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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指出，经粗略估计，北京约有16万“蚁族”，生活在高校周边或人口流动聚集区。这些人月平均工资为4133元，近七成人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 不知从何时开始，“蚁族”成了一个流行词汇，它代表那些蜗居在大城市的大学毕业生。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又多为聚居在狭小的居住环境里，因此，被形象地成为“蚁族”。他们是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中国的第四类弱势群体。
“蚁族”们受过高等教育，充满智慧，不畏艰难，乐观开朗，面对现实，敢于接受挑战，怀揣梦想，有着质朴的信念，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尤其相信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绝少抱怨。现实中他们大多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终日忙碌，却只得三餐；他们终日精打细算，却几乎贫无立锥，他们不敢谈恋爱，不敢想结婚，不敢生孩子，甚至买件衣服，也要犹豫再三。他们就像蚂蚁一样，有着高智商却没有自己的理想，辛苦忙碌却几乎一无所有。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的招生人数翻了一倍，远远超过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发展速度。教育部日前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其中许多人出身贫困偏远的城镇乡村，并且上的是地方的二三流学校，他们相信努力学习就能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但是等他们跑到北京、上海等繁华的大都市找工作的时候，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中国官方的数据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是87%，而那些找到工作的也往往是专业不对口。北京的“蚁族”有近1/3都在从事“私营业的销售工作”。对于工程技术专业的人来说，那就意味着为电脑批发商叫卖低端的电子设备。
未来“蚁族”规模似乎已不可避免。
为什么会产生“蚁族”？有学者总结了“蚁族”产生的几个原因：一、大学扩招；二、大城市之外的地区就业机会少；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四、社会阶层分化；五、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六、当前对成功和幸福的定义。有资料显示：从家庭出身来说，“蚁族”的家庭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和县级市，来自于农村的50%多，县级市的20%多，来自省会和直辖市的，仅占7%。蚁族的“发明者”廉思一语道破：越是平民出身的孩子机会就越少。
为什么蚁族全是穷二代？谁有钱不会改善个人基本的生活条件呢？穷人的世袭对于社会阶层固化的深层问题来说，只是表象，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阶层流动机制。这不是一朝一夕而就的。即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ZF具有巨大的社会动员和财富分配的宏观调控能力，但仅在传统观念的改变这一初始环节中，问题和矛盾就已经处于焦灼状态。社会阶层固化现象并不是和某种社会制度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需要解放思想，摆脱贪欲，树立公平原则，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
因此可以说，社会不公平元素是蚁族的“巢穴”。只有当公平就业、公正待遇、公开竞争等元素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蚁族”才能“乔迁”。
而造成不公平的根源又在哪里？人类不平等的真实起源根源还是在于制度，而造就制度是各种错误思想。卢梭把它简单成私有制，其视野是狭隘的。艾斯认为，主流思想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核心否定，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制度。而那些不好的制度，正是造成不平等的根源。
当前，中国底层知识青年不能融入主流社会，进而被逐步边缘化所引发的危险已初露端倪。一方面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底层知识青年认为自己没有获得预期的收入，无法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和长期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又令他们产生了高期望值。这种强烈的反差既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是政治上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向上渠道受阻使他们感到前途渺茫，社会不公平感日益加重，这一现象必须引起警惕！ZF应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青年起点公平，保障资源合理分配，保障人格人权平等，为青年人构建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富二代”不会因其富庶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原罪的道德压力，使“穷二代”也不会因其贫穷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物质的压力，使每一个青年都能公平地分享与其奋斗打拼相应的发展际遇和改革成果。
事实上，“蚁族”的悲剧不在于他们选择了大城市，“蚁族”的关键出路也不在于回归二三线城市。众所周知,“蚁族”之所以在归去来兮之间徘徊,之所以忍受孤独和卑微扎堆大城市,不是因为大城市灯红酒绿更有吸引力,也不是因为大城市高楼林立更能指引人目光向前,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房价高,但总体而言,工作机会更多,工资待遇和教育培训的条件也更好，只是不公平的制度环境让他们可望而不可及。如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就业空气,如何均衡分配资源让蚁族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将是考验ZF执政能力的重要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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