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重启改革议程》的理论逻辑 - 第2页

11楼

xuguw 发表于 2015-9-12 16:11:16

五、《议程》对瓦解公有制经济的论证《议程》既然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来指导中国改革，就必然打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幌子，主张通过私有化来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该书为了瓦解公有制经济，实现私有化，做了多方面混淆是非的论证。
第一，论证国有经济必须消解。这是《议程》关于改革的核心论述，例如：
——把国有经济说成是ZF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和腐败的源头。说国有经济产生了“‘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的权贵私有化” [3]8，引用科尔奈的话说“官商勾结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 [3]74。其实，腐败的源头是私有制，事实表明，国有经济内部之所以出现腐败现象，是腐败者自身私有观念膨胀和内外私人资本对其以行贿等手段侵蚀的结果。
——把国有经济说成是作为改革对象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基础。说“国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基础” [3]94，“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所必须追求的目标”，这是“从苏联搬来的意识形态教条” [3]157，这是“传统意识形态中最根本的东西”，所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计划经济下的产权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 [3]153，也就是要消解国有经济、消解公有制经济。不难看出，这些说法是以彻底否定苏联、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前提的，在概念上把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的计划经济等同于存在弊病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混淆了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与国有经济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混淆了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根本制度。
—— 把国有经济说成没有效率的经济。说市场经济“能够引导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把怀有利己心的人引向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方向”“然而，市场交换的内容正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产权交换” [3]95，“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并不具有民营经济所具有的灵活性和竞争力，无法为社会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 [3]160-161，因此，要转向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国企私有化。不难看出，这种论证逻辑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谓“利己经济人”作为基本前提，是完全带着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16]。《议程》作者根本否定公有制能在市场经济中生存，这只能证明他们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
第二，论证农村集体经济必须转向私有。《议程》说，“‘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把农民‘挖得太苦’” [3]77，“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出工不出力”成为一种普遍现象[3]81。《议程》借用某学者的话说“人民公社制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现代农奴制”[3]82，断言“集中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产生良好的生产率”，因为它与农业生产的特点不相适应[3]91。1956年、1959年和1960年初，农村出现过三次“包产到户”的要求，每次都受到“遭到了坚决的拒绝和严厉的镇压” [3]83，“因为‘包产到户’属于私有性质。不能实行私有，这是毛泽东的底线” [3]84。到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选择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3]77，这是“农民最容易接受的一种农业经营制度安排”[3]82，“农民开始有了自己的财产权利”，“一是承包期内的土地使用权（‘田面权’）”，“二是私人财产所有权，主要由存款、私宅、家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构成”，“三是农民支配自己的人力资本的权利” [3]89，到2007年，“农村居民过上了温饱生活” [3]88。但是21世纪初，出现“三农问题”，为什么？《议程》认为，“从根本上说是改革没有完全到位” [3]89，因为“土地承包制是一种在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的条件下采取的变通办法”，“并不意味着恢复了‘耕者有其田’土地制度” [3]92，因而“延缓了农民转化为市民以及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3]92-93。然而，“耕者有其田”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它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范畴。不难看出，《议程》的上述论证，无非是要求我国的农村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转向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三，论证中国市场经济要以民营经济（即私营经济）为基础。《议程》的基本观点是，“事实表明，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最活跃的部分，推动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有意义的是，民营经济有利于培育庞大的中等阶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也是技术创新的源泉” [3]165。其实，存在雇佣劳动的所谓“民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中的所谓“中产阶级”就是资本家阶级，可见，《议程》主张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
第四，用经济改革史论证私有化具有必然性。《议程》为了增强说服力，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分时间段来证明私有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949年至1956年。《议程》认为，在1949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是“国家掌握着一切制高点（‘经济命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 [3]35；这种经济体制不同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很快“实现了50年代上半期的繁荣” [3]36。须知，这一时期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主要是工商业资本主义私有制、农村土地小私有制和手工业小私有制的经济成分，因此，《议程》实际上是想说，导致繁荣的原因是当时国民经济中存在的私有制经济成分起了主要作用。
——1957年至1977年。《议程》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三大改造”完成、形成公有制经济基础之后，导致“官僚主义实行，工商业的服务质量下降，国民经济难免陷入僵化和低效的境地” [3]41。于是1958年开始“行政性分权”的改革，计划经济变为“分权性命令经济” [3]50，这造成“大跃进”错误，此后，虽然多次搞“体制下放”改革，但是由于仍是“命令经济”，所以形成“‘放—乱—收—死’的怪圈” [3]56，“1957—1976年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没有成功” [3]57。《议程》实际上想说的是，公有制基础的建立，导致中国经济走上“僵化和低效”不良之路。

12楼

xuguw 发表于 2015-9-12 16: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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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以上对中国改革史的论述，给读者造成一种明显的错觉，似乎改革的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是绝对搞不好，所以是必须消解的。然而事实上，正是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体制由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新中国前30年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打下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和劳动者的无私奉献精神，承担了体制转换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其中包括不少工农群众以自己的“下岗”、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作为代价。相反，正是不少地方“私有化”错误的“改制”实践，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严重削弱，产生了两极分化、产能过剩和腐败屡禁不止等不良后果。应当说，《议程》把改革的成功归于私有化，而把改革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怪罪于公有制经济，这是一种黑白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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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rrjj101022 发表于 2015-9-12 16: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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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xuguw 发表于 2015-9-12 16:13:06

六、《议程》把改革进程曲解为私有化过程《议程》认为，俄罗斯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快速实现了“新产权制度”(请读者注意，《议程》作者的“新产权制度”和以下引述的他所谓“民营经济”、“非国有经济”都不是指集体经济，而是对私有制的一种隐蔽的表述。)，而中国则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步实现的” [3]153。该书把中国改革的进程曲解为逐步实现私有化的过程。
第一，臆造中国改革初期就准备搞私有化。《议程》说，改革初期实行的“增量改革”的战略，是“构筑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不对国有经济（即所谓‘经济存量’）作根本改革，而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创造条件是民营经济（非国有经济）能够自下而上地成长起来” [3]153，目的是“等到民营经济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社会的运转时，再来进行对国有经济的改造” [3]154。又说，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摸国有经济的‘老虎屁股’，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 [3]154。这种说法误导人们，似乎改革初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是为了待条件成熟之后放手私有化。
第二，宣扬党政高层逐步接受了私有化改革的主张。《议程》说，“在1996年第一季度，整个国有部门自1949年以来首次出现了净亏损，甚至出现了国有经济的全行业亏损”，“‘搞好国有企业’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党政高层也不能不对‘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的说教持怀疑态度了”[3]154。于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3]160,指出“国有经济只应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起主导作用” [3]161。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对此进一步作了“更具体的界定”，“十五大关于有进有退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决定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小型国有企业改制得以大面积地进行” [3]161。这些描述，使人们感到，似乎党政高层接受了《议程》作者的引导，已经在推动我国改革转向私有化，这当然是别有用心的。
第三，把改革阻力归结于公有制的存在。《议程》说，21世纪初中国形成“半市场、半统制”经济[3]7，“包括ZF机构和国有经济在内的国家部门（state sector）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 [3]8，“2004年以后，社会上开始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的开倒车现象” [3]9。它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进展缓慢”，近年来“还出现了改革倒退的现象” [3]233：在土地产权制度上，“农民并没有获得承包地的永久使用权（在1949年以前通常叫做“田面权”）[3]234-235；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布局调整”，“距离十五大确定的完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还有不小的差距”[3]236；“改革还有很多‘大关’没有过”，“其中最突出的问题：ZF和国有企业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支配作用” [3]241；“当改革停顿下来”“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3]245，“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以政治权利为依托，与其他资本展开竞争，进而形成市场控制力的一套政治经济体制[⑨]” [3]257。《议程》还说，“在不改变银行的基本制度的条件下，要实现银行经营的商业化状况，是根本不可能的” [3]172-173，“最不成功的可能就是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了” [3]198，因为在解决补偿问题上，每次“从国有资产中‘切一块’的建议都会遭到社会保障主管机关的反对，最后被搁置，使行政主管机关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保管和发放全权处理的权力保持不变” [3]208。可见，维护国有资产竟成了改革的阻力！但是，既然社会保障领域涉及全社会，那么，为何不提出同时切割私人资本来“解决补偿问题”呢？《议程》的这种改革主张公平吗？其实，《议程》的真实意思是，把现在“改革尚未到位”，归罪于国有经济仍在起主导作用,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性质仍然未变，国有经济改革遇到的问题和其他领域改革的“不成功”，都是没有对公有制经济彻底私有化造成的。这正好说明，要阻止改革走向私有化的邪路，我们就必须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坚持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
第四，鼓吹改革最终的攻坚对象是国有经济和政治体制。《议程》说，改革的“障碍和难点，几乎都与ZF和它拥有的国有经济有关，因此，如果不对ZF自身改革，经济体制也难于改革到位” [3]246。从政治体制看，这来自“列宁—斯大林政治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铁的专政’” [3]247，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政治体制和‘国家辛迪加’的经济体制是相互衔接和相互支持的”，“作为核心力量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整套体系来保持对‘国家辛迪加’和整个社会的绝对控制” [3]248；从经济上看，“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贫富悬殊问题，主要是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其中首要的因素是腐败”，“需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实现机会的平等来解决” [3]290，“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3]294，为此，“那些国有资本没有退出的企业”，应当“尽可能地引入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 [3]238。显而易见，《议程》论述的“改革战略”，在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就是要改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就是全面私有化，也就是要走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的完全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

15楼

xuguw 发表于 2015-9-12 16:13:28

七、《议程》迷惑人的地方《议程》提出的“改革议程”，实质是政治上改旗易帜、经济上私有化。而党中央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17]；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 [18]《议程》的主张显然与党中央的改革指导方针根本对立，为此它只能设法伪装自己，这使其论述有许多迷惑人的地方，必须予以揭露。
第一，宣扬自己在引导党和政府的改革决策。《议程》这样表述：
——1985年5月，《议程》第一作者主持写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想（初稿）》[3]147-148，1987—1988年又主持设计了“1988—1995年中期改革方案”，“提供了一个以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为核心的大系统分步构建的整体改革方案”,但是当时“没有得到实施”[3]150。
——1990年7月5日，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为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少数派，《议程》第一作者“第二个发言”，同第一位发言者说“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的经济学家，针锋相对，指出了经济出现“负面现象”的原因是“改革不够坚决，许多改革没有到位” [3]140。后来，“199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中国改革终于进入‘整体改革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进行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3]143。似乎是《议程》第一作者先前没有得到实施的改革方案终于得到了认可和实施。
——1996年，《议程》第一作者又主持“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课题组，“确定了课题的两个方向：一是冲破‘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这类从苏联搬来的意识形态教条，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二是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模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 [3]157。于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布局进行‘有退有进’的调整”，“突破了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为调整和完善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开辟了道路” [3]160，“国务院2005年和2010年两次颁布‘鼓励、支持和引导私营经济’的‘36条’” [3]240。
这些论述，难免让人形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是《议程》第一作者的“改革理论”，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的改革方案，在引导党和政府的改革决策，似乎他是引领中国经济改革的思想“先锋”。
第二，打着改革家的旗号标榜自己。《议程》对国内出现的几份反对私有化的“万言书”作了批判性的回应[3]156-158，以此证明《议程》作者是坚决反“左”的，是坚定的“市场化”改革派。这等于在告诉人们，在当今中国，似乎谁反对私有化，谁反对新自由主义，谁就是反对改革；谁敢于改掉公有制经济，就是坚定的改革派[19]。《议程》还分析说，在世纪之交，国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把中国近二三十年中的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国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还有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他们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 [3]294。这种分析，用抽象的市场化改革和反市场化改革来判断是非，用市场化的程度来判断改革的正确程度，虽极为片面，但颇有迷惑力。本文认为，判断改革是非的标准，只能是看实践的结果是否真正推动了中国人民掌握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否提高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和长远经济利益。如果离开了这些基本要求，只是抽象地把私有制的市场化作为判断改革的是非标准，那只能起混淆视听的作用。而否定国有经济能够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结合，否定政府理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必要的调控作用，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观点，其实质是反对走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20]。
第三，用各种“中性”概念或含混概念伪装自己。在中国现有国情下，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要迷惑群众，不能不披上种种伪装。《议程》用“转型”“攻坚”“调整到位”等话语来表达改掉公有制经济、向私有制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措施和进程；用“传统经济学”的称谓来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过时；用“现代经济学”来表达，改革必须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来指导；用构建“新产权制度”、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等概念来表达，改革的目标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用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来宣扬反腐败，其实是站在民主社会主义、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只反对资产阶级不可接受的封建性腐败,而不反对私有化造成的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工人阶级阶级的腐败。《议程》说什么“最值得人们警惕的”是，“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 [3]295,但是它没有明确解释“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指什么，而这两个含义在这里使用，都具有模糊性(民粹主义原指19世纪 60至70年代在俄国风行过的小资产阶级阶级革命思潮，认为俄国可以在保留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走到社会主义；不承认工人阶级是起领导作用的先进阶级；认为“英雄”创造历史。由于民粹派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反对沙皇，所以称之为“民粹主义”。到19世纪的80至90年代，民粹派成为富农的代言人。《议程》使用的民粹主义概念与此对不上号。民族主义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政治学对它的解释是有区别的，前者贯彻阶级和历史分析方法理解民族主义，后者则只从人民关于文化、历史和领土认同的角度来解释民族主义。)。《议程》进一步说，“沿着1789（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绝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原处” [3]295，这就十分明确，它的所谓“现代化的进程”，是与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是根本对立的。《议程》还说，“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我们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谓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 [3]296。这里所谓“新中等阶层”，是一个含混的超阶级的概念，联系《议程》鼓吹发展私营经济的主张，这无非是要扩大新生资产阶级力量，而所谓建设“现代中国”，不过是要中国走上现代资本主义道路。《议程》就是这样用似是而非的概念，巧妙地把自己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和资产阶级立场隐藏起来的。
第四，打着假社会主义旗号蒙骗群众。《议程》一方面否定苏联十月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为了争取群众相信其主张，有时又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做幌子。不过它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议程》引述第一作者写给上级机构的有关“改革报告”的话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决定的……只要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 [3]159。这种撇开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本质”，显然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修正。实际上，私有化导致全社会私人资本一旦增长到一定程度，在唯物史观揭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客观规律作用下，两极分化就不可避免[21]。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是找不到“正确的政策”来根本消除两极分化的。《议程》还赞成某个教授的建议，“将现在滞留于一般产业的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3]298。这种把经营性国有资本转为非生产性的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性基金的建议，只能起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从理论依据看，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属于改良性质的公共基金，当作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也是十分浅薄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在私有制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的现实条件下，这种建议的实质，是要让公有资本转变性质，转到为私有制经济承担社会服务的轨道。而否定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显然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违反我国宪法规定的。

16楼

xuguw 发表于 2015-9-12 16:13:58

综上所述，《议程》贯穿的主线十分明确，简单地说就是贯彻国际上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推进私有化“改革”。《议程》的整个理论逻辑表明，它是为资产阶级经济利益服务的。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到，在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进程中，确实存在着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与推行私有化、主张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邪路这两种改革观的对立；前者在改革中自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后者则以改革为幌子，妄图使中国国民经济整个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这两种经济改革观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曾几何时，前苏联东欧国家那些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不也是用抽象的“改革”概念，引诱善良的人们相信他们的主张，以至国家动乱不止、改旗易帜的吗？！善良的人们，要高度警惕了！要防止上当受骗，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实际，从具体内容上辨析什么是真改革、正改革，什么是假改革、负改革，唯有如此，才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沿着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17楼

xuguw 发表于 2015-9-12 16: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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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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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13-11-16（1）.
[19]周新城.评所谓“否定改革的浪潮”[J].海派经济学（季刊）, 2007(2):154-159.
[20]杨承训,张新宁.矛盾深层：两种市场经济的分水岭——评“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之“无为而治”论[J].海派经济学（季刊）, 2011(4): 196-207.
[21]何干强.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观点[J].海派经济学（季刊）,2010(4):32-4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及其中国化研究”（11BJL007）。
[①]吴敬琏、马国川著：《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②]参见庄建：《吴敬琏：重启改革正当其时》，光明日报2013年1月22日第13版；《国家图书馆发布第八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中国文化报2013年04月24日第5版。
[③]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时，江泽民同志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产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引自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45页。
[④]参见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同志2011年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⑤]如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夏小林研究员，近年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不容篡改》《列宁主义不容篡改》等文章，对此进行过详细批驳。详见《管理学刊》2011年第5期、第6期。
[⑥]《议程》第一作者吴敬琏先生在多种场合反复引用了马克思的三段语录：一是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普鲁东片面理解分工的一段话；二是在《资本论》第1卷论述工场手工业分工时，批判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热心辩护士的一段话；三是在《资本论》第1卷论述资本集中规律时的一段话。关于这三段话的原义，请参阅何干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大工厂模式”吗》，《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第27～35页。。
[⑦]根据唯物史观，发生行贿受贿、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等腐败现象的经济根源是私有制，犯罪者的思想根源，是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剥削阶级私有观念。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腐败根源归结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肤浅观点。这种观点至今仍见诸报刊媒体，值得高度关注。
[⑧]笔者译自亚诺什·科尔纳：《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俄文版），莫斯科“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2—3页。引文中的黑体为引者所加。
[⑨]这种解释，完全曲解了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通过税收、控制等手段利用私人资本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科学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