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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 特点 农民工

农民工流动研究综述 谭深 　　农村人大量外出到城市和发达地区经商务工，是近年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题目之一，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城市地理等学科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外援项目工作者等从各自的角度，采用综合调查[①]、个案研究[②]和专题研究[③]等方式对这一现象和人群展开了研究。 　　按照社会学的理解，农民工流动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同时是一种社会流动，包含了地域流动，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三个方面（李培林：1996）。从社会学角度，近年的研究大致包括：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研究，比如外出的动因、流动方式、社会网络、组织化程度、家庭模式、主体意识、失范，等；农民工内部分化或分层状况，比如不同来源地、不同职业群体的研究；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比如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社会排斥和不平等、有关管理和社会政策；以及有关社区的研究，等。本文的综述将以理论的发现为主。 　　研究范式和理论有研究者指出，人口迁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种范式：一是古典和新古典主义下的“均衡”范式。人口流动视作是由资源分布不均衡引起的（典型的如“推－拉”说），而其结果则使经济要素在各地域间形成新的平衡。二是结构－历史－功能主义的范式，认为人口流动跟一系列的传统、结构和历史因素有关，人的流动被视为是对特定结构的回应。第三种范式被称之为“主体－实践”（agent-practice）范式，它强调移民也是一个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每时每刻地都在以自己的“实践”来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所规定的行动者。“（项飚，1998/1996：127－128）而黄平等的研究则提出吉登斯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 ）理论综合了社会学一向对立的整体论和个体论的视角，并以此尝试对农民的非农转移做出新的理论说明。认为就结构和主体的关系而言，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提供的可能和制约，农民不可能实施外出，反之，如果没有农民外出的需求，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农民的行为而言，农民在外出和转移过程中总是不断反思自己的行动，改变自己的目标。因此，这些行动的后果，常常是未曾预料的，更不一定是”合乎理性的“。（黄平主编，1997：3－8） 　　对于国内的研究，有研究者总结认为，近年社会学有关农民工研究主要以两种分析框架为主：一是结构分析。将社会流动放在社会结构中探讨，它首先设定社会是以分层或地位的方式构成的，然后再将流动的概念放入其间来考察；二是社会网络分析，将个体的流动过程看成是其通过建立社会网络来实现的，它不强调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属性，而是强调个体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优越位置（渠敬东，2001；翟学伟，2003）。 　　渠敬东进一步认为，研究预设和方法本身有可能会简化材料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甚至排除那些难以归类却恰恰最具有社会效果的现象；结构分析也不能等于社会研究的全部。因此，他提倡新经济社会学提出的网络分析范式，认为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切入这一群体的互动关系及其结成的社会纽带，是一种更容易走进他们特殊生活的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外来人口本身，以及他们的社会网络乃至社区，都是社会网络及其运动的效果（渠敬东，2001）。项飚的研究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范例，他对浙江村的观察长达6年，其研究经验是，不是从任何社会学的概念出发，而是根据“主体－实践”（agent-practice）的范式，强调行动者的作用，从观察到的事实中提炼概念，然后与既有理论对话。在对浙江村形成过程的详尽描述中，他不断地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相应的理论或基本的概念进行剖析、批评，并提出自己的理解。比如“社区”的概念，浙江村无论如何也套不进已有的“社区”概念中，很多的故事发生在浙江村，但“故事的源头及后果却往往在社区之外”；还有社区成员认为的“大人物”与外来研究者所赋予的“精英”的差别；关于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的几种理解：阶层模式、再分配和中心模式及“层叠”模式等，都与浙江村的不同；又如迁移研究中的“嵌入”（embeddedness）模式，提出不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是人们依靠社会关系在“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等。 　　流动的社会网络大量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在农民工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这种社会网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李培林和赵树凯指出，市场化的变革和农民职业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依赖。赵树凯具体分析农民工的乡土网络，认为分为两部分，1、外出前就存在的初级乡土关系；2、外出后建立的次级乡土关系（李培林，1996；赵树凯，1998：61－69；）。但零点公司的田野调查发现，由于在同质群体内部可利用的资源有限，因而部分人在条件允许时有脱离农民工群体的倾向（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1995）。 　　后来格兰诺维特（M.S.Granovetter ）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理论被引入。此前，边燕杰在对华人社会中求职行为研究中已经指出，与格氏研究的西方社会通过弱关系建立求职渠道不同，华人社会更多地依靠的是强关系。国内对农民工关系网络的研究多在此基础上展开。如李汉林等的调查结果认为，城市里的农民工交往和社会支持基本上由强关系构成，其关系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推开；同时，农民工在城市也经历了学习和再社会化过程，其中一部分扩展了弱关系（李汉林，2002；李汉林、王琦，2001；渠敬东，2001；曹子玮，2001）。刘林平采用了参与式方法对深圳的一个跑运输的湖南平江人聚居社区――“平江村”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平江人到深圳发展，靠的不是具有较充分的人力资本，也不具有充分的金融资本，而是充分地利用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在格氏和边燕杰的网络理论中，关系只是被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其区分是建立在一个时点上的。而刘林平从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点上对关系重新分类，提出了4种关系类型：强关系、弱关系、弱强关系和强弱关系。他的调查发现，这几种关系可以互相转化，怎样转化有赖于个人的努力。因此认为，不能把关系看作是一种既定的社会结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刘林平，2001，2002）。而翟学伟的研究从中国社会文化的角度提出，格氏关于强关系和弱关系划分的前提其实是建立在社会上的任何两个独立性个体之上的，但是中国社会关系构成的前提不能做这样的假设，对中国人来说，即使两个人彼此之间没有交往，但只要有天然性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存在，就可以义务性地和复制性地确保他们之间的亲密和信任关系。根据对访谈的个案分析认为，农民工求职的关键问题不是信息多少和重复与否，也不是关系的强弱，而是此信息是真还是假，如何保证自己不受骗。因此提出了“强信任关系”和“弱信任关系”的概念，认为研究中国农民工在流动中的求职过程，首先是研究谁是最可能依赖的人的过程（翟学伟，2003）。但是以上的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指出了农民工在建立和使用关系网络中的工具理性，而并非“文化习性”的倾向。 　　项飚对浙江村的分析重点也是“关系”，但是他没有从强关系和弱关系的理论出发。在作者看来，所谓“关系”是“中国人的一套关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民间理论”，它本身将可能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发展的理论资源。以往人们往往将“关系”理解为两个行动者之间的连线，而作者认为，当人在建立某一关系的时候，是带着已有的关系来的。可以说，关系的实质乃是“关系丛”。关系是浙江村的发展中核心的关键环节，是一个新的行动单位，作者称之为“系”。“系”是以某一行动者为中心的多种关系的组合。在涉及到网络特征的经济体系时，“信任”往往被作为其维持的基础。但是作者认为它并不符合人们行动的真正逻辑，因而提出，建立一个稳定关系的实质意义，在于建立双方的制约，作者称之为“锁住”，即对于对方的惩罚和纠正的能力。而人们感觉到的信任乃是它的表现。亲友圈、生意圈相锁相叠，构成社区的整体秩序。（项飚，2000）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认为移民的流动，并非从一套先于他们存在的社会体系进入到另一套先于他们存在的社会体系，而是在流动中改变这些社会体系，形成新的社会体系，作者称之为“非国家空间”。（项飚，1998/1996） 　　外来人口社区无论是从农民工流动、社会结构还是城市管理的角度，在一些城市出现的外来人口聚集地都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近年大量的研究涉及这方面的题目。王春光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角度对北京一个温州人聚集的“浙江村”做了全景式描述，首开了此类研究的先河（王春光，1995）。王汉生等从外来农民进入城市的方式角度对浙江村作了研究，认为从事经营的温州农民以“产业－社区型进入”，是一种独特的进入方式。其意义在于：1、它对应着城市商业管理体制和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市场的机会结构；2、它不仅是一个聚居地，而且促成了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产生。这种组织以其“内部市场”方式分工协作，以区别于大厂商组织和外部市场；3、对传统资源――主要是乡土资源的利用；4、与城市管理体制形成了特殊的关系（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飚，1997）。 　　前述项飚个人的研究也对社区的概念提出新的见解。他通过对浙江村的深入观察及与北京其他网络人口聚居社区的比较，一个基本发现是，越是聚合性强的社区，内部冲突也越多，它的对外开放程度和辐射程度也越高。以往对“移民聚居区”（包括国外“唐人街”）的研究认为它的最大特征是封闭和独立性，后来出现的“嵌入性”理论和“民族聚居区经济”理论虽然认为聚居区内部独特结构，提供了独特的经济机会，但是都认为封闭是形成该类社区既有特征的基本原因。社区概念进入中国，其内涵经历了一个转折，其理论传承影响到中国研究着对社区的理解：社区是有边界的实体；其内部的整合性是它的重要特征；它是大社会的缩影。但是浙江村观察到的，是聚合、冲突和开放的统一。在作者看来。社区更像一个舞台，但是舞台真正的内容，不是写好的脚本，而是每个人的实际表演，而且表演者所思所想，远远超出舞台范围。（项飚，1998）而浙江村之所以成为“跨越边界的社区”，因为它既与社会的各个部分紧密相关，又在既定的总体社会秩序之外。它的特点还在于：不仅超越了地理上的边界，也超越了组织体系、行政体系和身份体系的边界等一系列更隐蔽更深刻的社会边界。浙江村展示的是，一种新的生活状态的可能（项飚，2000）。 　　李汉林等通过对农民工关系网的调查分析，提出了“虚拟社区（virual community）”的概念，事实上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已经有人将社会网归于非区域性社区（non-territorialcommunity ）。还有人称非区域性社区为“精神社区”，在此，人们关注的是，人们如何在这种互动和纽带关系基础上形成一种非正式、非制度化、具有社会和情感支持的以及特殊主义取向的。这种系统和群体如何与区域性社区结构相互作用，推动社区发展和变迁？作者认为它是在一个城市内，农民工按照差序格局和工具理性构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的非制度化信任是构造这种虚拟社区的基础，而关系强度则是这种社区组织和构造的重要方式。（李汉林，2002；李汉林、王琦，2001） 　　流动的驱动力农村人为什么外出？这种人口流动的现象的动因是什么？这可以说是近年农民工流动研究都会涉及的问题。许多研究以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解释了农民流动的宏观因素，特别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构因素，导致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流向发达地区和城市。（如：杜鹰、白南生主编，1997：34；蔡昉，2000：047－056）从微观层面研究农村劳动力外出的直接原因，西方有关研究认为迁移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及最少成本的个体决策过程。而国内的研究者多注意到决策主体与西方的不同。指出：第一，中国农民是否外出，是家庭整体决策而非个人行为的结果（如黄平主编，1997：79；杜鹰、白南生主编，1997：40）；第二，中国农民外出的首要目的是增加收入（如：杜鹰、白南生主编，1997：44－52；蔡昉，2000：081－084）第三，运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外出被看作人力资本的投资，这种投资的预期与人力资本的状况如年龄、性别、教育状况等是相关的（如：杜鹰、白南生主编，1997：52－56；蔡昉，2000：145－159）；第四，针对一度流行的所谓“盲目外出”的说法，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理性”的概念，如经济理性、迁移理性，共同点是认为外出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杜鹰、白南生主编，1997：81－82；蔡昉，2000：014－015）。黄平则提出“生存理性”，认为农民为寻求生存甚至维持糊口而非在市场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中国农民在现实面前作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黄平主编，1997：78）。文军则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出发，提出了“社会理性”的概念。认为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同时关注制度文化对个人偏好和目的的影响作用。这里，作者根据人们追求目标的不同假设，把人的理性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认为在农民外出就业发生初期，其往往更多表现的是生存理性选择，但随着外出寻求就业次数的增多和时间的拉长，社会理性选择和经济理性选择将表现的越来越突出。（文军，2001） 　　国内研究者在对农民工外出行为的微观分析中，普遍认为家庭决策和经济目标是中国农民工流动的特点。但是有研究者指出，几乎所有农民工外出动机的调查结果都主要集中在挣钱和求发展两项，两者的比例不相上下，仅仅强调经济目的是否过于简单？再，家庭是否能够简单化为一个“整体”，所有的决策都是“天然”地从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谭深从多次调查的结果提出，如果将外出动机的指向分作“为家庭”和“为自己”两项，相当大比例的外出者主要从自身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主要从家庭的需要出发外出打工的，最保守的估计，在总体中这个比例大致在1/5至1/3，在未婚者中占一半左右。（谭深，2002） 　　农民工地位与分层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在职业变动中获得提高，但其总体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与其经济地位相应的明显变化（李培林，1996）。事实上，农民工职业地位的提高，是与其原有的职业身份比较而言的，因为在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中，农民已经是最下端了，他们的流动只能是向上的，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通过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地位的明显上升；但是他们的再次职业流动，地位的总分值却只有微小上升（李强1999）；如果与城市人或与流入地当地人比较，农民工依然处在最低层。李强从1996年以来，曾作过的多次社会声望地位调查证明，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的全部100种职业的排位中，排在第92位（经商者）和94位（打工者），而且，排在最后十位的职业，都是与农民工相关的职业（李强，2002d ）。 　　农民工在城市或流入地的职业身份，是通过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的。而由于体制的惯性，多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是严重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研究者称之为“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李强，2000；2002b ：第六章）农民工所能进入的，是那种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属劳动力市场。而农民工为什么集中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中？有的研究者强调制度和政策因素，正是依据原有的户籍制度和与户籍相连的就业制度，城市管理部门制定了对于职业进入的种种限制，使农民工被排斥到了一个与城市居民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上，成为城市社会的底层（李强，2000；2002b ：第六章）；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单位与地位的关系。城市市民的地位明显受到单位地位的影响，同时他在单位里的工作业绩是可以累积的，地位的累积成为个人的一种资本。而农民工不享有单位的身份和利益，因此也不会有地位的累积，职业地位就难以上升（李强，1999）。有的研究者强调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根据调查，认为决定着农民工经济地位的主要因素将是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情况（张翼，见李培林等，2001；赵延东、王奋宇，2002），特别是其对社会资本的“使用”比原来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影响更大（赵延东、王奋宇，2002）。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够进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来，他们所从事的往往是非正规部门或非正规就业的工作。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保障问题。且不说，非正规就业工人享受不到一般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福利，就连基本的劳动标准也难以达到，比如工时、周薪、带薪假、最低工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李强等在北京市调查中发现，2002年农民工遇到过失业问题的比例高达45.4%；大约每四个农民工中就有一个拿不到工资，或者被拖欠；由于各种原因，有36.3%农民工出现过身上一文不名的现象；有大约六成的农民工每天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1/3超过12小时，16%在14小时及以上；2002年46.0%的人生过病，而93%的人单位未付分文医药费。（李强，2002b ：第十六章；2002c ）另一在北京、珠海和无锡三城市调查将当地居民和外来农民工作为一个总体样本进行比较发现，流动人口工资低于当地居民，而且当地工资水平越高，工资差距就越大；农民工的贫困状态也远远超过本地人，北京的农民工贫困范围是当地人口的三倍，25％的农民工家庭处于贫困状态，当地家庭只有8％。（王奋宇、李路路等，2001：288、291）吴维平和王汉生组织的课题组对上海和北京流动人口的住房做了专项调查指出，目前城市住房改革中，单位仍然保持着部分功能，而市场化分配模式比如商品房贷款、旧房转让、租赁等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流动人口群体的需求。在两城市中，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流动人口比例不足1％，多数流动人口不得不住在条件更差、更为拥挤的住房中，据调查，其人均住房面积只有城市居民的1/3.（吴维平、王汉生，2002）前项调查还显示，在北京和珠海，70％流动人口居住在低级标准的住房中。而流动人口平均支付的住房费用是当地人口的两倍。（王奋宇、李路路等，2001：294）不仅如此，城市管理部门将“非正规就业”与“违规活动”等同，予以打击，如严厉的驱逐措施、查抄和罚款。可以说，在生活条件、就业、医疗等诸多方面，农民工随时都处于一种受到威胁的状态。（李强，2002b ：第十六章；2002c ） 　　而在一些乡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外来农民工甚至成为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主体部分，但仍然是当地社会的边缘群体。与大城市不同，在那里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当地人身份还是外来人身份。与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理论不同，珠江三角洲外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并不仅涉及劳动力和资本两个因素，而是三个因素：资本、劳动力和流入地。由于地方政府直接参与招商引资的经济活动，实际上成为利益的一方。如果说在大城市的农民工受到排斥，主要源于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以及城市社会的冷漠；在珠江三角洲这类地区，外来工（农民工）的边缘地位是与当地人更清晰的利益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特殊的三方结构中，外来农民工面对强大的资本，几乎没有对话能力，在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往往做不到居中，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偏袒资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外来劳动力对于当地经济的不可或缺，那里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没有大城市严厉，随着劳工问题的尖锐化，国家权力也更多地介入对外来工的保护，使当地的制度安排也走在全国的前面。（谭深，2001） 　　关于珠江三角洲当地人与外来人的关系，有研究者从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居方式和社会心理分析，认为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系统，提出了“二元社区”的概念。并认为形成的因素是当地的“寄生性经济”和“地方本位政策”。（周大鸣，2000）而王晓毅等对分散在4个省已经工业化了的4个村庄的调查显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随着村庄资源的增殖和权力的扩大，村庄并没有出现现代化理论所言的开放，反而更趋于封闭。表现之一是村民构成各种关系连接的共同体，对外来人口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流动到农村地区打工的外来人口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双重限制，无法融入当地社会。这样在同一个村庄中存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差异，相互隔膜，由此带来了社会紧张。（王晓毅，2002） 　　此外，同一个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地位也是分裂的：在家乡社会，他们属于中等偏上阶层，而在所在城市社会，他们属于中等偏下阶层。可以断言，城市农民工是我国农民中素质较高的一个群体。他们在个人素质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例如，他们一般都处在活力最强的年龄段，尤其是具有很强的经济活动能力，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农村未流出人口。对于这样的群体，初次外出时，他们对自己地位的认定还是以农民为参照群体，满意度比较高；随着外出时间加长，他们的参照群体逐渐从农村移到城市，开始产生不公平感。特别是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必然会隐藏着一个特殊的精英群体，李强称为“底层精英”。按照帕累托的精英理论，如果精英群体长期居于社会底层，那就会引发社会的失衡、造成秩序混乱。根据调查，底层社会群体具有强烈反社会倾向，与其它阶层的社会不满相区别，底层的社会不满是一种主导社会情绪，而社会仇恨则是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它一般伴有反社会行动。在任何情况下，社会底层存在一个高活力群体，对于主体社会都会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因此，李强建议从对农民工的“集体排它”转向通过自由竞争式的“个体排它”，使精英有向上流动的渠道。（李强，2000；2002b ：第六章） 　　农民工的分化多年以来，由于城乡身分体制的存在，在中国关于社会分化、分层的研究中，流动农民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同质性群体，这一群体内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已经出现的分化，在静态的社会分层框架中往往被忽略（唐灿、冯小双，2000）。李培林的研究认为，流动民工经过职业分化，实际上已经完全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即占有相当生产资本并雇用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用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李培林，1995）。而唐灿和冯小双通过对北京“河南村”废品回收业系统的追踪观察，认为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流动农民这一群体的内部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作者称作“二次分化”。意指一方面在水平方向上，新的职业位置在不断被创造，另一方面在垂直方向上，其内部已出现了在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的等级群体，原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已被打破。在分析分化原因时，如前所述，作者强调了社会资本的作用，但进一步指出，河南村流动农民开始产生层级意识和交往的层级界限，交往范围逐渐跨越身分边界，形成新的认同和群体关系的重新组合。但是这一分化的性质和进程等等又受到封闭的城乡身分结构的有力制约，分化的结果，主要是造成了一个在城市主体分层结构之外相对独立运行的流动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层体系，并很难以制度化的形式真正定型其内部社会空间。（唐灿、冯小双，2000） 　　王春光的研究通过调查识别出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从代际认同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分化。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他们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很不相同。调查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不同的是，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试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达到实现对流入地社区的认同；同时，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但对农业活动缺乏兴趣，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甚至持批评态度。随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将很有可能演变为游民，成为赵树凯指出的“问题民工”。（王春光，2001） 　　流动与性别目前已有的研究中，与性别和妇女有关的部分大致可以分作四类视角：性别差异的角度，这类研究往往将性别作为调查和分析的变量，描述某些带趋势性的东西，如流动的数量、年龄、分布、等；妇女问题的角度，将某些特定的问题作为妇女问题加以讨论，如计划生育、性观念；妇女经验的角度，将妇女的经历、意识、状况抽离出来单独研究；性别关系的角度，考察流动对性别分工、两性关系及妇女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第三种和第四种视角综述。 　　彼特·布劳在《不平等和异质性》一书中强调，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是两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分化形式（参考文献略）。性别分工是劳动分工的一种形式，与劳动分工同样，其中蕴含不可回避的权力内容。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带来了新的资源增量，也必然影响着两性的资源配置和分工格局。如果说在改革前，其主导力量是计划经济和国家意识形态，在现在，个人、家庭和市场的影响正在加强。对于农村人来说，非农转移无疑是一个新的机会，一项“发展性资源”（金一虹，2000：402），这样的资源在两性间是如何分配的？其中体现了妇女与家庭、市场和国家的什么样的关系？ 　　通过社区工业化实现的就地转移是一种独特形式，由于这种集体性的农村工业的社区倾向，往往是先将社区资源分配到家庭，再由家庭分配到个人。金一虹通过对80年代－90年代中期苏南地区的调查和观察，分析了早期转移资源分配的性别倾向以及农村工业体系的性别格局。认为在当地特定的背景下，血地缘关系对妇女的利益确实起到保护作用，它不是通过行动者自身而是通过“关系”或社区内的“户平等”为女性争取到转移资源。但是当这种资源尚属稀缺需要在家庭内部进行分配的情况下，虽然村民们不认为其中有性别偏好，但是观察分配的过程，依然可以看到某种潜规则存在。一个家庭中的利益次序基本上是遵循“先男后女、先长后幼、先内后外”的原则的。这就是父权制的逻辑。而在新的农村工业体系中，男女劳动的分野也更明显和细化，出现了男性行业和女性行业。男人继承下来的社会资源和组织资源优势，及凭借对新技术的优先掌握，使他重构了对女性的支配关系。（金一虹，1998，2000） 　　而外出的情况与上述不同，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甚至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以及愈演愈烈的商业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农村家庭的性别分工交织在一起，对外出者置身的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有着多重的影响。目前有一些研究涉及到这些方面。 　　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外出，人们注意到留在农田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地是妇女和老人。高小贤比较早地指出了这种“农业女性化”的趋势（高小贤，1994）。乐观的看法强调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贡献，肯定其对妇女地位改善的积极意义（孟宪范，1993/2002）。但是也有研究者指出，农业较低的收益致使以农业为主的妇女贡献也在下降，同时农业作为女性主业，并不意味女性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女人干，男人管”，权力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妇女主要扮演无技能的劳动力角色。（高小贤，1994；费涓洪，1994）因此，与其说农业女性化，不如说女性农业化（高小贤，1994）。与女性更多地留在农业中相应，外出者的性别比例是女性低于男性[④].这就带来了流动的性别选择问题。一些研究者从家庭作为“利益整体”角度出发，强调性别分工的合理性（杜鹰、白南生等，1997：40－56；蔡昉，2000：152－159；司秀，见蔡昉主编，2001：130）。但是不同的观点认为，农村女性从事的许多活动并不是从经济学角度看的按效益最大化原则分配的，而是与文化意识有关，成为“女性专门化”（Female-special）工作，由于某些工作“女性专门化”的结构性限制，导致“男性主导型”农业向“女性主导型”农业转化。当某些产业的比较效益相对低时，男性就让给了女性。（冯仕政，1996）对于女性非农转移的滞后性，有研究者提出了“第二蓄水池”的概念，意思是如果说农村劳动力是整个社会工业劳动大军的蓄水池，那么农村妇女便是这蓄水池的蓄水池（金一虹，1990）。如果肯定转移和外出是获得更多发展资源的机会，那么可以认为在新的资源分配上，女性与男性相比，再一次地处在了不利的地位。 　　关于工业化或近年所强调的市场对两性差别的影响，历来有两种相反的理论：一种认为市场使各种先赋因素的作用缩小，有助于减少男女在分工和分配方面的差别；另一种理论认为，市场分工带来分化的结果是妇女劳动力的非技术化和低层化，结果是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边缘化。（参见金一虹，2000：92－99）经验研究已经证实，在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地，不仅出现了“正式”和“次属”的或本地人和外来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还出现了分性别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相关的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女性集中在那些不需要技术、工作时间长、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中（谭深，2000）。前者是“地方利益决定论”，已经受到大量的批评；后者被经营者解释为“生物属性决定论”，或一些研究者认为的人力资本决定论。没有受到更多质疑。它认定女性的生理使她们更耐心，更适合做单调乏味和更长时间的工作。但是在南方调查，流水线女工因紧张、压抑和劳累出现的精神病态和身体疾患并不比男性的工伤少，只不过它们往往被归结于个人原因罢了。市场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某种职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青睐的真实原因在于，作为家庭经济和社会权力的边缘部分，女性比男性更能接受低廉的报酬，她们是廉价劳动力中的廉价劳动力，而且更不易有组织地反抗。资本利用了女性某些弱势，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谭深，2001） 　　传统的性别分工所派定的性别期待和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使外出女性遇到的困扰与男性有所不同。潘毅描述了一个工厂打工妹在极度的紧张和内心冲突中发生了梦魇的故事，她认为，打工妹受到了三重挤压：追求职业生活却换来一副残损的身体，性欲和道德的冲突使她精神紧张，婚嫁文化的要求和国家对流动的管制使她进退不得（潘毅，1999）。冯小双等对打工女性的访谈中也发现，外出打乱了婚姻、生育等与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生命周期，对于已婚女性来说，与家庭和孩子的分离，使她失去完整的家庭生活，也失去了传统的平静（冯小双，2000/2002）。而在未婚女性中，出现了一批新的找不到社会位置的“农村大龄未婚女”（冯小双，2000/2002；谭深，1998/2002）。唐灿的分析敏感地意识到外来女性群体间阶层的差别，与外来白领女性不同，女工所受到的性骚扰中既包含了性别的歧视，还有身份地位的歧视（唐灿，1996/2000）。 　　在强调结构的限制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农村外出女性作为主体自身的感受和行动。“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通过对四川一个外出女性比例高于男性的镇的访谈，认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男女平等观念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可能结合起来，改变一般的性别序列，妻子外出、丈夫在家的性别分工模式一定程度被接受。对湖南和四川的调查还发现，一部分外出女性在婚后还给娘家寄钱，说明性别关系的一些改变（马春华，2002）李静君对深圳女工的访谈发现，所谓“家庭策略”的解释模型是失败的，女工们外出的目的中包括摆脱家庭负担和父母对女儿的要求，寻求个人目标（李静君，1995/2000）。 　　户籍制度与城市化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安徽和四川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和回流情况做的专项调查显示：外出和曾经外出的劳动力超过农村劳动力的二成（22.0%），而已经回流的只是其中的不到1/3.不仅如此，回流者中有一半以上可能再外出，未曾外出者中也有近1/4打算外出。（白南生等，2002）李路路等对三城市的外来人口调查也显示，大约50％的农村“流动人口”表示想定居在目前的居住地，除非受到强迫，多数都不打算再回到农村。而只有不到10％的人愿意返回农村的家乡。（李路路，2002）持续增长的人口流动潮流，对已有的城市化政策和它的瓶颈――户籍制度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 　　李强认为，与发达国家城市化演进过程比较，中国目前的城市化面临着三个困境：其一是没有一个渐进过程，现在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会带来新的发展不平衡；其二，地区之间差异性大，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了城市化的第二阶段，而欠发达地区还处在第一阶段，政策上难以统一；其三，中国人口压力，城市化不仅面临着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意味着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因此，在城市化战略上，他认为应当多种模式并存。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他认为，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制度，核心是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而改革20多年来，产权、文凭、技术证书已经制度已经逐渐取代户籍制度的维持秩序的功能，而新的制度体系比起户籍制度，是一种根据后天活动确立地位的制度，因而也更加公平。（李强，2002a ） 　　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一系列针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正在进行，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主要的思路是小城镇发展战略和精英移民政策。1997年公安部开始382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2001年底全面推进，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2002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人大代表提交了《尽快将公民“迁徙自由权”纳入宪法修正案》的议案。这标志着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变革已经接近这一制度的核心部分――户籍制度了。 　　以上简述了近年有关农民工流动研究的理论部分。但还有一些议题未能展开，比如农民工外出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流动经历对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外来子女受教育问题，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以及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政策研究，等，近年都有较有影响的成果[⑤].但限于篇幅，只有留待以后了。 　　参考文献： 　　白南生、何宇鹏，2002，《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蔡昉，2000，《中国流动人口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 　　蔡昉主编，2001，《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杜鹰、白南生主编，1997，《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冯仕政，1996，《城乡流动人口对其农村来源地的影响》，《国外社会学》第3期。 　　冯小双，1996/2000/2002，《流动的效益与代价――北京市部分外来女性务工经商着调查报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2000，《农民流动与性别》：“北京市报告之二”，中原农民出版社；收入王金玲主编《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 　　费涓洪，1994，《我国农村改革与两性劳动分工》，《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 　　高小贤，1994，《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社会学研究》第2期。 　　金一虹，1990，《中国农村妇女非农化转移的滞后性研究》，《妇女研究》第5期。 　　――，1998，《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社会学研究》第5期；收入金一虹、刘伯红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理论、经济、文化、健康》，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父权的式微――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黄平主编，1997，《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静君（原文译作李庆昆），2000，《深圳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组织》，周红云编译，载俞可平等主编《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特区》，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培林，1996，《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第4期。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2001，《就业与制度变迁――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 　　李汉林，2002，《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民工流动：现状趋势与政策”研讨会论文，北京：5月。 　　李汉林、王琦，2001，《关系强度作为一种社区组织方式》，载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路路，2002，《向城市移民：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民工流动：现状趋势与政策”研讨会论文。 　　李强，1999，《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第5期。2002b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十六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中国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底层精英问题》，《清华社会学评论》第一期，鹭江出版社； 　　――，2002a ，《当前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民工流动：现状趋势与政策”研讨会论文。 　　――，2002b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c ，《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第6期。 　　――，2002d ，《中国的户籍分层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8期。 　　刘林平，2001，《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2002，《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1995，“裸人－北京流民的组织化状况研究报告”，北京：1996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 　　马春华，2002，《市场化和中国农村家庭的性别关系》，昆明：“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讨会”论文。 　　孟宪范，1993/2002，《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中国农村妇女》，《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收入《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 　　潘毅，1999，《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社会学研究》第5期。 　　渠敬东，2001，《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载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 　　谭深，1997/2000，《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社会学研究》第1期；收入《农民流动与性别》。 　　――，1998/2002，《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收入《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 　　――，2000，《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与外资企业、当地社会之关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问题与方法：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6月。 　　――，2001，《流动与社会性别重构》，“第二届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论坛”论文，北京：7月。 　　唐灿，1996/2000/2002，《性骚扰：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社会学研究》第4期；载《农民流动与性别》：“性骚扰问题”；收入《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 　　唐灿、冯小双，2000，《“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社会学研究》第4期。 　　项飚，1998/1996，《流动、传统网络市场化与“非国家空间”》，原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后收入张静主编，1998，《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社区何为》，《社会学研究》第6期。 　　――，2000，《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三联书店。 　　王奋宇李路路等，2001，《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北京出版社。 　　王春光，1995，《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王晓毅，2002，《村庄中的外来人――农村到农村之间人口流动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障碍》，“民工流动：现状趋势与政策”研讨会论文。 　　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飚：《“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文军，2001，《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吴维平、王汉生，2002，《寄居大城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第3期。 　　翟学伟，2003，《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社会学研究》第1期。 　　赵延东、王奋宇，2002，《流动民工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民工流动：现状趋势与政策”研讨会论文。 　　赵树凯，1998，《纵横城乡――农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周大鸣，2000，《外来工与“二元社区”》，《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 　　写于2003年1月 　　------------------------ 　　[①]如国家劳动部课题组自1995年－1996年对八省4000农户、四城市3000农民工和地方劳动服务机构、职业介绍所的调查；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1995年和1998年－2001年调查对四川、安徽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1994年对222村的追踪调查；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1994年对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对外来农民工的调查；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1995年对苏南地区和上海市流动民工的调查和1999年对北京火车站进出民工的调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01和2002年对北京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调查；李培林、蔡昉等1995年对济南市农民工的调查；柯兰君、李汉林等1999年组织的对北京、上海、广州农村外来人口的调查；还有一些调查将城市居民和外来农民工作为总体样本，比如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等1998年对北京、无锡、珠海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的调查，王汉生组织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9年对北京、南京等5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调查等；以及各地政府有关调查，等等。由于篇幅所限，不专门列参考文献，部分篇目在文中有所涉及，请参见正文。下同。 　　[②]如王春光（1995）、项飚（1998、2000）和王汉生等（1997）、零点调查公司（1996）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零点调查公司（1996）、唐灿和冯小双对北京“河南村”的研究；刘林平对深圳“平江村”的研究（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对四川竹镇－广东衡镇农民工流动的研究，等。 　　[③]如韩嘉玲（1999）、赵树凯等（1999）对外来子弟学校的调查；王春光对打工“新生代”的研究（2001）；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对政府有关管理的研究（1999－2000）等。 　　[④]一般来说是1：3（女：男），有些研究认为近年女性外出比例有上升趋势。参见谭深，1997. 　　[⑤]以上可参见黄平、E.克莱尔，1998，《对农业的促进或冲击：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的村级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周晓虹，1998，《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5期；郭正林、周大鸣，1996，《外出务工与农民现代性的获得》，《中山大学学报》第5期；韩嘉玲、赵树凯、吕绍清、张守礼、崔传义、周皓等对外来子弟学校的调查和论文；赵树凯等，《秩序冲突与治道变革——关于农民流动管理问题的研究》，http://www.ccrs.org.cn，等。文后参考文献略。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谢谢。。。

文章太乱，看不清楚

排版再好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