受,新制度经济学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br>
从方法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跟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以说是有保留地继承。它保留了新古典的几个基本工具:边际分析、从个体出发看问题、重视竞争和稀缺性。但它扔掉了新古典那些不太现实的假设,不再假定人有完全的信息,不再假定人的理性是无限的,不再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因为信息不完全,人们会想办法获取和传递信息。因为理性有限,人们需要制度和规则来帮助自己做决定、降低不确定性。因为交易有成本,不同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形式就会带来不同的效率结果。制度不再是外生给定的背景,而是可以被拿来分析和解释的东西。<br>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选择是嵌在制度里面的,所以它研究的范围比新古典经济学宽得多。阿罗和威廉姆森都说过,新制度经济学影响力越来越大,就是因为它接纳了新古典经济学里那些已经被证明有用的东西。阿罗还提到,跟旧制度学派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不是给资源配置和利用率这些老问题找新答案,而是在回答一个新问题:经济制度为什么长成了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阿罗这句话更像是一个宣言式的定位,用来强调新制度经济学的独特贡献。但如果看新制度经济学实际的研究工作,情况要比这个复杂。很多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其实还是在回答资源配置和利用率这些老问题,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比如说,诺斯研究制度变迁,说到底还是在问制度怎么影响经济增长,增长本身就是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br>
这个框架的优点很清楚,逻辑干净,可以做模型,可以拿数据检验。它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存在、产权为什么重要、不同的制度安排为什么会带来不同的经济结果。正因为这些成绩,新制度经济学在几十年里从一个概念长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科斯和诺斯先后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这个流派走到了顶峰。<br>
但这个框架也有它的盲区。它把人当作分析的起点,人的偏好是给定的,理性能力是给定的,认知框架也是给定的,然后用这些给定的人去解释制度的产生和变化。这么一来,制度变迁的动力就只剩下了交易成本高不高这一个开关。交易成本高了,制度就该变了;产权界定清楚了,效率就该提高了。至于具体情境里的信念、文化惯性,这些东西都被挤到了模型外面。新制度经济学接受了新古典的分析装置,也就连带接受了这套装置自带的一些限制。边际分析擅长处理微调,但不擅长处理结构性突变。方法论个体主义擅长从个人行为出发解释现象,但在处理集体信念、文化惯性等超越个体的因素时,就显得力不从心。<br>
Langlois(1989)对这个问题做过很尖锐的批评。他说新制度经济学表面上超过了新古典,骨子里还是新古典的。它喜欢用“效率最大化”来做功能解释,一个制度存在,就是因为它“有效率”,因为它能最小化生产成本加交易成本。Langlois认为,该解释用一个想象中的选择机制代替了对真实制度过程的考察。只有在选择机制跑得又快又准的时候,“最大化”的说法才在逻辑上站得住;要是碰上选择压力弱或者路径依赖的情况,它就说不通了。新制度经济学拿“效率”两个字当简写,躲开了对制度实际演化过程的深入研究。<br>
经验研究那边也有类似的问题。Lee 和 Lloyd(2016)在回顾长期增长的文献时说,虽然制度是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议,但制度到底是不是跨国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仍然值得怀疑。他们列出了几个问题。第一,制度本身随着时间和空间变化很大,可是对它的跨期测量经常很粗略。第二,“制度”和“政策”很难分清楚,因为对人起作用的是它们加在一起的激励效果。第三,好多实证研究用的国家样本有限。第四,年度增长率的波动模式,一些经济先加速后减速,另一些持续低迷,无法用制度长期稳定的前提来解释。在 Lee 和 Lloyd 看来,制度相对于政策改革、地理、文化等因素的重要性,仍然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Lee 和 Lloyd 进一步指出,制度跟政策改革、地理、文化比起来到底有多重要,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br>
诺斯后来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些局限。他承认经济学家以前把“完全理性”这个假设随便用到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上,是个错误。他说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人得靠心智模型来理解世界,而心智模型是在文化遗产和制度里形成的(North, 1994)。诺斯区分了心智模型和制度:心智模型是人脑子里用来解释环境的图像,制度是人造出来让环境变得有序的规则。更重要的是,他画出了一条双向的链条:共同的文化遗产可以减少人和人心智模型的差距,信念结构通过制度变成社会和经济结构,制度反过来又会影响人的信念和目标。<br>
Hodgson,(2007)指出,诺斯承认制度或者共同文化遗产能够影响人的信念和目标,这把他带回到了旧制度经济学的一个老主题,即制度在塑造偏好方面的作用。不过诺斯还是用着新制度经济学的语言,他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房子里开了扇窗户,没有把墙拆掉。当新制度经济学的光线照到制度怎么决定长期增长这个问题时遇到了阴影,我们就有必要转过头去看看另一条传统,旧制度经济学,看看它是不是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br>
三、旧制度经济学<br>
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是从个体创造制度这个方向来理解制度,那么旧制度经济学走的是另一条路,它追问制度是怎么塑造个体的。<br>
旧制度经济学的思想根基比新制度经济学要早得多。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了《有闲阶级论》,康芒斯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研究集体行动和法律制度。但“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要到1918年12月才由沃尔顿·汉密尔顿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正式宣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等人建立起来的这个学派,曾经是美国经济学界的主导力量。从1924年到1943年,二十位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中有八位是制度主义者或对制度主义抱同情态度(hodgson,2001)。<br>
旧制度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个体不是给定的,而是被制度和文化塑造的。<br>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它跟新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人当作快乐与痛苦的闪电计算器,偏好是固定的,理性是完备的,人只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做选择。新制度经济学放宽了信息完全和理性无限的假设,但基本上还是把个体当作分析的起点,偏好是给定的,人是在给定的偏好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旧制度经济学拒绝这个起点。在凡勃伦看来,人的偏好、习惯、认知方式,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制度环境中慢慢形成的。制度不只是约束人的行为,它还改变人的欲望、信念和思维方式。<br>
Hodgson(2001)把这个核心主张提炼为一个概念:重构性向下因果。意思是,制度不只是个体行为的上层约束,它还会向下作用,重塑个体的目的和偏好。个体创造制度,制度也创造个体,这是一个双向的、循环的过程。<br>
基于这个核心主张,旧制度经济学展现出几个鲜明的特征(hodgson,2001)。<br>
第一,制度经济学不以任何具体的政策主张来定义自身。汉密尔顿当年就说,经济学的位置不在于对实践性提案做出价值判断,但它的吸引力恰恰在于它可以作为政策的基础。这意味着旧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保持开放,不把自己绑定在某一种政策立场上。<br>
第二,制度经济学广泛借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和数据,以此来发展对制度和人类行为更为丰富的分析。凡勃伦借用达尔文生物学和心理学,康芒斯借用法学和心理学,米切尔借用统计学。在旧制度主义者看来,经济学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玩,必须从其他学科吸收养分。<br>
第三,制度是任何经济体的关键要素,因此研究制度以及制度的维持、创新和变迁过程,是经济学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一点听起来跟新制度经济学很像,但旧制度经济学强调的是制度本身的演化过程,而不是制度作为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结果。<br>
第四,经济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演化的系统。它置身于自然环境之中,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并嵌入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和权力关系之中。这意味着旧制度经济学拒绝新古典那种均衡分析,认为经济永远处在过程中,永远不会达到终极均衡。<br>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把个体代理人视为效用最大化者的观念是不充分甚至错误的。制度主义不把个体当作给定的。个体受到其制度和文化情境的影响,因此个体并非简单地创造制度,通过“重构性向下因果”,制度以根本性的方式影响着个体。<br>
这五条特征加在一起,画出了一幅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图景。在这个图景里,人不是拿着固定偏好清单到处做计算的经济人,而是在制度环境中不断被塑造、不断变化的活生生的人。经济不是一个趋向均衡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永远在演化的开放过程。制度不是外生给定的约束条件,而是需要被解释和理解的核心对象。<br>
但旧制度经济学也有它的问题。Langlois(1989)对它也做过一次严厉的解剖。他指出,旧制度经济学内部其实裂成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康芒斯式的整体主义。康芒斯把集体意志当作一个有自己目的和意图的东西,认为社会整体有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能力。Langlois认为这犯了目的论谬误,把一个复杂的制度现象解释成社会整体想要这样,等于用比喻代替了分析。社会整体不会想要什么东西,想要东西的是具体的人。另一个方向是艾尔斯式的工具价值论。艾尔斯继承了凡勃伦对工业和金钱的区分,他把科学技术当作衡量价值的客观标准,凡是符合技术效率的就是好的,凡是受制于仪式和传统的就是坏的。Langlois批评说,这其实是一种科学主义,它想把价值判断伪装成客观事实,最后不过是把分析者自己的偏好当成了普世标准。<br>
Lawson(2005)则从另一个角度做了修正。他指出,Hodgson(2001)用重构性向下因果来界定旧制度主义是有问题的,因为几乎所有社会结构都具有向下影响个体的能力,这不只是制度独有的特征。Lawson认为,制度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相对持久性。正是因为制度比其他的社会结构更持久,它才有更多的时间去慢慢塑造那些生活在它下面的人的习惯和思维方式。旧制度经济学的真正贡献,在于它把该事实放在了理论的核心位置,并且始终坚持从过程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和社会的运行。<br>
Hodgson在2006年回应劳森时,进一步澄清了自己的立场。他明确指出,自己从未试图用“重构性向下因果”来定义制度,他在2004年的著作中把制度定义为“已确立且嵌入社会的持久规则系统,这些规则结构了社会互动”(Hodgson, 2004)。同时,他也反驳了劳森关于非主流经济学只能在本体论基础上与主流区分开的观点:所有科学理论化都涉及某种抽象或暂时性封闭,非主流经济学也不例外,因此劳森的区分标准并不成立(Hodgson, 2006)。<br>
二战之后,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数理模型的普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化优势越来越明显,旧制度经济学逐渐退出了主流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提出的问题不重要。个体是怎么被制度塑造的?习惯在经济行为中起什么作用?经济演化有没有方向?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旧制度经济学的退场而消失。它们只是暂时离开了经济学的聚光灯,等待有人用新的工具来重新面对它们。<br>
四、结论<br>
新旧制度经济学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个体。新制度经济学把个体当作给定的分析起点,用理性选择框架解释制度的生成与变迁。这套方法逻辑清晰、可检验,但个体偏好被外生处理后,制度变迁的动力就收缩为交易成本的变化,信念和文化等因素难以被有效纳入。旧制度经济学拒绝这个起点,认为个体的偏好、认知和行为模式是在制度环境中被内生塑造的,制度与个体之间存在双向的、重构性的因果关系。<br>
希克斯曾说,理论就像光束,照亮目标的一部分,把剩下的部分留在黑暗里。新制度经济学那束光照亮的是制度如何作为理性个体互动的产物和约束,旧制度经济学那束光照亮的是个体如何被制度所塑造。两束光照射的角度不同,但被照射的对象是同一个。<br>
制度分析的前进方向或许在于两者的结合,用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严谨性来组织分析框架,用旧制度经济学对历史情境和个体构成性的敏感来充实分析内容,从而更好地回答那个根本问题:制度如何产生、如何演化,又如何反过来塑造那些创造并生活于其中的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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