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伊认为,经济学所依据的普遍事实是真实的,进而其逻辑推论也一定是正确的,因而经济学的假设及其推论都不必用事实来检验。与此不同,统计学提供事实,而计量经济学则对构造的假设进行检验。同时,萨伊认为,理论就是关于因果关系的规律以及不同事实之间的关系的规律的认识,理论家要对事实进行全方面的考察并了解事实之间的关系,而统计学所收集的具体事实必然是不确定、不完整、不准确和不完善的,它们往往“只是在一瞬间是真实的”,因而理论家往往更熟悉事实。进一步地,萨伊还指出,经济理论的逻辑推理应当用文字表述而不是数学,因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难以捉摸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受制于持续且难以预测的变化,这些都不能进行严格的数学计算。因此,经济学中无法应用数学方法,数学似乎非常精确,但它却不可避免地最终将经济学从关于一般原理的完整知识降低为随意的公式,这会改变并且歪曲经济学基本原理,从而得出不可信的结论。萨伊写道:这正是我们“每当对经济现象进行数学运算时总是被政治经济学误导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数学运算成为所有抽象方法中最危险的方法”(转引自罗斯巴德)。
显然,从萨伊对经济学科的认识中,我们可以反思当前甚嚣尘上的计量实证研究。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人都热衷于调查和实证,并美其名曰获得了一手资料,从而可以得出更为坚实的结论。问题是,果真如此吗?纵观经济学发展史,那些出身于实务界的西尼尔等人提出的理论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现实相吻合呢?孔子早就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目前那些热衷于调查和计量的经济学人得到了任何理论性结论吗?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目前这种学术倾向进行反思。
首先,有哪个经济理论是在调查或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相反,有哪个理论不是源于思想大师们对那些大多数人都熟视无睹的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斯宾塞就指出,“假如牛顿没有对地球物质的性质进行任何事先的调查,就立刻开始研究太阳系的动力学,花费若干年去观察太阳系,记下它的各个星体的距离、体积、周转时间、轴线倾斜度、轨道形状、摄动,等等,然后对这积累下来的大量观察结果进行细心思考,引出对星体运动的物理解释,那么他也许思考了一辈子也不能到达真理。”同时,斯密、穆勒、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这些经济学大师又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调查研究呢?事实上,马克思所建构的庞大理论体系的基础就是:坐在大英博物馆里梳理当时的蓝皮书——有关工作条件的官方出版物。所以,米塞斯指出,“重要的不是资料,而是处理资料的大脑。伽利略、牛顿、李嘉图、门格尔和弗洛伊德得出他们伟大发现所用的资料是他们同时代每一个人和许多前几代人都拥有的”。
其次,又有哪个调查和计量分析能够否定一个基本理论?查尔默斯写道:“一个令否证主义者窘迫的历史事实是,如果科学家们严格遵守他们的方法论,那么,那些被普遍认为是科学理论的最好榜样的理论永远也不能得以发展,因为它们在其初期可能就被拒绝了。从任何一个关于经典科学理论的例子来看,无论是在该理论最初被提出来之时还是在以后的岁月中,都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可观察断言在那时被人们普遍认可,并且被认为是与这个理论不一致的”。而且,尽管如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玻尔的原子理论、麦克斯韦的气体运动理论以及哥白尼的革命都曾遭到初期观察的证伪,但“这些理论没有被拒绝,而它们未被拒绝对科学来说是件幸事”。事实上,任何理论都需要一系列条件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印证,自然科学史如此,社会科学更是如此。而且,随着实验技术的成熟,自然科学理论所需要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实验室中得到满足,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理论条件却根本无法在实验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