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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态多部门一般均衡的研究范式与劳动经济学领域的文献在理论架构上有较大的差别,这类文献新古典的宏观范式,强调要素转移的内生性,就我理解,劳动经济学文献从微观视角,定量分析为主。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理论,需要在增长理论和基本的最优控制和动态规划的数学准备,当然多部门动态模型求解更为困难,则需借助于计算软件,比如MATLAB。
3、范式不同,而且研究领域的成熟度也不一样,方法的差异性较大,用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包括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考虑理论结果(特别是趋势上)与宏观事实的吻合性,较多地用数值模拟来比对。当然在方法上,微观计量和宏观计量方法都包括对结构(structrual)模型的估计和简约式(reduced-form)估计,宏观中的结构计量经济学(如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比较流行,而微观中的结构计量经济学发展稍微滞后些,但现在越来越多,两类模型中都会用到模拟的方法。关于结构计量方法和简约式方法的一些争论可参考2010年JEP中计量经济学家对Angrist and Pischke(2010)的系列评论文章。
确实,运用“偏离-份额法”对“结构红利假说”验证的结论各异。
Salter(1960)最早发现英国28个行业的结构变动显著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有的学者采用多个国家制造业的样本却发现“结构红利假说”并不显著(Fagerber, 2000;Timmer and Szimai,2000;Peneder,2002;Singh,2004)。同样,研究中国的结构变化影响生产率增长的经验分析,对“结构红利假说”的验证也没有一致性的结论。Sachs(1994)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落后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型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刘伟、张辉(2008)和干春晖、郑若谷等(2009,2011)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而吕铁(2002)和李小平、卢现祥(2007)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中,却发现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