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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如果，弗兰兹·卡夫卡、爱德华·萨义德、阿兰·罗伯-格里耶、索尔·贝娄、苏珊·桑塔格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这六个家伙有机会聚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聊天的话，他们会聊些什么内容呢？当然，这是现实生活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卡夫卡去世的时候，桑塔格和马尔克斯都还没有出生呢。但是，书本的好处不就是，用文字把思想记录下来，然后去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吗。
所以，当《卡夫卡谈话录》、《罗伯-格里耶访谈录》、《与爱德华·萨义德谈话录》、《苏珊·桑塔格谈话录》、《番石榴飘香》和《索尔·贝娄访谈录》这六本书相继出版后，我们可以把这几位作家的思想进行摘录，完成下面的一次虚拟采访。虽然说是虚拟采访，但是每位作家名字后面的言论，全部出自他们的这些谈话录（为了保证叙述的连贯，我们加入了部分连接的内容），全部都是他们真实的所感所想，这是一次超越了时空的采访，但真实可信。
谈身份
萨义德：死亡和宗教都不是我所喜欢的
记者：在谈你们最擅长的文学创作之前，我其实想和你们谈谈和“身份”有关的话题。作家的身份问题一直都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到今天依然是如此。比如刚刚颁发的2015年布克奖，人们会特意提及入围作家中有多少女性作家、多少非白人作家等等。而你们当中的几位，在作家生涯里，应该也会被关于身份或是多元文化等问题所包围，你们自己如何看待呢？
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我们一直被教导自己是西班牙人。一方面，确实如此，因为西班牙因素组成了我们文化特性的一部分，这是无可否认的。不过我在一次安哥拉之行中发现，原来我们还是非洲人，或者说是混血儿。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是博采众长而丰富发展起来的，那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萨义德：我们是一个属于基督徒的少数群体。我们家原来信奉希腊东正教，与大多数巴勒斯坦基督徒那样，可我爷爷在十九世纪末皈依了英国国教，我们是希腊东正教，是可以皈依英国国教的“余党”。他们也给教徒带来了好处。在英国国教，这个好处就是教育。我是在对我家影响很大的英国体制下长大的。时至今日，在我的心目中，死亡和宗教都不是我所喜欢的。没完没了的教堂和主日仪式，许多身穿黑衣的妇女，许多关于人们的行为规范、虔诚和节俭的讲课，当然还有弥漫在阿拉伯文化之上的英国影响。
索尔·贝娄：我的父母彼此说俄语，他们对孩子说意地绪语，孩子们对他们也说意地绪语。与此同时，我们说英语、法语——因为那是个法国—加拿大人社区，我们在大街上也说法语。在我四岁时，他们把我送到街对面去学希伯来语，跟着一个小个子的拉比学。所以整个是大杂烩：俄语、法语、英语、意地绪语和希伯来语。没有比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犹太家庭主妇的生活更孤立的了，在一个小小的邻里街区中，犹太朋友屈指可数，你不得不摸索自己的方法，所以家里的每个孩子都在很小的时候就自行其是，而我的方法碰巧是读美国历史、美国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
卡夫卡：犹太人像种子那样分散到了各地。就像种子吸收周围的养料，储存起来，促进自己的生长那样，犹太民族命中注定的任务是吸收人类的各种各样力量，加以净化，加以提高。摩西始终是现实的。就像阿比拉姆和达旦高喊“我们不上去”反抗摩西那样，现在的世界用反犹聒噪抵制他们。为了不致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人们冲进了种族的动物学的黑暗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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