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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2015届的毕业生们，
祝贺你们！
今天能来到这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当我听说你们这一届的届色是黄色时，我决定要涂上黄色的眼影。但又想一下，即便我很爱维斯理，但这也太夸张了吧，所以我就戴了一条黄头巾。
说起眼影，我在二十多岁之前都对化妆不感兴趣。我之所以开始化妆是因为一个男人——一个聒噪的、令人不快的男人。我们共同参加一个朋友的晚餐聚会。我那时大约23岁，但人们常说我看起来就像12岁。晚餐时，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传统伊博文化（译注：伊博人是西非尼日利亚民族之一），我们聊到了伊博只允许男人打开可乐果的风俗，也聊了可乐果在伊博文化的宇宙观中的深层象征意义。
我说，如果能依据成就而不是性别来授予这份荣誉会更好。而那个男人不以为然地看着我说：“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只是个小丫头。”
我希望他能针对我的观点来反驳，但我既年轻又是女性，这让他很容易就无视了我所说的话。所以我决定让自己看起来老成一点。我想口红可能有所帮助，眼线也是。感谢那个人，从此以后，我开始喜欢上了化妆和它带来的暂时改变的美妙可能。它能在你们低落时带来一抹阳光。
但我讲这件事并不是为了说明我是怎么发现性别不平等的，因为老早以前我就发现啦。早在我还是个小孩，开始观察这个世界时。
我早发现这个世界对男人有种种照顾，不论巨细，而女人并没有。
我也知道受害不是美德，被歧视也不会让你的道德水准更高。
我还知道，男人不是天生就坏，他们只是拥有特权。而特权令人盲视、失去洞察力，因为这就是特权的本质。
是我的个人经历和优裕的家庭背景让我觉察到这些。阶级的特权有时也会让我看不见很多东西。我并不总是能敏感地觉察那些与我不同之人的细微变化。
而你们，因为从今天起获得了维斯理学院的学位，你们拥有了一份特权，不论你们出身如何。这个学位以及你们在这里的经历，都是一种特权。不要让特权常常蒙蔽你们的双眼。有时你需要把它放在一边，才好看清楚这个世界。
我代我的母亲向你们问好。她也是维斯理学院的忠实粉丝，也希望自己能站到这儿。她昨天给我打电话，问我演讲稿写的怎么样了，还要我记得多在腿上抹点油，别让它们看上去灰朴朴的。
我的母亲73岁了，退休时，她是尼日利亚大学第一位女教务主任，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儿。
她喜欢讲她第一次主持大学会议时的故事。那是在一个大会议室，会议桌上放着“（男）主席”（CHAIRMAN）的牌子。正当她要坐下时，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想把那个牌子拿走。因为以前所有的会议都是由男性主持的，他们忘了把“（男）主席”（CHAIRMAN）换成“主席”（CHAIRPERSON）。他向我的母亲道歉，承诺会换一个新牌子。
我母亲拒绝了。她说，我就是（男）主席（CHAIRMAN）。她想让这个标识就放在那里，它原来的所在。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她不想让任何人觉得她在那一天所召开的会议与之前任何一个男主席（CHAIRMAN）主持的有任何不同。
我一直喜欢这个故事，并且把它当做彰显我母亲女权主义选择的例子。有次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位朋友，一个标准的女权主义者，并期待她能为我的母亲喝彩。但她为此感到困扰：“为什么你的母亲坚持被称为（男）主席（CHAIRMAN）？就像她需要‘男’来证明她的能力？”
我理解朋友的困惑。因为如果有个“正式女权主义者秘密协会”每年出版一本《标准手册》，那么每本手册里几乎理所当然地会说，女人不想也不应该被叫做（男）主席。
但是理解性别问题离不开语境与环境。如果说能在这件事里能学到什么，那就是：你的标准化意识形态不会总是符合你的生活。因为生活很复杂又很乱。
像每个成绩好的尼日利亚小孩一样，小时候的我被期望去当医生。我明白我真正想做的是写作，但我还是去了医学院。我告诉自己我会努力学习，成为精神科医生，然后把病人的故事当成素材写小说。
但只在医学院待了一年我就逃走了。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成为抑郁的医生，我也真的不想因为自己的疏忽危及病人的生命。从医学院退学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选择，特别是在尼日利亚，能进医学院实属不易。有人说我这么做真有勇气，但我没这么觉得。
让我敢这样做的不是勇气，而是一种渴望——去做些什么、去尝试。我要么继续学习不适合我的专业，要么试着做些不同的事，我选择了后者。我参加考试，拿了奖学金来到美国，因为我能在这儿学点不是医学的别的东西。这次尝试可能不会成功，我的写作事业可能最终失败，我甚至不一定能拿得到奖学金。但重点是，我试过了。
我们或许没法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尝试，合作付出确凿的、真正的努力。而且你们有这样的特权，因为大学教育已经给了你们需要的工具。所以，去尝试吧，你永远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
刚毕业的你们可能有兴奋也有疑惑。我强烈建议你们多去尝试，去创造一个你们想要的世界。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根本变化的发生，需要你们切实、积极的努力，并且身体力行。维斯理已经为你打开了大门。穿过这些门，用坚定和稳健的步伐大步走下去：
写电视剧，不再把女性的力量描绘成非比寻常，而是寻常；
教导学生，脆弱是人类共性，而非独属女性；
主编杂志，写文章教男人如何让女人快乐，因为已经有太多文章教女人取悦男人；
采访时，确保男人也会被问到他们是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在这个抚育职责催生罪恶感的时代，将这份荣耀的罪恶感分一半给父亲们，让他们和母亲感觉一样糟糕。
无论在哪儿，支持和倡导带薪产假；
当女性很少的时候，雇佣更多的女性。但是记住，你不必要求一个女性十分卓越才雇她。就像大部分受雇的男人那样，她们只要能胜任工作就够了。
最近一个女权组织善意地表示要在一个重要奖项里提名我。我曾有幸得过几个奖，我也很喜欢得奖，因为会有闪闪发亮的奖杯一起送来。但得这个奖有个要求，就是我得谈论某个欧洲女权主义者对我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但实际上，我连这位女权主义者的一本书都没读完过。她的作品没有打动我。如果非要说她对我有重要影响，那就是在说谎。事实是我的女权主义启蒙来自观察家乡集市里的女商人们，我从她们身上学到的比读过的任何女权书籍都多。
当然我也可以写很长一段话，来讲这位女权主义者对我多重要，这样我就能得奖。但我没有。因为我开始问自己，公开为自己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到底意味着什么。
▲ 美国歌手碧昂斯曾在单曲《完美无缺》（Flawless）加入了阿迪契TED演讲《我们都应成为女权主义者》中的关于女权主义定义的一段录音。
有位歌手曾在歌里面引用过我在某次女权演讲中说的话，用这种方式把女权主义介绍给年轻人是件非常好的事。但同时，女权主义不是精英的私人聚会，只向少数人颁发入会资格。
女权主义应该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集合体，有着各种不同类别的女权主义思想。
所以，2015届的毕业生们，当你们走出校园，请让女权主义变成巨大、喧哗和包容的大派对。
过去的这段时间是我内心最受煎熬的日子。我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统计学教授，他已经83岁了，是个可爱和蔼的人，我们关系很好。三周前，他在尼日利亚的家附近被绑架。那些日子，我和家人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痛苦。我们和打电话威胁的陌生人通话，为我父亲的安全祈求、谈判。我们甚至并不能确定他还活着。在我们付清赎款后，他被放了出来。他很好，体型没变，和往常一样可爱可亲。他努力安抚我们，证明他没事。
我仍睡不好觉，屡屡在梦中惊醒，担心会出什么别的事。我仍在看到父亲时，强忍着泪水。我也不能摆脱因为他还活着而感到的巨大释然与感激，也对他经历了那样的身心折辱而感到愤怒。
这段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了很多事：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并不重要，我看重什么，不在意什么。在毕业之际，我也建议你们多想想这个问题。
我知道你们有些可爱的传统：把年长一些的学生称为“姐姐”，年轻一点的称为“妹妹”。你们也有把人扔到池塘里这样奇怪的传统，我也不太懂。但我很高兴今天能成为你们的荣誉“姐姐”。我愿意以姐姐的身份给你们一些建议：
几乎在世界上所有地方，女孩都被教导要让自己惹人爱，勉强自己，满足他人的期待。请不要这样做。如果有人因此喜欢上那个假的、掩藏自我的你，那他们喜欢的只是那个伪装，不是你。但世界很大，多元又丰富，会有人因为真实的你而欣赏你。
我很幸运，写作给了我一个平台去谈论我所关心的事情，我也曾说过让一些人不满的话。他们让我对一些事情闭嘴，比如我对非洲大陆同性恋平权的立场和我的女权信念。我不是为了故意激怒谁而说话，我说是因为生命短暂。每一个我们不做真实自己的瞬间，每一个我们假扮别人的时刻，每一个我们为了满足他人期待而说出口不对心的话的刹那，我们都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不是想让自己听起来很娇贵，但是请不要浪费你们的生命，只有一个例外——网上购物。
最后我还是想说说我的母亲。我们对性别的观点很不相同。她认为有些事情是身为女人的本分，比如时常点头、保持微笑，即便不想这样；比如懂得适时妥协示弱，尤其当和男人相处时；比如要结婚生子。做这些事情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绝不是“因为你是个女人”。所以，2015届毕业生们，永远、永远不要因为“你是个女人”而去做什么或放弃什么。
最后的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爱。
人们教育女孩只把爱当成奉献，女人会因为无私的爱而被赞颂。但爱既是给予，也是索取。奉献，亦享受别人的奉献。如果你只是无私奉献，你会听到内心微弱而真实的声音在告诉你，我们身为女人是怎样被社会强制沉默的。
不要抑制内心的声音。勇于索取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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