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观念超越利益：偏好、世界观和政策创新

模仿

　　也许，观念和政策创新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是其他地方盛行的做法。一项政策已经起作用（或者至少被认为起作用）的事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复制它的有力理由。智利的社会保障私有化、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墨西哥有条件的现金补助和中国的经济特区这些政策创新案例，在它们本国实施后，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跟随者。发展中国家许多合法的、有管理的改革都是模仿北美和西欧的已有模式。“观念引进”（imported ideas）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现成的政策消除或降低了自主创新和试验的成本，它们在其他地方的成功运用也可以用来抗衡国内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当然，谁也不能保证政策模仿一定会成功。国情或当地情况至关重要。观念引进可能因为与当地的经济或政治情况不相符而导致事与愿违。此外，模仿既可能受好动机的驱动，也可能受坏动机的驱动。援助者可以用政策模仿作借口来掩盖失败，让新ZF以为他们是“好人”；国内游说集团也可以利用政策模仿将有利于他们的政策议程合法化（Weyland，2008）。迪马乔和鲍威尔（DiMaggio and Powell，1983）提出一个新术语“同构模仿”（isomorphic mimicry），来表示组织机构即使在奋力改变的时候也会面临趋同压力。安德鲁斯（Andrews，2013）描写了贫穷国家的改革如何通过“同构模仿”完成表面上的变革而没有任何实质改进：一个官僚机构可以通过重组看起来像发达国家的官僚机构，但官僚效率仍然难以提高。穆康德和我（Mukand and Rodrik，2005）创建了一个正式模型，来说明一国ZF模仿他国政策的激励：实施不适合国情的政策成本极高，试验也是如此，而且不完全知情的选民虽然愿意接受政策模仿，但是也更有可能将国内试验视为寻租的企图。

结论：考虑观念的作用后，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家有何收获？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虽然当代的政治经济学模型都强调既得利益的作用，但是既得利益的决定性作用并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大。实际上，由于政治经济学模型忽视了观念，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政策变革。这类理论分析常常给人事后诸葛亮的感觉：如果一项改革不用顾及既得利益，一定是因为它们不够根深蒂固，不值得着手，或者是因为改革未触及这些利益。如果传统的静态政策模型回避政治行为人对可实施的策略所持有的看法，这些模型就是不完备的。当改革发生时，它们也无法全面解释改革。

　　将本文的观点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3）(①中文版“经济学VS政治学：政策建议的误区”，请参见《比较》第70辑。)的观点进行比较是有意义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意义深远的改革往往失败，或者事与愿违，是因为它们忽略了改革带来的政治均衡的变化。他们写到，就多数政策建议而言，政治基本上被忽略了（第1页）。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主张：“经济分析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来确定，在哪种条件下政治和经济会产生冲突，并且在提出政策建议时要考虑这一冲突及其潜在的不利后果。”（第2页）我同意有必要考虑政治。但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很大程度上认为既得利益者是给定的，因此他们俩对政策能否实现持悲观态度。相反，我认为成功的政策观念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它们考虑了政治。我相信，比起简单地规避政策冲突，总有些事情能让情况变得更好。观念创新在放宽政治约束时是有用的。正如考虑不周的经济观念可能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政治上深思熟虑的观念能使我们更接近效率边界，但这种观念要契合政治现实。

　　当我们认真严肃地看待观念后，就会发现利益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可靠，也不那么重要。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变革真的发生之前，精英们奋力抵制变革，随后他们又从变革中获益。韩国军事独裁总统朴正熙在1961年掌权之后，让韩国的商人领袖锒铛入狱，但是，当朴正熙获得他们每个人都会承担特定工业投资的承诺后，很快就释放了他们。随着韩国经济的繁荣发展，这些商人的境况并没有因为他们作出的投资承诺而变得更糟。类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是价格双轨制和其他市场导向型创新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这些政策观念直到毛泽东去世后才开始实施。在这些例子中，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观念付诸实施。的确，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

　　提高观念在政治经济学模型中的地位，有助于缓解当前政治经济学和规范的经济学分析及政策分析之间的冲突。政治经济学力求解释政治经济方面的结果。然而，如果政策结果由利益结构决定，那么提出政策建议是无用的，因为既然这些建议没有实施者，那当然就不会有结果。相反，这些政策建议至多是既得利益者的思想炮灰，用来给他们赤裸裸的权力穿上糖衣，忽悠公众。当政治经济学过分关注既得利益而忽视观念时，社会科学就使规范的政策分析失去了存在价值。明确考虑观念的作用可以为政策分析释放更多空间。

　　最后，关注观念也让我们对既得利益有一个全新的视角。正如社会建构主义者喜欢说的“利益即观念”。即使经济行为人受纯粹的利益驱使，他们对其利益所在也常常只有一个有限的先入之见。这在一般情况下都适用，尤其是在偏好与人们认知紧密相连且总能有新策略出现的政治领域。在经济学家眼中永恒不变的私利，往往就是各种观念的产物：即关于我们是谁、世界如何运行、可以采取什么行动的各种观念。

原文发在JEP上，很有启发啊！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