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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庆仁 2007-09-18 发表于：博客中国
薛涌远非布尔什维克，他不过是融会了伯恩施坦社民主义的凯恩斯主义，他比谢韬离马克思主义还要远些，之所以主张缓和贫富矛盾，主观动机在于更有效和更长远的维护富人统治，客观上为穷人做一些好事。用老百姓的话来表述，富人吃肉的同时，让穷人能吃到馒头，并有一碗汤喝。确切些说，薛涌更接近1994年前后的茅于轼，但远不是当年的茅于轼，因为那时的茅于轼发自肺腑的为民众大声疾呼，而薛涌充其量是站在同情的角度，面对坐着豪华沙发的富人，呼吁施政者能给穷人一个冷板凳坐。
比对今天的薛涌和当初的茅于轼，二者既有区别也有很多共同点，比如
95年的茅于轼比今天的薛涌更关心老百姓，他几乎就是在为老百姓代言，他在《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第二编 宏观经济(一) 小心你的辛勤储蓄变成了别人的高消费》中讲：“我国目前出现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由于投机活动，使价格人为地抬高。用于股票及房地产的资金可以赚得巨大利润，鼓励了投机商出高利率去集资，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流入，在供应量不增加的条件下造成价格进一步上涨……实际价格之所以偏高好几倍，完全是出于投机心理，即预期将会有人肯出更高的价钱来买。这就是泡沫经济的特征。”
在薛涌的文章中，尽管打着灯笼去找，也看不见这样血性的言语。他的文字更像一个温和的强盗，用美式价值观灌输凯恩斯的有限剥削理论，既不能把穷人逼到造反的角落，或者说建立一个人性化统治的富人社会。薛涌从来都是只讲人本主义，不讲民本主义，因为在薛涌的心底里，甚至比厉以宁更喜欢精英治国论。前边说到，薛涌充其量是站在同情的角度为穷人不疼不痒的说那么一两句话，如果较真的话，连“同情”都有水分，他更可能是出于巩固富人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被迫选择更为稳妥的理性策略。尽管薛涌的父亲是中共的司局级领导干部，但薛涌确确实实的不属于这个组织，他从来都不打算在中国建立平民社会，他更喜欢美式的橄榄形社会——由中产阶级和上层精英分子共治。实际上，薛涌的思想来自于萨缪尔森，而不是斯蒂格利兹。
我在批判茅于轼的时候，之所以和薛涌有别，就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因此，同样是批判茅于轼，我使用了“反动”、“背叛”、“阶级本性使然”这一类词语，而薛涌却说：“茅老是好人，难道好人就不能批评吗”，这个说法跟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自相否定式的悖论。也让人无法理解，既然薛涌心中的茅于轼是个好人，那么面对今天社会上比比皆是的坏人，又何必非拿好人开刀呢？在大街上随便抓一把，岂不足够批上十天半个月了吗。问题的实质，显然不是薛涌多么的尊重茅于轼，而是他原本跟茅于轼就同属于一个战壕，所以他下不了那么重的手。更或者说，稍不留意，就可能把自己也刮蹭上了。
有人斥薛涌被《大义觉迷录》给摆平了，一般的人看了会摸不着头脑，这都哪和哪呀？其实只要把薛涌的言论系统的翻阅一下，就茅塞顿开了，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反讽。不过我得说，这个人的反讽没有道理，因为薛涌根本就不是曾净，而是货真价实的郎世宁，之所以给中国的皇帝唱赞歌，不是对皇帝的顺从，而是为了用基督教影响和改造中国的皇帝。这个观点薛涌在文章中毫不隐讳，动辄他就把《基督教箴言》之类的东西拉出来遛遛。薛涌的体内无疑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其父又是中共司局级领导干部，然而在薛涌的精神层面，更多的属于西方，自他踏上美利坚国土的那一刻起，他就从骨子里归化了。
假如在薛涌和茅于轼二人中间我必选其一的话，我宁肯选择1994年及之前的茅于轼。茅于轼的一生要做三段论，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前，那时的茅于轼是人民的茅于轼，他的“右派”言论，实质上和彭德怀的万言书属于同一种性质。第二阶段是1994年前后，这个时期的茅于轼因为有了位置，奋发有为秉笔直言，特别值得我们敬佩的是他那种嫉恶如仇的精神，在《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二编 宏观经济(一) 小心你的辛勤储蓄变成了别人的高消费》中，茅于轼几乎是在痛斥：“以前买了股票或土地的商人，只要脱手就可以赚上几十万乃至上千万。他们赚钱毫不费劲，因此花钱也不心痛。他们花天酒地，一掷万金。手腕上十万元的表，眼也不眨就轻易买进。近来几个大城市中令人眼花镣乱的高消费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用的是群众多年积蓄的辛苦钱。”
这个阶段的茅于轼真的可圈可点，他常常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的问题，他坚决反对呆滞和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积极倡导市场经济。1994年4月在北大经济学院团委和学生会组织的经济文化月活动的开幕会上，茅于轼七问北大师生，在死气沉沉的北大一石激起千层浪。同时茅于轼又坚决反对没有节制的投机行为，他说：“如果房地产价格炒过了头，将导致成本的普遍上升，使经济失去竞争力。本来在市场力的作用之下过头的房地产价格自然会回落，但这将导致一大批人遭受巨额亏损，所以他们将竭尽全力维持过高的价格，于是将出现一段持续较量的相持过程，但最终的结果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当地经济失去竞争力，或者是一大批房地产商人亏损破产，甚至两种坏结果先后出现，先是经济失去活力，继而房地产大跌价。”
悲哀在于，当初那个茅于轼今天却不见了，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像混凝土一样的和房地产商们搅拌在一起，为房地产商们哄抬楼价的行为摇旗呐喊、擂鼓助威。他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甚至连薛涌充其量是站在同情的角度为穷人不疼不痒的说那么一两句公道话他都不能容忍。感慨阿，金钱竟有这么大的本领，居然改变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让他变得面目全非，从老百姓的代言人变成了掠夺和欺辱老百姓的强盗头子、高参。曾几何时，茅于轼在《重新发现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中发聋振聩的说“友谊比黄金更可贵”，如今却反过来了：黄金比友谊更可贵，岂止比友谊更可贵，比人命和人性还重要。
真让人无话可说了，只要浸淫了过量的儒家文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还是饱学的海归，最终都会趋同，成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而茅于轼说到底，也只是这个恶性循环怪圈里一个平平常常的生灵罢了。他不可能超越这种文化的局限，用生命和激情探触域外的文明；他更不可能带着自己的同胞走出埃及，开辟一个崭新的世界，因为他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家。我们对他所给予的期望，应如历史上老百姓对农民起义领袖所给予的期望一样，当他完成了体制更形的历史使命以后，所谓的新体制无论外观看上去是多么的华丽，内容其实还是老样子，与过去没有丝毫的不同，包括薛涌这样的想法都不行。
我们不指望这个社会让大家一起吃肉，我们知道，猪肉诚如一位猪肉商在《南方都市报》上说的那样“不是给穷人准备的”。我们仅仅希望馒头能够填饱肚皮，如果富人还能给我们一口汤喝，那我们就感激不尽了。可是，即便这样低的要求，怕是也难以实现，因为面对茅于轼及其同伙组成的强大反方阵容，所有的食物似乎都不是给我们准备的。据《环球时报》说，印度的法律视乞讨为犯罪。面对弱肉强食的印度社会，也许我们应该庆幸，茅于轼等人毕竟还没有把乞讨行为视同犯罪。可是我不得不悲观的提醒大家，这是一个极不讲理的社会，什么可能都存在阿，如果大家今天不力挺薛涌，明天也许真的就没饭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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