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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4年前，谭崇台考入武汉大学，看到同学多数穿蓝布大褂，教材颇具年代感，直觉武大“很土”。几年后，他哈佛求学，受了一些“洋气”浸染，却为母校牵引，毅然回校任教，一教就是65年。而今，他已93岁，仍未退休，坚守在自己热爱的岗位。近日，就什么是武大精神，记者专门采访了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谭崇台。熟谙武大历史的他坦言：武大精神，不是“土气”而是朴素求实，一种富有内涵而不外露的朴实。以下是根据谭老口述整理的文章。
富有内涵而不外露的朴实
谭崇台
1937年，我高中毕业，一心向往电气工程、土木工程等工科专业，高考目标是北大、清华或上海交大。但是，战火纷飞，民族危亡，北大、清华、南开迁至西南，合并为“西南联大”，上海交大搬到了重庆。恰巧，武汉大学迁址于四川乐山，身为四川人，我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地选择了它。
刚进武大时，只觉这个学校很“土气”。西南联大的同学都穿制服，而武大最常见的是蓝布大褂；西南联大受西学影响较早，课程设置和英语教学很现代化，而我们的书籍都是从珞珈山运去的，颇有年代感。
但等真正融入武大之后，才体会到那不是“土气”，而是有内涵而不外露的朴实，这也成为了武大多年来的校风，或者说是武大精神。不工于外在雕琢的，一定有足够丰富的内涵，武大就属于这一类。大学之“大”也体现于此：学校大、专业广、名家多。
1938年，武大迁至乐山，图书馆也费尽周折西迁四川，书籍实验设备一路用船运输。在当时艰苦简陋的学习环境里，第一次见到浩瀚的图书馆，那种物质上虽贫瘠精神却丰腴的兴奋感，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时的武汉大学已经非常辉煌，师资队伍强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后来周鲠生先生担任校长时，招纳了一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等学术界精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仅是学者，也是武大精神的传者。
名师大家是铸成武大精神的源头活水。当年我读本科时，教务长是朱光潜先生，教我国文的是叶圣陶先生。他们共有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深受学生喜爱。我迷恋人世间这种难得的情感，立志成为老师的念想从此埋下。
叶圣陶先生一口浓厚的江浙音，教学认真严谨。他每两周布置一篇作文，并用红笔仔细批改，每个学生的本子上都有他的笔迹。而同学们也盼着作业快发下来，急切地知道老师的评语。还记得我曾写过一首小诗，大致是“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荆汉？”诗记不全了，但是老师的评语清晰犹在——“爱国爱校，兹情深意”。
学校还常常请校内外名家给我们讲授公开课，一周一次。国学大师钱穆、散文家钱歌川、历史学家陈源等都被请过。这些早就耳熟能详的名字，我终于在大学和他们见面了。
1943年，我本科毕业，第二年参加全国留学考试，以财经类第五名的成绩获得了去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当时，武汉大学已名扬海外，美国人也只了解中国的北大、清华、武大等少数几所名校。他们每次问起我的母校，都会竖起大拇指。
母校的荣耀让我更加怀念她的一草一木，国外求学的几年，对武大的思念超过以往。1948年，我决定离开美国，许多朋友劝我留下，而我认定中国人就要回中国做事。回国后，如我所愿，成为武大当时最年轻的副教授。一教就是六十余载，培养学生近千名，博士生70个。
这么多年来，武大一直保持着“求是”的学风，始终保持一种洁身自好、力争上游的精神，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侵袭。我也在自己的岗位上，践行着前辈传承下的武大精神。
教学上，我清晰记得老师们当年躬身于教育的模样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并将这些复制在我的工作中。同时，我深信“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提醒自己树立起榜样，用行动熏陶和影响学生。
学术上，“朴素求实”的武大精神不曾消失，反倒更加浓郁。我常常告诫学生不要浮躁，对抄袭论文、亵渎学术等弄虚作假的行为严加批评。
学生培养上，在哈佛，每一个研究生必须达到每门专业课B+以上、经历4名教授轮番提问的通识课考试、高淘汰率的论文答辩，方可毕业。因时刻面临被淘汰威胁，学生都用功学习，虽然压力不小，但收获很大。因此，我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时会严格把关，意在通过考试磨练他们的意志。
直到现在，很多人问我后不后悔当年的决定，我笑着说没有比现在更好的了：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享受着珞珈山的钟灵毓秀。
若说对武大未来的希望，那就是：武大应当恢复多而全的学科优势，继续保持海纳百川的规模和气度，培养一批朴素求实的优秀教师。
相信武大的未来定不会辜负历史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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