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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指标体系都没有，我们如何建立相应的货币与财税调控政策？随着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数月居高不下，关于是否存在通胀、通胀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引发激烈争议。
一切因为我国尚未建立关于通货膨胀的指标体系。
我国的 CPI上升到了6.5%，已经影响到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央行究竟是应该加息，还是应该升值？各方莫衷一是，这严重延滞了市场人士对于长期的经济预判，也就无法做出足够的反应减少损失，并最终减少中国经济软着陆的风险。
究竟上升到8%还是超出3%算是进入通胀控制区？没有人知道，就连主导的决策层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官方词汇是“结构性上涨”，这是否意味着结构性上涨不是全面上涨，也就不是通货膨胀？这是否意味食品价格涨得再高，也只是结构性的，与通货膨胀无关？于是，问题就归结为，在中国，什么样的指标才反映通胀？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先生代表权威统计部门说，虽然CPI是通胀重要指标之一，但目前主要是食品类价格上涨，属结构性上涨。在八大类商品中，最近一直是五类上涨，三类下降，除食品外其他类别涨幅不大。“通胀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物价全面上涨。从核心CPI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处于安全的范围内，因此不能讲已经进入全面通胀”，近日姚先生在上海又表示，3%仅仅是年初确定的CPI预期目标，并非不可突破的“警戒线”。而今年前10个月，CPI累计同比上涨4.4%，仍处于安全范围。
姚景源先生的意思自然是说，3%的目标只是参考，而非通胀的认定标准。那么到底CPI上升到多少或者说物价怎样上涨才算通胀呢？如果连权威部门的总经济师都语焉不详，普通投资者又到何处寻找答案？有关决策部门是根据什么指标来进行 宏观调控？抑或根本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我国之所以用3%作为CPI的参考指数，并不是根据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工资增长水平得出的结论，而主要是根据美国标准(欧洲各国通常以2%作为临界点)。我国去除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也是基于美国标准。但自相矛盾的是，虽然我国的指数与美国标准联系在一起，在CPI的具体权重方面又自行其是， 房地产权重占比极低，而食品权重占比极高，但在计算核心CPI时又将食品排除在外。于是我国CPI成为“参考之参考”的指标，无助于判断通胀。
此次物价上涨主要表现在食品价格上涨，猪年吃不起猪肉，重庆的超市踩踏伤亡事故，说明食品涨价已经引发普通消费者强烈的心理预期，人们有可能因为害怕通胀而挤兑、抢购，从而使严重的通货膨胀真的降临。这就是通货膨胀的诅咒。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也在上升，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因此工业品价格也可能失守，而这是力保全面通胀城池不失的最后一道关口。
通常来说，一个成熟国家会向社会公布CPI、货币发行量等数据的涵义以及设定值，一旦突破上限，市场就会自动做出加息、降息等货币政策预期，并在措施真正实行之前做出反应，从而将市场震荡减到最小。我国却在关键数据上语焉不详，造成市场混乱的预期。在此情况下，有关部门必须尽快设定一个完整的判断体系，使市场找到一个落脚的空间。
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我国的通胀是美国与国内货币发行宽松的负面效应的叠加。目前的通胀威胁既是前两年货币发行量过大的报复，也是货币发行体制不明确的恶果，核心指标体系混乱加剧了政策的不均衡。要让我国货币体制找到平衡点，实行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定量的、市场预期明确的指标管理，是关键一步。希望以后不要再听到权威部门的权威官员以“结构性”、“全面”等为辞，对中国经济作出模糊判断。要知道，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时虽然用语模糊，但其指标体系却清晰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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