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实：“晋级”高收入国家须突破“三大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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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家发改委宣布，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6700多美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国国民收入到底如何，在世界处于何等水平？一时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一些网友纷纷发言，说自己拖了国家的后腿，没能进入高收入的行列，甚至说“被高收入”。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世界银行的最近划分标准，人均GDP1.1万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中国6700多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应该是个基本事实。

老百姓的感受为什么不对等

李实表示，之所以公众认为“被高收入”，是由于经济增长很快，人民币升值很快，而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相对就显得“虚高”，超过了实际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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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年增长速度是10%，加上5%国内通货膨胀率，再加上3%人民币升值，就是18%的增长率，“也就是说，人均GDP只要3年就可以翻一番。”

李实认为，我国人均6700美元，是人均GDP概念，换算成人均收入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按去年统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万元人民币，城市居民也就是3万元人民币。收入部分还包括ZF一块，企业一块，实际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这就是为什么公布的国民收入和居民的实际感受不一样。”他说，“此外，还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对于很多人来说，实际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平均收入水平，中高收入和他就没有关系。”

再者，从中国GDP的构成比重看，简单地平均到每个老百姓头上并不合理。中国GDP的构成很大一部分靠的是投资，2010年时投资在GDP增长中的占比甚至高达48.5%，最近几年也在40%-45%之间。投资拉动的GDP，很多没有体现在居民财富的增长中，这也是中国的GDP总量排到了全球第二，但老百姓的收入与之并不匹配的重要原因。

GDP未必能转化为现实财富

GDP并不一定变成实际的财富，在日前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韩文秀认为，由于我国GDP质量比较低，所以GDP当中可能有相当大的比例难以形成财富，甚至还会有财富的损失。

韩文秀举例说，1998年，云南修了一条公路，叫昆路公路，正式通车18天就出现路基塌陷，路面开裂；重庆有座有名的彩虹桥，刚建3年就塌了，造成40多人死亡；广东也有一些大桥还没有开通就塌了；湖南、上海等地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韩文秀说，因为投资规模大，中国每年的新增建筑量在全世界是最大的，大约有20亿平方米以上的规模，水泥、钢材的使用量非常大。但是中国建筑平均寿命很短，据一些专家分析只有25到30年。

“所以说，经济活动并不见得就能够带来财富的同步增加。”韩文秀说，在GDP增长过程中，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很可能就会有明显的跑、冒、滴、漏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表示，尽管我国每年GDP增长率很高，但并不是全部的GDP都会形成真正的财富积累。这是因为GDP指标存在缺陷，一些无效投资（如形成产能过剩）甚至破坏资源环境的活动都被计入GDP了，从而在财富形成中须将这些部分扣除。以2010年为例，净资产增加额与GDP的差距高达7.5万亿，占到当年GDP的18.7%。虽然并不是说7.5万亿都浪费了或损失了，但至少表明这一年GDP的质量是大有问题的。

根本要靠效率、创新和内生增长三大驱动

在李实看来，即便从GDP这一单一角度看，中国要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也还有一段距离。这样的距离对中国来说，是个挑战，5年之后，中国未必一定会成为高收入国家。

他说，从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国家的门槛，有的国家能够顺利迈过去，有的则跨不过去，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巴西为例，上世纪80年代巴西人均GDP已经接近8000美元，20年时间过去了，巴西人均GDP现在还徘徊在8000美元左右。

“因此，对于国民收入的状况，我们不能过于乐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李实说。

“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等收入国家，要求具备长期高速增长的条件，越是到后期，条件要求就会越高。”李实认为，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突破“三大瓶颈”：

一是要保持经济创新的活力。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原来靠资源、劳动力等一般生产要素投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建设，保持比较高的增速。但从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国家，这方面的影响因素会越来越弱，更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质，提高整个劳动生产率，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这就要有一个良性的创新制度，要有好的创新精神，以此提高各种要素的生产力。

二是要有比较发达的高等教育。过去1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比较迅速。尽管如此，和世界高收入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毛入学率仅仅是25%左右。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这一转型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应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除了数量上的不足外，更重要的是教育质量上的差距。我们的教育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的大学生很多，但社会需要的人才很少。高等教育这一短板需要尽快“补齐”，否则会拖住我们跨入高收入国家的步伐。

三是要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各种问题，已经影响到经济增长、影响到社会发展，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因收入分配差距巨大引发的社会问题，给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带来巨大的隐患，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障碍。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处在高位徘徊水平。3倍以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我国的基本现实。其次，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比如，2011年金融业平均工资收入比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高出94%；而在北京金融业平均工资收入是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2.3倍，是制造业平均工资的3倍以上。再其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造成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最后，腐败及腐败带来的分配不公问题仍是社会的一个通病。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如今，我们依赖资源投入和人口红利的阶段已经过去，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从根本上还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

来源：中国财经报网（记者：王劲松），2014年4月29日

写的太好了，北师范的李实老师的文章我已拜读多篇，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有很多的挖掘与研究收获。个人认为，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决不能将目标着眼于GDP，而应更加关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这是反映居民真实效用感受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