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发的东西不合大家胃口?如此这将是本主题的最后一帖!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
【业务经营】
美国投行垄断全球并购前四名
在利率相对仍然偏低,加上企业的多年重整,手上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全球并购活动正在增加。全球排名方面,美国投资银行垄断前4名位置,以2005年上半年计,高据榜首的是发生人事风波的摩根士丹利,令人有点诧异。大摩在今年首六个月担任顾问的购并宗数达187宗,并购总额为3588亿美元,排名由去年同期第四位跳升至第一位。去年首位的高盛则下跌一级至第二位,其担任顾问的购并宗数为163宗,交易额为3235亿美元。第3、第4位分别为J.P.摩根及美林,欧洲只有瑞银(UBS)能跻身第5位而已。
大摩领先高盛的交易金额会由首季的20亿美元大幅扩大至目前的300亿美元,主要是受惠于购并市场持续活跃,单是今年上半年全球已宣布的购并涉资便高达1.189万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8850亿美元。
另外,高盛在集资活动市场上蝉联榜首,今年上半年由该公司安排上市、配股或集资的宗数为62宗,涉及集资额达169亿美元。虽然高盛仍稳守“一哥”位置,但其市场占有率由去年同期的11.9%下降至9.5%,与其他对手的竞争优势逐渐收窄。去年排名第四位的瑞银今年升至第二位,其安排集资金额达167亿美元,只轻微落后高盛2亿美元。
高盛的优势缩小,除了因为同业竞争日趋激烈外,还因为今年上半年整体集资活动金额下降,较去年同期下跌近两成,而全球上市集资金额也下降13.4%至540亿美元,上市宗数由去年同期的668宗减少至527宗。
正值多事之秋的大摩日前公布2005年第2季盈利下跌24%,主要由于债券买卖、证券、商品及货币交易等营业额下降,法律开支上升,仅是在意大利一项涉及Parmalat Finanziaria的破产案,决定以庭外和解谈判已须作出1.4亿美元拨备。
金融集团的投行业务比不上“纯”投行
最新数据显示,花旗集团和JP摩根去年投行收费比例缩小,原因是摩根士丹利和其它“纯”投资银行在该领域的地位有所提高。
根据Dealogic的数据,在债券和股票销售、并购以及银团贷款业务上,花旗集团在全球所占的收费份额从2003年的7.7%降至去年的7.4%。JP摩根的份额同样下滑,从7.5%降至7.1%。而摩根士丹利的份额则从2003年的5.5%升至去年的5.8%,同时去年高盛的份额从2003年的6.2%降至6%。
高盛是全球第一大并购咨询服务提供商,此项业务的绝对营收从2003年的28亿美元升至2004年的32亿美元。该银行的固定收益、外汇、期货商品和外汇交易业务赚取了119亿美元。
花旗集团一直试图利用它的商业贷款业务赢取利润丰厚的投资银行业务。但数据表明,它的这种做法并没有进一步削弱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的地位。
在高盛和JP摩根的投资银行收入中,来自股票债券资本市场和并购业务的收入占了几乎相同的比例。
相比之下,花旗集团有49%的收费来自债券资本市场和银团贷款,而JP摩根来自上述业务的收入占55%。
在各家银行的业绩方面,相比去年年底公布的并购顾问排行榜,今天公布的数字也描绘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情形。比如说花旗集团,它在全球已公布并购顾问业务量方面排名第四。
总体而言,包括股票和债券资本市场、并购顾问和贷款业务在内,全球投资银行业务规模去年增长了17%,从2003年的456亿美元增至533亿美元。这一总额是2000年市场达到牛市顶峰以来的最高数字。
这一业绩部分要归因于股票资本市场去年的复苏,它帮助产生了27%的收入增长,使总额达到145亿美元。债券资本市场连续第三年产生了最多的收入,金额从2003年的164亿美元升至171亿美元。
国内券商对国际投行业务表现出浓厚兴趣
由于赖以生存的承销业务处于暂停状态,有望成为利润增长点的股权分置改革又没有大规模铺开,券商投行业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在增收乏力的情况之下,以前不被重视的国际业务重新引起了券商的注意。据了解,已经有券商把停开很久的国际业务部门重新搭建起来,准备同境外投行合作开发境内市场,从中分得一些利润。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能够大规模开展投行国际业务的券商只有少数几家,多数券商仍然受到牌照的限制。事实上,B股融资停顿之后,绝大多数券商的国际业务部门已经名存实亡,原因是开展非融资项目能够带来的收益非常微薄。随着国内股市形势的急剧恶化,尽管国内券商对于跨国投行项目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开展业务的障碍在于没有境外市场承销的资格,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境内培养企业,然后再去寻找境外的合作方。不过,项目培育和前期协调工作也并非券商所独有,很多财务顾问公司在这项业务中表现积极,而且这些机构的收费相对低廉,容易获得境外投行的欢迎。据称这些财务顾问公司同香港投资银行合作比较紧密。
国际大型投行弃用统计局数据做研究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上半年国内经济增长9.7%,似乎远低于投资和货币增长的速度,令市场质疑国家统计局公布有关数字的真确性,而第三季的经济增长数字再度引起市场怀疑。
美林证券日前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数据值得商榷,因此重点应放在当局希望表达的讯息,并非斟酌个别数据的内容。
瑞银集团则采用该行的指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表现。瑞银集团亚洲区首席经济师安德森在报告中表示,由于怀疑数据的素质和一致性,故没有参考官方公布的数据作研究分析。
另外,油价高企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但在内地的经济数据中却丝毫看不出任何痕迹;可是另一方面,内地媒体却大量报道民众排队购买油票,在西部大城市成都,中石油和中石化为了应付群众大量购买油票,宣布全面停售有关产品。部分证券界再度质疑中国统计数字的真确性。
收费率决定投行服务质量
在美国和欧洲,企业往往是只忠诚于一、两家金融公司。在亚洲则不同,许多企业首脑的假定是,所有投资银行在处理交易方面的水平都差不多。结果,在大型首次公开发行及并购业务上,委托给哪家银行往往取决于三个主要标准:价格、价格,还是价格。
于是那些报价比对手低的投资银行更有希望赢得交易。在多数国家,低收费是金科玉律。自1997至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中,企业首次公开发行为各投资银行带来的回报是全球最低的。据数据研究公司Dealogic的信息,去年,在亚洲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担任顾问的银行平均获得相当于筹资总额3%的微薄收入,相比而言,在美国这一比例是8%。
但日前低收费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第一个问题可称为“花旗集团问题”。这家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与亚洲地区的监管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日本监管机构指控花旗误导“几家客户”。具体的指控是,花旗告诉客户,只有购买该银行正在发行的几种债券,他们才能获得贷款,这一行为用反垄断术语来说就是“搭售”。
花旗集团遭到了四家分支被关闭的惩罚,这个不幸是一场更大范围内疲弱态势的征兆。由于主流业务的收费如此吃紧,因此投资银行不得不尽一切可能赚钱,哪怕涉及走捷径和违法行为。
一位资深投资银行家表示,他公司在企业和政府债券承销上几乎赚不了钱。但是,为同样的客户服务,在债券发行上如果赚1美元的话,那么提供衍生品和避险产品咨询能赚4美元。由于这样的回报,“搭售”产品的诱惑实在是难以抵御。
亚洲低费率环境的另一个后果是,投资银行可能会草率执行交易,而令投资者吃亏。对投行来说,如果它们仅得到在纽约或伦敦收入的一个零头,它们自然不会给予高规格的待遇。
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去年5月,当时中国银行和美林做出怪异的决定,“邀请”汇丰银行担任此次交易的顾问。中行和美林通过低价竞争,获得了有里程碑意义的香港政府债券承销资格。这两家银行绝不会承认,但它们一定已经体会到,如果没有汇丰银行的专业技能和分销力量,此次债券发行可能会出错。
今年以来,上市第一天就下跌的股票比比皆是,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投资银行家误判了市场,或者未能在定价上与公司对抗。但如果它们当初多花点钱,获得更好的顾问意见,那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亚洲投资者和公司应该认识到,付出多少,收获多少。
【圈内动态】
投行界的“娘子军团”
才五年的光景,中国基金市场规模已经追上台湾20年的脚步。飞跃的成长,让不少台湾投行人才带着台湾经验,到大陆开疆辟土,上投摩根富林明总经理王鸿嫔、荷银投资中国区总裁章嘉玉等人可为代表。
用一“妇”当关,万夫莫敌来形容她们,一点也不为过。两位铁娘子只身在诡谲多变的大陆市场打天下,手下尽是大陆精英,身边没带任何人。章嘉玉说:“全球的荷银文化都一样,就是喜欢用当地人。”
王鸿嫔前年只身到中国,筹组中外合资基金,不照大陆游戏规则玩,常被当成外星人。
第一次募集基金时,王鸿嫔因为拒绝承诺交易量,券商不肯帮忙卖基金,至少少募了10多亿元人民币,有些大机构因为要求管理费回扣,她也甘于让到手的鸭子飞掉。上投摩根富林明中国优势基金成立时,只募到16亿元人民币。
王鸿嫔说:“我只是要让员工知道:他们不会因为诚实、做不成生意,被fire!”她认为:“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令她骄傲的是,他们公司的赎回比例最少。
和其他行业相比,金融业在大陆平均所得最高,上投摩根富林明外资色彩又浓,一些“重点大学”毕业生,挤破头才进得去。王鸿嫔说,她们用的都是北大、清华或复旦毕业生,其中不少人拥有财务分析师证照。
王鸿嫔说:“大陆人很努力、很优秀,但观念有偏差。”要矫正一些积非成是的观念很累。除了和券商谈判的主管需要一、两年经验,其他非主管级员工,她宁愿多招聘名校毕业没有经验的“干海绵”。
王鸿嫔说,有大陆投行工作经验的人较容易上手,但怕是“错”的经验。
中国人知道自己不足,希望“超英赶美”的企图心也强,王鸿嫔初到大陆前半年危机感很重,深怕长江后浪推前浪,但不久就认清金融业和制造业不同。她说:“金融人才、尤其是投信人才,没有五到八年的经验,成不了气候。”
“经理人没有操盘经验,都是在游干泳。”王鸿嫔认为,台湾的优势在于投资经验。此外,销售经验也很重要。公司虽然设计一套标准行销术,但和每个客户互动都是不同的情境,如何随机应变,让顾客满意,王鸿嫔认为,大陆人短期内学不来,她也不怕员工学了就跳槽。
谈到投资行为,王鸿嫔笑说:“北京年龄层最低的投资人,比广州最老的投资人还保守。”向北京人介绍金融商品,他们一定问:“有没有政府担保?”,广州人则喜欢自己当老板。上海人身处十里洋场,最具国际观,投资成熟度也高。
“别说投资人有省籍差别,就连我们员工,上海来的和北京来的,开会讨论都像两条平行线。”摩根富林明不乏国际经验,就缺了解在地市场的人才,这也是王鸿嫔不喜欢用“海归派”的原因。
金融业的成败由服务决定,可是,对看惯晚娘面孔的大陆一些消费者来说,“客气”等于“有诈”,甚至有投资人认为上投摩根富林明服务很好,只是因为准时送达对帐单,也让王鸿嫔啼笑皆非。
章嘉玉去年到大陆报到,去年底升任荷银投资的中国区总裁,接替前荷银资产管理中国区总裁李湘伟的位置。
湘财荷银前身是湘财合丰,去年3月发行中国第一个伞形基金湘财合丰系列基金,当时募集规模是人民币26.3亿元,认购数高达17.75万户,创下大陆开放式基金发行认购户最高纪录,也被誉为“真正走向散户投资者的开放式基金”。
对于广大的大陆市场,章嘉玉抱持谦逊态度。她表示,台湾和大陆的基金市场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为没有人知道大陆市场到底有多大。她也说:“在中国,很多的文化需要学习、理解。”
章嘉玉也相当肯定当地人才。她表示,中国的包容性愈来愈强,思想开放,急欲与世界、国际接轨,当地人才累积经验很快,这一、两年台湾本土经验,该学的都学会了
跨国投行中国高管为何跳槽频繁?
香港摩根大通银行投资中国部董事总经理方方,就跨国投行中国高管“连环”跳槽一事表示,跨国投资银行的中国高管跳槽是偶然现象,应该是出于个人因素。这种效应是连环的,比如我的公司希望把业务做大,高薪从你的公司挖来个人,你的公司这个职位就会出现空缺,怎么办?你去他的公司挖一个,他怎么办?他可能去别的公司挖人。一段时间内频繁的跳槽是这种连带关系引起的。
方方认为,跳槽频繁说明这个市场非常活跃。中国这个蛋糕是很大的,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市场深度加深,投资银行可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所有投行都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机会,很多投行都意识到,如果再不进来,就要错过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先来者不断拓展业务,后进者招兵买马,这都是跨国投行高管频繁跳槽的主要原因。
华尔街投行“金领”日渐褪色
2000年网络狂潮时期,华尔街曾大肆网罗MBA,但之后,网络泡沫破灭,熊市长达3年之久,令一众MBA叫苦不迭。眼见金融市场风云莫测,名校MBA现在宁愿干行销,也不想到华尔街当银行家。
华尔街的职位薪金极具挑战性,曾是名校MBA的生涯首选。但《商业周刊》的最新调查发现,今年,美国前30大商学院毕业的MBA,只有7.8%投身华尔街。杜克大学商学院的访问则发现,美国前11大顶尖商学院去年毕业的硕士中,只有10%有意到华尔街工作,低于2000年的14%、98年的16%,还创下10年新低。相反,行销、管理成为MBA心目中最好的工作,去年,41%的毕业生希望以此为职业。
调查发现,MBA对华尔街工作的怨言颇多,如工作时间太长,加上经历一连串金融丑闻后,光环褪色不少,现在已不是长期饭票、薪酬也不如往年。2002年曾到高盛交易柜台实习的杜克大学商学院的一名学生,今年毕业后宁愿到陷入营运困境的美国航空公司任职,也不愿到景气回春的华尔街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