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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尽管室外正下着雨，天气十分阴冷，但曼哈顿市中心第52大街东段(East 52nd Street)四季酒店(Four Seasons)内的Grill Room牛排馆却是理想的避雨处，它设施一应俱全，灯光打在核桃木墙板上，显得暖意融融、十分温馨，服务员悄无声息地穿行于各餐桌间，悉心为华尔街的各路精英服务。捷足先登的巴里•迪勒(Barry Diller)正与附近餐桌的熟人闲聊，黑色西服及粉绿条纹相间的领带上还可见斑斑雨点。
迪勒是这家牛排店的常客，但他说自己对菜单内容一无所知。“服务员从未告诉过我，”看到服务员来到跟前，他狡黠地把身体靠到我跟前，低声嘟囔道。“能说出迪勒先生喜欢吃啥的服务员不多。”该服务员一边小心翼翼把凉拌蔬菜放到他面前，一边插话道。我问服务员：那您知道迪勒先生想吃些啥？“噢，他啥时都一清二楚。”迪勒爽朗地笑着说。这就是高档餐厅的至臻服务：免去点菜程序的个性化美食待遇————这种定制服务一般只针对出手阔绰的常客。今年73岁的迪勒几十年来频频光顾此店（由于不知菜单内容，因此本人决定“细究”一番）；在此期间，他在飞速发展的媒体界不断突破自我。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所谓“美国人的生活中没有第二幕”的说法并不准确：迪勒的生活有第四幕，甚至还有第五幕。
在这个过程中，迪勒把握住了几大关键时期，完全改变了美国媒体的格局。上世纪60年代末，他负责美国广播公司(ABC)节目规划时，引入了电视“每周影院”的播映模式，让一批新生代导演得以脱颖而出，其中当然也包括拍摄影片《决斗》(Duel)的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上世纪70年代中叶，他临危授命，担任濒临绝境的派拉蒙影片公司(Paramount Pictures)掌门人，通过推出《出租车》(Taxi)以及《干杯酒吧》(Cheers)等热映美剧以及《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油脂》(Grease)和《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等影片，使派拉蒙重现辉煌。上世纪80年代，他转投20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发起成立了福克斯新闻网，这是美国几十年来首家新型电视台，不经意间把默多克打造成了媒体大腕。他还批准投拍卡通电视剧《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这绝对是本人最爱看的连续剧”）。他还首创了互动类电视节目，上世纪90年代，他买入（最后又把它卖掉）家庭购物网QVC，然后又杀回影视圈，担任环球影业(Universal)CEO，当时这家以电影拍摄及主题公园为主业的集团由法国媒体巨擘维旺迪(Vivendi)掌控。
同样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迪勒积极进军因特网，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随后逐渐发展成为IAC集团(InterActiveCorp)，它拥有各种功能不一的数字公司，其中包括交友网Match.com与Tinder，此外还有“每日野兽”(Daily Beast)新闻网、社交搜索引擎Ask.fm以及视频网Vimeo。2005年，旅行网站Expedia从IAC中独立出来后自立门户（迪勒在这两家公司继续拥有表决权）。
据《福布斯》(Forbes)杂志统计：迪勒当前个人净资产达23亿美元，此外他还拥有全球最大的私人游艇（一艘长达205英尺、取名Eos的游艇）。但商战并非一帆风顺。1994年，迪勒试图收购派拉蒙影业时，败给了雷石东(Sumner Redstone)执掌的维亚康(Viacom)；最高法院去年做出裁决：迪勒旗下数字网络视频服务公司Aereo所采用的技术非法，侵犯了各广播公司的版权。迪勒说自己听到判决结果后，感觉“心灰意冷”。就在这次重大挫败之前的2010年，还发生了迪勒大力支持蒂娜•布朗(Tina Brown)、试图让已有83年历史的《新闻周刊》(Newsweek)起死回生、但最终“功败垂成”之事。接手《新闻周刊》不到三年，迪勒又转手卖掉了它。迪勒称接手《新闻周刊》是个“错误”，并为自己未做足广告营销规划的功课而深深自责。“当初若是深思熟虑的话，自己永远不会贸然接手。”
但是，在媒体业摸爬滚打近50年当中，这些“马失前蹄”的事相对而言不足为道。迪勒说自己因接手《新闻周刊》而损失的几百万美元犹如“九牛一毛”，他对公共与私企的风险投资兴趣似乎依然很浓厚。比如说，Expedia上个月以16亿美元的价格，把同业竞争对手Orbitz购置麾下，而迪勒与妻子、时装设计师黛安•冯芙丝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近日又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耗资1.3亿美元、在曼哈顿西测哈德逊河(Hudson)中的支柱上搭建一座全新飘浮式公园。他们还投巨资于纽约高线步行公园(High Line Walkway)项目，该项目把1.5英里长的废弃高架铁道打造成了全纽约的金牌旅游点。
在Grill牛排馆，不时有金融投资商及银行家向迪勒大声问候或是径直过来打招呼，可见他是这一大屋子权力玩家中的老大。华尔街一位声名显赫的交易商走到我们桌前，紧握迪勒的手，悄悄告诉他某八卦消息，他发现我在做笔记时，坚决要求我“不可外传”。对方离开时，转过身来，指着迪勒对我说：“今天您采访的是位大佬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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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点了虾肉沙拉，并在迪勒的推荐下，又点了多佛鳎鱼(Dover Sole)。他是享受免点菜单服务的贵宾，所以大厨专为他准备了啥美味佳肴，他必须耐心静等。我建议他也来杯葡萄酒。“您在说胡话呢，”他回答道。“上班时喝酒，我会直接醉倒在桌底下。”我表达歉意后，还是决定喝点酒，于是要了杯长相思白葡萄酒。
迪勒1942年出生于旧金山，但之后随父母迁居南加州的贝弗利山(Beverly Hills)，并在那儿度过了童年。他父亲有自己的建筑公司。迪勒说：“我父亲进入这一行实属幸运，因为二战结束后，所有老兵都荣归故里。”父亲的建筑公司“实际上兴建了整个圣费尔南多峡谷(San Fernando Valley)的住房”，圣费尔南多峡谷就在贝弗利山的背面。“那些设计相同的连片漂亮住宅都是我父亲的杰作。”他略扮鬼脸后说道。
他说，洛杉矶“毫无激情可言”。年轻时，自己琢磨了一段时间才明白未来的人生志向。“事实是自己直到19岁才算开窍。我娇生惯养，只要我愿意，直至今天可能还赖在父母身边。”他考取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但“上了三个星期学”就主动退学了。“我对上学既无兴趣，也无动力……我就是个笨蛋。”
后来，他父亲的一位演员朋友帮他谋得了一份人才经纪公司威廉•莫里斯公司(William Morris)的收发室工作，迪勒的同行、大亨戴维•格芬(David Geffen)也在此迎来了人生转机。“我如梦方醒。”迪勒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对干任何事都萌生好奇心。”
他如饥似渴地了解娱乐行业。“我花了三年时间把资料室通读了一遍，把娱乐业的历史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成了一位低级别经纪人，但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让他来到了东海岸，并担任了美国广播公司的中层领导。“就在我得到这个职位那天，美国广播公司炒了节目策划主管的鱿鱼，并从底层选拔合适对象，于是他们选中了我。因此，我放弃了在洛杉矶当中层领导的助手的工作，转而移居纽约。”不到半年，迪勒就担任了节目策划部主管。
在纽约，他还邂逅了黛安•冯芙丝汀宝，两人喜结连理，夫妻俩成为社交场上的常客。在午餐前，我提及曾于网上看到一张两人在Studio 54夜总会狂欢的照片。Studio 54夜总会曾是全球最为火爆、最为销魂的场所。“Studio 54夜总会的神奇之处是它十分安全，而多数人对此并不了解，因为他们觉得这儿是肆意妄为的地方。”他解释道。“或许会让人产生一丝错觉……但在夜总会里，你不用担心安全。”他又补充道，那是个极其任性的年代，“另类出格行为频出的年代……但又是个十分安全的时代——艾滋病还未出现、做事无忧无虑的年代。顺便说一下，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感受了无穷乐趣。”
“Studio 54夜总会开张当晚，比安卡•贾格尔(Bianca Jagger)竟然骑着一匹白马到场。”他喝了一口茶后，继续说道，然后用手势示意服务员取些方糖来。我问他：大家见到马后都泰然处之？“才不呢，那模样太飒爽了！”
服务员端来了虾肉沙拉，并给迪勒拿来一个盘子，里面放着美味可口的鳕鱼块及一小碟蘸汁。我想了解迪勒在派拉蒙的经历，于是问他：担任派拉蒙主席后，如何从电视成功向电影转型。他回答道：那是1974年。“当时的电影人根本瞧不起电视人。”迪勒实话实说。电影人自以为“在每方面都高人一等。”
迪勒是首位来自电视圈的电影公司老总。“而且，并非本人能力无法胜任，而是自己曾一度很不受人待见。”我问都有哪些人？“每个人！”他说自己因电视从业背景而被人看轻，“时常遭人奚落”。“不管怎么说，相比大家对派拉蒙所寄予的厚望，上述境况我还能接受。这种‘待遇’，直至派拉蒙从行业老七的位置跃升至老大，并且连续九年稳居此位后才彻底改观。”他很早就意识到电影业急需变革。“我觉得多数做法……愚蠢之至。”我问他指的哪一方面？他回答道：“太多了。电影界当时没有真正的营销部，影业公司靠海报（而且仅一张纸）来搞宣传。电视广告闻所未闻，电影宣布还是慷慨陈词的老套办法。
“刚接手派拉蒙时，我可谓一窍不通，但我虚心学习、努力适应；那段时间，我们拍了一些很不卖座的糟糕影片。但之后，我们开始渐入正轨。我们推出的首部卖座影片是《少棒闯天下》(Bad News Bears)，第二年又推出了《寻找顾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紧随其后就是轰动一时的佳作——《周末夜狂热》与《上错天堂投错胎》(Heaven Can Wait)，再后来嘛，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他这样补充道，并用餐巾纸擦了擦嘴角，“没有人再敢小看、奚落我了。”
最近，他与《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及《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的制片人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联手，重新杀回了电影界。他们合作拍摄了几部影片，其中包括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2014年执导的卖座影片《业内前五》(Top Five)以及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执导、本•斯蒂勒(Ben Stiller)主演的影片《年轻时候》(While We’re Young)。他俩希望合作推出更多影片，但与迪勒当初执掌的大型影业公司相比，如今的拍摄规模微不足道。尽管前后的规模天差地别，但他似乎乐在其中。“这就好比搞创作的票友，自己毫无压力感。”他这样说道，这时我俩点的主菜端了上来。“我们只拍自己真正喜欢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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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排馆为迪勒精心做了一道蔬菜点缀的酱汁鳕鱼，他一点一点、津津有味地享用。我想了解他目前工作的最新状况。他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投资科技类公司，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对他说：多数影界大佬从好莱坞退隐后，往往纵情山水。“我的退休生活内容肯定更为丰富，”他咧嘴笑道。我问他是否真对科技界感兴趣？他说他喜欢科技界的朝气蓬勃，但抱怨“日程安排”太过紧凑。我于是请他做相应解释。
“科技界很多人安排了太多的会议日程，而我认为定得太过满当，感觉特受拘束，紧张得都喘不过气来！大约10年（也可能是15年）前，我曾与盖茨会谈，双方对谈论的话题都很有兴趣，谈得很顺利。而后他对我说：‘咱俩还剩最后10分钟的会谈时间。’我对他说：‘您这是啥意思……难道你的时间就安排得这么死板？’他回答道，‘没错’！”
投资科技类的公司有时会与他昔日从事的媒体业相冲突。迪勒创建Aereo的设想是运用全新方法接收电视节目，以便在数字设备上观看。时至今日，虽说法院已做出败诉裁决，但迪勒对此想法仍念念不忘。“美国人民有绝对权利收看任何无线广播节目，各大广播公司不应从中作梗。”他这样坚持道。
问题只有一个：各广播公司对Aereo恨之入骨。近年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免费电台要求转播其节目的有线及卫星电视台支付几亿美元使用费。Aereo并没给哥伦比亚和福克斯在内的电视台支付相应费用，最高法院最终裁决对方胜诉。
该诉讼案让迪勒与一些媒体老熟人的关系不和，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掌门人莱斯•穆弗斯(Les Moonves)（“他是我的铁哥们”）及控股福克斯新闻网的默多克。“我与莱斯一开始就说过：‘咱俩的水火不容的商战会影响到私人友谊吗？’我俩都彼此回答道，‘不会’。我俩从未为此红过脸。”
那么他与默多克的关系又如何呢？上世纪80年代中叶，默多克最初买下福克斯新闻网后，迪勒就担任了CEO，他俩曾密切合作过一段时间，两人的工作关系非常融洽。他深情地回忆说“简直是亲密无间”。Aereo事件改变这一切了吗？“默多克对Aereo的做法既不齿，又很拙劣。”他这样说道。我于是问他：你俩还是哥们吗？“我俩绝对仍是铁哥们。”此时，牛排馆原先不引人注意的背景音乐突然变大，播放的拉丁小号音乐响得震耳欲聋。
最终“折戟沉沙”的Aereo让迪勒得以挑战现有媒体格局，这是他几十年媒体从业生涯不变的主题。比如说，他坚决反对媒体大权过多集中于时代华纳(Time Warner)、康卡斯特(Comcast)以及维亚康等一小撮巨无霸公司手中，因为它们控制了实力最强的几家影业公司、广播网以及有线电视频道。他争辩道，这样会导致节目质量下降。“如果电影公司的资产额位居集团第八位，即便CEO对拍电影感兴趣，它也不再至关重要，而是只在乎赢利多少。”
“二三十年前，市场上的独立制作公司不计其数，”他继续说道，“但如今，它们都由实力雄厚的大集团公司掌控。”这是行业内错误的“排列组合。”他说道，“默多克算是个特例，他既是开拓者又是冒险家，正是这让他始终保持敏锐性而又总能与时俱进。”他把叉子放至餐盘后说。“其他人则都是循规蹈矩者。”
我注意到迪勒今天穿了件高档西服。我一看，结束本次访谈的时间到了，在谢绝了由他买单的好意后，我与他话别。他对我说：“在四季酒店，让别人买单的事从未有过。”几周后，出席某活动时，我又撞见他，发现他竟然没穿袜子。那天下午天寒地冻，外面还正飘着鹅毛大雪。我问他：难道您没感觉冷吗？“我烦穿袜子，”他声称道。“我刚才决定不穿袜子，我不会向严冬屈服。”
看着他大踏步走到寒风瑟瑟的曼哈顿街头，我觉得这位媒体大佬说得没错：他总是那么任性。
马修•加拉汉是《金融时报》全球媒体主编
图片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译者/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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