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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商实话实说：企业请人写书，客观性肯定打折扣 | |||
| ●本报记者 何磊（中国青年报 20050413） 有人把为企业写的书称为“企业史”，也有人称之为“御制书”。 “企业请人写的‘企业史’，客观性肯定要大打折扣。”一名曾多次给企业出书的出版商告诉本报记者，客观性程度，关键要看企业支持力度的大小。如果企业只支付交通费等采访成本，那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肯定会更客观些。但在这名业内人士的记忆中，企业既然想出书，肯定是希望作者能按企业的意思写。如此，企业也肯定会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给作者及出版商以较大的补偿，而不是简单的交通费。“现在最普遍的支持办法是企业买书，以及动用企业公关部的力量来全力帮助推广书。”这名出版商曾与凌志军合作出版写微软中国公司的《追随智慧》。他不愿意透露微软中国公司为《追随智慧》投入多少钱，但“买书总是要买的”。此外，微软中国公司还承担了作者赴美国采访的费用。
这名出版商说，大企业通常不会直接拿钱给作者，而是在发行环节上提供支持。“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书卖得多了，企业的宣传扩大了，作者的版税收入也高了，出版商的利润也有了”。
“至少，在出这种企业书时，出版商是不会担风险的。”这名出版商说，企业购书的数量至少不会让出版商亏本，否则没有人愿意给企业出书。他说，通常出版商和企业都会协商，根据书的品质和可能的市场情况，判断企业该提供多大的支持。
“在企业支持下写书，唱赞歌无可厚非。”这名出版商解释，作者接受写书的任务，就说明他对这个企业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选择素材，肯定会尽量考虑到企业的利益和需求。当然也有例外，当年一名记者应邀去写马家军，结果真正采访后发现黑幕重重，这名记者最终不但没有按照马俊仁的意思去唱赞歌，相反揭露出马家军的许多问题。后来，双方还打了一场不了了之的官司。
“当然，如果完全唱赞歌，估计市场就不认可了，企业也达不到宣传的目的。”这名出版商说，给企业写书，客观总是相对的，这需要作者在市场和企业利益之间做出平衡。
企业书生产流水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策划部主任王磊介绍，企业书有3种写法：企业请人写；内部员工写；老总亲自写。
一名曾多次操作企业书的出版商告诉本报记者，企业书的操作通常都是企业主动有需求，出版时机通常选在企业成立若干周年或纪念日前后，或者企业遇到某些重大争议或问题时。
这名出版商介绍，企业书出版通常有3种模式：
一种是企业找到一家出版社，谈好价码，由出版商组织作者写作。出版商通常会在作者库中挑选熟悉这家企业或企业所在行业的记者。
另一种模式是，企业直接找到作者，这些作者通常是和企业老总很熟悉的记者。等作者写完书稿后，企业再找出版商出版。
还有一种模式，即企业花钱找几个写手，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攒出一本书，然后找一家出版社出版，企业不但负责书的推广，而且连印刷费都承担。
这名出版商介绍，这3种模式中，企业对出版发行环节的支持力度，主要取决于书的品质和市场前景。如果大家都觉得书好，有市场，那企业的支持力度肯定小。如果书的品质很差，那企业必须大力支持。
此外，也有个别企业书是作者主动写的，甚至被写的企业直到书出版后才知道。这名出版商介绍，这种书的作者通常在所写的企业工作过，比如吴士宏离开微软中国公司后写了《逆风飞扬》。吴士宏在书中表达了对微软中国公司的经营策略、行事作风的不满，对微软在中国各机构管理混乱、各自为政的局面颇有微词。但凌志军在他所写的《追随智慧》一书中说，《逆风飞扬》只说出了部分真相。外人无从知晓，哪本书的内容更接近真相。
为企业树碑立传有悖于记者的职业立场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企业史”的作者，基本上是在各个媒体供职的记者、编辑。“在中国，许多大企业、大老板都给自己树碑立传，许多有名气的记者都给大企业树碑立传。”一名财经媒体的记者说，小记者给企业写消息，大记者给企业写传记，这已经成为财经媒体的一道景观。
或许正是“热销”的缘故，企业书为许多出版社所青睐。记者从中信出版社得到的消息是，《环球企业家》杂志记者吴阿仑所著的《105亿传奇———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帝国》一书刚刚印刷完毕。此外，下个月，这家出版社还将有“一堆”关于企业的书要出版。
有人羡慕这些能拿到高额版税收入的记者，有人虔诚地捧着这一本又一本企业史，但也有人避之惟恐不及。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说，记者和作家一定要爱惜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声誉。他说，西方的记者，连企业的饭都不敢吃，更何况给企业树碑立传。
“我相信没人会请我，但即使有人请，我也不敢去写。”曾有过多年记者经历的展江博士说，记者、作家的职业属于公共领域，一旦与资本亲密接触，就等于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公信力出让了。他说，企业是利益集团，以赢利为目标，与他们过于亲密，有悖于记者和作家的独立立场。
系统研究过西方新闻史的展江博士介绍，在西方，记者、作家揭露一个企业或财团的发家史，是主流，但为企业树碑立传则是极其罕见的。他奉劝国内的记者、作家，面对企业的邀请，一定要慎之又慎。“市场机制下广告和公共关系的侵入导致了传媒的再封建化。在一些地方，官媒合一已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以至于传媒难以充当公众期待的社会转型守望者的角色。”这是展江博士在不久前一篇论文中的一段话。
徐泓是北京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在她的印象里，西方的优秀记者比较多的是写人物传记，或者揭开一些问题企业的丑闻，“我没看到过西方的所谓企业史”。“人家的人物传记绝不是光荣榜。”徐泓说，国内也有许多记者写人物传记，但大多是应景之作。
在徐泓看来，国内现在涌现出一大批记者、作家操作的企业史，是不正常现象。首先，中国的企业发展时间还不长，远远没到总结的时候。其次，现有的企业书基本上都是一些企业的“光荣史”，而不是对企业进行客观、深刻的解剖。许多企业书都是站在企业的立场上写发展史，缺乏独立客观的立场。但她认为《联想风云》值得一读，作者的功力比较深厚，视野比较开阔。
徐泓从两个层面对现有企业书的客观性进行了分析。
其一，现有的企业书大多消息源过于单一，许多只采访了企业的几个创业者。她认为，一本有价值的企业书，必须有多个信源，不能只采访企业一家，或者只采访与这家企业有利益关联的人和组织。“中国企业的发展太复杂了，信息源单一就很难客观地表现一家企业”。
其二，现有的企业书大多都是仓促成书，太单薄了。徐泓说，目前许多企业书都是在这家企业成立多少周年或发生较大事件时出版的。从书的内容看，成书时间非常仓促。从出版时机看，则直接为企业公关服务。
在徐泓主持的北京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每年都有10名左右的优秀财经记者到设在这里的财经班接受培训。“我不会鼓励学生去给企业树碑立传。当然，如果是一家快要破产的企业，倒可以解剖一下。”徐泓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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