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核心观点可以归纳为:1、“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2、经济组织的效率依赖于因制度上的安排和所有权确立而带来的个人收益率向社会收益率的接近;3、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的增长率高于人口的增长率。
事实上,上述第一点确立了本书的制度经济学角度;第二点说明研究的展开始终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框架内调和经济的个人和经济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而第三点则是要回答西方世界是如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从而实现“兴起”的。
有启发意义的是,诺斯在剥离了因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投入增加引起的外延性增长的基础上,界定了“经济增长”的概念,即“人均收入的增加”,从而为社会经济的“实际”增长确立了一个衡量的标准。
在这个标准之下,作者详细“解释”了西方(主要是西欧和北欧)社会从十世纪到十八世纪,社会经济历史的演进与制度的选择和安排。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功利主义边际的力量,还是马尔萨斯周期的魔咒,最终都在历史与社会偶然与必然的反复碰撞与人类理性痛苦的选择中,通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及内生的制度安排,最终得以有效突破。
我要说的是,对经验世界现象的解释力是理论力量的最终源泉。抛开功过善恶,经济历史及其制度选择,作为经验世界的结果,本身就具有存在意义上的合理性。能否历史而逻辑地解释这种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成为对经济理论的边际有效性的考察。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经济理论研究,作为科学,可以而且必须有条件的假设;而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作为实践,则必须以现象本身为圭臬。
诺斯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很好地做到了这种科学与实践的结合。
但另一方面,诺斯的在演进制度与效率“完美结合”的同时,不经意地也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完美分离”!------即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的分离!而这三个要素的实质性的分离对整个西方经济史和经济学意味着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本书还有一个观点值得单独指出,并予以高度重视。诺斯认为,诸如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之所以这么说,就是要认清因果,把注意力集中在更深层次的产权界定和有效制度安排上。这个提法对我们有现实的理论意义。
《西方世界的兴起》写到十八世纪,也就是大部分关于欧洲经济发展研究开始的地方。作者在“结束语”中给出了他研究的结论:“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它是提高发展新技术和将它应用于生产过程的私人收益率的结果”。并且“那些国家的成功是所有权重建的结果。而失败----西方世界历史上的----伊比利亚半岛和当代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则是经济组织无效率的结果。”
这个结语无疑让人感到异常的压抑。这种压抑既来自于本书内在逻辑的演绎,也来自于现实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痛苦。如果按着本书作者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的标准,在如今世界人口不断增长,资源相对有限,各个经济体历史发展积累不同因而现实竞争力落差巨大的问题面前,我的问题是,路在何方?
我要说的是,《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无疑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勾勒了一个清晰的发生轨迹,但这个轨迹的延长线却不能作为我们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