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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这是与其说是对中国游客的讽刺，不如说是对整个民族的劝谕。尽管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号称“礼仪之邦” 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问题的要害在于，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暴力当革命，把失礼当率真，把低俗当可爱，把仇恨当爱国，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难以启齿的，因为它指涉了现代制度的剧烈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粗鄙就是政治转型的直接遗产。领袖“放屁”，百官骂娘，民众“操*”，这种所谓“无产阶级”的话语方式，不仅意味着思想清洗，而且是个人教养的全面废弃。政治正确代替了个人教养。1960年代影片《霓虹灯下哨兵》里，排长陈喜挥手道别的姿态，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成为
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涯，只有一项跟“教养”真正相关的事务，那就是“劳动教养”，但它跟真正的教养无关，在许多法学家看来，它只是一种不当授权的衙门私刑而已。在我们的道德事务中，教养仍然毫无踪影。甚至在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中，它也没有被纳入核心价值的范畴。
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教养是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权利和感受。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远为重要。教养应当与独立、自由、民主、正义、诚信和个人尊严一起，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
毫无疑问，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专利，更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无关，而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教养和
作为一种优美的意识形态，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早在80年代，就已出现了“五讲四美”的口号，此后，以政治正确方式展开“精神文明”教育，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结果却收效甚微，相反，由于互联网的无名氏效应，粗鄙化正在变本加厉。近年以来，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复礼教，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企图用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程度，却还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政治灌输方式，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而恢复磕头礼节，则只能滋养新的奴性。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在GDP指数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养指数却在继续跌落，并有归零的危险，而我们竟然对此毫无警觉。应当感谢西方人，他们发现并警告了我们的疾病。但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方，能够挽救这濒死的教养。西方人费了三百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要耗费更多的年份去重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时间，也许是摆脱这场文明噩梦的唯一道路。
（作者：朱大可，原载《中国新闻周刊》总第3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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