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非均衡状态在2008-9-29 21:53:00的发言： 郎咸平分析中国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产业定位错误加上教育超前（不应该培养那么多大学生）造成的。
因此解决之道在于产业从生产制造走向其他六个环节。......是郎咸平所说是中国缺乏法治化的投资营商环境，那么是否建立起法治化的环境之后，我们的企业就能自发的实现这种转变呢？......但为何这种转变如此的艰难？
首先，上面引用的第一句确实是他的原文的话，那么，就很有问题：如果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在于......加上教育超前”，那么其潜台词岂不是“我们拥有过剩的人才”，“我们可以出口大量人才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这显然不是事实。如果大学生质量很高，可以看到很多年轻的创业者，至少，我们的产业走向的改革也会顺利很多了，不是吗？
所以，上面引用的第一句的描述是极其不精确的。我们的教育，看似“超前”，其实落后。多少挂名大学生，其实根本一无是处？我称不少大学生为“三无”。
一无志向，不要仅仅看到国外大学辍学开始创业的人，并以此试图证明大学教育不重要，他们至少在这个年龄层次就已近有了明确的志向。（研究如何能及早立志会进一步暴露出我们教育的失败。）
二无技能，也就是什么都不会。学完的东西都还给教授。被面试问到问题，答案是“这个课本上有”。其中暴露的问题不仅是学的少，而且学的东西也完全游离于现实之外。三无道德。最有趣的莫过于“稍有道德者”不齿与“更无道德者”为伍。当然，这是一代人的问题。从小父母的教育是主要的因素。然而，接受高等教育者，缺乏对自身价值的严谨的思考，也是重要的原因。
不禁要问，这样的高等教育，真的“高等”吗？大学或许可以改名为“托青所”（以对立于托儿所），以显示其本质。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所以，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真正的原因是：一产业定位错误，二教育质量低下。
正因为楼主的原文里，把第2点说成“教育超前”（可能这个是某人原话，我并不清楚），所以在楼主看来，这一点似乎是不应该太过责难的。确实，如果明年中国的大学录取强行减少一半（这当然是完全的假设，大学本身也不可能这么去做），那显然明年的高三毕业生会非常不满。
而如果，我们把第2点定义为“教育质量低下”，那么其实楼主的疑问就解开了——为什么产业定位的改变如此困难？除了法规，体系，环境等等外在因素（或者其实有些是“虚”的东西），最主要的整体国民教育水平的低下，包括大学生。人才的质量，确实不能以“学历”来确定。在中国，如果有机会担任面试的主考官，接触多一些所谓的“大学生”，就能对这个平均质量有很深的了解。
产业定位的转变，不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需要大量的人才，这才是内在的因素。当然，我们，很多人，已经看到了产业定位转变对于今后的人才的需求。比如，楼主就表现出类似“如果产业定位转变完成了，大学生就业问题就解决了”的想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其实两者是互相促进的，而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所以，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而究其根本，是教育问题。如果教育质量颇高，那么，我们面临的“人才出口”，并且一旦产业定位转变，国内对于人才需求量加大，人才自然就留在国内。而这不是现实的情况，所以，再次佐证了，现在的问题，主要，就是教育问题。
而产业定位转变对于大学生来说，到底是什么？不是一项免费的救赎，而仅仅是指出了一个方向。一个留待自身努力后，可以跻身的空间。很简单的道理——国家告诉你，我们要改变产业定位，需要很多人才，那么身为“大学生”又有什么理由不比其他人更快提高和改变自我，以实现最早的融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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