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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为什么中国历史出现大治大乱的循环？


这几天一直都Acemoglu 的文章，它认为制度是导致一些国家兴盛，一些国家衰落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历史却在 大治与大乱 中循环？
今天的中国走出了这个循环，还是正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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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历史 Acemoglu 中国历史

先谈谈自己的看法
记得之前读《全球通史》时，有这么一句话：战争是文明传播的重要方式。
中国远在东方，距离欧洲很远，或者说远离战争所在地。

看到一篇文章：《非耗散结构与中国历史》

来源：http://bbs.tiexue.net/post_6942761_1.html

什么是非耗散结构？它是一种封闭的系统，不和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熵，而系统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单独改变系统状态而不引起其他变化。这样的理论如何应用在中国历史的分析中呢？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将中国古代的疆域沿15英寸降水线进行了划分，此线以外是游牧文明，此线以内是农耕文明。以此线为界，游牧民族南侵鲜有成果，因为马无草不肥，即便如金、元、清南侵成功，结局无非两种：或者如蒙古人再次被逐出，或者如满人彻底被同化，原因都在于此封闭系统内同化作用的强大。以此线为陆地上的边界，辅以海岸线和禁海令形成的海洋边界，在这个幅员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极为牢固的农业文明。什么是极为牢固的农业文明？那就是无论如何演化，这个民族只能是农耕文明，既不因为外族征服而退化为奴隶文明，也不能衍生重商主义进而催生资本主义。在这个体系内也许会有新的阶层诞生，但绝无结构化演进的可能。整个系统在做一种往复循环，这是超级稳定的动态平衡。每诞生一个新的朝代，开国君主都要大修前朝史书，希望后世子孙能够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但他们修了这么多史书，从来没有耐心地总结一下：为什么每一个朝代的演变过程都是惊人的相似，只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做着相同的决策，得到相似的结果。


话题一：西西弗斯的诅咒——为什么中国历史出现大治大乱的循环

第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无论是谁建立的王朝都要大起大落地兴衰？第二个为什么：为什么孔子的理想在后世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个为什么：为什么每个经历战乱重建的大王朝经过很短的休养生息就能天下大治。
第四个为什么：为什么每个王朝进行到大致相同的时期都会不约而同地变法，而变法从长期来看都是失败的，都在一定程度助推帝国的灭亡？
第五个为什么:从没有一次变法催生出新的产业或新的阶级

这五个问题是从另一种角度解读中国历史的敲门砖。


话题二：任你横行霸道，我自岿然不动——非耗散结构的适应性

中国内陆以15英寸降水线为分界，辅以恶劣的海洋条件和严厉的禁海令，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几乎成为了封闭的容器，鲜与外界进行大规模的交流。在这个疆域范围内，我们的国家远不是风调雨顺，与欧洲相比，长江、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土地虽适于精耕细作，但旱涝灾害也相当严重。黄河每年多次汛期，严重的要决口改道，陇西高原十年九旱，即便是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盆地也内涝严重。精耕细作最需要适宜的气候，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每个农业人都显得异常弱小，他们需要联合起来对抗灾害，这就是中国政治早熟于欧洲的第一诱因。但即便形成了部落、氏族、封建国家，人在自然灾害面前依旧很脆弱，人们再精耕细作，大水冲过去，依旧要死人，哀鸿遍野，饿殍千里，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呢？那就是没决堤的时候尽量避免决堤；避免不了，就最大限度保障幸存者吃饱饭并尽快恢复生产。第一个尽量是无力的，因为灾害是不可控的、频繁的，后两项是可能的也是可控的。但人们都知道，结构越复杂恢复就越难，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存活也就越难。因此，这种环境催生的必然是简单的、平面的、生存能力极强的组织结构，遇到灾害的摧毁必然极易恢复。
中国自夏商开始，ZF功能虽在增多，组织结构却力图简化，并由此衍生出对经济结构的要求：单一农业化。国家不鼓励甚至抑制除农业以外的生产活动，因为这样会影响国家面临重灾时的自我修复能力。更进一步来讲，多一个阶层，就意味着国家管理压力多增一成，这同样是统治者极力要避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第二个问题。

话题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大治来得如此突然，帝国的衰落也惊人的迅速

这块封闭的疆域内注定不会诞生强大的工商阶层，也不可能有轻重工业。一切社会财富都源于农业，因此历代王朝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历代之初，为了保护生产，ZF无一例外发布均田令，一些不受保护的大户田土被依法分给动乱后的幸存者以保证耕者有其田。田产既分，社会矛盾迅速缓和，生产恢复。
儒家的造神运动将这些君主的减税推崇为仁义盛举，但凡事过犹不及，过度的减税也有弊端。以汉唐为例，国家为了刺激生产，将税率降低，但降低的只是国税而非地税，这样减税其实就是“损公肥私”，养大了一批地方诸侯。

话题四：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历朝变法失败之殇

所有变法者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增强中央财政。第五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次变法催生出新的产业或新的阶级？因为所有的变法都在力图简化特权阶级之间的关系或强化特权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反之。中国历代的变法者，无论是李悝、商鞅，还是桑弘羊、王安石，究其本质，都是要用行政手段，利用国营资本的挤出效应，将富人手中的钱变相掠夺到国家手中。

话题五：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儒学在非耗散系统中的作用

春秋之后，儒墨俱起，最终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古人云，“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这就是告诉腰缠万贯的商贾，就算你们现在再富，国家一旦看上了你们的钱袋子，那也必须输个精光底儿掉，只有从事农业生产或可保汝一命。
国家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搜罗富商的钱财？一方面，因为他们手中钱财巨亿，中国历朝统治者的逻辑就是集体犯罪坐地分赃的逻辑；另一方面，国家推崇儒术就是为了简化经济结构。商人的存在可以极大地丰富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构成，催生大大小小各类新型产业，这些产业有的国家能控制，有的没有力量控制，这是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所以一旦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统治者是一定会第一个跳出来扼杀的。

儒家学说在大部分时候充当缓释剂和润滑剂，小部分时候做催化剂和促融剂，主要作用是缓和社会矛盾，固化社会流动资产，辅助作用是黔首愚民，杀富济贫。既有这样的统治思想，国家的统治者也必然无意构建立体的社会结构。在他们的蓝图中，新的社会阶层意味着新的利益瓜分者，新的利益攸关方和可能加剧的两极分化。在儒家学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号召下，封建统治者的头等要务并非发展生产，而是在尽量不饿肚子的情况下，缓解社会矛盾，均田制的作用就在于此。

他们失败的原因其实都是相似的：为了应对复杂的自然环境，统治者建立了极为简单而顽强的组织结构，以致这一结构无法纵向进化；但从同一时刻的全局来看，这样的体系对单个的决策者又太复杂了，他们无法灵活地利用这一体系敏捷地应对各种挑战，终至失败。这是一个悖论，统治者力求简化问题以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但过于简化的结构无法涵纳体系所产生的额外财富也无法承担所积累的巨大负担，自己终将自己拖垮。因此，每逢盛世，保守学说总会大行其道，国家也一定归宿于守成必不成的循环往复。这就是我们为第一个问题找到的答案——横向过于复杂而纵向过于简单的国家架构。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历史的“吉布森悖论”。
在这样的限定下，这个非耗散系统从有解变成了无解，便有了一治一乱的循环，便有了黄宗羲定律一次次变本加厉地鹰眼，便有了官僚体系越治理越腐败的怪圈。

上面的分析，凸显地理的重要性。
中国的黄宗羲定律 是制度、文化和地理，相互作用的结果。

我也有一个问题。根据Gregory. Clark的研究，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存在着所谓的马尔萨斯循环，我们或许也可以将这种循环称之为”治-乱“循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也存在这种循环呢？西方以及中国历史上的这类循环是否有统一的解释？

rudi 发表于 2014-2-8 16:21
我也有一个问题。根据Gregory. Clark的研究，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存在着所谓的马尔萨斯循环，我们或 ...

为什么西方走出来了，而中国则持续了那么多年？

区域经济爱好者 发表于 2014-2-8 22:32
为什么西方走出来了，而中国则持续了那么多年？

这应该是个老问题了吧？换言之，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

rudi 发表于 2014-2-8 22:52
这应该是个老问题了吧？换言之，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

you are right.

李约瑟之谜_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_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_林毅夫
作者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导致。

这个问题很大，不太建议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