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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
前言
自利的“经济人”或“理性人”是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最核心的理论假设。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博弈论转向,这一假设却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在一些著名的博弈案例,如囚徒困境、公地悲剧、信任博弈和公共品博弈中,自利的决策却不能给决策者带来最优结果,使“理性人”假设与“帕累托最优”假设产生了重大矛盾;从而导致高效率的公共合作无法实现,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但另一方面,通过大量有关社会困境的行为实验,一些不囿于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家却发现,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并非只是考虑自身利益,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也会兼顾他人、集体或社会利益,这种行为被称为“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于是,一个新的、具有替代性的理论假设得以诞生:个人不仅具有自利的“个人偏好”,而且还具有亲社会的“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在这个新的假设下,社会困境可以被化解,而传统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内在矛盾也将得到消除。
当然,一个新的假设或理论是需要证明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计算经济学(Computational Economics)、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等一大批新兴的经济学科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同时还引起了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演化动力学、甚至脑科学的广泛关注,使这一领域成了社会科学众多学科之间、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前沿重镇。据不完全统计,过去10年间,仅《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刊》(PRS)四大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就发表相关研究文献300多篇,包括经济学及各相关学科在内的大量研究成果和研究文献都为“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提供了广泛的、科学的证据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本书就是对这些研究成果和研究文献所做的一个全面梳理、整合与综述。当然,在此基础上,本书也包含了我们自己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理解和研究,特别是提出了一些新的、以中国本土案例为样本的证据。全书由导论(第1章)和三篇内容组成,第一篇为“来自行为实验的证据”(包括第2、3、4章),第二篇为“来自脑成像的证据”(包括第5、6、7章),第三篇为“来自计算机仿真的证据”(包括第8、9、10章)。其中,导论与第三篇由叶航撰写,第一篇由陈叶烽撰写,第二篇由贾拥民撰写。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的研究生为我们的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他们是:谈非(现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经济系攻读PH. D)、丁玫(现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信息管理中心攻读PH. D),以及在读博士生李欢、王国梁、罗俊、张弘、李燕、邹铁钉、郑昊力、黄达强、陈姝、应理建和在职博士生浙江财经大学教师郑恒与纪云东。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批准号:11JHQ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批准号:06JJD79003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科研培育项目)对本项研究给予了资助。
我们感谢汪丁丁、罗卫东、史晋川、张旭昆、韦森、周业安、管毅平、葛岩、朱宪辰,以及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黄有光,美国桑塔费研究院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瑞士苏黎世大学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克里斯多夫•哈沃尔特(Christoph Hauert)就相关问题与我们进行的深入讨论。感谢《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和英国《人工社会与社会仿真》(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等杂志允许我们在本书中使用已经发表的有关研究资料和实验数据。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孙涤教授在浙江大学授课期间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许多宝贵及中肯的建议,而且不吝笔墨为此书写下近万字的长序。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承担本书策划和编辑的工作团队,他们严谨与高效的工作,使本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得以迅速出版。
叶航、陈叶烽、贾拥民
2013年6月于浙大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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