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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位读者写的心得，我认为很好，很针对性，也是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拓展阅读”的理由（我的书评中，有很多查之网络与他文的拓展内容，当然也有深赞、疑问与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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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此著。如果从学术史脉络说，朱维铮是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再传弟子，也是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学术传人。
今日之2013年8月10日，先生去世一周年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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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有批判与反思，社会才能进步。
朱维铮先生《重读近代史》、《走出中世纪》等书注重对中国近代历史与历史研究的思考，这些独到的思考与见解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与史料占有的基础上。引文均有据，《重读近代史》引用的的书目：《海图国志》、《水经注》、《楞严经》、《群经概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山海经》、《世界经济千年史》、《仁学》、《乙丙之际箸议》、《心史史料》、《革命军》、《阅世编》、、《钦定大清会典》、《东华录》、《啸亭杂录》《时晴斋主人年谱》等，所列只是书中极少部分。史学反思建立在实证史学基础上。
《重读近代史》开篇《史有疑》，不盲从所谓前辈权威学者看法。如《被现代化的逻辑》、《需要重读近代史》、《三问开眼看世界》、《清史与近代史》等文章，篇幅虽短，却内涵丰赡。对史实的考证之外，《重读近代史》还剖析了歪曲史实的背后原因，即以论代史。他批判罗尔纲治史“特别重视贯彻斯大林毛泽东‘以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教义”，批判范文澜以阶级斗争观点为最高教条， “不辞辛苦地据此改写中国史，先立论，后求证”，范文澜虽重视言必有据，“既入以论代史的窠臼，著史的总趋向，只可能是要材料强就我范，逻辑与历史不相适应。”罗尔纲呕心沥血著《太平天国史》，“考史很细，构建体系却务必体现农民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乃至陷入辩护论”（218页）朱维铮先生反对教条与盲从，反映当下“史学危机”，体现学术自主性诉求与重建当代史学话语体系一种趋势（赵梅春《从梁启超式的输入与当代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正如田昌五先生所说的那样“流行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含义是由斯大林确定下来的，未必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16页。）
除了对史实考证与反思外，《重读近代史》比较注重对近代中国被列强主宰的反思。如《挨打必因落后》、《质疑“两炮论”》、《满汉双轨制》、《探花不值一文钱》等。朱维铮先生认为中国屡战屡败在于政治体制落后，而非经济和国力完全落后。朱维铮根据《世界经济千年史》指出，中国经济1820年占世界32.9%，而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普、意、奥、比等）总和才占世界经济20%。1840年中国GDP 仍居世界第一，远远领先英国。在论及甲午战败原因，他指出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后“清廷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军事实力，但他们帮助恢复帝国的体制权威，也是自身成为体制的俘虏，在事实上充当体制的鹰犬”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重读近代史》378）。除体制落后外，“政难改”也是中国屡战屡败亦或不败而败的原因。“满清自雍正、乾隆父子越来越视国事为皇帝家事，甚至奉旨可以说话的科道言官，敢于批评皇帝的亲信奴才，也被他们认作敢于皇帝的家事，不遭贬黜，便遭流放。他们的继承人嘉庆、道光、咸丰、三帝，一个比一个更无能，却越发借口祖制，唯恐政府体制稍有变动，便削弱皇帝个人独裁。”（315页）由于要变革原来体制，必然触及原有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的利益，历史发展本身也有惯性与惰性，近代中国命运绝非阶级斗争观点一言以蔽之。
随笔随记：
1、中国是贫银国，但由明英宗正统元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以纸币代银元，中国实行银主币制达五百年，那源源不断由日本、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渠道就在对外贸易。一个反例，就是康熙为对付台湾郑氏政权而实行“禁海”，立即导致全国银荒，通货急剧膨胀，而一旦征服台湾，撤消海禁，银贵铜贱现象迅即消失。
2、两炮论的直接驳斥，说明现在对于------此处省去XXXX字！undefined
3、中国汉唐以来、明代前后，乃至延续到清末的海上对外贸易额，究竟有多大呢？
维系大量白银输入的事实是摆着的，但是数量是？谁有数据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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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为今用！
假如历史不能致用，为什么历史教育又不可缺少？其实，培根早已给出理由“历史教人聪明。”
5、清之改革，大多流于形式！更多受制于祖制，即不能触动顶层利益，不能至上而下之自改！
回望元、明、清，640年间，大而无为，无视天下之巨，但能夜郎几个世纪，也堪称不易啊！
可惜，人终归就是那时、那代的人，设身处地地将自我送回那些时代，谁能远瞻？谁又可以跳出？也许“无视”才是正解！
6、“探花不值一文钱”
这一篇继续讨论前篇重提的清初江南奏销案的问题，重在厘清事件的历史实相。
-----江南于顺治二年（1645）经过清军残酷屠杀而被征服。清廷随即宣布减赋，复科举，以收买民心。然而清廷任命的江宁巡抚土国宝，原是洪承畴收编的“太湖水盗”，却为搜刮财富，制造抗粮案，斥革生员，似乎与清廷唱反调。据说他还暗通郑成功，“欲以地叛”，被清廷罢官，于顺治八年冬上吊自杀。（参看《啸亭杂录》卷七、《清史稿》疆臣年表五。）
然而唐代韩愈已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明中叶丘浚，更说江南税粮大半出于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特别详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根本原因就在江南从来是列朝政权赖以生存的粮源、饷源和财源。满清统治者并不傻，知道不给江南民众“实惠”，它靠武力征服取得的成果是不稳定的。但它正在继续内战，它的权贵很快学会了贪污挥霍，它不能容忍“南蛮子”在利益攸关的财富问题上耍花招。两个事件使满清征服者改变态度。第一是顺治十四年的顺天、江南乡试，考官与考生勾结舞弊，使皇帝和满臣领教了江南无耻士绅的手段。第二是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出师北伐，苏浙皖赣各府州县四民纷纷响应，吓得青年皇帝准备逃回关外。前揭孟森的《奏销案》，指出这两个事件存在因果联系，促使满清权贵借奏销案对江南士绅由笼络变为打击，大体合乎历史实相。
孟森的缺点，不在于给奏销案正名不当或价值判断失误，而在于历史陈述尚有问题。他没有指出土国宝是“抗粮”名目的作俑者。他没有发现清廷迫使土国宝自杀却又采纳土国宝从经济问题入手打击江南士绅的策略。他没有查证事件策源地是否尚存第一手史料。他也似乎没有在意顺康间权力争夺对此案的影响。
这就可以补充说明，（1）奏销案由土国宝的土政策变成“国策”，有个转折过程。（2）转折过程是复杂的。顺治亲政初，岂能逆料丁酉（1657）南北科场舞弊、已亥（1659）郑成功北伐，对清廷的江南政策造成的冲击？所谓奏销案表明惩办江南士绅是满清一贯的坚定政策的说法，是臆测。（3）专制君主的心态必定影响“国策”。由顺治帝亲审科场案、闻报明郑围攻江宁后的狂躁表现，与不久他在临死的床上所颁“罪己诏”，忏悔自己亲汉疏满是忘本，可知他甫死，辅政的满洲四大臣，便在江南制造奏销案并波及内地多省，岂非逻辑的必然？满洲专制者的心态史，正是陈陈相因的清史或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顺治十七年（1661）正月，即郑成功、张煌言的联军退出江南以后四个月，曾被江南（辖今苏皖二省长江南北地区）响应明郑的规模所震惊的清帝，任命汉军正黄旗人朱国治为江宁巡抚。这个贡生出身的新省长，到任后一面“以守寓战”， 在海边江口密设墩台阻挡郑军水师登陆，一面效法土国宝以追讨欠粮为名，对苏松常镇四府士绅挨户登记造册，向清廷题参，开列的要求黜革的乡绅和生员名单达一万三千余人（据《阅世编》卷六所录康熙初官方诸文献）。次年正月，顺治帝死，监护八岁新君的索尼、鳌拜等满洲四辅，即谕吏户二部“定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见蒋良骐《东华录》顺治十八年正月和三月）。显然朱巡抚本人也面临“未完分数”将受处分的前景，况且他初疏参革的苏松常镇四府一县（加溧阳，是他亲往监督造册的江宁府属县）的乡绅二千一百余名，内多在朝官员，难保不伺机对他报复。
怎么办？据前揭《阅世编》，朱国治显然为了自保，“造册之后，乡绅一千九百二十四名，生员一万五千四十八名，即以完过银四万九千一百五两题报在案续完，冀有回天之意。”哪知新例已立，成为各省必须照办的治法，“其如皇上冲龄，政由四辅，但期治之必行，不原情之委曲，一挂弹章，便即降革”
既然开弓没有回头箭，那末朱巡抚除了做出与满洲新主保持一致的姿态，岂有别的选择？于是他采取坚决措施，将他指名题参的四府一县在籍绅士三千七百人，予以拘捕，准备押解赴京，送刑部从重议处。但不知通过怎样的内幕交易，这年五月，康熙元年（1662）五月，清廷忽降特旨将已捕人士释放。那一年里在江南造成的恐怖景象，以及被捕名士的入狱情形，前揭孟森《奏销案》已有详考。
这期间，被朱国治列入黑名单的在职官员也多半没有幸免。当时江南民间盛传“探花不值一文钱”。孟森已考证此人就是昆山人叶方霭 。他于顺治十六年进士及第，名列第三，俗称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但次年被朱国治查出欠税粮值银一厘，合当时制钱一文，也被降调七级。同样情形的，还有《阅世编》所记太常寺官员张讱庵也欠税一厘被贬职，《郞潜纪闻二笔》所记翰林秦松龄因欠粮值银三分被革职。诸如此类例证极多，有人赞美这表明清初惩办欠税士绅的政策是坚定的。很好，但满洲八旗强夺民田民居并掠民为奴，怎么解释？
再说朱国治。民初修胜朝史的遗老将他列入《忠义传》，因为他任云南巡抚，拒不与吴三桂合作反清，被杀。但《清史稿》作者没有交代他任苏抚到滇抚那十年的行状。由孟森引用的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及其未引用的《阅世编》，人们始知此人除了江南奏销案，还是哭庙案的刽子手。他自知两案打击江南成千上万知识分子，难免兔死狗烹。适逢他爸或他妈死了，照例丁忧。但他是满洲旗奴，有服丧二十七天便可复官的特权，岂知他丧毕便闻清廷已另简江宁巡抚，他知将成两案的替罪羊，慌急中不待新抚到任，唯恐吴民找他算账，于是走为上计。清廷闻报大怒，先降五级，再革职为民。不过他到底善于钻营，在康熙帝亲政后，大约以被鳌拜罢官为饰辞吧，复出为滇抚，不料种下死因。“忠义”云乎哉！
然而朱国治与鳌拜这对满洲上三旗主奴都死了，却没有身名俱灭。他们作为满清一代敌视并蹂躏知识精英的首出“功狗”，已遗臭三百六十年，往后呢？
可见，功名利禄才为仕，因此，被君王屠戮，不为惜！从史实看，君王杀绅，取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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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蠢而得以用，习自清，盛于民？现在呢？呵呵！
----清史论著常常强调清沿明制，所指主要是“官制”。的确，中央政府由内阁六部九卿，包括翰詹科道组成的体制，清初与明末似乎一脉相承。然而正所谓名者实之宾也，循名责实，便可发现清沿明制，名同实异。例如晚明内阁权侔君主，而清初列帝就削减其权。康熙晚年敕谕均出于南书房。雍正初更另设军机处，用机要秘书代替原属内阁大学士的权力，通过发布上谕左右全国军政取向，这在乾隆初已成定制。
自乾隆到宣统一百七十多年，满清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军机处为核心。而军机大臣无非属于君主或谄媚君主的奴才总管，由恭亲王奕訢在咸同光三朝的浮沉史可见一斑。拼命挽救帝国的湘淮军头，曾国藩生前仅得协办大学士虚衔，左宗棠入军机数月便不安其位，李鸿章位列首辅长达二十年，至死仍无军机大臣头衔，均可见满汉双轨制在清亡前的效应。
满汉双轨制，是我对这个帝国中央集权体制特色的形容。那表征之一，就是至迟在康熙到光绪两百年里，大清帝国的权力结构，在中央的阁部，必定双设首长。例如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左右都御史、乃至下设汉臣的机构，无不双设首长并严分满汉。如六部均设满汉两尚书，满汉左右二侍郎，表面沿袭明制，实则以满驭汉，将中枢各部首长普增一倍，怎可说不是满清入主北京后的创举？
在帝国中枢政军财文各个主管部门，都出现旗员监督汉官，用蠢才制约能人的古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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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用人须德才兼备，而不计出身贵贱，原是中世纪列朝关于文治的共同追求。
满清入关就忙着恢复科举，证明多尔衮深明此意，但时至晚清，帝国官方文牒依然喋喋不休“本朝以武定天下”，毫无疑问是重申满洲皇亲贵戚、旗主世仆，都享有军事征服者的世袭统治权力。
目前看，------此处省去XXXX字！undefined
9、------此处省去XXXX字！undefined
人们对于满清阁部的双首长制，在日常的权力运作，当然关注。遍查清史，却发现运作情形很简单。以执行政府职能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例，通清一代均设满汉二尚书，满汉左右侍郎各二名，就是说每部有正部长二、副部长四，而且都强调族群出身，凸显以满驭汉。不待说，自清初立此体制，仅中央官制的阁部首长，人数便增一倍，况且满洲阁部大臣乃至卿寺官员，满人照例不问实事，却以监督汉人是否尽职为能，而且满洲大臣得以任职主要来自八旗子弟世袭的身份及特权，与汉大臣主要靠科举晋身的尺度，有很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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