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第一个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屠呦呦--青蒿素

真正的科学家是当不了中国院士的
屠呦呦为什么当不了院士  2011-9-15 21:29
我本无意凑热闹参与有关屠呦呦教授的讨论。对于中国的院士选举和学术评审，我过去曾作出过强烈的批评。根据现在掌握的文献材料，我认为屠教授对青蒿素的发现有重大贡献，是够格当院士的，屠的落选再次说明中国的院士选举确实荒腔走板。我由于过去同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对屠当年的落选有一些了解，现在根据自己对陈年旧事的记忆提供一点背景资料供大家评论。


我个人认为，屠当时落选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屠在发现青蒿素过程中的关键性贡献有一定争议，由屠一人将此发现整碗端去确有不妥，而更要命的是屠本人自我介绍也确是言过其实。第二，屠无论在北京或各地同行中特别是当年从事青蒿素研究的同事中声誉不高，得不到有力的支持。第三，屠试图通过行政权力施压受到反弹。关于第一条，屠的贡献似在提出乙醚提取方案并在当年的保密会议中介绍，但屠的工作据信是在被调出同事提出的乙醇提取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屠对分离活性单体及结构测定也可能确实没有实质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屠与协作组内其他同事之间也不是师生、指导或从属关系，而是互相比较独立和平等的协作关系。当时没有PI制，屠作为政治指定的协作组长的义务和责任与今天国内外所认知的真正PI或研究组长是有些分别的。屠能不能代表协作组，应该问当时的组员。屠与研究所内其他协作组以及所外参加协作的其他人，更是相互独立的。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她对发现青蒿素还是有原创性重大贡献的，但提出乙醇提取的原始思路、独立分离到活性单体及测定结构的同事功劳也不在其下。在当时组织大协作的历史背景下，协作组起到任何个人都起不到的作用。作为个人本应更加积极地肯定其他作出重大贡献者。这方面周维善老师在2008年的访谈中就做得至少要比屠好一些。关于第二条，我记得当时领导上是做过认真调查的，不但开会，而且私下也广泛听取了中医研究院内内外外方方面面人士的意见，特别是参加协作组对内情有所了解的学者。但听到的几乎无一例外全是负面的评价，有人指其贪天之功为己有，有人指其压制他人，有人指其愚昧和学识不足。当时领导上得出的结论是选屠作为当年协作组的代表难以服众。从屠最近接受美方采访时的态度和措词，我可以理解她之所以被人诟病的部分原因。第三条，屠找国家领导作出详细明确和措词严厉的批示，指出青蒿素的重大贡献并明言屠应当选，结果起了反作用。历年以来控告屠的信件和材料满天飞，查下来还真有一些事得到证实。根据当时中国院士选举的惯常做法，屠也就注定要落选，并非有什么特定的权威人士一定要拉其下马。想一想在发现HIV过程中真正作出重大贡献的Robert Gallo，也是由于学术界对其人品和行径略有微词就与诺奖无缘（当然我是主张Gallo应获诺奖的），所以屠有此遭遇也就不足为奇了。科学家活在同行的心目中，没有任何奖项比同行心中的形象更重要。一个科学家如果只说自己如何伟大而别人如何渺小，是很难赢得同行尊重的。现在有些人大造舆论，发动新的造神运动，将屠当成新的偶像来崇拜，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其实并不公正。中外学术界都没有人否定发现青蒿素的价值和意义，但中国学术界对屠的认受程度普遍较低，应该是有其原因的。屠在真正同行中的形象并不会因为得奖或某些人的炒作而完全改变。


由屠的落选可以看到，中国院士选举的一个弊端就是过于注重学术贡献以外的问题，有时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如何将焦点放在学术成就方面，将之作为压倒性的评选标准，应是两院今后的努力方向。人无完人，评院士主要应该评正面的贡献，不应扒粪和揪小辫。评院士的标准不应随心所欲，而要尽量客观。强调学风是对的，但抓住一点小事不放就过分了。正如我过去所指出，中国院士选举或其他学术评审的荒腔走板，是与中国社会风气和中国科学家的个人素质修养密不可分的。除非院士制度最终被中国科学家所完全抛弃，院士选举仍然是避免不了的。要改进选风不能靠炒作和随便贴标签，只能通过道德劝说，并辅之以适当的选举制度调整。院士选举是民主的，是完全由现有院士的意志所决定的，舍此别无他法。两院领导应大力说服现有院士多从国家大局出发、从科学出发，充分考虑对从事科研的年轻人的影响，选出真正对国家学术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新院士。学术界对袁隆平落选及另一位研究水稻的农学家当选院士都很有意见，但屠作为同一时代的人物可以说是介乎两者之间，究竟哪一面多一些还真不容易分清。世间很多人和事原本就不是非黑即白的。有关青蒿素发现的具体细节，都带着过去时代深深的烙印，要用历史的观点与角度来解读。就现在公布的文字资料看，屠对发现青蒿素有重大贡献，瑕不掩瑜，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屠有其科学局限性有其人格缺陷，对此也应直言不讳。

屠呦呦为什么当不了院士
2011-9-15 21:29 |

我本无意凑热闹参与有关屠呦呦教授的讨论。对于中国的院士选举和学术评审，我过去曾作出过强烈的批评。根据现在掌握的文献材料，我认为屠教授对青蒿素的发现有重大贡献，是够格当院士的，屠的落选再次说明中国的院士选举确实荒腔走板。我由于过去同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对屠当年的落选有一些了解，现在根据自己对陈年旧事的记忆提供一点背景资料供大家评论。


我个人认为，屠当时落选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屠在发现青蒿素过程中的关键性贡献有一定争议，由屠一人将此发现整碗端去确有不妥，而更要命的是屠本人自我介绍也确是言过其实。第二，屠无论在北京或各地同行中特别是当年从事青蒿素研究的同事中声誉不高，得不到有力的支持。第三，屠试图通过行政权力施压受到反弹。关于第一条，屠的贡献似在提出乙醚提取方案并在当年的保密会议中介绍，但屠的工作据信是在被调出同事提出的乙醇提取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屠对分离活性单体及结构测定也可能确实没有实质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屠与协作组内其他同事之间也不是师生、指导或从属关系，而是互相比较独立和平等的协作关系。当时没有PI制，屠作为政治指定的协作组长的义务和责任与今天国内外所认知的真正PI或研究组长是有些分别的。屠能不能代表协作组，应该问当时的组员。屠与研究所内其他协作组以及所外参加协作的其他人，更是相互独立的。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她对发现青蒿素还是有原创性重大贡献的，但提出乙醇提取的原始思路、独立分离到活性单体及测定结构的同事功劳也不在其下。在当时组织大协作的历史背景下，协作组起到任何个人都起不到的作用。作为个人本应更加积极地肯定其他作出重大贡献者。这方面周维善老师在2008年的访谈中就做得至少要比屠好一些。关于第二条，我记得当时领导上是做过认真调查的，不但开会，而且私下也广泛听取了中医研究院内内外外方方面面人士的意见，特别是参加协作组对内情有所了解的学者。但听到的几乎无一例外全是负面的评价，有人指其贪天之功为己有，有人指其压制他人，有人指其愚昧和学识不足。当时领导上得出的结论是选屠作为当年协作组的代表难以服众。从屠最近接受美方采访时的态度和措词，我可以理解她之所以被人诟病的部分原因。第三条，屠找国家领导作出详细明确和措词严厉的批示，指出青蒿素的重大贡献并明言屠应当选，结果起了反作用。历年以来控告屠的信件和材料满天飞，查下来还真有一些事得到证实。根据当时中国院士选举的惯常做法，屠也就注定要落选，并非有什么特定的权威人士一定要拉其下马。想一想在发现HIV过程中真正作出重大贡献的Robert Gallo，也是由于学术界对其人品和行径略有微词就与诺奖无缘（当然我是主张Gallo应获诺奖的），所以屠有此遭遇也就不足为奇了。科学家活在同行的心目中，没有任何奖项比同行心中的形象更重要。一个科学家如果只说自己如何伟大而别人如何渺小，是很难赢得同行尊重的。现在有些人大造舆论，发动新的造神运动，将屠当成新的偶像来崇拜，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其实并不公正。中外学术界都没有人否定发现青蒿素的价值和意义，但中国学术界对屠的认受程度普遍较低，应该是有其原因的。屠在真正同行中的形象并不会因为得奖或某些人的炒作而完全改变。


由屠的落选可以看到，中国院士选举的一个弊端就是过于注重学术贡献以外的问题，有时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如何将焦点放在学术成就方面，将之作为压倒性的评选标准，应是两院今后的努力方向。人无完人，评院士主要应该评正面的贡献，不应扒粪和揪小辫。评院士的标准不应随心所欲，而要尽量客观。强调学风是对的，但抓住一点小事不放就过分了。正如我过去所指出，中国院士选举或其他学术评审的荒腔走板，是与中国社会风气和中国科学家的个人素质修养密不可分的。除非院士制度最终被中国科学家所完全抛弃，院士选举仍然是避免不了的。要改进选风不能靠炒作和随便贴标签，只能通过道德劝说，并辅之以适当的选举制度调整。院士选举是民主的，是完全由现有院士的意志所决定的，舍此别无他法。两院领导应大力说服现有院士多从国家大局出发、从科学出发，充分考虑对从事科研的年轻人的影响，选出真正对国家学术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新院士。学术界对袁隆平落选及另一位研究水稻的农学家当选院士都很有意见，但屠作为同一时代的人物可以说是介乎两者之间，究竟哪一面多一些还真不容易分清。世间很多人和事原本就不是非黑即白的。有关青蒿素发现的具体细节，都带着过去时代深深的烙印，要用历史的观点与角度来解读。就现在公布的文字资料看，屠对发现青蒿素有重大贡献，瑕不掩瑜，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屠有其科学局限性有其人格缺陷，对此也应直言不讳。

屠呦呦为什么当不了院士

我本无意凑热闹参与有关屠呦呦教授的讨论。对于中国的院士选举和学术评审，我过去曾作出过强烈的批评。根据现在掌握的文献材料，我认为屠教授对青蒿素的发现有重大贡献，是够格当院士的，屠的落选再次说明中国的院士选举确实荒腔走板。我由于过去同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对屠当年的落选有一些了解，现在根据自己对陈年旧事的记忆提供一点背景资料供大家评论。


我个人认为，屠当时落选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屠在发现青蒿素过程中的关键性贡献有一定争议，由屠一人将此发现整碗端去确有不妥，而更要命的是屠本人自我介绍也确是言过其实。第二，屠无论在北京或各地同行中特别是当年从事青蒿素研究的同事中声誉不高，得不到有力的支持。第三，屠试图通过行政权力施压受到反弹。关于第一条，屠的贡献似在提出乙醚提取方案并在当年的保密会议中介绍，但屠的工作据信是在被调出同事提出的乙醇提取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屠对分离活性单体及结构测定也可能确实没有实质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屠与协作组内其他同事之间也不是师生、指导或从属关系，而是互相比较独立和平等的协作关系。当时没有PI制，屠作为政治指定的协作组长的义务和责任与今天国内外所认知的真正PI或研究组长是有些分别的。屠能不能代表协作组，应该问当时的组员。屠与研究所内其他协作组以及所外参加协作的其他人，更是相互独立的。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她对发现青蒿素还是有原创性重大贡献的，但提出乙醇提取的原始思路、独立分离到活性单体及测定结构的同事功劳也不在其下。在当时组织大协作的历史背景下，协作组起到任何个人都起不到的作用。作为个人本应更加积极地肯定其他作出重大贡献者。这方面周维善老师在2008年的访谈中就做得至少要比屠好一些。关于第二条，我记得当时领导上是做过认真调查的，不但开会，而且私下也广泛听取了中医研究院内内外外方方面面人士的意见，特别是参加协作组对内情有所了解的学者。但听到的几乎无一例外全是负面的评价，有人指其贪天之功为己有，有人指其压制他人，有人指其愚昧和学识不足。当时领导上得出的结论是选屠作为当年协作组的代表难以服众。从屠最近接受美方采访时的态度和措词，我可以理解她之所以被人诟病的部分原因。第三条，屠找国家领导作出详细明确和措词严厉的批示，指出青蒿素的重大贡献并明言屠应当选，结果起了反作用。历年以来控告屠的信件和材料满天飞，查下来还真有一些事得到证实。根据当时中国院士选举的惯常做法，屠也就注定要落选，并非有什么特定的权威人士一定要拉其下马。想一想在发现HIV过程中真正作出重大贡献的Robert Gallo，也是由于学术界对其人品和行径略有微词就与诺奖无缘（当然我是主张Gallo应获诺奖的），所以屠有此遭遇也就不足为奇了。科学家活在同行的心目中，没有任何奖项比同行心中的形象更重要。一个科学家如果只说自己如何伟大而别人如何渺小，是很难赢得同行尊重的。现在有些人大造舆论，发动新的造神运动，将屠当成新的偶像来崇拜，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其实并不公正。中外学术界都没有人否定发现青蒿素的价值和意义，但中国学术界对屠的认受程度普遍较低，应该是有其原因的。屠在真正同行中的形象并不会因为得奖或某些人的炒作而完全改变。

xiamgg 发表于 2015-10-6 13:10
我本无意凑热闹参与有关屠呦呦教授的讨论。对于中国的院士选举和学术评审，我过去曾作出过强烈的批评。根据 ...

你连续发这么多，烦不烦

自由生活 发表于 2015-10-6 14:33
你连续发这么多，烦不烦

zhidaole

江泽民同时接见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毛泽东晚年，除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一般很少接见客人。不过，他接见了两名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

1973年，杨振宁和毛泽东的见面，是在毛泽东中南海的书房里。谈话结束以后，杨振宁说他快走到门口时，毛泽东和他握了握手，并且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希望在科学上能够有所贡献，不过自己没有做到，他很高兴杨振宁能够对人类的科学有所贡献。

《李政道文录》一文记载：1974年5月30日早6时许，在北京饭店，李政道的房间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有人通知他，毛泽东想在1小时内在中南海的住所见他。令他惊奇的是，会见时毛泽东想了解的第一件事情竟是物理学中的对称性，毛泽东问他，“告诉我，为什么对称是重要的？”

李政道如此描述这次会见细节：毛泽东询问了有关对称的深刻含义以及其他物理专题的许多问题。他对过去没有时间学习科学表示遗憾，但他还记得J．A．汤姆孙的一些科学著作，他在年轻时很喜欢阅读这些书。

邓小平

李政道十多次回国，每次都与邓小平见面



邓小平与李政道

《邓小平的科学家朋友——李政道》一书，记载了邓小平对李政道为祖国科学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给予的重视和支持。中国科学技术部等组织编纂的《春天长在丰碑永存--邓小平同志与中国科技事业》一书中，李政道则回忆了自己与邓小平多次见面交往的经历。

李政道说，第一次见到小平先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4年5月，第二次是1979年在美国。“以后十多年，每年我回国几乎都见到他，而他每次谈话都很亲切和直截了当。他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谦虚而又果断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4年5月，李政道在人民大会堂见到邓小平时，希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为CUSPEA项目（即通过中美物理联合考试录取中国赴美留学的研究生）创造一个有利条件，同时建议先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作为试点；二是关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

“在小平先生的关注下，流动站的建议得以落实。”李政道表示，正是小平先生的亲自过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才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完全达到原设计要求的实验设施，“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江泽民

在北戴河一次会见5位诺奖获得者



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见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马库斯、米歇尔、丘成桐等。

2000年8月5日，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见了6位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其中5位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马库斯、德国马普学会生物物理研究所教授米歇尔。

当天下午4时，当6位科学家进入会见厅时，江泽民跟他们握手，说“很高兴有机会在北戴河与各位见面。你们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今天，我想听听你们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看法，以及你们对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意见和建议”。

2002年7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江泽民会见了前来参加2002年世界高分子大会的三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的艾伦·黑格、艾伦·马克迪尔米德和日本的白川英树。他们因为对“导电聚合物的发现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而被授予2000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会见中，江泽民介绍了中国在高分子科学研究及高分子材料工业方面的发展情况，并表示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和支持技术和基础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

“政事儿”注意到，江泽民一直主张和科学家交朋友。其1997年首次访美期间，曾在他下榻的在世纪广场旅馆会见了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教授。他还曾专程参观过丁肇中等科学家的实验室，杨振宁、李政道等人也曾多次受到他的接见。

胡锦涛

先后几次接见丁肇中



胡锦涛与丁肇中

“政事儿”发现，胡锦同样多次接见诺奖获得者。

当选国家主席三个月后，他于2003年6月出席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时，会见了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听取了丁肇中关于他近年来工作和下一步设想的介绍，特别是有关阿尔法磁谱仪研究项目的情况，并祝愿有关科研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

2009年9月30日，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海外人才回国观礼团，丁肇中是观礼团的团员之一。官方发布的图片显示，胡锦涛跟丁肇中握手、交谈，交谈过程中胡锦涛还打手势。

这之后，丁肇中接受采访时说：他曾经向胡锦涛报告过中国参加AMS实验（AMS是一种宇宙粒子探测器，实验目的在于探测太空中反物质和暗物质的存在，从而验证宇宙大爆炸及粒子物理的相关理论）的意义，中国政府对这个项目也有很大兴趣。

2006年，胡锦涛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访美，期间曾做客盖茨家，盖茨邀请的嘉宾中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李·哈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