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
钱理群1960年就大学毕业了,上世纪70年代末又重回北大、师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王瑶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虽然长期在北大求学和任教,但在《我的精神自传》中,钱理群对北大进行了深入反思,特别反思了“北大失精神”:“教育精神价值失落,这正是当前北大(也许是中国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他看来,“北大失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蔡元培提倡的构成了北大生命线的“精神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失落:“今天有些教育者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强迫纳入既定秩序,‘思想者’变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
其二是蔡元培力主的“所谓大学者”,实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的教育理念与传统的失落,北大成了蔡元培所批判的“养成资格之所”,“拜金主义的盛行”使北大的教育变成了“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依附于市场的实用主义的商业化教育”。
基于此,钱理群认为对北大教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反省,必须回到起点、原点上,即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北大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钱理群回忆,他的这些提法和相关文章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甚至有学生将他写的一篇纪念蔡元培校长的文章《校园中的永恒》在校园里广为张贴。但这些文章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不过在北大评选“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之际,北大学生将钱理群选为了1999年“十佳”之首。
至于这位书记大人对“新北大”精神的诠释,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了:“这个精神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这是北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有一个就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这也是北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更深刻的是在一百多年中北京大学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这个办学理念就是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培养人才、繁荣学术、服务人民、造福社会,这就是北大的办学理念。”完全是废话,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任何一所幼儿园园长都可以说的,套到北大头上便使之足够幼稚,他可以拿开裆裤当北大校服颁发。假设我是北大学生或教师,我也许会为本校有这样空洞的精神而羞愧得无地自容。
北大早就没什么精神可言了,即使最热爱这所学校的人,也没法吹出什么精神来,至多翻翻前五十年的业绩自我安慰一下。开创出北大精神的蔡元培曾经定义:大学只有大师而不是只有大楼。北大精神是与严复、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一批闪光的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加上西南联大时期的教师与学子,这个名单将很长,也很久远。无论愿意与否,提及北大精神四个字,那些姓名就会出现在脑海里。可惜后来的北大只有大楼而无大师,这些名字早就后继无人了,还侈谈什么北大精神?我倒是很佩服这位北大的领头羊,居然恬不知耻地吹嘘什么“北大学生胸怀天下,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须知,这是堂堂中国最高学府,从这里走不出杰出的大师级人物来,倒出来许多令他自豪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不如改成“雷锋学院”可能更合适。
1936年哈佛纪念其300岁寿诞,校长洛厄尔先生说:“如果我们对历史没有搞错的话,一个学校在其富有活力的时候是很少会毁灭的,而缺乏活力的学校则容易自寻死亡,这时候魔鬼就会乘虚而入。从而将其至于死地。”他还说:“不论我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单调的或是狂暴的,有两个事物总是新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个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校的年龄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她热心地追求这两件事物,她就不会衰老。”这大约就是哈佛从一位教授与四位学生发展到今天的真谛:她没有一个校长靠打官腔以混饭吃,更不必说当学监赚顶戴的官僚。于是我们不禁又想起今年七月钱学森告诫温 总理的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大约钱老没有“李敖脾气”,如果分得一点,他大约该说:大学都办成“党校”了,这国家怎能“完全发展起来”?(2005.9.23发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