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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身处海外的学人一样，光学博士刘学峰有着一颗质朴的爱国心，时时在思考如何利用多年所学回报祖国。一年前，“千人计划”如约而至，一直在追踪中国光学高科技领域发展的刘学峰敏锐地感觉到“春天来了”，于是毅然回国，成为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的一员。长期“奋战”在国外产业界一线的刘学峰带回来的不仅仅是高科技技术，更多的是国内还欠成熟的产业化科研理念。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没有能力研制高科技产品，只是没有进一步将科研成果市场化，因而在某些领域的国际竞争中没有发言权。而现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正“风起云涌”，已到不惑之年的刘学峰期望能为国家的光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最宝贵的财富—— 产业化的科研管理方式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刘学峰谈的最多的就是市场化这个概念，他一直在强调，“如果不把市场化理念真正地在科研中运作起来，中国的科研绝对不可能走得很远”。这种看似背离“辩证法”的绝对认知，与其在国外多年的实践经历不无关系。
2000年前后，刘学峰供职于一家英国企业，他见证了这家企业从一家几十人的小公司成长为光通信领域内的“龙头老大”，短短五年间，企业资产从几百万英镑增长到几百亿英镑。但很快这家公司在市场竞争中销声匿迹，被其他公司收购，而这失败仅仅是因为一次产品研发的失误：彼时公司投入大量的资金研究一种新型系统，但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却完全找不到市场，公司自然而然地陷入资金困境，后来居上的竞争对手利用这个空隙迅速成长。反之，刘学峰尔后供职的集成电路光刻公司ASML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公司的掌舵人不仅是精密光学工程的技术能手，还是技术产品运营的“高手”，ASML生产的光刻机在国际市场上可谓“风生水起”。
“一个高科技产品要在市场上生存下来并发挥生命力，必须找到合适的生态环境”，在刘学峰看来，合适的生态环境就是要找到市场需求，然后进行产品推广使之彻底市场化。但是目前来看，“我们的心思都放在跟踪新产品和新技术上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力度还远远不够”。刘学峰以他熟悉的半导体行业举例，国内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已经通过了各种鉴定，技术上并不落后，可是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内却没有发言权，尤其是没有掌握大规模的生产技术和关键产品、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市场占有率严重偏低，本土企业生产的半导体在中国内地的市场占有率不到20%。
刘学峰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甚至可以说，整体情况比半导体行业单独的情况更糟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共投入R&D经费7062.6亿元，比2009年增加21.7%，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数据并不少。但是全国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转化率只有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科技成果不足5%，而发达国家实现产业化的科技成果比率高达80%。
因此，加大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力度，让被封锁在实验室抽屉里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企业技术创新服务显得十分紧迫。在刘学峰看来，现阶段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技术是第二位的，研发理念才是第一位的。而“千人计划”引进的大批优秀人才在海外有数十年的工作经验，除了掌握着各自所在领域的前沿技术之外，这些人才还有着丰富的科研管理经验，他们了解如何运作一个科研项目，如何将科研成果在市场上进行推广。刘学峰表示，国家应该让这些具有产业化经验的人才参与到实际的科研项目中去，“将国外产业化的科研管理方式带回来，是我们这些人能献给国家的最宝贵的财富。”
如何将这些“宝贵的财富”开采出来?刘学峰说，“首先是要让我们这些在国外高新技术产业界工作过的人参与到科研课题的评议中去。”他注意到，现阶段诸多科研项目的立项是通过领导开会、专家表决等方式进行的，而发起人的身份和名望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立项结果。在刘学峰看来，这种方式并不科学，也没有遵循客观规律，可能造成研究方向与市场需求完全脱节，无法在市场扎根的科研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巨大的资源浪费。而让具有产业化经验的学者参与课题的评议，从项目确立开始就将“能否实现成果产业化”作为评议标准之一。“有需要的话，已经公布了的课题也可以组织具有产业化经验的人对此进行二次评议，及时地修正研究方向”，刘学峰强调。
我们缺的是思想家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似乎陷入了对“诺贝尔奖”的狂热追逐中，“中国人何时能拿到诺贝尔奖”成为众多讨论的主题。这一点在刘学峰看来多少有点本末倒置，“美国、日本出了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因为这些国家有良好的科学氛围、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相应的制度规范。”刘学峰认为，这两方面我们目前都有所欠缺，中国的科研如果要取得长足进步，科学氛围的培养需要加强，制度上则需要在学习别人的同时“加点儿自己的”。
培养良好的科学氛围首先需要矫正学术研究的风气，在刘学峰看来，目前的学术界功利性太强，这种趋势甚至已经在高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身上蔓延，“连学生都这么计较得失，缺乏对学术的热情和投入，这怎么行?”
此外，刘学峰还指出，从宏观层面看，国家整体上也缺乏谨慎研究、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和精神，“浮躁”之风随处可见，“浮夸”之风亦尚未被完全遏止。其中一个突出表现便是诸多机构、单位在完成某项任务时总是满怀热情地提出一个又一个口号，而这些口号却很少经过科学论证，大多是领导开会讨论的结果。在刘学峰看来，任何一个口号的提出都应该建立在严谨的科学研究之上，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从大处着手，小处落实，培养和提升整个国家的科学氛围。刘学峰强调，热情和激情是必要的，但是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理智地看待现实，用理性思考代替热情， “在科学发展中，学会理性思考比提出伟大理想更重要，我们要培养更多的思想家、科学家，就需要从抵制‘浮夸’开始”，刘学峰说。
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现代科学起步较晚，因此很多与科学相关的制度是从其他国家借鉴过来的。在刘学峰眼中，现阶段我们仍然需要从“各种禁锢中解放自己”，主要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特殊的客观条件而盲目地模仿西方的制度。以学术界的专家评审制度为例，其在西方国家可以顺利地实行，但在中国的运作中却出现诸多问题，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相关专家会受到比西方社会环境中更多的影响，因而难以保证公正透明。因此，刘学峰特别强调，国家在引进其他国家的制度时，需要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在学习别人的同时要加点儿自己的，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文章来源于“千人智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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