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重启改革议程》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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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把改革引向私有化的面纱--评《重启改革议程》的理论逻辑





摘要：《重启改革议程》的主线是把改革引向私有化，堪称国内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代表作。该书把彻底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伟大成就作为其私有化改革的逻辑起点，主张根本瓦解公有制经济基础；宣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所谓公正、民主、宪政、法治和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实质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该书既然提出了明确的“西化”改革目标，也就必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主要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前苏联东欧国家那些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后来倒向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谓改革家的理论。该书为了瓦解公有制经济，实现私有化，做了多方面混淆是非的论证，并把中国改革的进程曲解为逐步实现私有化的过程。《议程》的主张显然与党中央的改革指导方针根本对立，但因其打着“改革”的幌子伪装自己，使其论述有许多迷惑人的地方，必须予以揭露。
关键词： 改革；理论逻辑；公有制；私有化



     （本文发表在《管理学刊》（双月刊）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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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论逻辑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现代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公有制经济 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 马克思 经济学

2013年5月，一本刚出版不到半年的经济学专著《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以下简称《议程》）[①]，就已第3次印刷，发行量达60 000册。该书第一作者是被一些媒体冠之以“经济学泰斗”的国务院改革和发展研究中心的老一辈研究员，经常以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高层智囊形象见诸媒体，所以，读者自然关注这本著作。可是，笔者认真拜读之后，却感到该书的主线是要把改革引向私有化，堪称国内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代表作[1]。而这样一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对立的著作，由于带着“改革”的面纱，竟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有的中央级报刊记者还对第一作者进行了专访报道[②]。这就不可等闲视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2]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指示精神，就很有必要在党政管理部门和干部中揭露《议程》这本书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人们怀着推进改革的良好愿望，容忍《议程》的主张付诸实践，那么党和国家就难免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犯颠覆性的错误”。因此，我们有必要遵循党的十八大关于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精神，对《议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析。为了节省篇幅，本文主要采取摘引该论著原话和归纳其重要观点的方式，重点梳理《议程》关于改革的理论逻辑。

一、《议程》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主张这部论著之所以定名为“重启改革议程”，是因为该书作者认为：在“2010年开始写作”[3]序1之前的一段时间，“原有的ZF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在一些重要领域保持未动”[3]前言3；“中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新市场经济体制”还只是“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3]前言7-8；“改革还有很多‘大关’没有过”，“其中最突出的问题：ZF和国有企业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支配作用”[3]241；“中国改革处于停止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3]297。为何说“处于停止状态”？《议程》认为，“近年来靠ZF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引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 [3]296。社会矛盾是客观现象。我们认为，产能过剩、收入差距拉大、官员腐败、群体性事件增多等社会矛盾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化“改制”的结果[4]。然而《议程》则强调，“根源”在“ZF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为此，《议程》把人们依据我国宪法所提出的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有关改革主张，指责为“极端的解决方案”，强调必须“消弭”。
《议程》把当前“社会矛盾”的根源归结为“ZF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把彻底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伟大成就作为其私有化改革的逻辑起点，主张根本瓦解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其基本逻辑如下。
第一，认为改革前的新中国是“苦难年代”[3]1。《议程》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 [3]295；“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中国人得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 [3]前言3；“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农村依旧一片破败，农业凋敝，是毋庸讳言的事实” [3]81,农村经济“满目疮痍、民不聊生”[3]86；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造成“民不聊生”[3]141，是“毛泽东的‘全面专政’体制” [3]231；“在1957—1976年的20年中，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基本上处于不足温饱的状态。”[3]265-266；“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达到了36.4倍” [3]289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议程》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彻底否定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第二，断言计划经济的缺点是致命的。《议程》认为，“苦难年代”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信息成本过高和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而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的致命缺点” [3]32，“缺陷是无法弥补的” [3]30，“集中计划经济的实质，是一个全国规模的大公司” [3]182。该书搬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话语作为理论根据，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 [3]224，“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绝的状态下通过国家动员资源和强制投资的手段进行的，这大大限制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和经济的整体效率” [3]231。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为何苏联搞计划经济却能取得快速发展，打赢了卫国战争？为何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解放以前，也超过资本主义世界？为了自圆其说，《议程》不得不说，“只是在面临战争威胁或在战时紧急状态下，或在资源配置有旧章可循的经济恢复时期，计划经济制度往往能利用自己强有力的动员资源能力和经济活动参与者对个人物质福利要求较易满足的条件，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目标” [3]32。显然，《议程》彻底否定计划经济的经济学论证，并不符合现实的历史逻辑。
第三，以否定计划经济来否定公有制经济。《议程》把否定计划经济与否定公有制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说“财产制度是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全社会的财产都属于国家所有。在这种公共占有的情况下，无须也无法对产权属于任何人作出界定”[3]284，“市场关系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换关系，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改革原来的产权关系，对产权作出明确的界定” [3]284。其逻辑是，计划经济由公有制经济产生，否定计划经济就要求社会财产的私有化，而肯定公有制经济基础，也就是要肯定计划经济，就是反对改革。这种以根本否定计划经济进而推理出根本否定公有制经济基础的逻辑论证，产生了把改革等同于改掉公有制经济的严重负面影响。

《议程》彻底否定新中国前30年和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基本逻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人们只要从事实出发，就绝不能对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起点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 645亿元，据此计算，1952年到1978年这26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67%，而1961年到2008年世界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6%[5]。人们只要还有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也就绝不会以根本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为由，否定公有制经济基础。新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6]须知，这些庄严规定，是遵循唯物史观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作出的，因为只有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在现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才能使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有可能遵循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按比例发展这种客观规律。只有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才会根本否定公有制经济基础[7]。
如果承认宏观经济运动存在客观规律，就应当把具有某种主观性的计划产品经济具体管理体制与按比例发展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计划经济区分开来。虽然新中国前30年形成的计划产品经济管理体制因自然经济观、急于求成等主观原因，确实存在僵化弊病，因而必须改革，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要根除计划经济本身和公有制经济基础，相反，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基础这个根基，才能通过科学的改革，来去除在公有制具体实现形式和计划经济具体管理体制上因各种具体原因造成的弊病。党中央在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内在地肯定了计划管理的必要性。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时，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产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③]。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把国家政府的科学计划调控与具有自发性的市场调节有效地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民经济实现按比例可持续发展。
《议程》以历史虚无主义为指导，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立国之基，思维方式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二、《议程》宣扬的改革目标《议程》从自己的基本逻辑思路出发，提出改革目标是要建立所谓公正、民主、宪政、法治和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让我们对其具体的阐释做些摘录，从中不难看出，这种改革目标其实就是所谓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所谓“公正”的市场经济。这指的是有利于“民营经济”即私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议程》说，“市场制度的建立为平民创业开拓了空间，解放了长期为旧体制所压抑禁锢的民间创造力” [3]231。在《议程》看来，新中国前30年的“民间创造力”是被“旧体制所压抑”的。如此说来，新中国工人阶级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发现和开采大庆油田等一系列成就，亿万农民群众每年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红旗渠”等伟大工程，都不属于“民间创造力”。其实，《议程》的“平民创业”是不包括劳动群众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中的劳动创业的，其所指的只是私营企业家的具有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创业。《议程》一方面主张消解劳动人民赖以创业的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则强调，“市场制度”要为实质上是私营经济老板创业的“平民创业”“开托空间”，这难道公正吗？
——所谓“民主”“宪政”的市场经济。这指的是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结合的市场经济。《议程》说，“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和名义上主权归于大众，而实际上主权归于少数‘克利奇马’（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所谓‘激进的人民民主制’不同，宪政民主要求权力制衡，因而比较容易防止个别人篡夺公共权力，保证主权在民真正得到实现” [3]303。《议程》套用西方外来语，把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等制度等政体构成的基本政治体制，贬低为少数领袖“专制”的“激进的人民民主制”，这显然是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国体和政治体制为参照的。《议程》用“公共权力”这种掩盖政权阶级属性的概念，否定人民权利,并否定人民权利要通过人民领袖来代表的必然机制。《议程》所谓的有“权力制衡”的“宪政”，无非是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等制度。但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分离的“三权”，能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吗？西方资产阶级“多党制”中的政党能容忍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它们进行公开制衡吗？事实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搞“三权分立制”“多党制”和“全民公决”等，不断发生“颜色革命”和社会动乱，《议程》对这些却避而不谈。
——所谓“法治”和“成熟”的市场经济。这指的是“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 [3]5。《议程》说，“欧美模式则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共有” [3]243，“我把它叫做政治文明下的‘法治的市场经济’” [3]244。然而，法治固然是一种规则，但不是抽象的东西。法治具有阶级性，从根本上说，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国家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根本利益而按一定规则治理国家和社会。从一般形式上看，现代法治以立法为前提，而根本大法是国家宪法；然而从具体内容上看，宪法是具有一定阶级属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或经济基础在法律上的表现，法治所需要的其他各种具体法律，包括维护市场运行的法律规则都要服从宪法。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现代法治再成熟，也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的。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有市场规则包括反映商品流通一般要求的规则，有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地方，但是，不能不看到，它们的市场规则具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私人资本流通的基本特征，是不能全盘照搬用以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也是不能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标准的。
——所谓“现代”的市场经济。这指的实质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议程》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深刻揭露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同，说“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西方国家会采取反垄断措施和社会进步政策”，没有看到，现代西方国家“社会大众的生活条件和民主权利得到普遍改善” [3]22。简言之，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好的”市场经济，已不是过去的那种“坏的”市场经济。其实，《议程》的深层思想是，只要是市场经济，从来就是“最不坏”的经济制度，因为《议程》十分欣赏“一位东欧经济学家效仿丘吉尔1947年”的话——“市场经济是一种很坏的经济制度，不过在所有人类尝试过的经济制度中，它却是最不坏的制度” [3]31，也就是比已有的经济制度更好的制度。须知，到丘吉尔说这句话的1947年，从1917年十月算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已经近30年。显然《议程》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制度好。
可见，《议程》的改革目标与党中央确立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是根本对立的。《议程》无视党中央关于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科学论断，把坚持社会主义排斥在改革方向之外。该书强调“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公正、宪政，都不是抽象的，其真实含义都属于资产阶级政治体制范畴，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根本不同的。毫无疑问，我国现行政治体制需要改革和完善，但是，这绝不等于要全盘“西化”。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庄严宣告，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④]。这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议程》的这类主张只能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

三、《议程》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议程》既然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排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提出了明确的“西化”改革目标，也就必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就深刻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100年不动摇。对于坚持马列主义理论自信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场伟大改革实践，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议程》却完全相反，运用它的一套逻辑，向人们灌输，要进行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改革，就不能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让我们先看《议程》颇为迷惑人的逻辑推理。《议程》抓住新中国1978年以前经济体制受到过苏联经济体制影响这个历史事实作为前提，以逐层分析因果联系的方法，深入推理，得出中国要否定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来自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的结论：  
——说“从1956年开始，中国成为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 [3]40。“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整个社会已经组织成为一个由政府统一管理的大公司（‘国家辛迪加’）”[3]183。
——说由此而来的“中国现行体制是从列宁的国家辛迪加（stetesyndigate,一些东欧经济学家把它称为Party-State Inc.，即“党—国大公司”）演变而来” [3]7。这是因为在苏联时代，“斯大林充分运用专政国家的强制力量”，“使列宁的‘国家辛迪加’由理论模式变成现实的制度” [3]25，“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制+计划经济’的公式统治社会主义国家超过半个世纪” [3]26，这影响到中国。即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也仍然没有摆脱列宁的影响，“中国试图在改革中建立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它的基础和出发点，就是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或者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者所说的‘党政一体化的大公司’” [3]244。
——说列宁的“国家辛迪加”又来自马克思建立在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大工厂模式” [3]20。“马克思关于整个社会将演变为一个‘社会大工厂’的预言也没有实现” [3]22，为什么？因为这种模式具有“理想主义倾向”[3]25。

可见，《议程》的逻辑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自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来自列宁的“国家辛迪加”式工厂模式，而列宁的模式又来自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而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模式，是不可能实现的。既然改革的目标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如果不摆脱导致人类社会出现计划经济的马克思主义，就达不到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目的。
如果《议程》说的真有道理，那么马克思主义就真的不能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了！这种逻辑分析着实影响了不少人，目前经济理论“西化”和经济改革领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严重，不能不说与这种理论逻辑有关。
再看《议程》强加给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议程》的上述逻辑推理能否站住脚，关键在于马克思究竟是否提出了这种“模式”。回答是断然否定的[8]。经济学界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详细批驳[⑤]。笔者也在有关学术会议上发言时，公开论证马克思绝没有提出把企业管理方式扩大到全社会的所谓“社会大工厂模式”，要点如下。
其一，《议程》为了证明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大工厂模式”，所引用的几段语录[⑥]，都不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原义,而是《议程》作者自己加给马克思的思想。
其二，马克思作为发现并首先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人，只会从对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分析出发，指明社会未来的发展必然趋势，而绝不会对未来社会的状态提出所谓具体“模式”。
其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资本集中走向极限的假设，这是以客观规律为前提的，但是并没有说走到极限才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也没有说资本集中是社会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唯一趋势，他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会导致两种并行的经济发展态势，一是资本集中和积聚，一是私人资本的家族内部“分产”和“旧资本的分裂”。前一态势与后一态势是“交错在一起”的[9]。
其四，马克思为了同商品生产社会作对比，指出自由人联合体经济的生产方式将会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时间，同时指出，任何协作生产都像交响乐演奏那样应有集中的指挥。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生产集中指挥是单个企业内计划管理方式在全社会的扩大化。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论证了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与单个资本运动有着重大差别。首先，社会总资本运动要求社会总产品的物质组成部分（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产品与消费资料产品）的构成，必须与社会总产品的产品价值组成部分的构成相互对应，符合Ⅰ（ v + m）=Ⅱc这种基本比例关系的要求。而单个企业的资本运动则没有这种要求。
其次，社会总资本运动就全社会对产品的消费而言，既包括投入直接生产过程的生产消费，又同时包括人们对生活资料的个人消费。而单个资本运动作为独立价值的自行增值的运动，是不包括个人消费的。再次，社会总资本的流通，既包括资本流通，又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而在单个资本流通中，不包括离开资本增值的独立的一般商品流通。

所以，马克思坚信未来社会一定要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计划管理，但是绝不会像《议程》所说的那样，这种计划管理是把企业经济管理方式放大到全社会经济管理的“社会大工厂模式”。
因此，《议程》所谓的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是“社会大工厂模式”，完全是自己想象的伪命题。至于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当然不能说没有缺陷，但是毕竟取得了伟大成就，绝对否定它们，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而这些成就的必然性，就在它们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有关论述存在内在联系，它们恰恰证明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发展趋势，是无懈可击的。抓住在实践中的具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的缺陷，从根本上否定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要求的本质上的计划经济，这历来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的手段之一，值得人们高度警惕。可见，《议程》所谓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大工厂模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否定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四、《议程》的理论来源《议程》在改革指导思想上既然否定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另立一套指导思想。只要稍加用心，就可以看出，《议程》提出的改革指导思想，主要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前苏联东欧国家那些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后来倒向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谓改革家的理论，兹梳理如下。
第一，搬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议程》说，“欧美模式则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共有”，“现代经济学”就是“反映这种经济类型运动规律的” [3]243。在唯物史观看来，经济学研究并反映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不能不具有阶级性。《议程》所说的“现代经济学”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但不是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现代经济学，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
《议程》搬用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是鼓吹私有制优越、反对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10]。《议程》推崇米塞斯和哈耶克对“被称为社会主义同情者”兰格的批评[3]27，赞同当时实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流经济学家对苏联式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关于“计划经济难以建立有效率的信息机制”的“透彻批评”[3]29，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不起有效的激励机制”，“缺陷是无法弥补的” [3]30，说“现代经济学认为，ZF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在市场上提供私用产品，过多的ZF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⑦]” [3]243。它推崇弗里德曼的观点，“仅仅利用市场和实现私有化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公开的自由竞争。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 [3]131。必须指出，米塞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议程》不但搬用新自由主义论证它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改革主张，而且还搬用凯恩斯主义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欣赏“被人们称为凯恩斯主义货币问题大师的托宾”的理论[3]220，搬用西方发展经济学分析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问题[3]260。《议程》对凯恩斯主义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弊病不但不加批判，反而采取欣赏的态度，完全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撇在一边。
第二，推崇前苏联东欧某些“西化”经济学家的改革理论。《议程》说，前苏联东欧20世纪60—80年代进行“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但是到80年代就不再风光，转而寻求“真正的市场”[3]5，因为“波兰改革经济学家”“布鲁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必然要求放弃任何形式的所有制教条，未来市场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看来只能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 [3]63-64。可见，《议程》所谓“真正的市场”，也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
《议程》认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对‘市场社会主义’作出的评论最为全面和深刻” [3]73，为什么深刻全面？因为科尔奈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保持了计划经济和国有制主导的基本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无法根治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染上的痼疾” [3]73。言下之意，消解国有经济，搞私有化；消除ZF计划调控，才能根治体制弊病。

值得注意的是，《议程》十分推崇的科尔奈和布鲁斯，他们的思想实际上都渗透新自由主义。不过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前，这些号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家”表达观点比较隐蔽而已。例如，布鲁斯说，“社会主义经理能够成功地担当企业家的角色吗？……社会主义经济主要缺乏的仍然是企业失败后承担风险责任的物质基础。他不拿自己的资本冒险，这就使他像哈耶克很早以前强调的那样，极有可能在两方面犯错误，或者轻举妄动，或者过分谨慎” [11]，这种观点，实质上暴露了他的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立场，说明他早在悄悄贩卖“私有化”的改革主张。科尔奈在苏联东欧时期，就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短缺经济”，实质上主张根本否定国有经济，只不过不敢明说而已。而到苏联东欧剧变前夕，他们就开始公开表达反社会主义立场了。布鲁斯公开主张搞“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科尔奈更为露骨，1990年，正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主持制定《500天计划》，搞私有化“改革”之时，科尔纳的新著《通向自由经济之路》被译为俄语在莫斯科出版。他在这部书的“告苏联读者”中说：人类社会在15世纪末转向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是第一条道路；苏联和跟在其后的一些国家走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官僚主义命令经济这种统治的第二条道路”；现在的改革是走“离开斯大林体制，同时本质上区别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制的第三条道路……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这种试验是不会成功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按第二条道路走了几十年的人们将会认同，“他们只有在长久和有益的探索之后走上第一条道路，才是正常的经济”[⑧]。这些事实意味着，《议程》推崇布鲁斯和科尔奈的改革思想，实质上就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只能起误导中国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用。
第三，是重新捡起被列宁批判过的修正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理论。我们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伯恩斯坦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议程》却把他搬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说“为了克服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想化观念”“开启社会民主主义先河”[3]26，“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按照人的自由发展、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的原则改进社会” [3]26。“这些政党先后放弃了国有化的目标，转而主要采取税收、社会福利等社会政策；实现基本的社会诉求” [3]27。可见，《议程》肯定“放弃了国有化”，十分赞同“私有制加政府财政再分配”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即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议程》还站在伯恩斯坦的立场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人物大卫（Edward David）和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质疑马克思的论断，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经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考茨基则捍卫马克思的观点” [3]90，“列宁肯定了考茨基的观点，所以苏联首先在农业中推行了集体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效法，都建立起准国有的集体农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人民公社。当然，结果是这些国家的农业都没有搞好，或者搞得很糟糕” [3]90-91。这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2008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8 00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大大超过了同期世界农业的平均增长速度[12]，这与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分不开的。《议程》还用学术考证手法，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它说，“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有根本区别” [3]248，“被批评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考茨基等人反对这种‘一党专政’的思想，共产国际创始人之一卢森堡也反对” [3]248。《议程》把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对立起来，这是别有用心的。实际上，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他在唯物史观思想的形成史上“加上的新内容”之一，指出“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13]。可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走向无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之路。正是列宁和斯大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至于《议程》赞同“反对一党专政”的观点，那只能证明它已堕落到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立场上了。
以上引述的《议程》所谓改革思想的主要来源或依据，实质都属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范畴[14]。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固然有必要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但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批判的和有分析的借鉴态度。然而，《议程》却相反，弃“马”搬“西”。其实，资产阶级经济学无论近代的和现代的，都具有不科学的通病，即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欺骗性和虚伪性[15]，用它们来指导中国改革，势必使改革南辕北辙。值得深思的是，布鲁斯、科尔奈等人都是苏联东欧国家当时推进“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然而，他们的国家却在改革的喧嚣声中复辟了资本主义，他们对此是起了误导和推波助澜作用的，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布鲁斯、科尔奈都曾经以著名改革理论家的身份到中国访问过，对我国改革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绝不能像《议程》所论述的那样，至今仍在把他们当作改革经济学家来推崇，而必须对他们的“改革”思想及其对我国的影响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