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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散文很有意思。今天的国家，创造力非常强，创造了许多非常独特的制度，这些制度甚至连聪明绝顶的诸葛亮也难以理解，可见创造力之丰富与深刻。今天这个创造性体现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严格区别，无论你的才能如何，如果你不是体制内的人，那么对不起，你只能沦为“农民工”之类不沦不类的东西。相反，如果你是体制内的人，那么无论你干得如何，是否有才能，都能够享受体制所带来的无数好处。诸葛亮不可能理解这个体制内外的区分，他根本不知道几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会如此聪明地发明这个“体制内、外”的社会关系。假如爱因斯坦生在我国，他创立相对论的时候只是专利局里的一个职员，因此，他不是国家科研体制内的人，那么他的研究成果自然很难得到科研体制的认可。假如比尔盖茨生在我国，由于他搞的微软公司只是民间企业，所以在国家的政策考量中，它是被忽视的，甚至是被歧视的。所以，现在的中国既出不了爱因斯坦，也出不了比尔盖茨，尽管国家做梦都想要造就这种人，但无不具有叶公好龙的色彩。如果诸葛亮生在今天，那么他当然不可能出人头地的，因为他不符合“四化”要求，尽管他的知识无与伦比，但却通不过“文凭化”这一关（因为在邓小平所说的“四化”中，“知识化”已经具体化为“学历文凭化”了。）不仅诸葛亮如此，中国古代几乎所有文化人物，都通不过这“四化”，都不是体制内人，因为他们是民间“野生”出来的，因此，由这些人所产生出来的整个中国文化，都只是一群“业余人士”乱搞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由官方主持正规合法地搞出来的。这种将社会扼制于国家卵下的体制，当然不可能出什么诺贝尔奖了。――黄焕金】
诸葛亮也是农民工？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董彦斌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2007年12月5日 星期三
──读魏城新著《中国农民工调查》
这天晚上，我正在翻书，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却见来客容形清瘦，一袭白衣，手执羽扇。“您不就是？”我正欲脱口而出，来客便说：“在下诸葛亮，近来夜间清冷，生活清淡，可否聊聊？”他的口音里夹杂着山东、湖北和四川口音，羽扇一拂，须髯微飞。在北京的这个冬夜，不是在电视里而是在房间里看见他，我自觉有趣而荣幸，想拍照留念，他羽扇又一摇，表示不必。
“手上拿着什么书？看上去很美啊。”他道。
“《中国农民工调查》，一本新书。诸葛老师，您要翻翻吗？”
“农民工？农民我是知道的，《春秋•谷梁传》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这农民工我可没听过啊。”
“农民工就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但有时候脑力劳动者也计算在内。就像您，原来在农村生活、耕作、学习，‘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后来又进城，在荆州、益州长期工作。不知道您有没有把隆中的农村户口迁为荆州、益州的城市户口，如果没迁过去，您仍然持有隆中农村户口，您就依然是农民身份。说不好，您生活在今天，也还是一位农民工呢。”
“隆中农村户口？益州城市户口？人家都说我智力非凡，我自己觉得也还可以，怎么连我都理解不了啊？”诸葛亮皱紧眉头，连羽扇都停住不摇了。“这农民就是田间耕作者，工人就是工坊操作者，本来是依据工作种类做的划分。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农民改行务工，就应当是工人，为何反叫农民工？难道户口竟然是划分农民工人的依据吗？好像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是没有遇到过。”
“不但您，您兄长诸葛瑾后来在江东生活，要没迁过去户口，也差不多是一位农民工，您两位也是难兄难弟了。”我接着说，“诸葛老师，这问题连您都破解不了，真是难题。按照今天对难题的命名方式，可以称之为‘诸葛亮难题’。”
“先别说破解不了，哼哼。”诸葛亮显出一种气鼓鼓的样子，我想起当年他舌战群儒时的“丰神飘洒，器宇轩昂”，对比一下，也就哑然而笑。
“您还记得，当年您的领导刘备老师逃亡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情况：‘玄德同行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者不计其数，路过刘表之墓，玄德率众将拜于墓前，哭告曰：“辱弟备无德无才，负兄寄托之重，罪在备一身，与百姓无干。望兄英灵，垂救荆襄之民！”言甚悲切，军民无不下泪。’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口流动。后来陈寅恪先生讨论《桃花源记》，认为陶渊明所谓桃花源实为南北朝之坞堡，是躲避战乱的聚居地。我们看，这些战乱年代的人口迁移，无不有其合理性。但就在那个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岁月，也还并没有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形成对人的流动的巨大桎梏。在交通基本靠走的您那个年代，假使设定了两种户口，而没有迁徙自由，那么当一个或一群人千里迢迢去往另一个地方时，天地茫茫，进退无地，该怎么办？”我接着说，“固然，今天并没有禁止流动的禁令，但是，种种对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限制甚至歧视，对他们权利主体资格的无视，对他们劳动的轻视，都存在。说起来有些让人惊讶，从前的《劳动法》这样一部法律，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是不包括在内的，这意味着什么呢？似乎意味着这些人连劳动者都不算。”
“我当然记得刘玄德的那段情景。”诸葛亮道，“我略略知道，在你们这个时代，老百姓与政府的关系，和我们那个年代有所不同。我们当时是治理政治，老百姓是被治理对象。但你看，刘玄德那个故事能证明，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关系相当融洽，连陈寿，因为他爸爸的缘故，对我总有意见的这位史学家，也说我‘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我和玄德的经验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所以我们要做到不与民争利，用现代语言来讲，也许就是要赋予百姓以自由与利益。农民工既然是百姓的组成部分，或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同样要做到善待。”诸葛亮说：“今天，固然有治理政治的一面，但今天首先是选举政治，老百姓是选民，如果说，我们那时候的善待是出于一种慈爱，那么今天的情况是，如果你不善待，你的选举政治就不那么正当。这里，不但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还有一个‘为选民服务’的问题。农民工们当然也是选民。公民就是选民。”
“诸葛老师讲的甚是！”我说，“我来给您读几句诗，这是一位当代人写的。”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诸葛亮和我的表情都凝重起来。“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另一个城市，合法劳动，点亮了这个城市的美丽。这个人就是城市的恩人，城市的主人。他的劳动，像一切人的劳动一样，理当受到尊重。他的权利，就应当被维护。反过来说，说实话，城市也离不开他们。在劳动分工的前提下，快乐劳动、权利平等的人们，手挽着手，我们在一个大家庭，不是很好吗？”诸葛亮说，“我想不明白，那些无视农民工权益的眼神后面，是一个怎样的想法？”
“诸葛老师，有一个叫林肯的人，他是美国总统，生在您之后，我之前。他说过一句话：‘这是一个新型的国家，孕育于自由，致力于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他们可以这样想，这样做，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到。说实话，从美国的历史来看，自由和平等的实现也并非一蹴而就，就在林肯这样说的时候，其实美国国土上，也在上演着不自由、不平等的故事，但是，两百年来，美国还是做了较大的推进。我觉得，美国人可以行走出平等的历程，中国人当然也可以做到。农民工权益，就是我们要越过的一个丘陵。”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先让世界上消失了‘农民工’这样一个‘诸葛亮难题’的词汇。进城务工的人就是工人。他们与马克思所讲的一无所有的‘产业工人’虽不尽相同，但是，既然工种是工人，那么他们就是工人。职业分类就是分类。我们不要搅浑分类。”诸葛亮说，“如果人们不觉得我诸葛亮是农民工，就不应该觉得这个世界上要有农民工这样一个分类，他们天生比别人的权利要少，干得要多，挣得要少，还讨不回工钱。不该有这样的事！”
“这个词或许眼下很难消失，但如果权利意识不能消失，那么附着在这个词上面的权利歧视就应当慢慢消失。我们要渐进地转变。”
“发展与公正，同等重要！”
……
我们聊啊聊，直到睡着。醒过来，我发现诸葛亮不见了。我怅然又有些迟疑，既怀疑他来过否，又遗憾他已走了。这时便发现《中国农民工调查》这本书也不见了。
“看来诸葛亮真是来过了的”。我打开窗户。被早晨的太阳晒过的新鲜空气，吹进了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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