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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交桥畔生活的孩子们

作者：范存会

前些日子与朋友一起外出，路经三环某立交桥，朋友提到，这个立交桥的附近，有一些新疆人以此桥为生。此桥为双层立交，便于隐藏。曾经见过一些小孩从五六岁就生活在这里以偷为生，有几个都已经长到20多岁了，还经常见他们在附近晃悠，并且已经成为偷窃的组织者。在这个立交桥旁边经常丢失自行车。朋友说由于自己的单位就在附近，每日上下班经常见到这些人，所以知道这些事情。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笔者后来到那个立交桥附近转了一下，果然发现有几个新疆人（从外貌特征判断），但是他们是否是以偷窃为生不能断定。不过，搜房网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年北京有几个新疆小偷出没的重灾区。泡泡网2005年12月的一篇文章也提到，新疆小偷问题，一直是中国内地解决不了的治安难题。
新疆小偷问题，早就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全国大城市几乎没有一个幸免。各地的新疆小偷，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几个大人带着数个小孩偷窃。北京进入2008年以来，为了保证奥运会的顺利进行，加大了对于偷窃行为的防范力度，上述行为有所收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北京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来这里务工，由于国人的老乡情结，形成来自同一个地区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城中村”。比如北京的“浙江村”、 “河南村”、“安徽村”、“新疆村”等等。其中“新疆村”起源于甘家口附近的西苑饭店。这个饭店前身是建于1950年的西苑旅社，作为团结穆斯林民族的窗口建设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家陆续从新疆招了一批厨师进京。新疆厨师们又慢慢地带来了他们的家属和老乡，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原因，他们大多居住在同一区域，并多以开餐馆为业。新疆村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形成，分为甘家口和魏公村两大片，多以开饭馆为主业。
北京市从2005年开始治理整顿城中村，原先的连个新疆村变成了两条街道，分别是海淀区增光路和魏公村路。但是来京的新疆人数并未减少，而是分布在不同的行业，其中从事餐饮业是主要谋生形式。

是什么吸引了新疆人来京？
实际上，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收入、利润或者获利机会。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经济要发展，离不开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其中劳动力应该是第一生产要素（虽然不是唯一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源只有充分自由流动，才能在价格信号（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就是劳动者的工资）的引导下，实现有效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使得每个劳动者能够各尽所能。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杠杆作用，按照每个劳动力的贡献进行分配。
假定对于某一项工作，需要相同的劳动力素质，在甲地的劳动力工作明显高于乙地，劳动力就会对于在两地工作的机会成本进行比较，如果发现到甲地工作获得的工资收入明显高于离开乙地的机会成本（包括离开乙地丧失的工资、到甲地工作的路费和生活成本等），劳动力就会离开乙地，到甲地寻找谋生机会。
新疆村以及其他各种城中村的形成除了与上述分析有关系外，还与中国人的老乡观念有关。一般农民外出打工，都是通过老乡的介绍和帮助，互通信息。老乡之间的信息沟通，可以弥补农民到新城市就业信息不同的困难，并且可以互相帮助，起到了类似社会保险的作用，不过这里的保险投入不是资金，而是同乡之间的社会信用。

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犯罪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认为流动人口（recurrent population）是指“暂时离开常住地的短期迁移人口……流动与迁移是两种相似但又有区别的现象，流动人口与迁移人口虽然都进行空间的移动，但迁移是在永久变更居住地意向指导下的一种活动，而流动是短期的、往复的，不会导致当事人常住地的变化。” 我国各省出台的行政法规对于流动人口都有类似的定义。这些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以是否具有某地的常住户口为依据来对流动人口进行界定的。
流动人口符合四个要素：一是人口与户籍的分离；二是跨越一定区域界限的位置移动；三是流动的时间较长、距离较远；四是流动具有方向选择性。具体可以分为以务工经商为特征的社会就业型流动人口；以探亲、旅游、度假为特征的社会交往型流动人口；以开会、出差、商贸活动为特征的社会公务型流动人口。本文讨论的流动人口主要是指以务工经商为特征的社会就业型流动人口。
2006年9月19日《新京报》报道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贯彻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的决议》，五五普法将流动人口的普法确定为重点之一。因为据有关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06年4月，北京被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中，流动人口占67.2%。

流动人口犯罪率高，除了其自身因素外，政府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不到位也是原因之一。例如以前的流动人员收容谴送制度就不是“以人为本”。公安也只知道办暂住证，城管也只知道驱赶。执法或管理无处不在的罚款。死而复活的暂住证收费。对于流动人口的法律服务缺失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流动人口犯罪率高的难题就难以解决。

来自新疆流动人口的特殊性
新疆小偷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一方面是由于新疆小偷偷窃的模式是大人不偷小孩偷。中国刑法（改为民事责任）已经废除了关于“教唆“的罪名，那些教小孩扒窃的大人，没法处理；而小孩由于未成年难于处理。另一方面，根据《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新疆维族带管制刀具，是合法的，这无形中就纵容了新疆小偷的嚣张气焰。 
由于“疆独”、“东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问题的存在，各地公安部门对新疆小偷区别对待。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对新疆小偷，不应该区别对待，他们应该作为普通的刑事犯罪份子，和其他盗窃分子一样受到惩治。 
新疆独立问题，由于有国际恐怖力量支援，在新疆小偷问题上的采取宽容正常只是权宜之计，但是对维族违法分子的纵容，激化了汉族对维族的不满情绪，因此得不偿失。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难
考虑到以上对于新疆小偷（包括其他省份的小偷）问题的分析，可能加强对于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是一个有效办法。教育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外部正效应的公共产品，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对于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加大投入，不但能够提高流入人口的素质，而且能够帮助他们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对于全社会都是好事情。
2004年新京报的一篇文章报道，北京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难，孩子每年学费3193元。这个学费对于普通北京市民而言，可能也就是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对于许多月工资不到1000元的流动人口而言，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于是许多流动人口子女便辍学。新疆籍流动人口的有些小孩就成为了偷窃行为的帮凶，这些孩子是真正的受害者，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帮助和同情。

政府行为的改善与希望
2004年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北京市委宣传部近日要求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将“外来人口”改称“流动人口”，使之更符合实际和顺应民意。这是北京市“综治宣传月”活动的新闻发布会透露的消息。这个简单的报道，表明政府已经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民生问题。
新京报2007年报道，北京市政府每年投入专项经费8000万至1亿元，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目前有40万适龄流动人口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其中在公办校就读的约25万，占63％，尚有10万多在京流动人口子女在200多所未经批准的自办学校就读。作为为北京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流动人口，开始能够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相信随着这些措施的进一步加强，北京的流动人口在现行政策体制下，子女的教育问题能够逐步得到解决，为首都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劳动力资源。那些可爱的新疆流动人口的小孩，也可以逐步得到正常的义务教育，成为首都的一部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8 1:27:1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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