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惟有法治能够保障市场之正常运转,惟有民主能够保障民众的政治权利,确保政府服务于民众,政府财政收入按照民众的意愿花销。惟有致力于完善法治、民主制度,方能有效地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种种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精神问题。
然而,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这是困扰每一位与会者的问题。樊纲在自己的转轨经济学框架中,将变革的阻力归结于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两大因素,这两者也经常混杂在一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
最重要的是,假如社会不能形成进一步改革的政治意志,则一切无从谈起。
——站在中国经济学前沿阵地的经济学家,如果把关注的焦点都放在这些与经济学间接相关的问题上面,不是去研究经济问题,而是去在政治问题、制度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方面指手画脚,那么可不可以看作是在不务正业?不务正业者的所谓理论与思索,有多少是真正深入而值得尊重?
我赞成张老的观点,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定是做对了什么,才能创造今天的奇迹。我真的想恳求国内这帮饭桶的经济学家,不要再处心积虑地折腾了,能不能够好好坐下来想想,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而不是成天拿着一些所谓的经典理论,去论证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是怎样的一无是处。乌鸦嘴并不是无用,但从来没有靠乌鸦嘴能成事的道理!
如果坛内有他们某一位的学生,是否能帮我带个话——你们既然已经走了进去,就请走得更加深入一些,而不是这里走走,那里逛逛,什么都想看一看摸一摸评一评,那样你们永远只不过是院子里的陪客、家丁、闲汉而已!
至于你们所发出的那些抱怨,我们每个人经历过的都可以说两句。我们看不见的并非当下的惨景,我们看不清的是未来的希望。任何用所谓理论将中国的未来描绘成一个绝望之都的人,他决不可能领着我们走出一条道路来,因为他自己已经绝望。
一个绝望而悲观的人,只不过相当于一个死人,而会开口说话的死人,是尤其令人觉得可怖。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你们是否可以做一个圣徒,而不是一个诈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