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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经济可持续增速水平的讨论很多。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这个问题：第一是供给角度，包括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其二是需求角度，包括出口、消费和投资需求。何者是更适合的角度呢？一般说来，一个共识是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短期内，供给端的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是给定的，经济增长主要由需求决定，而需求受宏观政策的影响大。长期看，供给方面的因素可能变化，没有供给支持的需求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速由供给决定。
这样一个主流的分析框架正面临挑战，难以解释美、日、欧等经济体近几年的状况。发达国家增长疲弱，同时通胀率很低，甚至有通缩的压力，显示需求不足是主要问题。但为什么大力度的政策刺激，极度宽松的货币条件没有带来持续的需求复苏呢？为什么复苏还脆弱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了量化宽松的退出呢？西方的学界、政策部门和市场在反思、讨论这个问题，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两个我认为值得关注，这两个因素反映了经济中深层次的矛盾，不是典型宏观政策（货币和财政扩张）能解决的。
第一，人口老龄化。以往文献主要从供给角度看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减少劳动力供应，同时带来储蓄下降，减少了支持投资的资金供给，两者结合起来降低潜在增长率。但人口老龄化也影响需求，决定投资需求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投资是为了给劳动力配置生产的机器设备和工具，在劳动力供应多（人口红利阶段）的时候，资本的回报率高，导致投资需求强，到了后红利阶段，劳动力相对稀缺，资本的回报率下降，投资需求下降。
第二，收入差距加大。美国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刺激措施，在稳定短期需求上有帮助，但一个负面的效果是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了财富差距。量化宽松带来资产价格上升，美国股市不断创新高，早已超过危机前的高点，但失业率还是显著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对于美国的富人来讲，等于危机没有发生，对于低端劳动力来讲，危机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低，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带来整体的消费率下降。
上述两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几年发达国家复苏疲弱，对我们也有参考意义。目前，中国经济经历类似问题，通胀率低，数据显示，8月份CPI通胀率同比只有2%，季调后的非食品CPI月度环比-0.1%，明显低于过去5年的平均值0.1%，PPI更是持续在通缩状态。
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速的长期趋势时，往往强调供给面的因素，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的放缓，其实我们不仅要看供给，也要看需求的一些长期因素。如果阻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足，为什么出现这么低的通胀呢？如果是需求方面出问题，为什么ZF不能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来扩大需求呢？
我们也面临人口老龄化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人口老龄化不仅从供给方面（储蓄）影响投资，而且还影响投资需求。同时，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扩大，降低了平均的消费需求。而这两个因素是不能靠传统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来解决。相反，ZF主导的投资和货币刺激带来的投资虽然短期有利于增长，但加大收入和财富差距，不利于非ZF部门的可持续的需求增长。
基于此，如果政策采取以往以投资为主导、宽松的信贷政策，那么收入差距将加大，进而加重目前经济面临的问题。当经济处于衰退时，ZF一般采取刺激政策，包括减少税收支持大众消费能力等。但由于我们的财政制度特点，主要采取ZF扩大公共投资措施。我们尤其要关注对房地产的刺激会加大中国社会的城乡差距。
问题是我们能忍受多大程度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过去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稳增长需要新思维，必须进行结构方面改革。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方向在两个方面，一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个是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两者一个是促进效率，一个是促进公平。按照上述的逻辑，效率促进经济的供给，公平促进经济的需求，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总结起来看，我并不是说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应该对短期稳增长发挥逆周期的调控作用，而是说不能指望单纯依靠财政和货币刺激来维持较快的增长率。即使在需求端，结构改革也是重要的，而这需要时间，在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容忍经济增长的放缓。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加剧收入和财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和载体。现在房地产市场开始了下行阶段，短期内对投资需求有负面的影响，但房价下跌有利于降低中国社会的财富差距和城乡差距，长期看有利于可持续的消费需求增长。因此，我们应该容忍房地产的下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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