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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衰退，不一样的体验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提姆•哈福德(Tim Harford)
难怪英国《金融时报》对经济低迷大惊小怪：我们读者的比大多数人损失更为惨重。这至少是我在读过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两位经济学家乔纳森•帕克(Jonathan Parker)和安妮特•维辛-乔根森(Annette Vissing-Jorgensen)的研究报告之后得出的结论。根据美国的数据，他们发现开销最大的人群，消费波动很大。最富裕的10%家庭消费水平的波动幅度，比大多数家庭——底层的80%家庭——高10倍。因此，对于多数人来说，总体消费的下降只是一种短暂的偏离，但对于接近顶层的人群而言，就成了一种暴跌。（这里我们指的不只是那些俄罗斯寡头：哪怕你的消费水平仅仅超过平均水平的两倍，也足以使你进入前10%的行列。）
还是在美国，其他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发现。沙恩•詹森(Shane Jensen)和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对一种常见的说法进行了研究——现代家庭收入（一个衡量支出的指标）的波动性更大。他们发现，事实上，只有富裕家庭符合这一论断：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经济繁荣时期，美国富裕家庭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激增，但在其间的经济衰退期则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我的目的并不是对那些有钱人表示同情：让孩子从私立学校退学、或是亏本卖掉运动跑车无疑让人痛苦，但是多数人从一开始就从未享受过这些特权。不过，该研究凸显出一个当人们对经济低迷感到绝望时常常忽略的事实：每个人对于经济衰退都有着各自的体验。有些人感觉很糟糕，但有些人的感觉确实很好。报道中经常看到的那种普遍的沮丧情绪，无法传达出丰富多样的体验。
布里斯托大学市场与公共组织中心(Bristol University's Centre for Market and Public Organisation)的经济学家林赛•麦克米伦(Lindsey Macmillan)爽快地帮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她分析了来自英国家庭调查所(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的数据，该所自1991年开始定期监控数千个家庭的经历。麦克米伦发现，一半以上的家庭在1993年的收入，要略高于1991年，而在收入平均增长率极低的这两年里，有六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增幅超出了50%。而在经济迅速扩张的1994年至1996年间，数据大体类似。换言之，个人经验的多样性，完全压倒了经济基本面增长或停滞之间的差异。
对企业来说，个体境遇同样存在显著不同。我们惯于倾听利基市场的繁荣故事：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报道过的成功故事包括冷冻食品制造商、理疗师、以及一家销售过了“最佳食用”日期食品的公司。这些无疑都是真实的故事，但即使在同一个产业部门，有成功者，就有失败者。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的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能够接触到企业业绩方面的机密数据。他发现，在任意给定的行业，英国生产力最高的10%制造业企业，从每个工人身上获得的产能要比生产力最低的10% 企业多5倍。
任何企业从中获得的教训是，要认识到每个消费者、客户和供应商都有着自己特有的经济衰退体验。而对于其中某些人来说，这种体验之良好，令人感到吃惊。能够将苦苦挣扎的客户和兴旺发达的客户区分开来的企业，有可能获得一种优势。
《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的作者之一斯蒂芬•杜布纳(Stephen Dubner)最近让我注意到一款售价975美元的小牛皮缝纫工具包，其设计宗旨是“控制缝补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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