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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帆中国正进入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10 年任期的第一年，在全球形势不明朗的大背景下，再平衡的目标令进行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中国的再平衡是从出口导向和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向国内消费推动型增长方式转变。但再平衡的道路很漫长。因而，从中短期看，投资仍将是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使消费大步赶上并成为增长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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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预计中国将会掀起一轮投资热潮。在政府支持性政策的鼓励下，这轮热潮将持续3-5 年，可能带来中国经济的又一个“黄金十年”，这意味着未来 10 年中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为 5-7%。然而，如果国内消费无法快步赶上成为之后增长的主要引擎，未来几年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动力将在10年后逐步消退。2013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
明年对中国非常关键。2012年全球形势很不明朗，全球需求疲软、中国国内经济也不见起色，令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从4月份以来的大部分指标都已明显减速。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降至同比7.4%，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投资和消费都显出疲软迹象：前10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20.7%和14.1%，低于2011年同期的23.8%和17.1%。由于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双双减速，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日益抬头，今年的贸易增速也大幅下降。2012年前10个月，中国出口和进口增速分别猛降至同比7.8%和4.7%，远低于2011年同期的20.3%和24.9%。
但中国经济已经在2012年第三季度见底，将从2012年第四季度开始回升，并在2013年继续上升，而投资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将迎来投资热潮
如图1所示，中国过去两任政府上任后都出现固定资产的投资热潮。预计这一效应将在明年再次出现。这将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今年5月和9月已经批准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继续兴建，同时新任领导层还将会出台新的政策。预计基建投资将集中在高铁、公路、机场、地铁、港口和能源设备等领域。鉴于投资可能会出现大幅上升，2012年和2013年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将再次超过50%。
可能出台的消费补贴政策将在短期起到提振作用
中国的消费在金融危机后一直受到2009年出台的一系列补贴政策的刺激。包括家电下乡、购车补贴和家电以旧换新等在内的大部分政策都已在2009年出台并于2011年或2012年到期。2012年虽出台了为期一年的节能家电补贴政策，但收效甚微。
中国政府预计将从2013年开始，在短期内出台更多的补贴政策。潜在的大规模政策可能在明年三月份后宣布，可能会针对农村地区，包括支持农机/互联网/手机下乡的政策，或者针对节能家电等个别类别商品的政策。
总之，在2012年第三季度经济见底后，中国经济的未来将会进一步好转。好转的势头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2013年，在投资尤其是基建项目推动下，很可能迎来又一个“黄金十年”。我们预测201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为同比8.1%，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零售额将分别同比增长27.2%和15.5%。消费价格指数预计也会上升，但将保持温和的态势，2013年的平均通胀率将为同比3.5%，高于2012年的同比2.7%。
“黄金十年”中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
尽管在投资推动下，未来中国可能将获得又一个“黄金十年”，但如果国内消费无法快步赶上，成为增长的重要发动机，那么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将会逐步消退。结构性改革要求政府通过“有形之手”进行大力引导。过去中国政府的政策推手在大力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一直非常成功，如图2所示，中国经历了三次经济爆发，分别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入世后。
目前中国需要进行多方面改革，但其中两项尤其紧迫和重要，那就是提高消费和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尽管过去10年来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中国在这两个方面表现仍然较弱。2011年中国消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1%，远低于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的71%、64%、59%和57%。此外，2011年中国服务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远低于62%的世界平均水平。这两个问题反映出一系列的相关经济和结构性问题。未来几年在这些方面的结构改善尤其迫切。
提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的占比
振兴消费有三个渠道：一是提高消费意愿，即居民在一定收入下愿意消费更多的意愿；二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即居民在有意愿时有能力购买更多；三是促进消费信贷，即允许居民借款消费。
提高消费意愿是成功向国内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即使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仍然受到可支配收入低的严重制约。因此，增加可支配收入将对改善消费投资的构成非常重要，因为大部分亚洲经济体普遍倾向储蓄，甚至那些社会福利和服务非常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
增加居民收入意味着在绝对金额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两方面的增加。中国居民收入在过去10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持续下滑。即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企业和政府的收入增长速度，导致过去10年来居民收入的占比每年下降大约一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尽管名义收入在上升，但居民正变得越来越穷，造成提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更加困难。
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至关重要：收入倍增改革、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以及促进城镇化等其它措施。
除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意愿外，促进消费信贷可能是促进消费的另一个有效方式。目前与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并未大量使用居民贷款。如表1所示，2012年中国居民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占5.5%，而同期美国和英国等国的比重高达80-95%，该水平还是金融危机后开始去杠杆化以后的情况。甚至在德、法等较一般的发达经济体，居民贷款也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中国明显相形见绌。
此外，如图3所示，中国大部分居民贷款都属于抵押贷款等长期贷款，而不是用于消费的短期贷款。
文化是一方面的原因，但随着不断成长大的新一代在消费上更有冲劲，这样的情况正在改善。另一个原因是，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信贷市场发展不成熟，直到最近信用卡等工具的使用仍然未在全国普及。
提高服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的占比
过去30年中国的增长一直靠制造业带动；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稳居头把交椅。而房地产牛市推动机械设备和建筑材料等产业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甚至变得“更重”。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似乎发展较为缓慢。2011年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76.7%、74.6%和71%；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其他金砖国家的比重也达到67.3%、58.9%、55.6%和65.9%。2011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4%，远低于62%的世界平均水平，位居全球十大经济体倒数第一。在中国等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多年来虽然一直在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并取得巨大进步，但因为我们最多还有一个“黄金十年”，仍然需要采取更多的切实措施来加速进程。我们认为三大措施对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减少市场准入壁垒、优化服务业结构以及提供大力政策支持。
减少市场准入壁垒。如图4所示，按照经合组织对主要国家服务业准入壁垒的评判标准，从低到高为0至6分，中国得分超过4.5分，高于全球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体。限制新的企业进入市场不仅抑制了竞争，也可能造成市场扭曲。银行和电信等中国的许多“战略性”服务业都有非常高的准入壁垒。甚至在教育和医疗等中端服务业也有异常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逐步减轻壁垒将提高中国服务业在国内外的竞争力。
优化服务业结构。中国服务业的构成也需要完善。一个平衡的结构类似金字塔，上部为信息技术、金融、咨询等高端服务，中间为教育和医疗等小规模的中端服务，底部为交通运输、零售、休闲娱乐等大规模的低端服务。美国等国家正属于这种情况，大约40%的职工在低端服务业工作。如表2所示，中国服务业的结构更像一个油桶，三个板块的职工数量平均分布。尤其是中国的低端服务业职工人数仅占整个服务业职工人数的不到30%。近年来，中国在放开资本市场的过程中一直大力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而未来则需要更加重视发展低端服务业，因为这些低端服务业可以吸收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低端服务业的发展也将使城市更加方便，更加宜居，更加高效。
提供大力政策支持。政府需要加大服务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以进一步促进该行业的发展。税收优惠、贷款和补贴等手段都可以帮助服务企业的财务可见度，尤其是低端服务业。低端服务业一般集中在中小企业，开始时的职工人数少，预算小。政府推手可以帮助这些小企业最终存活并发展壮大。许多发达经济体都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的开办和发展。中国尤其需要如此，因为在当前的金融结构下中国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比如在香港，特区政府已推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计划来帮助中小企业取得贷款。用工50人以下的服务业中小企业可以申请不超过600万港元的贷款，期限最高六年，政府为批准贷款的50%提供担保。另外，如果中小企业已经全额偿还贷款，则可再次享受该计划的优惠，获得不超过600万港元的担保。中国可以此为借鉴提供类似的政策。
总之，中国可能经历又一个“黄金十年”，这不仅意味着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也在于改革所提供的巨大机会，尽管挑战重重。如果成功转型，中国将踏上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之路，若失败则可能导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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