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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国家”是指越来越多的充满活力和有创业精神的城市、城市国家或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小国。
要在新世纪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得谈谈“信息国家”（info-state）。“信息国家”现在是指越来越多的充满活力和有创业精神的城市、城市国家或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小国。它们像通过民主治理一样通过数据进行治理。
几十年来，学者们一直赞赏推动国际竞争并导致新的治理形式的政治突变。1941年，哈罗德•拉斯韦尔曾唤起人们注意决定“军事体制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军事精英，如日本帝国的政治军事精英。
1996年，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预测会向“虚拟国家”过渡。“虚拟国家”在地理上缩小，生产上实行外包，与此同时，投入的人力和组合资本多于领土扩张。
在这种经济优先于政治的逻辑基础上，菲利普•博比特的《阿喀琉斯之盾》（2002年）发现了“市场国家”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个人商业机会的最大化决定国家的力量和成功。
随后，日本企业战略家大前研一在《下一个全球舞台》（2005年）一书中为“信息国家”时代奠定了基础。该书认为，类似中世纪汉萨同盟城市群的城市国家的城市聚集地将成为世界力量的中心。
“信息国家”借鉴了这些先前的——而且现在依然并存的——单位的许多重要特性。经济足迹取代领土足迹，城市工业核心及其人力资本是价值核心，商业中心和知识中心开展的外交活动同国家首都开展的外交活动一样多。
但是，“信息国家”也呈现了在以前技术时期不可想象的新突变——这是信息时代与城市单位和集群的下放权力的奇怪聚合。关键的转变在于新技术启动的决策方式的转变：治理“实时”实行——通过不断的协商，而不是通过传统的交错民主审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后现代民主国家，甚至是“后民主国家”，它把公众的优先事项同理性主义或技术专家管理结合在一起。按照这个逻辑，数据驱动的政策可能意味着更客观地衡量进展，实行更多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领导人承担更多责任。
为了繁荣昌盛，“信息国家”必须同时提供军事体制国家模式的安全和虚拟国家的连通性。换句话说，“信息国家”的本质是安全的连通性。诚然，这种对可靠连通性的存在主义依赖，可能是“信息国家”最突出的弱点。
几大洲和文化区已经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国家”，表明这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势必在技术传播和务实治理的十字路口发展壮大。例如，纽约市因其金融业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枢纽。
但是，仅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9•11”恐怖袭击和全球经济危机，纽约承诺加强自身的安全和情报能力，然后拓展至信息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从而成为美国继硅谷之后的第二个技术中心。瑞士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国家”——聚集着银行、科研、工程、酒店和其他行业的专业化中心。
以色列也把向技术部门扩展的经济多样化作为国家优先事项，为小企业家分配这么多的资金，以至于赢得“创业国家”的头衔。当然，瑞士和以色列也都是军事体制国家，它们同时提供与全球知识和市场的先进连接。
爱沙尼亚和迪拜是两个更新的“信息国家”。在摆脱苏联的阴影之后，爱沙尼亚迅速地重新赢得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的拥护，并加入了欧盟和欧元区。爱沙尼亚信息技术行业的大量出口给它赢得了“电子爱沙尼亚”的绰号。该国的数字文化已经深入人心，从今年开始，许多小学生开始学习计算机编程。
虽然阿联酋迪拜酋长国在政治上屈从于阿布扎比，但是，作为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的旗舰经济支柱，它通过热火朝天的基础设施开发和一种大熔炉文化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非正式首府。迪拜在保持严格的君主制治理的同时，积极利用社会媒体和电子政务举措，以争取民众的情绪，为国际实体和当地利益投入巨资发展知识集群。
发展最快的“信息国家”可能是新加坡。这个东南亚小国率先推出以数据和民主的动态结合为基础的新治理模式。没有其他社会通过信息收集和关键绩效指标提供受到如此密切监视的高效公共服务。
SingPass一站式服务系统已经将所有的ZF职能上网，一个全国性的光纤网络定于2015年前建成。这个城市国家有一个物理传感器网络提供动态道路收费和详细生态环境监测，它将自己称为“生活实验室”，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通过不断的循环反馈进行连续的政策创新。
民族国家、非主权准国家、封建王国和部落国家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同质性，今后永远不可能有任何同质性，当然，世界上的失败国家或即将失败的国家也是如此。
然而，在存在这种非均质性的同时，由于民主治理同社会福利和成果的原始、实用衡量尺度的竞争日趋激烈，“信息国家”可能在善治辩论的最后阶段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
本文作者：新美国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混合现实研究所所长帕拉格•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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