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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启先：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摘要抄录版） 关干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的性质问题
我们一直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瑞典社会是一个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考察中，我们曾经非常直率地提出: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和什么性质的社会? 他们明确地回答:时至今日，他们自己仍然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埋由是:从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看，在1889年成立时，他们就没有目己的党纲党章，而完全是一字不变地采用了当时由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我们访问时，他们虽然正在酝酿第七次修改党纲，但在其散发的修改党纲的宣传资料中仍然载明: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只不过是明确了工人阶级不仅包拓蓝领工人，也包括白领工人。……为此，他们还特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从展览馆的照片陈列次序中可以看出:第一位是马克思，第二位是恩格斯，第三位是拉萨尔，第四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篮亭。……¨ 在我们同瑞典社民党的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交谈中，他们特别强调说: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条件的，即在前面必须加上“民主”两个字，完整地说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加民主两个字，他们宁肯你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愿你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那种社会主义社会，是代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对群众没有吸引力，就意味若不能获得群众的选票，就不可能上台执政，并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 关干瑞典的经济性质 "瑞典经济的性质，用他们的话来说，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公配混合；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制的混合，因为，只有做到了所有制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制度与经济运行方式的混合。为什么社会主义耍实行混合经济，他们还以他们党的自身经历，向我们讲了一段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据他们介绍，瑞典社民党1889年成立时，瑞典还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们连最起码的普选权都没有。由于生产力发展和党的水平低，成立时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只好全盘采用了当时恩格斯领导制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该党纲明确规定，政治上将通过民主选举，和平过渡取得政权；经济上将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管理等。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在政治斗争目标方式的提法上虽儿经变化，如开始提的奋斗口号是：“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有了普选权以后，改为提出“为争取迸人议会面斗争”；有了议会成员以后，又提出“为掌握议会的多数而斗争”。但纲领中的上述经济目标始终没有变。到1920年选举，社民党和保守的人民党议员加在一起超过了议会的多数(对立面主要为同皇室有关的议员)，但社民党的议席超过保守党，两党遂组成联合内阁上台执政，并由社民党的党魁出任首相。因为内阁是以社民党为主，社民党就有条件推行党纲中规定的经济纲领，开始用收购赎买的办法，在全国搞起来了一大批以国有制为主的公有制企业。但由于没有能够解决公有制企业如何处理好的问题，很快就导致了企业活力下降，效率效益不商，经济出现了不应有的困难。在1924年的选举中，社民党的选票大幅下降，随即被迫退出内阁，由保守的人民党上台执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此把党的执政权也丢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全党上下讨论，得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瑞典社民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坚持搞社会主义，但搞社会主义，所有权的社会化，不是一个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分配的社会化即对社会财富如何进行公平分配以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与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国家投资很多，付出精力很大，但效率效益普遍不高，创造不出很多财富，要公平分配也没有强大的经济物质基础，那还不如除必须由国家举办的以外，不搞那么多公有制企业，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私人个业去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由政府合理分配来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更为有利。对于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弊病，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克服和解决:一是通过工会势力在基层进行必要的斗争；一是通过议会立法从上层加以限制。并且根据这一结论，修改了原来的党纲党章。从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到1932年大选重新掌握议会的多数而上台执政，一直连续执政44年，到1976年才又被保守的人民党夺去。在此期间，他们把瑞典从一个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发展建设为世界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为瑞士)。从1976年到现在，虽然政权儿经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民党执政。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全部国民财富的社会化分配部分，按国家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达到57一58%。从而有条件把瑞典建成为一个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多的国家，便分配社会化的理论在实践中运用到了淋漓尽致。
“瑞典的分配原则，据他们介绍说：是既要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与劳动效率的提高，又不能让分配差距过于悬殊，有点类似我们近些年一再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意思。其主要的做法有：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即对劳动多、贡献大的人，必须做到多得；反之，只能少得。但在再分配中，要进行合理的调节，以做到最终分配的差距不致过大。因此，至今他们全国除了极少数优秀企业家，如沃尔沃汽车公司的老总那样的人物，年收入可达上百万克朗以外，绝大多数人实际收人的差距都不是很大的，如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在税前的差距可能达四、五倍，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特别是他们除工资以外，并没有其他级别津贴和职务消费，应该说这个比例是很小的。所以，他们在介绍时说，瑞典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小的；一般所谓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瑞典可以说已基本消除。对此，开始我还半信半疑，但经过到几类居民的家中实地观察以后，感到确实已大致如此。”
“瑞典的社会福利，人所共知，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多的。即除了同其他西北欧国家一样都有法定的四大保险：退休养老、公费医疗、失业和工伤以外，还有这样那样名日繁多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以致人们把他们形容为：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福利的国家。根据我们考察所了解的一些事例看，可以说确实是名不虚传。如：
“瑞典的社会，从我们在考察中了解和接触的种种事实来看，可以说是比较公正的。在许多国家中往往盛行的等级特权、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等，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所见所闻确实不多。”为什么瑞典的社会能够做到比较公正？主要是：
“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党的生存危机，迫使各级领导与公职人员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和以公正的原则处理社会事务。瑞典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不仅能否上台执政要取决于群众的选票，党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选票。因为，他们国家财政对各个政党都没有无条件的拨款，政党的经费来源，除党员交纳的党费和其他自筹的经费以外，较大一部分要靠政府按照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拨给费用，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得到群众较多的选票，进入不了议会，没有这笔资金，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此，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各项活动中，都势必要力求保持一种富而不奢、平等待人和社会公正的形象。例如：瑞典社民党虽然是一个多次上台甚至一次连续执政四十多年的大党，但他们的中央机关，在我们去访问的80年代末，还只有六十多位工作人员，一个哥德堡省的省委，工作人员只有五、六个人。当我们代表团去该地访问时，从介绍情况、交流会谈、带领参观、导游一直到司机的任务，都由一个人全包了。而且据他讲，哥德堡省委所属有三、四百个支部，都分散在各个社区（因法律规定，党的组织是不能进人企业和单位的），他们每个月至少都要去转一遍，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或传达上级党的指示，所以是非常繁忙的。在1985年我随体改委代表团第一次去瑞访问时，也是在哥德堡，正逢一个星期天，该省的省长和议长在邻近挪威边境的一个山顶城堡里共同设宴欢迎我们，排场虽较正规，但吃的却很简单，而且吃完饭后在城堡内一个广场招待我们听刚从莫斯科演出归来的交响音乐时，从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到省长、议长，自始至终也没有摆一个座位，而只是同一般游览的群众一起，站着听了一个多小时，特别是在归来的路上，当我们的汽车正准备上船过渡时，前面一辆车突然打不着火了，坐在车门口的议长（还是个腿瘸的人）和省长一句话没讲就率先跳下车去帮助群众一起推车，一直到汽车发动了才上车。其情景颇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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