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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劳动：谁来直接支配劳动成果？资本主义的答案十分明确：谁投资谁收益，资本与权责为一线关系。推崇资本首位，贬低劳动地位才能维系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社会主义的答案同样明确：劳动者合作生产，安劳，按需，都是让劳动者直接分配劳动果实，消灭资本剥削。现在来想想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终追求的答案无疑是后者，但由于生产力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局限，现在尚无条件实现。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我们不得不向前者接近。随着国有企业破产的破产，改制的改制，私营与外资经济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实质从哪里体现？我们的劳动者拿到的工资与西方国家的工人拿到的工资除了数量上的天壤之别外还有什么不同？难道效益与社会主义不可兼得？对这根本问题的模糊不清最终使国企改革左右徘徊。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国有企业本身是具有优越性的，关键在于国有资本的“主体缺位”使企业经营缺乏有效的监理造成效益低下。为了填补“主体”，开始了对西方企业的模仿，但此路却崎岖难行。向管理层转售国有股权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与社会不公，是变相的私有化，俄罗斯的结果已经证实；设立的董事会又总是起不到应有的效用。原因在于，这套西方模式本来就以资本私有为基础和前提，将其套在国企上当然要“水土不服”。其实资本的社会化与分散化必然造成“主体缺位”，西方国家的普通股民也很难实现其权益，董事会操纵在大资本家手里，但同为投资者两者利益基本能够兼顾，虽然很不对等。对于国有资本，“主体缺位”是必然的，我们不应该找其实也找不到具体的“主体”。
何不换个角度去解决问题？我们再回到开始的问题上来。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实现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存，事实证明这是符合国情的。这也意味这我们必须允许资本的存在并尊重其权益，但社会本质的要求又不能推行资本首位的理念，也就是说需要对劳动与资本做新的权衡，那么是否可以在国有资本范围内将两个答案进行折中？国有资本在主体缺位的情况下应该和经营者共分收益，从而实现两者的利益共同机制。因为国有资本本身就不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目标，完全可以接受分让，而经营者也是劳动者，他们付出的经营劳动对企业的荣败至关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让经营者代表企业的劳动者分受收益也是合理的，最重要在于发挥集中效果。这种双层机制用股份制来实现就是改变股权结构，股权两分。所谓股权两分是指将股权的构成由单一的资本所有权改为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所有权并立。投资行为获得投资所有权，经营行为获得经营所有权，两者共同承担运营的权责，即直接分担运营的利润与风险。但两者的存在模式不同，投资所有权有实际价值，可以转让流通，经营所有权则按整体股权的比例承担权责，以职位配股为实现方式。所谓职位配股就是指股权按职位的不同以不同的比例直接与职位固定相连，即经营所有权的固定所有者是职位不是自然人，就职者通过被聘任与职位结合从而承担任职期间的相应权责，其所得的利亏直接兑现于私人帐户。再具体到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这里指资本所有权价格）在其就职始末的差额也应部分与其私人帐户兑现。这样国有资本所有权就稳固在国家手里，劳动的地位得以体现，两者共赢合作。
这一措施的本质意义在于将经营者直接参与分担运营的风险与收益制度化。其现实意义在于适应当前我国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并可以解决长期困绕国企改革的难题：权责失衡使经营者缺乏积极性导致企业效益低下；股权转让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与官僚资本形成，其中的严重不公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危害社会和谐，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其长远意义在于为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打开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应是国企改革最终使命也是其根本出路。依靠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固可繁荣一时，但社会基础地位的国有经济不能全面振兴中国就达不到真正的富强。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问题上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始终强调敢闯敢冒勇于创新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不能在我国极其复杂困难的境况中有突破。
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可以有两种模式：一：国有独资和国资占主体的企业实行以股权两分和职位配股为基础的以经理层（如首席执行官和执行委员会）；二：国资和其他资本合资的企业，将国有股的经营权交给有专业素质的人（一般应组成一个小团队）被称为经营董事而代表国资参组企业董事会。同时党组织的有效参与，有效的职工监理制和审记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
再想到使改革后农村生产力极大解放所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一种即保留了土地公有性又实现了国家与农民共赢的双层机制，它将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让农民积极的开发土地的生产力。
社会主义大生产本质就是高度的社会化大生产，国有资本的运营就是社会资本的运营，它突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瓶颈，是其优越性所在。但为什么国企总是萎靡不振呢？这主要是因为在建立了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模式之后没有找到真正与其适应的运营体制。国有资本的运营体制至今出现了两种形式：一是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官僚体制，他片面的与资本主义模式对立，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倒退，虽然虚荣一时但终究要被历史的潮流冲垮；一种是将股份制运用于国企改革而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其过分依赖于借鉴外国模式，造成了国企改革的诸多困境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是摸石头过河，根本出路在于自己的创新。既不能沿用官僚体制也不能简单的模仿西方体制，应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找到正确而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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