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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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尼泊尔 游记 尼泊尔

我穿过飞机的窗户凝视着远方，看了足足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完全惊呆了。穿过高高的云层，与我们的航线相平行，横亘着无边的令人惊异的喜玛拉雅山脉。雪白的山峰，刺破朵朵飘荡的浮云，几乎是在梦幻世界，我感到我突然来到了另一个星球。高耸的大地直冲云霄不间断地向上伸展—而每一座高山都有自已独特的形状和特点，有的孤峰突起，直刺云天，有的簇拥一起，形成峰群；有的山顶白雪皑皑，有的山顶狂风肆虐，一片钢灰色。它们不断地蔓延、蔓延、蔓延......

我就这样来到了“世界屋脊”：尼泊尔——以珠穆郎玛峰、廓尔喀族人(尼泊尔的主要居民）和夏尔巴人闻名于世——被旅行者景仰、神往、高度赞扬的一个旅游地区，在这里你可以远足、欣赏美丽的风景、休养。但对我来说，我计划着远足旅行、看看广大的农村地区，但我绝没有休养之类的计划。我要和尼泊尔人民战争建立联系，我要和武装起来的游击战士们一起艰苦跋涉，我要亲眼直接观察喜玛拉雅山“脚下”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

三年以来，我一直在读着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导的农村地区持久的人民战争的报导，他们的目标是最终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我还读到毛主义者几乎在全国的每个角落都建立起组织，自从1996年战争爆发以来有600多名游击队员和村民被政府军打死。很清楚，政府对人民进行了极大的血醒镇压，完全剥夺了人民的权利。然而世界大多数人民对这场战争的情况了解得很少。

我明白这场斗争对于全世界革命者——对于支持反压迫斗争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极其重要、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关于这场革命的消息却很难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极少的消息都是非常珍贵也很吸引人的。这场事件需要深入的、面对面的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报导。

当我来到加德满都时，城市里的情况已经非常紧张了。定于1999年5月份举行的选举形成了尼泊尔反动政府和人民战争之间斗争的焦点。政府希望通过选举竖立有力、稳定和民主的形象，他们希望加强新议会的力量以粉碎人民战争。而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在全国范围内号召人民拒绝参加选举。农村地区袭击警察和政府官员的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大城市里的革命者也在行动。每天我拿起加德满都邮报（Kathmandu Post）几乎都能读到几篇关于人民战争的报导和社论。有关于游击队员被警察打死的消息，也有警察遭到伏击被打死的消息。我渴望到农村地区、到人民战争进行的中心地区去。

　

到东部地区的路上

　

一天早晨我终于得到消息：我第一次去农村的旅行已安排好了。我们打算去东部地区，那里人民战争形势正盛。我接到只剩下几小时时间的通知，并告知带一只小包，因为我们将要坐摩托车离开城市。

下午我碰到了我的向导和翻译：西娃。我们和两个愿意带我们到东部地区去的同志联系上了。乘坐摩托车从公路离开加德满都仅仅是我在尼泊尔许多次向死亡宣战经历的第一步！做为一名步行者我早已习惯了容易引起肺病的对人有害的城市交通。而如今，过了许多天在拥挤的街道上躲避着出租车和摩托车的日子后，我又经历了另一方面等量的跌跌撞撞——弯弯曲曲地从人群中穿进穿出，迎着疾驰而来的其它交通工具快速前进，躲避着笨拙的母牛和受惊的山羊。

当我们离开加德满都谷后，我开始——也是第一次看到东部地区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很快三四层高的楼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沿着越来越弯曲、陡峭、升高的道路散布的小砖房。黄昏时候我看到了一片片不规则绿色梯级的轮廓，包裹着农民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开辟的陡得惊人的梯田。

气温十分宜人，即使是坐在摩托车上被风吹打着我也仅仅穿了一件单薄的风衣（windbreaker），天色很快暗了下来，但仍然有人地田地里劳作，路上还有许多行人。我们穿过几个在进行庆祝活动的人群，我眼睛的余光瞟到了只有在特殊场合才穿的漂亮服装，我的耳朵捕捉到几秒钟轻快的音乐。驾驶摩托车的同志告诉我说现在有许多结婚典礼正在举行，因为现在是尼泊尔人举办婚事的传统时间。

我们沿着公路停下来，即使到了现在，太阳已经完全消失在群山后面，还有一些儿童在通往山坡的陡峭小路上攀登、玩耍。我们焦急地等到了一会儿。但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没有和事先约好的同志联系上。现在天完全暗了下来，我们只好等到天亮再努力和他们重新取得联系。于是我们决定来到附近的一家小旅店住下度夜。吃过一顿标准的尼泊尔晚餐dal baht (扁豆和大米)后，我们到一间舒适的小房间里歇息，我累极了，但又因为在自己是在和人民军队相见的路上，心中充满期望和激动而极其兴奋，我睡不着。

已是晚上九点三十分了，但外面，街道对面，一间小作坊还开着门，一个人正在忙碌，砰砰地把金属镀在铁水壶上。持续不断的金属敲击声有节奏地响着，夹杂着街道上人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直至深夜。我们靠近一条车辆不断的主要公路，一整夜，吵闹的汽车和卡车的嗽叭声闯入了我不平静的睡眠。

第二天一大早一个嗓音优美行人穿过街道时的轻快歌声就把我弄醒了，不久，街道对面铁匠工人又开始了他有节奏的砰砰声——而现在才刚过早上六点钟。当我出去走到旅店的后厅，我看到我们正挨着一条大河。我周围都是伸向远方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高山。当我一边品尝着尼泊尔传统风味的奶茶一边欣赏着风景时，我想到了我面前的奇特经历，也可以说是危险。同志们已经警告我说因为选举，现在是进入人民战争爆发地区的极其危险的时期。我们会小心前行，但不能保证我们不会遇到警察。他们告诉我说，如果敌人——无论是何种原因——发现在我们访问的村子里有毛主义者，他们就会把那一地区包围起来并发起攻击。

　

进入游击区

　

我们必须在天黑以后才能进入游击区，所以我们就准备在黄昏前到约定地点和我们的联络人见面。就在太阳正落山的时候，我们在河上游离小旅店有几英里的地方见面了。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步行，还要爬几小时的山路。当我们沿着道路停下休息时，白昼的几缕光线还在逗留，一些农村孩子很快围住了我们，脸上充满了好奇。

我们到达了一座强烈支持人民战争的村庄——现在党已指定在这一地区进行发展使之逐步成为革命根据地。人们自豪地告诉我说，因为怕被打死，警察都不敢到这一地区来。游击队哨兵们保卫着这一地区。只要警察一靠近，不论是从任何地区，警察要抓的人和地下工作者就会接到通报离开这儿。同志们知道我们将要来到，已做好工作保证我们安全地到达。

当我们到达我们将要在那里歇息和会见同志们的房间时，天已经很黑了。我们很快地走进房间，受到了两位当地党的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其中一个是教师，我们将在他家住下。另一个是一个看上去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我们坐下来喝着奶茶，他们向我介绍一些他们自已的情况和这座村子革命工作的情况。有人端来一盈煤油灯这样我就可以在笔记本上记点东西。我注意到墙上装着电线，甚至配有灯泡的插坐。显然，这所房子建造时建造者是期盼着这一地区很快就能铺设电路的。但这个村庄，和尼泊尔90%的地区一样，仍然没有通电。

那位年轻的党的领导人告诉我，这座村庄的人民以种田为生，主要种植玉米和蜀黍。大多数农民只有很小的一片地，收获很少，因此他们仅仅能生产出供家人吃上三个或四个月的粮食。剩下的八九个月他们只好找些其它门路谋生。有些人开辟小片菜园，种些西枫柿之类的蔬菜到城里卖。很多人被迫成年累月离开家乡到别的地方到处寻找工作。

那个年轻的党的领导人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两个弟弟已到加德满都去打工，两个妹妹已参加了革命。高中毕业后，他到加德满都学习法律，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94年入党。他告诉我：“这时党需要我到农村地区工作，同时，政府的压迫也迫使我离开城市，转入地下。”

另一位党的领导人是一位已工作了20年的教师。他过去在城市里教学，十多年前，他来到了农村。他自豪地告诉我说，他妻子也参加了革命。他有六个弟弟——一个在印度的工厂里做一名石油工人，一个在城市里开一辆货车。他的父母亲也住在这座房子里有他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

两位同志领导着这个大约有两千人的地区的党的工作。党从事宣传组织工作已经十年了，在1996年人民战争开始前这一地区已建立起党小组（党的组成单位）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尼泊尔有许多修正主义的党——他们自称是革命者，但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在很多情况下公开地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尼泊尔联合共产党（马列主义）（通常简称UML）1994-1995年的九个月期间在反动政府中实际处于领导位置，过去在这里做过许多政治组织工作。但现在，我听说，这个地区的UML的成员和过去的支持者要么支持人民战争，要么中立，或者离开了这儿。年长的地区党领导人又讲了一些他和UML在一起时的亲身经历。

“1980年，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我就参加了UML，追随UML的政治路线，参加了学生运动，我梦想UML能为穷苦人和被压迫阶级做点事情。但它却不这样。他们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路线。1996年以后，人民战争开始了，我和尼泊尔共产党（毛派）联系上了，我们讨论、交流，我开始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UML过去常说他们实行的是马列毛主义，但当多党制建立起来后，他们并不付诸实施，从他们的自我介绍中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已经丢掉了毛主义者的称号。”

然后那个年轻的同志向我讲述人民战争开始之后这里发生的事情。

“人民战争发动后，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这里的组织都是合法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宣传。人民战争的发动给了人民真正的希望和信心。党和人民军队的小组揭露并处理了坏分子和威胁着我们的告密者。除了斗争还运用强制手段。他们和间谍斗争阻止他们的破坏行为，如果他们还不停止，使用武力就成为必要的了，就这样，人民开始发生变化。

“现在通过地下斗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必要性是大大增加了，同时还需要不懈的安全防卫工作。人民战争开始后，警察对这一地区的群众进行了搜捕和屠杀，许多同志被迫转入地下。现在我们更有组织纪律性——我们要根据同志们的特长和能力，找到最好地发挥他们作用的办法。组织各处各样的群众团体的工作还在继续，如农民协会、妇女小组、青年团。党现在是在进行地下斗争，群众组织也被迫在半地下状态从事活动。”

1990年以前这儿实行的是称作村务委员会的君主制下的一党独裁体制，他们压迫人民。1990年，反对村务委员会的群众运动迫使政府实行多党合作议会制度。年轻的同志继续解释道：

“1990年以后，多党制建立起来了，人们以为现在他们应该生活得好一点了，机会应该多一点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贫富差距甚至更大了。因为尼泊尔是世界第二大穷国，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危机。这是我被革命吸引并看清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平等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看到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在腐败堕落，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和其它许多年轻人一样，这种情况令我沮丧。我看到这些政府官员也不爱国，他们成了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的仆从。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我别无选择，只有参加革命。我渐渐认识到腐败、压迫和种种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反动政权的统治制度。若不除去它，我们的任何理想都无法实现。”

这次简短的会谈结束前，年长的同志说他想通过我转达对美国人民的问候：“我想对美国受压迫人民和革命人民说：我要向你们表达我们的声援，强烈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而斗争！我们的运动是一场面国际运动，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渴望成功。我们正努力奋斗为加强与美国被压迫人民和革命共产主义者的团结而斗争！”

　

持枪哨兵的侧影

　

同志们告诉我说一支文娱宣传队今晚要为群众举行文娱演出，他们在努力想办法安排我和他们见面、谈话。出于安全原因，文娱宣传队将在天黑后、节目刚好开始前到达，演出两到三个小时。然后，他们就得在黑夜里很快离开，再走上两小时才能上床睡觉。这意味着我们得很晚才能和宣传队见面。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和期盼，我对仅仅再等上几个小时就能和人民军队的同志们进行首次面对面的采访一点也不介意。

那位教师的母亲为我们准备了传统的尼泊尔晚餐，我们坐在地板上动手吃起来。饭菜很香，母亲一直在劝每个人都多吃点。他们笑我不懂得尼泊尔吃饭的习惯，比如饭后洗手的方式：你应当把水倒在手上，让水溅在你的空盘子里，而当别人给我递来一罐水时我把手伸了进去，每个人都笑了。我就不再犯这个错误了。

吃完饭后，节目很快就要开始了。我们走出来，来到漆黑的夜幕中。我们排成一队踏上一条小径。我需要使用手电筒，然而，其它人即使没有任何光亮也能攀上陡峭的石路。他们毫不费力、沿着山路呈“之”字形向上攀登。然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奇。我发现每走一步我都必须集中精力、扭亮手电筒这样我才能看见我的脚要踏在何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里，手电筒的灯光射出一道光柱，刚好能够照着我前进的道路。我尽快地在这一小片光中移动。即使我看不见周围的东西，我急促的呼吸声使我明白我们是在沿着一座大山向上攀登，越来越高。

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一片高地，人们已经开始聚集在这儿等待演出。只有两盈灯笼朦胧地照着这片地方，很难看清周围发生些什么。但我能辨认出大约100多人坐在地上的模糊的轮廓。其它村民继续爬到山上 。西娃和我坐在离聚集的群众不远的地方，几分钟后有人给我们送来了坐垫。

我们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但我喜欢这凉爽、空气清新的夜晚，自己也溶入了飘荡在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一起的村民中的期待的空气里。看上去文娱宣传队还没有完全到来，虽然天实在太黑，我不能辨认出周围不停地移动着的身影，我向黑暗中仔细观察，想更好地看出我周围的人。突然，一个人影正好出现在我面前，近得我伸手就能碰到他。这是我第一眼看到人民军队的战士——是一名身穿制服和军帽的年轻妇女的侧影，肩上背着一枝来复枪。很快，我开始辨认出更多的来到这地方的身影，身穿制服，装备着来复枪。一个战士站在外围，正好在我们后面，站岗放哨。其它人忙着为节目做准备工作。村子里的人们还在沿着陡峭的小径爬上来。当他们到达时，一名游击队员就奉命把灯光照在小路上，帮助人们到达山顶的最后几步路。

当节目在晚上9：30开始后，村民们仍在陆续赶来。黑暗中很难估计出有多少人，看上去大约有200人聚集在这儿观看人民军队文娱宣传队的演出。

和我谈话的那个年轻的党的领导人为演出致了简短的开幕词，然后他要求为烈士们默哀一分钟，所有人都站起来，低下头纪念那些在人民战争中牺牲的同志们。之后演出有一位丈夫被警察杀害的年轻妇女讲话，她是一个地区的党支部书记，呼吁妇女尤其要参加革命。

接着那支队伍的排长做了关于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讲话。他阐述了为打败敌人而拿起武器的必要性。同时他也强调打败敌人最重要力量在于人民群众。在这些讲话中间穿插一些文娱宣传队表演的唱歌和诗朗诵，一个传统尼泊尔小鼓敲击出轻快的旋律作伴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尼泊尔人民战争创造出的革命新文艺，令人十分兴奋！他们演唱的第一支歌曲讲的是“烈士们的热血一定会使人民更坚强。”

许多讲话者都强调人民群众为什么需要参加并支持这场人民战争。一位同志告诉大家：“军队会保护人民，人民一定也要保卫军队。”讲话中还有警察和坏分子被杀的战斗消息，以及人民军队最近的伤亡情况。一位同志告诉群众：“他们成群地杀害我们——我们也在开始成群地杀掉他们！”西娃轻声告诉我这句话指的是最近发生在西部地区的一个事件，人民军队杀掉了几个警察。还讲到了其它一些警察被人民军队击败的消息。

另一个演讲谈到群众如何需要锻炼，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调解争端，解决群众的种种问题，公平管理。党还号召群众拒绝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要提高警惕抵抗政府日益加紧的进攻。“反动派会也许会使这个村庄血流成河，你们要做好准备。”

　

烛光下的采访

　

当我们晚上11点钟离开的时候演出还在热烈地进行着。下山回去的路途对我容易一些。但我往下走时必须更加小心，以防被路上的石头绊倒。我又一次全神贯注，打开手电筒，这样我就能看到每一步，我争取跟上其它那些简直是在黑暗中非常轻松地跑下山去的同志们。我们又回到了那所房子，走进去躺来。真是奇怪，我一下子就睡着了。

两小时后，快到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一位同志的声音把我叫醒了：“同志们，起来，他们来到这儿了。”

我立刻坐了起来，看到那一队人民军队的战士正在走进房间。周围完全是漆黑一片，除了两支小蜡烛，一支放在我前面的桌子上，这样我就可以在笔记本上记东西。同志们排着队走进来，把他们的枪支靠墙放下。屋子很小，除了两个当地党的负责人和几个村民，还有大约十几个游击队战士，屋子里满是人。

有几个年轻的女游击队员过来挨着我坐在床上，现在我可以看清她们到底多年轻了。她们漂亮、健壮，大约15到20岁左右。穿着人民军队的制服（缝着很多宽大裤兜的绿军裤，与之相配套的上衣），她们感到很自豪。帽子的顶部是方形的，带着帽檐，明亮的大五角星表明她们来自前线。我对面坐着这个队的队长，是一位我猜大约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看上去很累，但又很开心地笑着向我致意。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文娱宣传队的队员们向我讲了她们的经历和她们的革命激情。她们几乎都来自穷苦农民的家庭。妇女们先讲，她们谈起她们村里的可怕的压迫和她们怎样参加人民军队的经历。开始女游击队员们似乎有点害羞、迟疑。但随着她们依次的讲述，她们平静外表下的力量和决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们具有全世界十几岁女孩的共同特点：她们互相靠近坐着的姿势，说些悄悄话，互相帮忙扎头发。但她们同时也具有作为一个军事组织生活、战斗在一起所形成的团体意识和纪律。我对她们献身革命事业的认真感到吃惊。

农民穷苦的生活条件，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政府的凶猛镇压逼使这些妇女走进了革命的队伍。第一个讲述的妇女告诉我说：

“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想：我们为什么会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受到如此的压迫？我过去常想：我们怎样才能解决家庭里和社会上的这些问题？就在那时，1995年的时候，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发起了拒绝参加选举的运动，党的一支文化小组来到了我们村。我开始明白解决我们所有的这些问题、摆脱压迫的办法。我参加了文化小组，后来又入了党。那时父母亲禁止我参加文化小组，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这样做了。1997年坏分子逼使我们转入地下。现在我就在人民部队的文娱宣传队员工作。”

其它队员被人民军队所吸引也是因为党的文化工作。有些妇女反抗家庭参加了人民军队，也有家人鼓励妇女参加革命的情况。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警察残暴地虐待并逮捕她们家人的经历。一位父亲在从事地下工作的十五岁的小姑娘告诉我说：

“1996年元月份，我还在读9年级，警察来到我们村把学校里所有进行文娱演出的同学都逮捕了。老师们也被逮捕了，我爸爸和叔叔早已入党转入了地下。500名警察袭击了我们村庄，几乎逮捕了所有的人——连老人小孩也不放过。我妈妈被捕了，我也被抓起来监视。警察们就是这样凶狠地压迫我们的，后来我参加了党的文化小组。由于穷苦大众受到如此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是妇女受到的压迫，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找到一条把人民群众从这样的环境中解放出来的道路。我发现尼泊尔共产党（毛派）正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我就入了党。”

政府以为面对逮逋、酷刑和死亡人民会害怕、退却。而我却开始看到深重的压迫主要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迫使人民更忠诚、更坚决地进行斗争。一位老同志从一开始就为党工作，已经工作了12年。他被逮捕投进监牢关了26个月，出狱后他立刻参加了人民军队。还有一位15岁的女游击队员告诉我 他父亲是如何被关进监狱，她叔叔、婶婶和弟弟都被捕了。她说：“别无选择，只有参加人民战争，这样我就拿起了枪。”

最后一位发言的女游击队员是那位16岁的紧挨着我坐在床上的姑娘，她告诉我她们村对人民战争非常支持，她父亲1995年就转入地下工作。接着她讲述了警察的残暴压迫怎样地毁坏了她们村庄。她告诉我：“警察来到我们家恐吓我们，他们在村子里强暴妇女，逮捕了许多人。1997年，警察加强了对我们的压迫，现在村里26家，没有一家留下来的。所有的人都被迫离开，转入地下。”

有些年轻的游击队员是通过革命学生组织参加了党。在被政府逮捕或盯上之后，他们中许多人转入了地下。一个年轻小伙子告诉我说：

“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政治运动，成为一个地区革命学生组织的书记。我参加人民军队的文化小组，明白通过人民战争是消灭剥削的唯一途径。1998年反动政府向我提起诉讼，控告我谋反。就在同时，党给我提供了一个入党的机会，现在我就跟随人民军队了。我忠实于我们的政治路线，相信正如列宁所说，多党议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所以只有人民战争是解放被剥削群众、把他们从奴隶的锁链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这就是我参加人民军队的原因。我们充满希望，我们对最终的胜利有充分的信心。”

另一个年轻人补充道：“我参加了学联，通过学校的文化小组知道了党的纲领。我开始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为党作部分工作。这时政府对我提起诉讼，我被捕了，并被关了15天。反动派给我罗织了许多罪名，现在我是在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了文娱宣传队后，在这个排里已经六个月了。”

这个文娱宣传队到过东部地区，向群众举行文娱演出。同时她们也有军事任务。一位同志解释说：“文娱宣传队的队员们还要参加对反动派采取的军事行动。我们侦察出象警察和暗探一样的坏分子，无论何时党一向我们下命令，我们就要调查情况，判断我们在执行任务中会遇到的问题，如果没有敌人我们可以公开活动。有时队员们还到田间和人们一起劳动。有时我们还帮助村民解决村子里发生的问题，例如为争吵的人们讲和、给受冤屈的人们主持公道等等”

和每位游击队员依次谈过话后，一个地区党的书记给我讲了她是如何参加人民战争的，她说：

“我参加了学生运动，1994年结婚。我丈夫从一开始就参加了人民战争。1997年5月被打死，留下我和一个3岁的儿子。我结婚后，担任一个地区的妇女协会主席。去年5月我被捕了，关进监狱。当我丈夫被杀时，我发誓要沿着他的道路前进。我发誓要接过他手中的枪。现在政府一直在搜捕我，我被迫从事地下活动。”

在文艺演出时是她号召妇女尤其要参加人民战争。当我问起她为什么如此强烈的强调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时，她回答说：

“据说在这个社会里妇女要根据父亲、丈夫和儿子的意愿生活。社会就是这样对待妇女的。资本主义剥削妇女，在财产和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没有给她们以平等的权力。这个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根本原因在于和帝国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勾结起来的反动政府，很清楚，只要反动政府、反动制度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就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就不能消灭各种各样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只有通过暴力推翻这一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动了人民战争。到那时我们拥有新型人民政权，妇女才能得到平等的权利。”

文娱宣传队离开的时间就快到了，另一个地区党的书记，一个年青的小伙子，作了最后的发言：“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了解我们这场斗争的情况。我代表参加这场人民战争的党和人民，向您表达衷心的感谢！我们向美国革命共产党表达为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的愿望。我们希望全世界人民都能够知道我们这场斗争的情况。”

现在已是凌晨3点钟了，文娱宣传队还要在漆黑的夜里穿过村庄，爬两个小时的山路。她们离开前，队长告诉我她们要送我一件礼物。游击队员们站起来，拿起来复枪，挨着床在屋里那一小片地方排成一队。有人下了一道命令，她们文刻立正姿势、肩挎步枪，目视前方。队长走上前来，我也从床上跳下来，向前走了两步，他伸出手来，我看到他握着一把Khukhuri：尼泊尔农民用的确一种刀刃如剃刀般锋利的弯刀。现在被游击队员们用来反抗他们的敌人。他把刀递给我说：“我们愿把它送给你，这是我们人民战争的标志。”我很受感动，我接下了它，讲了几句美国被压迫人民和革命人民要和尼泊尔发动人民战争的群众团结起来这样的话。由于带着这种武器我们不能旅行，有人帮我拿下了，并答应说当我回到加德满都时再送还我。

队员们现在必须得离开了，他们都排成队向我和西娃告别。每一个游击队员都依次上前向我致以革命的红色敬礼——"lal salaam."，首先他们握紧拳头举起右手，然后然后伸出双拳放下，接着向我伸出双手紧紧地握手。象我到现在为止碰到的所有同志那样，她们两手把我双手紧紧握着，充满了自信、力量，十分庄重。当这些年轻的战士向我告别时，我突然想起在人民战争中他们年轻的生命每天都充满了危险。她们如此无畏、如此自信：她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因而必将取得胜利。

队员们迅速排队离开了房间，当他们走到外面静悄悄地离开村庄时我几乎不能听到她们的声音。突然，房间一下子空了，更暗了，只有我们床边一点微弱的烛光。我眨眨眼睛，凝视着几分钟前还是挤满绿军装的房间。我对自己说：是的，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刚才几个小时你是在和人民军队交谈。

现在是凌晨三点多了，我们一大早就要离开村庄，于是我们吹熄了最后一点飘动的烛光，躺下来尽量睡一会儿。

日记

3月21日 星期天

昨天《加德满都邮报》头版一篇文章冠以这样的大标题：“七名毛主义分子在冲突中被打死。”据那篇短讯报导，那一事件发生在Banepa。我一面读着下面的部分，一面想关于人民战争的许多新闻报导都不是那么可靠。“当毛主义分子敲破据守房屋的墙壁向警方投掷炸弹时，炸弹爆炸，毛主义分子全部被烧死。据报道是当警方命令毛主义分子投降后，他们扔出了炸弹。警方说，大火延续了两个小时。”

由于我是在尼泊尔，一星期至少几次能读到关于警方打死毛主义者的报道，同时也有警方或坏分子被毛主义者打死和打伤的报道。每次我读到这一条条新闻时，我都对这些事情发生在哪儿感兴趣。所以今天早晨我打开地图，看看Banepa在哪儿。实际上它正在我们从加德满都到东部地区经过的路上。白天我对这件事没有想到更多——虽然每次我读到这些英勇的同志被害的消息时，对他们的思念一整天都会在我的心头占据一个位置。当我走过报架时，我再次读了一遍那篇新闻报道，对这些烈士的悲痛之情重又袭上我的心头。

傍晚，和我们一起去东部地区的一个朋友来了，他后来又回到过那儿和那儿的人们谈起过 Banepa事件。他告诉我说在那场事件牺牲的人们是我们会见的文娱宣传队的同志。

这个消息给了我深重的一击，我惊呆了，我很快地闭上眼睛努力回忆起他们的面容。后来，半夜时分，我们一起坐在床上盘着腿，膝对膝。在烛光朦胧的房间里，他们巨大的影子映在墙上。我集中精神回忆起那些年轻的女游击队员们的面孔：——那位十五六岁的女战士：当她看到她们的家人、朋友遭到警察逮捕、毒打、强暴时离开了村庄，她们的父亲、叔叔、母亲被迫很早就转入地下，就在刚才她们还向我讲述她们的战斗故事。而现在他们中的七位同志：四位男性，三位女性，在拒绝向警察投降之后被打死。烈士们的发生的事情深深地伤害了我，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感情上。我回想起了一位农民妇女给我讲的话：“杀害我们的同志不能阻止人民战争......烈士们的鲜血是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燃料。”

3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我又得到关于Banepa事件的一些消息，在那场战斗中我们第一次会见的文娱宣传队中7名游击队员牺牲在那里。加德满都邮报报导说他们向警方投掷炸弹后被炸死。但这是谎言。朋友们告诉我说：他们被警察包围，拒绝投降，两方互相射击，接着警察就放火烧了房子。当同志们被迫从燃烧着的房子里跑出来时，警察残忍地杀害了他们。朋友们还告诉我说这些同志的遇害是由于一个参加官员竞选的UML成员的侦察和告密。很明显，这是UML背叛革命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直接帮助政府搜寻并杀害革命者。

下午，有人给我送来了在 Banepa牺牲的烈士们的照片。其中之一就是那个十五岁的女孩子，长着一张动人的小脸，那天夜里紧挨着我坐在床上，即使是在昏黄的烛光下，她的双眼也闪闪发亮。就是从这些年青人那儿，我第一次听到了尼泊尔的革命歌曲。他们教我第一次学会“革命敬礼”（"lal salaam."），他们是和我进行第一次面对面交谈的人民军队的战士。这些年轻的同志们生命如此短暂，却给了人们那么多东西。而现在，我深知他们将被人民群众记有心里，永远怀念。我一定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在尼泊尔的农村，早上5：30或6：00以后就很难睡得着。公鸡开始啼鸣，已经起床的人们劳作时的沙沙声打搅你的睡眠。在睡醒前的半朦胧壮态，我听到妇女在为新的一天开始生火，男人们做着到田间去的准备。有人给我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我坐在床沿上品着茶，心里想着就在三个小时以前，人民军队的战士们还紧挨着我坐在这儿，向我讲述她们的经历。 大约早上7点钟，几个妇女出现在门口，我们招呼她们进来。她们是那个村的，渴望和我交谈。 从她们很小的时候起，这些妇女就在田里干活，为牲畜运水、割草。她们每个人都心酸地讲起通常不充许女孩子上学。她们每个人都乐观地谈到人民战争给了她们新机会——不仅可以接受教育，还可以为革命做贡献。一位妇女说: “我们是文盲，由于我们的风俗传统，我们不能学习读书识字，因为据说女孩不应该接受教育。但现在我们开始了崭新的人民教育。以前我们只是在地里干活、给牲畜喂草料，或做些其它的家务劳动。我们逐渐明白的主要事实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切压迫都是由于反动政府的统治。我们得出了这个结论。我们在这儿做的事情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反动政府的剥削本质。今天我们这些被剥夺了读书识字权利的被压迫妇女也要努力奋斗推动人民战争的前进，这样我们就能很快推翻反动政府的统治。” 妇女们告诉我根据封建传统，大多数婚姻由父母亲安排，年轻人在谁将成为他们的丈夫或妻子上没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妇女们说，一般而言，传统习惯歧视妇女。而现在，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展，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一位看上去20出头的妇女向我讲解新思想是如何确立下来的： “由于有时理解不同，家庭中也发生斗争，如果父母亲通情达理，事情就很容易。但如果不是这样，妇女参加人民战争就很困难。而今天，在这个村子里，每个人都想要参加革命。只有两三家还没有参加。为了人民的利益，所有人都应该平等、团结起来，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成了革命的积极分子。丈夫现在也开始做起象做饭、洗衣、照顾孩子这些他们以前从来不做的工作来。” 我问妇女们她们是否同意我为她们拍些相片。一开始她们似乎很害羞，但接着她们就开心地笑了，说可以。 当我为她们拍照时，我不禁想起她们是多么漂亮啊：她们的面孔、她们走动的身姿。我在尼泊尔呆了很长时间，看到过其它许多贫穷妇女：开始是在城市，后来是我们在农村旅行时。我的相机拍过蹲在一堆堆蔬菜或小饰品后面的贩主；我给过带着小孩沿街乞讨的妇女施舍过卢比；在农村，我和背着重物的农民妇女一起穿过小径沿着山间小路攀登。我看到过太阳再一次升起时把火生着的妇女的疲倦面容。 毫无疑问，这座村庄的妇女也一样贫穷，同样有过甚至比我在游击区外看到的那些妇女还要困难和贫穷的经历。但这些妇女的脸上带着完全不同的表情。游击区之外的妇女眼睛疲劳无力地看着我，而这里，妇女们充满自信，骄傲地抬起头来；她们移动的身姿看上去也不那么沉重。她们看上去很快乐，但同时又十分严肃。总而言之，她们使人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她们的乐观主义和对崭新未来的憧憬从她们的言谈中流露了出来。对敌人的仇恨使她们眼中充满了怒火。她们对革命的信心使她们对将要如何行动充满自信和力量。这是我和党的领导人及人民军队的游击队员们谈话时感受到的同样的风采和气质。 妇女和儿童的集会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庄，被带到一座在茂密和森林和梯田之间被群山环抱的一间房子。我们走进去登上二楼，在那儿还能看到太阳最后的几缕光线。几位同志已经聚集在那里，一个年轻的人民战争的支持者开始对我讲述这座村庄的情况。他才18岁，和我在农村碰到的大多数人不同，能说很好的英语。他告诉我们他在努力学习要成为一名医生，这样他就能够为村庄的人民服务了。他对我讲的第一件事是在这个地区牺牲的一些烈士。 “Rawati Sapkot 25岁，1998年牺牲时已经结婚有一个儿子和女儿。他在人民军队里工作了一年半，在一场森林里突然发生的遭遇战中被一名警长杀害，四名游击战士遭到大约十二名警察的袭击，Rawati和另一位班里的战士遇难。 “Bhim Brsed Ssarma 20岁，遇害时才高中毕业，刚刚结婚。在另一场和警察进行的遭遇战中遭难。在那次战斗中11名游击队员受到100多名警察的进攻。除了Ssarma之外都逃脱了，Ssarma牺牲时，在人民军队里才3个月。 “Sabida Sapkot 21岁就成了一名烈士，她刚刚高中毕业。为了参加人民军队，她不得不反抗家人的意愿，自从她参加地下工作后就再也没见到家人的面，因为他们不支持她的行为。 “Binda Sharma，25岁，1998年被杀害，为参加人民军队也对家庭进行了反抗。她丈夫不支持——现在仍不支持——人民战争，实际上现在在做加德满都的警察侦探。6年多来，Sharma承受的就是这种事先安排好的婚姻。但忽然有一天，她在和当地党组织一起工作后，逃离了家庭，参加了人民军队。” 年轻人接着谈起了人民战争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他说： “这个村庄有60到70户人家，大约80%都支持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爆发前两星期，一个警察被杀了，接着警察们就逮捕了70人。整个村庄遭到了150多名特种警察的突然袭击。一名警察被打死，两天后， 我们现在谈话的这所房子遭到了袭击。警察朝天开了六枪，当地人民开始反抗。警察们用警棍攻击了许多人，房中有两人被逮捕。五天后他们又袭击了整个村子。在凌晨1点钟的时候，他们挨家挨户抓人，仅仅八九岁的孩子、上至70多岁的老人都被捕了。警察来这里抓人把他们带到警察局。男警察掠夺妇女。总共有60-70人被监禁，罪名都是他们杀了一个警察。实际上，当时那个警察只是“失踪”，只是在后来才发现他死了。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因为此事有15人现在还有监牢里，不做任何审判。 “所有这些都真正影响了这座村庄的人们，使他们非常支持反对警察的武装斗争。所以当人民战争开始时这里的人们积极响应，采取了很多行动——包括办墙报、传发党的报纸、举着火把游行。头一星期就有15至20人转入地下工作，有些人被警察抓去。现在这个村庄有大约15人仍在从事地下工作，包括我父亲。 “在三年人民战争中这个村庄不断地涌现出许多革命活动，事情已经有了发展。有反对坏分子的活动、举行了许多游行、办了许多墙报和壁画。党为烈士们举行追悼会，召开许多群众大会讲解人民战争的目的号召人民对革命的支持。人们入了党、参加了人民军队，警察也相应发动了多次袭击，逮捕了很多人。这座房子就被袭击了5次。” 越来越多的村民来到这个房间，屋子里挤满了蜷缩在一起的人们。其它人拥挤在门口，伸着脖子听我们谈话。他们对一位来自美国的革命者感到好奇，渴望谈谈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情况。一位刚刚到达的妇女说她想向我提一些问题。所以在接下来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成了被采访者，她问了一些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多大了，我有几个孩子等等。但她很快就谈到了她心里真正想了解的问题：“美国革命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向她讲了美国革命者的工作，和人民群众发动的各种各样的斗争。她对在美国发动武装斗争的前景如何很感兴趣。当我向她描述美国警察野蛮地对待和屠杀人民时，这位妇女立刻问道：“你们组织了反抗警察的活动吗？” 随着更多村民的到来，房间显得更小了。我们决定吃晚饭，然后在楼上更大的房间里继续聚集在一起开会。我们的晚餐很丰盛，有木豆、钝鱼和咖哩土豆。然后所有人都来到一个看上去象一间房子的谷物仓。我们坐在紧挨着一堆堆玉米的草席上。我扫视一眼聚集在一起的50个左右的人们，注意到她们大多都是妇女，带着她们的孩子（他们看上去都在12岁以下），还有几个老人。那个接连向我询问美国情况的妇女以下面的话开始了她的提问： “我们感谢你的到来，并向你表达我们的团结之情。我们面临着许多种压迫。今晚这次会议主要由妇女参加的原因是所有的男同志都转入了地下，今晚赶不回来。因为有警察我们不能在白天举行这次会议。在监禁期间，我们被强暴和毒打。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和为反抗压迫而战的党一起进行反击。我们妇女不得不在自己那一小片土地上工作，因为反动派的压迫，我们生活非常困难。 “他们杀害仅5岁的孩子和90岁的老人、他们强奸10岁的姑娘和70岁的老太婆。他们掠夺我们的财产。他们甚至抢走老人的财产。他们挨家搜捕把人们关进监狱。为正义而战反被警察盯上迫害的例子太多了！选举中，他们强迫我们出来投票，虽然我们不愿意。他们粗暴地侵犯了我们的人权。有人出来讲话，疾呼政府按照法律和宪法办事，结果遭到追捕直到被抓。妇女们也被近转入地下。有时候丈夫和妻子离开一两个月，警察就来审问、强奸他们的妻子。 “由于反动政府制造的这种可怕的形势，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也感情强烈地明白：拿起武器和他们战斗，成功地发动人民战争建立起新型人民政权的必要性。只有除掉反动政府，我们才能从这种非人的待遇和压迫下面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支持并参加人民战争的原因。我们支持人民战争的一个方法就是根据人们的能力，储藏粮食和货币，送给离开村庄、从事地下斗争的人们。 “即使他们杀害我们的人民，同时，人民军队也在战斗。我们对他们的能力不断提高更好地战斗充满希望。我们也真正相信：警察对我们同志的屠杀不能阻止人民战争。烈士们的鲜血是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燃料。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团结起来，我们的团结一定能够打败敌人。我们坚定的相信人民战争一定会胜利。代表妇女协会和农民协会我们向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里了解我们的生活表示欢迎和感谢。我们也为你的精神所鼓舞。” 其它一些村民也起来讲话，但大约一小时后，会议必须结束，因为人们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家，出于安全考虑，不能使用一点灯火。他们保证对这次会议严守秘密，不让敌人发觉。然后人们排队和我握手。令我尤其感动的是一些小姑娘——看上去九至十岁的样子，有意穿过成年人挤到我身边，不是向我致以更传统的尼泊尔"namaste"礼（象祈祷者一样双手抱拳），而是举起拳头向我致以革命敬礼（"lal salaam,"），然后她们用她们的小手紧紧地坚定地握着我的双手。

第三篇：袭击Bethan 闭塞的乡村 尼泊尔是一个偏远的国家。大多数农村只有靠一种形式的交通——步行才能进入。全国总共仅有8000英里的公路。其中还包括3000英里完全不适宜于任何交通工具的线路——尤其是因为尼泊尔地区崎岖不平的山地特点。没有水路交通，仅有短短30英里连接着东部Terai地区Janakpur和位于印度边境Jayanagar地区的铁路。在农村，当我问起人们到下一个村庄还有多长距离时，他们从来不用距离来回答我。他们总是回答需要几小时或几天——这意味着步行走到那儿需要多长时间。 在尼泊尔只有两条主要的高速公路。一条是Mahendra高速公路，东边从印度边境的Kakarbbhitta开始，西边到印度边境的Mahendranagr结束。另一条是Prithvi高速公路，连接着加德满都和位于这坐大城市西部的Pokhara。挤满了人的公共汽车在这些公路上不断的穿梭来往。公共汽车也是人们在这些数量有限、分支延伸到农村去的公路上来往的主要交通工具。 基础设施的极度缺乏又一次反映了尼泊尔地区的极度贫穷。对人民群众来说，缺少优良的交通工具不仅仅是“不方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安全(!)问题。这些公共汽车——几乎都是印度制造的——又旧又破。这样的交通工具加上不合格的公路、陡峭的地形、车上的过分拥挤，结果就是就是频繁而又可怕的公共汽车交通事故，造成许多死亡。我在加德满都邮报上已读过好几篇关于公共汽车相撞的新闻报导。 同时，农村地区偏远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缺少延伸到农村地区的公路给政府派遣大批武装部队镇压人民战争带来了困难。 我们在一辆东部地区公共汽车出发前半个小时上了车，大多数乘客已上了车——至少是那些希望有个坐位的。头顶的架子上（bin）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包裹，走道上也塞满了一袋袋的谷物和盛着象是煤油或者其它液体燃料或油类的大箱子。我幸运地得到一个坐位，否则我就得坐在一袋蜀稷或者一箱燃油上。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有人在往汽车上挤。汽车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绝大多数是男人，妇女很少。有些人服装整洁，看上去好象刚刚从城市作客归来，或者也许现在移居到城市，回家去看看。许多年轻人都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而有些人炫耀地穿着更传统的尼泊尔宽松裤子和上衣。一个非常穷的小男孩，他好象已经独立谋生了，穿着非常破烂的衣服。 当我们离开时，身子被挤得紧紧的。一位照料婴儿的妇女，手里还牵着另一个小孩坐在我旁边过道的一袋谷物上，努力使自己保持平衡。和车上的其它人一样，我们互相挤压着，她几乎就坐在我膝盖上。汽车非常准时地出发了，直到天色很晚我还能看见我们前进的道路：尘土飞扬、高低不平，弯弯曲曲地向一坐陡峭的山上延伸。总是很短一的直路极少，有许多发卡一样的转弯。汽车歪歪扭扭时停时进（in fits and starts）的爬上山坡，每隔大约15分钟，为了使汽车能够爬上一段段陡峭的道路，十多个乘客不得不下来到路上，减轻汽车的载重。三个年轻的向导在前面为汽车引路——有时他们和汽车并行敲敲汽车的侧壁，提示司机汽车有掉下山坡的危险。有时汽车完全停下来。就这样，按时间表三小时就可到达目的地的路程花了六个多小时。 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几位同志正在等候迎接我们，我们立刻朝另一个方向沿着一条石径向前走去。我们走在高高的山上，天上繁星密布，但还是很暗。在黑暗中走了大约45分钟后，我才能辨认出我们是一个村庄里，弯弯曲曲地穿过一个个院子，跨过一堆堆干草、绕过一些躺下休息的公牛，我们到达了我们将要住下的房子，主人立刻为我们准备了晚餐。吃完饭后，天已经很晚了，但同志们还想在睡觉前和我稍微谈一会儿。我们的到来使他们很激动，以致不能等到第二天早晨才开始谈话。 我们是在东部地区的一个地方，人民战争开始时这儿进行了一些非常进步的活动。党的工作在这儿也进行得非常有力。一位同志解释说，这人村庄位于一个拥有十五万人口正在发展成为根据地的地区边缘，他说，5到7个小时内他们就能发动一场5000千人的群众大会。在这样的场合，没有援兵，警察是不敢来到这儿的。当他们赶到时，大会就结束了，人民也已疏散。 我们在这座村庄住了几天，但出于安全考虑，白天我们只能关在屋子里。几个人过来和我谈话，我知道安排这样的访谈是十分困难的。许多人只能在夜里行动，就这样还得冒着生命危险。交流是困难的。许多不同因素都得考虑进去——整个地区的安全，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人家，前来交谈的人，我们能在不唤起我们注意的情况下在一块地区呆多长时间。我们甚至在去外面侧所的很短的时间里也得极其小心。这儿的人民战争发展迅猛，但这也意味着政府的镇压加紧了。我们住的房子已经被警察袭击了好多好多次。 和加德满都相比，90%的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尼泊尔人民的生活情况完全不同。这里的日常生活辛苦而又循规蹈矩。他们的一天开始得很早，早上5：30左右，妇女就得起床为家人烧茶。成年人到田间去干劲冲天活或做些其它家务事，直到上午10点左右，这时他们回来吃饭，在那个时候孩子们去上学。这以后人们整个下午都出去干活，直到太阳西沉落在地平线上时才回来。晚餐通常很晚，在8点钟左右，到9点钟时，每个人都准备睡觉了。 我们住的这所房子是一座三层楼的砖制结构房屋，地板很脏，简陋的木楼梯，关闭的百页窗窗户。在这5个房间里住着许多人，这个家里的母亲、父亲和他们的孩子——几个已长大的儿子和女儿。然后是儿子们的家人，每一家都有几个小孩。父亲的妹妹们也住在这所房子里，其中一个是寡妇，另一个离开了丈夫，因为他一直在打她。 我算了一下这所房子里住了16人，这意味着有两三人必须睡在同一张床上。而我夜里是有自己单独的一张床的。还有许多其它方面这家人都非常好客和大方。他们很穷，但他们愿意和别人分享他们的一切——不停地问我们想吃些什么，虽然他们家人自己吃饭都十分困难。 在房子的第一层做饭——房间的一角生着炉火，旁边铺着草席让人们坐下来吃饭。一般都是男人先吃，然后才是妇女和孩子。“家里的母亲”整个时间都坐在旁边招待人们吃饭。一楼的另一角是一群小鸡的“领土”。二楼和三楼是小小的卧室，大约10平方（英尺）大小，也许刚够放下相隔几步的两张床。一切都很简朴、贫穷。但很整洁。 我们住在一起的这户人家就这样过着他们每天例常的生活，但他们也常来看看我们需要什么——有时也听我们的谈论。每个人都是那么地渴望谈话和倾听，每个人都是那么积极地参与支持人民战争的事业，这令我吃惊。甚至小孩子也呆在谈话人们的旁边听。妇女们更害羞，但最终，每个人都过来做了自我介绍。 Tirtha Gautam 同志 人民战争爆发后，警察袭击、逮捕、残酷地迫害Kavre地区的人民。Tirtha Gautam是其中的一位同志，他的英勇事迹传遍了全国。 下午，这位著名烈士的弟弟来和我谈话。他告诉我Tirtha牺牲时年仅33岁。他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同志。他是东部地区党支部（party's Sub-Regional Bureaus）的一位成员，Kavre-Ramechhap地区组织委员会的书记和军事指挥官。他在人民战争准备发动前即没有参与该地区主要的的游击活动也与之没有联系。出身于下层中农家庭的Tirtha Gautam在1988年完全参加革命前是一位教师。到他牺牲时，他已是一位有着十多年党龄的革命共产党员了。在党内反动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日子里，他总是站在革命路线的一边。 Tirtha Gautam是在指挥一扬对Bethan警察哨所的进攻时牺牲的。Bethan坐落在非常落后的一个山区，在加德满都东部60英里左右。这是人民战争爆发以来对警察哨所首次成功的袭击。 1997年1月3日，在漆黑的夜里，特萨率领他们班的二十九名战士参加了战斗。这次英勇袭击的故事令人想起毛主席的名言：在一场人民战争中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装备着自制的枪支和炸弹，游击队包围了警察哨所并命令警察投降。警察们躲在房子里开始射击，一场持续几小时的激战开始了。特萨同志头部被击中很快就牺牲了。这激起了他们班战士更奋勇的进攻，他们最终成功制服了敌人。两名警察被打死，另外两名警察受重伤，游击队夺取了4支来复枪和几百发子弹。 除了Tirtha Gautam，班里还有两位战士：Dilmaya Yonjan,同志，一位年轻的妇女和Fateh Bahadur Slami献出了她们的生命。班里的战士抬高喊着：“马列毛主义万岁”和“人民战争万岁”的口号，抬着倒下同志们的尸体回到了安全的地方。警察发动了凶恶的反攻——侦察机在远处深山老林的上空盘旋，警察们在那一地区实行野蛮的“梳蓖”行动以搜查游击队，但毫无用处。 在党对第一年武装斗争的总结中，袭击Bethan被称为英勇的军事功绩和敢于牺牲的最好例子。这是党的人民战争的第二个计划中单独一次对反动政府的最沉重的打击。三名英勇的游击队战士的牺牲对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这场成功的袭击激励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反动政府胆颤心寒。这也标志着人民战争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正因为此，党认识到了在人民战争第一阶段的这次行动的历史意义。 那天晚上Tirtha Gautam的遗孀，30岁的Beli Gautam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10岁的Delip和8岁的Tanka来看我。当他们坐下被引见后，我代表美国被压制人民和革命同志向Beli和她的家人致以悼意。我对她说，象他丈夫那样勇敢的同志代表了最优秀的人民，是未来的希望。 Beli Gautam说话很困难，她告诉我她嗓子有病。但我能看出她也十分害羞和安静。当我问她对革命有什么想法时，她说：“人民战争和党的工作很好，它们正在向前发展。”接着10岁的Delip，带着超出他幼小年龄的自信和信念，他挺直地坐着，正视着我们，有力地大声说：“母亲告诉我们要沿着父亲的道路前进，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也一定要参加战斗。”Beli告诉我，她还有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12岁，年幼的还太小不懂事，大点的那个已经要求参加人民战争的战斗了。 警察已经多次袭击她们家了，有时是在半夜，声称他们是来搜寻枪支弹药的。有一次，就在Tirtha牺牲后，警察来了，问那家人说：“现在我们已经打死了Tirtha，你们想怎么办？”他们也许希望人们感到害怕会说以后不再支持人民战争了。然而年幼的Tanka说：“你们杀害了我父亲，我也要杀死你们！”警察很快地以反动的、嘲弄的口吻问道：“嗯，你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他们把步枪递给他说：“你知道怎么使用这个吗？”，令他们吃惊的是，Tanka接过枪，上上了子弹，向警察显示实际上他确实知道怎么使用了。 Delip告诉我，还有一次，警察来到她家，把所有东西都搜个底掉天，这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吉它，他们问：“谁在玩这个？”就把它毁坏了。他还给我讲到一次警察威胁要逮捕他爷爷，奶奶上前一步反抗地说：“如果你们有胆量，为什么不现在就开枪把他打死？”这时警长一棍打在奶奶的嘴上叫她闭嘴。 这家人离开前，Tanka给我们唱了两支歌，第一支是他自己写的。他年轻的嗓音优美又充满真情。歌声中带着一点忧郁而无无畏的调子。它讲了他父亲是怎样在袭击Bethan警察哨所的战斗中遇害，是怎样留下了未完成的使命，Tanka发誓要把警察哨所烧成的灰烬带给党。第二首歌的音调取自一支尼泊尔儿歌，Tanka加了上自己的歌词。他唱到了警察、人民面临的压迫，并宣布人民对所有这一切的回答是：“把Gautam的枪交给我！”指的是他已牺牲的父亲。 当Tanka唱完后，Delip说当警察向那班战士发起进攻时，他爸爸是那么勇敢。现在人们一看到火光，就记起了对Bethan警察哨所的英勇袭击；当他们听到象雷声一样的响声，他们就想起了Bethan游击战士的枪声。所以每天当人们看到这一类标志时就想起了那次事件，想起了他如此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生命的爸爸。 当他们走到门口时，两个小男孩转过身来把小手高高地举在空中，向我致以革命敬礼。

第十部分：枪、鼓和琴 作者：李 奥内斯托（By Li Onesto） 革命工人报 1024期 1999年10月3日 今天早晨，我在有节奏的金属敲击声中醒来。我走到外面，发现一个班的同志们围成一个圆圈蹲着，制做手榴弹。一个人在切小木片，并在上面雕刻花纹。有人正在刻、钻，把一块很重的金属敲碎用作榴散弹的小片。另一位同志把这些小碎片收集在一起，并不断地调试发动装置。 在这儿——尼泊尔西部地区，我们和人民军队一起行进，一起生活，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同志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不停地在行动，长时间地行进，大多是在夜间。每当我们到达一个村庄，村民们总要给我们提供食宿。班里的战士们虽然依靠人民群众，但也要自力更生。他们和人民群众关系很好，从不像待仆人那样对待村民。有时我们在夜里到达一个地方，走了一天，已是非常疲劳了。但班里的战士还是迅速地投入工作，收集柴禾，准备做饭。他们总是号召人民参加关于人民战争的对象和目标等政治问题的讨论。 象我们采访过的许多村庄一样，我们到来时这儿的村民们非常高兴。他们中许多人都有儿女在人民军队——他们对待班里的战士象对待他们自己的亲儿女一样。群众把这些同志看作是他们免遭警察迫害的保护者。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他们看做是解决各种问题的革命带路人——给他们政治教育，动员他们与压迫者作战。 人民军队还激励人们学习革命文化。一个文化小组今天早上到达的时候，我还在睡觉。他们立刻开始排练，鼓声、琴声和年轻的嗓音整下午都在村子里飘荡。我一直在急切地等待着安排于今天晚上8钟的文艺演出。所以当我和党的领导同志们的会谈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时，我感到十分失望。我们还没有吃晚餐。然后我们走到楼下，那儿木豆菜和咖里土豆在等待着我们的饥饥碌肠。接着，我吃惊地得知文娱演出才刚刚开始！它延期举行以等待“重要客人”的到达。

我们走出去，来到一片很大的空地上，我看到约有500人坐在地上等待着文娱演出的开始。舞台前面是稻草搭建的屏障，两盈煤油灯摇曳的灯光照亮了“舞台”。天空中布满了星星，但是我们周围的夜色还是墨一般地黑。虽然白日的暖意还在空气中迟迟不退，一阵阵凉爽的微风已开始对周围的温度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我知道我们被包围在梯田、树木和高耸的群山之中。但在这一刻，我们感到自己好象在乘坐着革命庆典的解放之舟在夜色中飘游。 文娱小组由10名成员组成——四位女同志和六位男同志，他们都非常年轻。一位看上去14岁左右，其它看去将近20岁或20出头的样子。他们举行了很了不起的演出，表演了音乐、舞蹈、小品等节目，伴奏着传统的尼泊尔小鼓、吉它和手提琴。不同韵律和情感的歌曲讲述了革命烈士们和游击队战斗的故事。把传统动作和音乐与新的舞姿接合起来的舞蹈讲述了革命英雄的故事。小品让观众们笑的同时也流了眼泪。 一个非常幽默的小品讲的是即将到来的选举，那位伴演尼泊尔议会候选人的演员大吼大叫，在舞台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对一些农民大吹大擂，做着虚假的承诺。但接下来的小品就把观众带到了非常严酷的现实之中。小品讲的是一个人民军队的游击队员和他父母亲分别的故事。父母亲非常伤心，因为他们的儿子将要离开他们参加人民战争的战斗。他们害怕他会战死沙场。但儿子告诉他们说他必须参加为人民而进行的斗争，请他们不要难过。我开始听到身后传来的轻轻的抽泣声，小品接近尾声时，我环顾四周，看到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对他们来说，这个故事是多么地真切呀！ 演出使大家愉悦，它的由抒情诗、舞蹈和相声表现的主题也有极强的感染力。观众真正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也真切地看到这些文娱演出是如此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给他们增加了集体主义的力量。 在演出中间，节目主持人宣布了捐款者的名单（5至10卢比）。每次宣布之后，群众中就会发了鼓掌欢呼声。这些同志都是非常贫苦的农民，捐款也很少（不到十美分）。但这也是人民群众支持人民战争的另一种方式。这笔钱的一部分还用于资助革命烈士们的家属。 在演出的结束，文娱宣传队表演了一场“歌剧”——剧中唱道人民军队的一个班遇到警察，一场战斗爆发了，一名同志牺牲了。这首歌非常动听和感人，充满了悲哀，但也重申了坚定的信心。那位倒下去的同志的“尸体”被绣着镰刀斧头的戏布包着抬下了去。我再次听到人群中传来了轻轻的哭声。 演出直到凌晨3点钟才结束，但所有的同志都坚持到了最后。 消灭封建文化发展革命文化是人民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军队象这样的文娱小组遍布尼泊尔。 文娱小组是党在发动武装斗争之前进行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现在仍是党宣传普及它的路线纲领的重要方式。在武装斗争的热潮中新的革命文化发展了——这些文化教育、动员并吸收人民群众参加斗争。 文娱小组来到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进行文娱演出。他们还到田间和农民一起干活，参加人民政权各个委员会的工作，解决纠纷、针对警察和其它反动分子采取武装行动。他们不断地创作出新的歌曲、舞蹈和小品来。 我注意到他们都带着一个小笔记本把各种各样的歌曲和诗词都记录下来。他们还不断地掏出小本子一起相互交流。当我在全国各地旅行的时候我注意到不同地区这些歌曲和舞蹈之间的差别。但我也看出了它们的共同的主题。一些歌曲从一个笔记本传到另一个笔记本，成为流行的曲子。

艰险的艺术

在我们的下一个住所，Man Kumari Bista前来和我谈话。她丈夫Masta Bahadur Bista 1996年被警察杀害，年仅23岁。她告诉我，“人民战争发动后，他就转入地下。他在一个隐蔽的住所藏身。警察包围了那所房子。在他睡着的时候，他们闯了进去，把他打死在床上。他是一个地区文娱小组的很有名的主席。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和歌手，写了许多革命歌曲。” 我回想起了我在尼泊尔第一次和人民军队的同志们相会时的情景。一支来自东部地区的文娱宣传队——由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组成，他们大多仅仅或者刚超过十多岁的年龄——他们在午夜和我进行会谈。他们向我讲述他们为何要参加人民军队和打败敌人的决心。他们给我的笔记本增添了新奇的故事。十天后，他们中的七位就遇难了。警察包围了她们的住所，放火烧了房子，在她们被迫向外跑的时候血腥地枪杀了她们。 还有许多文娱小组的成员遭到警察的屠杀。政府也给许多进步的革命艺术家制造麻烦、逮捕有时杀害他们。在一个城市，警察到一个文娱小组那里逮捕了15人。其中13人被诬陷为攻击警察，后被迫释放。其它两人释放后又重遭逮捕，接着就被带到另一地区，被诬以其它的罪名。 在加德满都，我采访了Bhaktu Bahadur Shrestha，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发展革命文化的工作。他是尼泊尔人民运动联合委员会（National People's Movement Coordination Committee (NPMCC)）的主席。该委员会的成立“为民主、民族和民生的事业（ the cause of democracy, nationality and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而战，反对政府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为人民群众的各个方面的事业而战斗。”他谈到政府对艺术的审查制度。他说：“进步的革命的尼泊尔文化蓬勃发展，并与官僚的文化相对立。政府拼命要粉碎它，他们已杀害了民主的舞蹈家、歌手和艺术家，其中有的人是非常有名的。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普遍的逮捕和袭扰，包括警察对演出活动的袭击。警察和政府得知某某是进步的艺术家，便逮捕并杀害他们。他们就是那些批评并揭露政府的艺术家。一些艺术家宣布他们支持全世界的革命、支持尼泊尔人民战争，他们非常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一位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告诉我说，他已遭到100多次的逮捕。当我采访Rishi Raj Baral时，我更加清淅地看到了政府镇压革命艺术家的情景。

Baral博士是位革命知识分子。是Tribhuvan 大学一位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批评家和新闻记者。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是他阅读并翻译了许多《革命工人》上的文章，尤其是关于Mumia Abu-Jamal的文章。他非常紧密地追随着《革命工人》领域内美国的进步革命文化。他告诉我： “自从人民战争发动后，约有24名文娱积极分子遭到反动派的杀害——包括歌唱家、舞蹈家和作家。尼泊尔掀起了一股革命艺术的浪潮。尼泊尔的革命文化始于1950年，现在由全尼泊尔文化论坛领导——它公开支持人民战争并得到人民战争的支持。这个组织由两个部分组成——写作/文学部和舞蹈/戏剧部。写作/文学部出版了一份文学杂志KALAM（《笔》），我是这份杂志的主编。 “文化积极分子主要来自遥远的地区，作家主要来自城市。大多数革命作家都受到了政府的恐怖威胁。我被捕过3次，去年11月份，今年1月份和上星期。他们闯入我家，没收了我所有的革命书籍和作品，待我就象一个罪犯。他们在夜间来到这里，对我家进行了四个小时的搜索。袭扰我的警察由警察代理检查官指挥。与此同时，其它作家也遭到了逮捕，包括 Sakti Lamsal，他在革命报纸《Janadesh》的编辑部被捕。现在有将近十多名作家仍在狱中。许多文化积极分子被迫转入地下。他们受到反恐法律的指控。我们象罪犯一样，而不是作为作家和新闻记者被捕，受到非人的待遇。许多人都反对这种国家暴政，即使他们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围绕着与镇压革命进步艺术家暴行进行的斗争，我们做了许多团结工作。 “革命作品和文化活动受到了广泛欢迎。我们发行了六盒革命歌曲的磁带，不仅包括加德满都地区的，还包括其它各个地区的。我们的文化阵线以毛泽东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我们的文化积极分子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与敌人战斗。在全国范围内许多革命批评家、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都被政府盯上了，并受到它的恐怖威胁。我们的革命文化还包括丰富的舞蹈和诗歌，这些舞蹈和诗歌在人民群众中间广为流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1950年起就被介绍到尼泊尔革命文化阵线来。许多革命作家受到这篇文章的鼓舞，甚至有些资产阶级作家也受到了这篇文章的影响，这是我们的基本课程。高尔基、哈佛 福斯特（ Howard Fast）、鲁迅、 Premchand（来自印度）的作品也在尼泊尔革命者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六十年代，尼泊尔艺术家还受到在印度毛主义 Naxalbari运动中献身的作家们的影响。” ***** 在人民战争的心脏地区，我亲眼目睹了新的革命文化正获得发展，并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传播。我能看到人民战争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如此地提高、鼓舞和增强了武装斗争的力量。我想起了采访结束时 Baral博士给我讲的最后一句话：“人民战争给我们提供了活力，我们也给它提供了活力。人民战争给革命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现实，它为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对象、新的材料、新的主题，如根据地、枪支、武装斗争等。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曾谈论过枪、游击队、战争，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现实。”

第十一部分:战争中的老师们 作者：李 奥内斯托 革命工人 1027期，1999年10月24日 Binita带着她的儿子，1岁的Nand,准备回到村子里的家中。她给这个难哄的孩子喂了一些饼干，使他安静了下来，然后他就高高兴兴地让抱着，放在Binita胸前的摇篮里（用一块布系着）。现在他已习惯于长时间的旅行。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开始了了解了Binita，尽管她还不会说英语——而我还不会说尼泊尔语。她丈夫被敌人杀害还不到一年，象所有积极参加人民战争的妇女一样，把孩子随身带着。她负责党在这一地区妇女群众中的工作，并参加我们的会见。 我和随行人员——人民军队的一个班，翻译Pravat，还有一些其它同志今天向另一个村庄进发。我们告别了许多同志。和我们一起旅行的一支人民军队的文化队要离开我们向另一个方向前进。几位我近几天认识的同志要返回他们的村庄。当我们在外面聚集的时候，Binita 走到我跟前和大家一起向我告别，她说的话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引起了其它许多同志的共鸣。“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有幸再次相会。”她说，“即使我们不能相会，我们也总能可通过我们共同的思想而互相连在一起。”　 今天的旅程轻松多了——我们只需走大约6小时，主要是在白天。到达住所后，我们开心地吃了dal baht、咖哩土豆和牛肉。那个地区的一个教师走过来和我聊了起来。我已经在农村遇到过许多教师，他们后来在革命中成为了战士和领导者。常常看到乡村教师不仅仅是通过读和写来结束对他们学生的教育。 这位教师和蔼的面孔和他那强健的身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声音柔和，但他的形象充满了整个房间，即使当他沉默不语的时候。就象许多遭受过反动派折磨的同志们一样，当他谈起警察的残忍时，极为严肃，脸上一丝笑意都没有。 他告诉我1991年政府采用议会之后不久，他就开始和村子里党的同志们一起工作。接着，1996年，人民战争发动一年之后，警察来到他家逮捕了他，把他拉到两小时距离外的一个警所。警察一直在打他，并威胁要当场杀死他。他被投入监狱，警察折磨了他整整一个星期，企图从他身上捞到有关党和党的工作的情报。他说：“我从不告诉他们任何东西，即使我想到他们也许会杀我。一星期后，他们继续盘问我。但我仍然拒绝告诉他们任何消息。我告诉他们我只是村里的一位革命同情者，其它就什么都不告诉他们了。警察指控我破坏了和平与安全的法律，交出了10,000卢比高昂的保释金后最终被释放。”（10000卢比约合180美元，对尼泊尔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费用——这儿的人均年收入（per capita yearly income）是210美元。 这位勇敢的教师讲完他的故事后，我告诉他美国的人民群众是如何在美国的监牢里遭受到许多的折磨。我对他说他的故事会鼓舞其它人，因为他表明革命信念给了他与警察抗争的力量，即使是面对死亡也不会给他们提供任何情报。 “我在人民战争所做的事情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说。“我原来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是有钱的，但自从遇到了你，看到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了解我们的斗争，自从我听到了美国人民的斗争故事——这增强了我奋起抵抗敌人的革命决心。你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在我们的人民战争中许多人献身了，和他们相比，我所做的事情太微不足道了。现在我不再从事地下活动，而是公开地从事法律工作。但党的工作包括法律工作和地下工作，将来，如果必须的话，我还会转入地下。现在警察正在注意着我，寻找逮捕我的机会，再来折磨我。我发誓，如果这种事情再发生，我决不会向敌人泄露党支部的任何秘密。” Sanjeevan的故事 　 第二天早上4：45当我出发向着罗尔泊和鲁孔的边界线前进的时候，天还很黑。我们在到达住所前要经历14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要翻越许多大山。人民军队的一支小队在我们的前后伴护着我们。 在一个地方我们碰到了一条大河，党正在修复河上的桥梁。这坐桥是政府建的，但自从它踏陷后，就再也没人管过。因此现在，象对待罗尔泊地区的许多其它事情一样，人民政权委员会正在发动群众解决这一问题。一队工人正在重建这座桥梁。重建中的桥上铺着几片相距很远的木板，但并未固定。要走过去你得抓紧两侧的栏杆，从一块疏松的木板跳到另一块疏松的木板——不过是河水和岩石上面的一片片木条罢了。当我们走近河边时，我鼓起了勇气，面对着新的挑战，我有点激动。但那时同志们认为度过那坐桥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加上那个地方的安全形势：这里靠近一条时常有警察巡逻的大道，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迅速地通过这片地区。我们不能由于我缺乏经验而冒险。 一位同志招呼我跟着他走。其它所有人也都迅速地向着木桥走去，我们沿着河向上游走了一段，拐了一个弯。这儿的河水不深，冲击着嶙峋的岩石。这位同志脱下鞋，卷起裤子。以为我们是要一起趟过去呢，我也就照他的样子做，把鞋带系在一起，挂在脖子上。我们朝着河水走去，当我的脚踩到凸凹不平的岩石时，不由有点退宿。当我们走到河边，那位同志弯下腰，要我爬到他的背上。他不是一个大个子，但强壮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背着我稳步地，弯弯曲曲地穿过激流，走到河对岸。 当我们到达河对岸，我们爬了一小段山路和其它的同志们会合，他们早已迅速地穿过了小桥。当我们到达山顶时，我们看到他们坐在树阴下——看上去他们整个早上都舒服地坐在那儿等着我们。当我们走上前去的时候，我已经有点喘不过气来了，这时有人给我递来一杯水，我自我解嘲地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小伙子的鬼主意了。我本来也可以度过那坐桥的......这不过是你们想得到额外休息的小花招而已”。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那天晚些时候，在我们休息的一个间歇，我请Sanjeevan给我讲讲他怎样成为一位“党的负责同志”的经历。Sanjeevan，29岁，当我们到达罗尔泊时就和我们一起旅行，是对我非常友好的一位同志，帮助我翻山越岭，总是非常关心我的健康和生活。他眼里闪出愉快的光芒，开心的笑着，迷人的笑容和激动融合在一起。我帮我做过翻译，由于他是我在罗尔泊遇到的能做这项工作的几位同志之一，我很想知道他是如何和为何学习英语的。 Sanjeevan很久以前就是一位党员了——大约在1991年左右。但他参加人民战争的过程却充满了曲折。 Sanjeevan第一次入党的时候是村里的一位教师。他告诉我，“虽然我的革命精神与革命热情都非常强烈，但开始的时候，我对怎样进行革命的正确路线却认识不清楚。”由于他是教师，他和其它受过较好教育的干部分配在同一个小组里，Sanjeevan告诉我，他们对党的工作有着更‘聪明’的认识。他说，“我问他们我们能否经常见面以讨论党的路线和各种文件。但当这些同志谈论起革命时，他们实际上做的是另一些事情。有时我甚至读不到党的文件！” 当地其它教师与尼泊尔统治者议会党派和反动的联合马列（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义]）关系亲密。他们不喜欢Sanjeevan的毛主义政治观点，安排他到另一个非常遥远的村庄里工作。但结果是，这次安排变成了好事情，它成了Sanjeevan生活的转折点。在这个新的村庄里，他受到了代表正确路线的同志们的领导。因此，他最终能够讨论，奋力学习，更加清楚地明白党的路线——尤其是准备并实际实行人民战争意味着什么。 在此之后， Sanjeevan来到城里学习英语文学。当我问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时，他说：“因为我想阅读所有英文版的马列毛著作，而不是翻译成尼泊尔文的。”在城里，他寻找其它愿意讨论诸如贫穷、剥削、政府腐败等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但和他谈过话的所有人都对革命的政治不感兴趣，如果感兴趣，也只是说说，而不愿行动。然后1996年2月，人民战争爆发了，这使 Sanjeevan陷入思想危机。他告诉我： “我过去常坐在书斋里整天读呀，研究呀，夜里躺在床上，我就翻来覆去地想，其它同志正在农村地区发动人民战争，而我却坐在书斋里学习英语文学。最后在梦里还梦见自己和人民军队一起同反动派战斗。然后醒过来，还是在城里的租住房里。我会几个小时地想来想去，思想混乱，脑子里充满了激烈斗争，该怎么办呢？ “最后我下了决心。人民战争发动6个月后，我丢下了所有的书籍，谁也没告诉一声就离开了学校。我回到家乡告诉家人说我要参加农村的人民战争，父母亲都反对我这样做。他们告诉我我应该是一个人民战争同情者，而不是参与者。我妻子也反对我这样做。但最终， 我拒绝了他们所有人的建议，成了罗尔泊地区的一位人民战争参与者。”

勇敢的教师们

又行走了几天，我们接近了罗尔泊和鲁孔的边境。夜深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住所，清早，我会见了一屋子从周围地区赶来的革命教师们。 人民战争发动后，这一地区的一些教师迅速转入了地下，而其它教师继续进行着公开的、合法的斗争。现在公开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政府在追捕所有涉嫌同情革命者。尽管形势如此困难，这一地区的许多教师还是热情支持着人民战争。一位教师以人民战争发动后不久发生的一件故事开始了他的讲话。 “反动警察杀害了这一地区的负责同志。那时候，告密者把谁是革命者以及他们在党内担任的职务这些情报提供给警察。我们党对这些间谍实行了报复，杀掉了他们。这之后，警察又来村里，逮捕了100人左右，也包括我。这个房子里其它教师也遭到围捕。” 警察穿过村庄，抢了很多东西，诸如刀子、烹具、镰刀、乐器之类。我们都拒绝给警察提供任何情况，因此，我们被带到警所，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遭到野蛮的殴打和折磨，他们把我们带到外面，我们仍拒绝回答。他们就在我们脑袋旁边放枪，并问我们，‘你们还想对家人说些什么？不到一分钟你们就都要死去了。’ 房间里另一位也遭逮捕的教师继续讲道：“我被带到地区指挥部，关在一个房间里，遭到精神上的折磨。他们从枪里拿出子弹，对我进行威胁。警察不断来到房间里，对我讲，‘我会先用枪打你的脚，一点一点沿着你的身体向上，直到你的胸脯。’他们要求我发表虚假的声明。30天后，我们被到地区法院，关在了监狱里。有些人支付了高昴的保释金就被释放了。有些被指控抢劫，并杀死侦探。在这同一个案件里，很多人都受到了指控。” 政府对人民战争的镇压行动完全改变这些教师们从事政治工作的方法。一位教师说，“现在我们这些革命教师在地下从事政治工作。我们秘密地和处于地下的全尼泊尔教师协会取得联系，我们又是公开的、合法的尼泊尔国家教师组织的成员，全尼泊尔教师协会的所有成员都与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从事秘密工作很困难，因为警察知道我们的过去，但我们还是继续帮助党做工作。一方面，我们在教师组织中积极活动，另一方面我们是党员和地方委员会成员。我们在其它教师中为党募捐，还通过其它方式做帮助党的工作。我们总是注意观察着村子里的动静，这样就能够为党提供日常的情况。这一地区还有不同的警察杀害学生和老师的事件。所以在警察发现我们的身份之前，尽量做着合法的工作，但后来就传入了地下，成了专业的革命工作者。” 　 从农民教师到地下工作者 我的翻译Pravat过去也是村子里的一名教师。他告诉我那时他教高中，上课前后种地：从早晨到上午10点，从下午3点到太阳落山。他有一小片土地，一座两层的房子，几只水牛、山羊和小鸡。他并不富裕，但他的土地和家畜为家人提供了吃的和穿的。人民战争爆发后不久，他放弃了所有的这些。 Pravat个子不高，瘦瘦的，40出头，从事地下工作已经两年半了。一天夜里，天空中挂着一轮圆月，我们坐在一起，他给我讲了他是怎样从一位普通农民和学校教师成为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和人民战争的参加者。他对我讲的第一件事是他为妻子感到自豪。她也是一名党员，从人民战争发动的第一天（她参加了那天的军事行动）起就转入了地下。她现在是革命妇女组织的一位领导人。 自从妻子转入地下后， Pravat继续在家独自一人照料着年轻的儿子和女儿。但6个月后警察来到并逮捕了他。他们把他双手绑了起来，拉到了很远的一个警所。他们威胁他，盘问他，力图把他和那一地区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联系起来。当时正值雨季，夜里，他们把他绑住，一个人留在了那里，站在倾盆大雨之中，只穿着短裤、衬衫和凉鞋。后来 Pravat被释放了。但警察还是对他提出了几条指控，包括“扰乱众公秩序”和“叛逆”，所以他被迫转入地下。后来，他们对他提出了更多的指控，包括捏造的谋害罪名（他对此一无所知）。现在他再去他和家人以前居住过的地区或邻近地区都是非常危险的。 Pravat在村里的房子现在空着无人居住。他离开后，警察来找他，当他们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时，他们破坏了所有的东西：打粹了食橱、床铺和其它家俱。两个孩子现在住在另一地区的亲戚家里，每三四个月来看望他们的父母亲一次——一天，或仅几个小时。孩子们得十分小心，他们不能谈起父母，他们把和他们生活一起的亲戚叫做“妈妈”“爸爸”，而把真正的父母叫做“阿姨”“叔叔”。 Pravat说他的孩子知道父母亲在为人民战争而战斗，他的儿子已说过他想学习打枪，这样他就能够与反动派作战了。 Pravat和他的妻子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在不同的地区工作，所以他们不能常见面，有时只能短暂地见次面，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深厚。 我为 Pravat向我讲述他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时所表现出来的自制和平淡感到吃惊。但即使我们开玩笑的时候也有一种严肃的性质： Pravat的另一面总是很紧张，对生活周围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革命事业毫无保留。当 Pravat讲完他的故事时，我们在月光下已站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我抬头昂望天空，我突然感到了Pravat沉静的勇敢之中的深沉。那儿，伴着群星，我看到了许多许多我在尼泊尔遇到的和 Pravat一样的同志们的面孔

第十四部分：女战士 作者：李　奥内斯托（By Li Onesto） 革命工人报 1032期，1999年11月28日（Revolutionary Worker #1032, November 28, 1999） 我们穿过Rukum后，我和冉乔娜悲伤地告别。当我们在Rolpa地区旅行时，我总是陪在我的身旁。在漆黑的夜里，是她伸出双手把我拉上了最陡峭的山崖，当我步履蹒跚地穿过溪谷时，是她伸出双手把我扶稳。 象人民军队的大多数游击队员一样，冉乔娜是个年轻的姑娘，来自农民家庭。她健壮，对革命事业衷心耿耿。在漫长的日日夜夜，她和班里的男同志一样步伐稳健、迅速地翻山越岭。除了步枪，她还背着其它沉重的东西。 一天，我问冉乔娜是否愿意和我讲讲她的故事。开始，她犹豫了——对我想要采访她感到吃惊。接着她就说：“可以的。但要等一会儿，吃过饭吧。我得先想想我要说些什么。”结果是等了两天，当我们到达边境线要说再见时，才有坐下来谈话的机会。冉乔娜见过我对重要的党领导人和军队指挥官的采访，现在她将成为所讲的话都会被我记在笔记本上的人，既十分热情又充满激动。我要她讲一些家人的事情和她做为一名妇女在农村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她答道： “我们家有11口人，妈妈、爸爸，三个哥哥，两个妹妹，嫂子和三个外甥。我是最大的女孩，18岁了。我来自Rolpa的农民家庭。父母让我的三个哥哥都上学了，就是不让我上学。他们说，女孩学习是没有用的，因为她要嫁出去，到另一家去生活。当时，这令我非常伤心。当村里开办了一个六个月的成人教育班时，我到那去学习读书写字。当我做这事的时候，父亲总是不要我去，反而命令我到树林里去割草、捡柴。” 冉乔娜接下去讲述了她是如何参加人民军队的： “人民战争发动前，我对政治和政党一窍不通。人民战争爆发后，我的一个亲戚建议我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化小组，还要我参加他们的演习。这事我一点也没告诉父母亲——我只告诉了我大哥。他回答说：‘如果你想死的话，就去吧......你能扛枪吗？’我回答说：‘你们不给我学习的机会，现在我急着想解决国家和人民的许多问题。我要为争取解放而战斗。如果你不允许我去，我会反抗的。’ “当地党组织的一位同志来找我家人谈话，来了好几次，讨论革命政治和人民战争。一年前，争论了许多次后，父母亲终于愉快地同意我入党了。我开始在妇女组织里工作，参加了女民兵。八个月后，我又升到了这个班。我对人民战争的前景充满乐观。 “现在我家所有人都很清楚人民战争的政治路线。他们都参加了群众组织，我十五岁的小妹妹也上了学。她已经六年级毕业了，在教别人读书。当我在成人教育班时，我从没有时间学习，而在人民军队里我有时间读书写字，其它的同志给我以帮助。现在我能读报和写信了。 “以前我急于在党内工作。但进入这个班后，我参加了一次遭遇战，现在更忠诚于党了。我们14位同志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转移时，遭到了警察的伏击，一位同志牺牲了，我发誓要报仇。只要还有一滴血，我就要和敌人战斗到底。现在我很愉快，我们就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了。 “在人民战争的第三年，我参加了对Rolpa市Jugar警察所的一次行动。我们的目标是杀掉岗哨，震慑警察。当我们向警察开枪射击时，他们跑到森林里逃命去了。另一件事是我们班的四位同志在村里工作时发生的。当时村里有29警察，他们看到我们后逃跑了” 　 封建主义和不平等 冉乔娜所讲述的她被拒绝接受教育的情况是尼泊尔妇女所受遭遇的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在封建主义下，女孩在儿提时代是“有用”、“有价值”的，那时她可以帮助家人做点家务。但根据封建思想，为女孩“投资”让她接受教育是不值得的，因为她最终要嫁人，最终要离去和别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为别的家庭干活。 尼泊尔农村有一句谚语：“养女儿就像给邻家的树浇水，你花费精力和金钱把树养大，果实却被别人摘。”我确实见到过许多允许上学的妇女，至少上到高中。但我在城市里的大学进行采访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男性。 一天下午，我看到冉乔娜在学习，做阅读和写字的练习，她全神贯注，双眼盯在页角卷起的书页上。我想到尼泊尔游击区是怎样地创造了这一独特景象呀！年轻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累弯了腰，她们离开家乡，拿起武器，学习读书写字，研究起她们为之战斗的革命政治和理论问题。这种景象叫人看了热泪直流。更重要的是，这令你对人民战争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的能力充满信心。 我见过许多和冉乔娜一样的妇女——她们对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的现象感到愤怒，在愤怒中长大，想方设法寻找机会参加人民军队。实际上，我发现人民战争最叫人激动的一件事就是妇女的参与。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看到、听到、感觉到了妇女对革命的热情。我从久经封建关系压制的年长妇女眼中看到了这一点：现在她们抬起头来憧憬着一种全新的社会。我从向来没有进过学校的年轻妇女的话中听出了这一点：她们兴奋地告诉我当她们第一次执行对敌军事任务时的感受。我从失去丈夫、儿子和女儿却仍继续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帮助游击队员的妇女们坚决、无畏的精神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反抗压迫妇女的战斗是人民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当1996年武装斗争开始时，就象打开的监狱的大门，成千上万妇女冲上前来要求在战争中的平等地位。有的反抗了父亲哥哥们的阻止。有的不得不离开思想落后的丈夫。还有的逃离了父母亲准备好的已决定了她们命运的婚姻。 在加德满都我有幸采访了全尼妇女协会主席Rekha Sharm，她向我谈到了尼泊尔妇女受到的压迫。她说： “在农村地区妇女受到家庭、婆婆、丈夫——甚至有的妇女因为嫁妆问题被打死。这一问题在尼泊尔的整个城乡地区都存在。社会的看法是娶媳妇就是为了照顾丈夫和生孩子——这就是她们的好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尽量使妇女接受教育，让她们明白不是婆婆、丈夫而是这个受到国家保护的社会结构在压迫她们。我们需要彻底的改变、革命。我们要教育妇女使她们认识到这一事实。” Rekha还给我讲了买卖妇女这一普遍现象。每年有5000至7000十岁到十八岁之间的妇女被出卖到印度，沦为妓女。这些年轻的妇女实际上被父亲、哥哥和叔叔们以牛羊一样的价格被卖掉。有时欺骗她们说给她们找了一份“好工作”。 据估计，在印度沦为妓女的妇女和女孩的人数由40000上升到了200000。尼泊尔妇女还有遭到绑架被卖到海湾地区妓院的。每年都有数百被迫沦为妓女的妇女从国外返回尼泊尔，许多都感染了艾滋病毒。 早婚、早育，过多的怀孕给妇女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危害。妇女必须得生一个儿子以继承家业，这给她们带来了压力，即使这危及她们的健康。实际上，尼泊尔是世界上母亲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875/100000人次），不能生个儿子的妇女常常被遗弃，受到社会的排斥——或者是她们的丈夫再娶第二个妻子。 尼泊尔妇女还要面对禁止流产法的压迫。在我们这儿流产是违法的——流产和杀人一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即使怀孕对妇女的健康或生命造成危险或者是由强奸、乱伦引起的。许多妇女因为流产被关进监狱，判处长达20年的徒刑。严酷的禁止流产法使非法的、不安全的人工流产数量上升，这导致了——根据尼泊尔的司法报告——全国半数以上的母亲死亡。我过读过一篇新闻报导，讲一位医生最近游历了尼泊尔全国各地的医院，他发现医院里数量众多的妇女患的都是非法人工流产的并发症，在加德满都妇女医院，61%的妇女病例都是由人工流产引起的。

　 新型关系 人民战争改变了农村地区那单调的例常的生活——尤其是它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进行了劳动分工。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命中注定的从属地位使她们受到压迫：照顾小孩、做饭、洗衣。革命开始改变了这一切。例如，当我们旅行时，看到班里的男同志在做每天的饭菜，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几个小时的徒步旅行实在增加了人们的食欲，对我来说，男同志做的饭菜总是尤其味道香甜。有时我们来到一座村庄，班里的男同志立刻开始收拾柴禾准备做饭。当我们坐下来吃饭时，他们送饭，我们吃完饭后他们涮盘子。有时当这一切正在进行的时候，班里的女同志和村里的妇女也坐在旁边做些别的事情。当我看到所有这些时，我就想到在尼泊尔这是多么不寻常而又是多么基本的景象呀。一位女同志告诉我： “自从人民战争发动后，人们的思想发生了许多变化。父亲和哥哥现在也开始干象做饭、取水、涮盘子这样的活了。妇女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妇女是不允许干象修房顶、犁地一样的活儿的。而现在在人民战争进行的地区妇女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些。按照传统，以前妇女是不做编篮子、席子一类的活的。妇女们过去也认为她们做不好这些工作。但当我们大胆地去做这些活时，那又很简单。所以，只要我们敢做，我们什么都能做到：男女之间没有差别。对妇女作用的看法，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发生了变化。 “有两件事情要求妇女也得做男人的工作。第一：形势所迫，一些男人必须转入地下，所以妇女也要做犁地、修房顶或其它一些‘男人的工作’。例如：在我父亲的村庄里，因为警察所有的男人被迫转入地下。警察袭击村庄、抢劫粮食、谷子、ghee（一种做饭用的油）。所以妇女开始犁地、修房顶。第二是妇女们从思想上坚信能做好这些工作。 “人民战争爆发前，很少有妇女敢做男人的工作，而战争爆发后，没有哪种工作妇女不敢做的。同样，男人也能做妇女的各种工作，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些。人民战争发动前，男人们可不这样想，而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动，他们的思想改变了。” 我还注意到人民战争在其它方面也改变了男女间相互的关系：例如我和人民军队一起生活、旅行时真正感到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女人和男人一起工作时完全不受拘束的情形。这里没有“性紧张”，我总是感到十分安全。有时我们会处于这样的环境：在外面的奶牛棚里、或在农家的地板上，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只好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睡在一起。但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因为我知道这些和我们一起旅行的游击队员和党员们把女同志看作是革命斗争中平等的战友——而不是性对象。 在我访问过的所有游击区里，看起来妇女好象依然还担负着照顾小孩的主要责任。但这也开始在慢慢地发生变化。我碰到过许多带小孩的女同志，人民总是轮流照看小孩——在“革命团体”里，每一个都被看作是孩子的“叔叔”、“阿姨”。还没有一个照顾小孩的集体组织，但几个同志告诉我他们正努力想办法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这会使妇女在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随着革命的前进和根据地的形成，组织并维持一个象照看儿童一类的集体会更容易一些。现在，大多数完全投身革命的妇女不得不把她们的幼小的孩子随身带着。当孩子还在养育期时她们这样做，当孩子长大一点后，她们就找亲戚照顾小孩。 　 拿起枪来 　 对许多妇女来说，人民战争使她们很快摆脱了受压迫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们不能上学，被迫接受事先安排好的婚姻，把她们的余生都献给丈夫、公公、婆婆和孩子。人民战争给许多被丈夫遗弃、受到强奸被社会鄙视、或家庭不能提供嫁妆而嫁不出去的妇女提供了崭新的生活。我碰到的革命妇女都强烈地感受到现政府不会也不能解决妇女所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她们为革命带来的美好社会的前景所鼓舞，在那个社会里，妇女能平等地参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发动革命改造世界的斗争中。 Rukum的一位妇女组织者告诉我，“我成为一个革命者有多种不同的原因，第一、女儿和儿子之间的不平等——例如在财产方面，女儿没有权利。和男人相比妇女受到父母亲、丈夫和其它家庭成员的歧视。尼泊尔的妇女还受到封建制度的压迫，许多妇女来到印度成了妓女。这些妇女受到的压迫是我产生要成为一个革命者的想法的主要原因。” 我还听到过妇女们想要参加革命而受到阻碍的事情。一位革命妇女组织的领导人告诉我：“我伯伯是家里的当家人，开始他不许我参加妇女组织。我对此进行了反抗，在外面生活了六个月。当我再回到家，家人因为我做的事情不愿再接受我了。妇女组织，还有我在内，一起来找我伯伯，尽力说服他，向他讲了妇女的权利，我们这样做了许多次。他也不说妇女组织的坏话，但就是不让我参加。他希望我呆在家里干家里所有的活。” Rolpa的另一位妇女告诉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为我安排好了婚姻。我在15岁时就到丈夫家里生活了，在那里生活了8年，我丈夫比我小一两岁，两年后他就到印度工作去了，一直没有回来，我和兄弟一起去印度努力找到他，把他带了回来。但不到一个月，他又去了印度，再也没有回来。我今年27岁了。两年前，我离开了第一个丈夫的家，嫁给了第二个丈夫——恋爱结婚，不是别人安排的那种。当我们结婚时，他是班里的一个成员，现在他是排里的一名战士。在战争时期，不要孩子是容易的，尤其是对完全参加革命的同志。就是在革命结束后，少要几个孩子也比多要几个孩子好。” 在 Rukum我和该地区妇女组织委员会的主席进行过交谈。她是地委的一名成员，她丈夫被关进监狱已经两年了。她告诉我： “人民战争发动后，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武装斗争、参加了志愿者组织、民兵和小分队。在这一地区，有8个妇女民兵组织，每个组织有5至7名成员。也有的妇女参加了由男同志和女同志共同组成的民兵队伍。 妇女们参加了党的各级组织，直至参加地区委员会。全地区有大约500个本地妇女组织委员会，8个地区委员会和一个行政区委员会。她们都很积极，她们参加了革命团结阵线。” 人民军队有一项政策，每支游击队（由8至11名成员组成）必须招募至少两名妇女。女游击战士是战斗员、宣传员，还要种地。妇女不象组织者、宣传者、文娱工作者和护士一样参加战斗，她们做后勤工作、侦察敌情，为党的干部和游击战士提供住处，慰问烈士和被囚同志的家属。 ******** 我总是对尼泊尔妇女如此急切地“拿起枪来”（用她们的话来说）的方式留下深深的印象。当我想到这些妇女，在遭受到各种各样封建压迫的情况下是怎样地成长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对这些常常是远远地呆在家中的妇女来说，走出来参加人民军队和党的队伍是多么勇敢的一件事情啊！那些骄傲地扛起枪来，拿起 khukuri刀和手榴弹的年轻农村妇女的形象是我在这些游击区旅行时留下的最强烈的记忆.

第十五部分：新女性，新人民政权 革命工人 1033期 1999年12月5日 我们在这个村庄里只有一天，但我们安排今天下午出发继续穿越鲁孔地区的旅行。孩子们正在学校院里打排球，然而今天晚上，准备在这儿举行一场群众欢送大会。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来参加这个仪式，充满了喜庆的气氛。由12个年青人组成的民兵在院子里列队排开。当我和翻译从群众前面走过时，他们向我们致以敬礼。群众前面摆着一张长桌子。 仪式充满了亲情和温情。大家作了简短的演说，进行了文化演出。当地群众组织的领导走上前来送给我一些礼物。——当地村民织的织物，两只人工做的袋子，一只上面绣着“鲁孔”二字，一个传统的绳结，用来兜住从你的前额垂下的饰物。 当大会结束时，已是夕阳西下了。我们的随行人员都在准备离开。沿路列队站着着村民们向我们道别，当地民兵开路，很认真地护卫着我们。当我们走上小路时，所有人都向我们挥手，并高呼：“lal salaam”（革命敬礼）。 当我们离开时已是黄昏。我们动身后不久，太阳就消失在群山后面了。我们必须摸黑赶路。又走了几个小时，我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不到度夜的地方，同志们告诉我说，离到达下一个住处还得走四个多小时的路。我们决定今晚露营，而且，我们很幸运地遇到一些牧羊人，他们很乐意为我们提供一片靠近他们篝火的地方。他们赶着一大群羊，我们就在狗汪汪的叫声和山羊咩咩的叫声中度过了一夜，它们就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走动着。 第二天，我们到达了鲁孔的另一个村庄，一些被警察杀害的烈士们的亲属聚集在那里等着和我谈话。当我听到这些烈士们的故事时，这么多的妇女在革命中战斗献身，她们付出了同等的牺牲。这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人民战争的头三年半时间里，有800多人献出了生命，其中100多人是妇女。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和孩子。许多妇女被杀害、被强奸，受到了警察的残酷镇压。我听到无数妇女面对折磨依然进行着强烈而坚定的反抗的事迹。 一位妇女组织者告诉我：“自从人民战争发动后，反动派们付出了许多努力，企图阻止妇女参加人民战争。已有近50名妇女为此而牺牲，她们大多来自西部地区。数千名遭到强奸，许多妇女被关进监狱。我可以向你举个例子。当地进行选举的时候，警察来要求妇女参加选举。但遭到拒绝。警察在一个地方包围了14名妇女，并强奸了她们。其中一个遭他们强奸的妇女才12岁，她受到了很重的伤害，有一个星期都不能走路。 “在有些案件中，有些妇女“失踪”了，有时警察强迫被他们逮捕的妇女和他们结婚。尼泊尔有个传统，当妇女结婚时，要在脸上搽上红粉，警察就对被他们逮捕的妇女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以侮辱她们。他们还给被逮捕的妇女穿上警服，命令她们像警察一样做事。但妇女们拒绝这样做，她们不向警察泄露任何机密。 “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妇女遭受折磨的事情。在有个地区，警察残暴地对待妇女组织的一个密书，尽管她已怀孕，警察还是强奸了她。她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拼命逃跑，但她遭受过毒打，身体虚弱，再也跑不动了，警察开枪把她打死了。尽管遭受到如此的折磨和镇压，几乎所有的妇女还是相信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够解放她们。” 当我在加德满都时，全尼妇女协会（革命）主席Rekha Sharma给我讲了许多警察尤其对革命妇女采取恶毒手段的其它事情。她说： “警察来到他们怀疑参加人民战争的人们家里，问妇女道：‘你丈夫哪儿去了’或者‘你儿子哪儿去了？’比如，在Pyuautan地区，有一家丈夫是一名教师，他不在家中，妻子Radhad Ghimise怀着孕，警察来到她家问她丈夫的情况，然后就逮捕了她，把她带到了森林里。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两三个星期后，人们发现她的头被砍了。 另一个例子是Depa Khadka，她是全尼泊尔妇女协会Dolakha地区的主席（革命）。她被逮捕是因为她有一叠上方印着我们组织名字的信笺。她被关押时遭到了轮奸。另一妇女到监狱里看望她丈夫，遭到了毒打，不久就死去了。” 在封建制度下，遭到强暴的人受到蔑视。革命用阶级仇恨代替了耻辱。 Rekha告诉我说，警察的残暴消灭不了尼泊尔妇女的革命精神。她说：“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妇女，象她们的丈夫或儿子一样，不会是仅仅坐下来哭泣，而是显示了她们的革命精神。当妇女受到盘问的时候，即使她们受到酷刑，她们也不向敌人泄露机密。”

三结合委员会里的妇女们

在尼泊尔，妇女们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封建半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农民依赖土地生存。而根据法律，妇女不能象男子一样平等地拥有或继承土地。在有些地区，又有些大地主，农民又受到债务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必须为清偿债务而劳作，一些妇女被迫从事性交易，给地主干活。 农业革命是尼泊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人民战争直接提出了妇女获得土地的问题。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并在此过程中实行“妇女享有平等的财产权”的原则。在实行新人民政权的地区，人民法庭为许多寡妇和未婚妇女夺回了她们的土地：被地主和其它反动派窃取的土地。这只是新的人民政权开始解放妇女的途径之一。 在整个游击区，妇女们都参加了“三一委员会”，这是一个检查管理各种各样农村生活的组织。作为党员、作为人民军队的成员、作为联合阵线群众组织的参加者——妇女在实行新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几乎所有和我谈过话的农民都说他们一年收获的粮食不能养活他们的家人。所有每年总得有几个月，他们要到城市里或印度去打工——也这意味着妇女和孩子得留下来种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现在在人民战争强盛的地区，集体耕种正在为丈夫参加革命斗争或离家到城里打工的人家提供帮助。 一位妇女组织者还解释道： “由于压迫很重，形势如此恶劣，大多数男人都不能公开地留在村子里。但妇女群众还得在村子里生活。所有新人民政权的许多工作都是由妇女通过三一委员会的形式进行的。妇女们还要解决许多当地问题，比如人们之间的争吵和纽纷。通过三一委员会里，妇女占了成员总数的30%到50%。” 当我和罗尔帕地区全尼妇女组织（革命）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交谈时，我问她他们怎样处理妇女受到丈夫虐待的问题。她给我举的一个例子是村子里的一个男子骗了他妻子的事情。她说： “妇女组织领导着妇女群众惩罚了他，给他戴上“花环”（把他的鞋系在一块做成的‘项链’），给他脸上涂上颜色，并把他示众。另一个例子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妇女到加德满都做工：搬砖头，当地的一名男子强奸了她。 妇女组织发现了这件事情，就来到他家逮捕并惩罚了他。她们把他头上的头发剃掉一半，并命令他自己揪着双耳，在所有人面前不停地站起坐下。我们当着所有的群众暴露了他的罪行，人民支持我们在当地所做的这些工作。” 我还得知一夫多妻制（男人可以娶两个妻子）是尼泊尔的一个封建传统。党反对一夫反妻制和包办婚姻。所有人民战争力量强大的地方，都进行了许多消灭这种现象的斗争。在一些地区，三一委员会实行新的政策，以保障受到这些行为压迫的妇女们的权利。鲁孔地区的一名妇女告诉我： “在我们这一地区，三年来在对待妇女的态度和行为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我们参加了司法部门（人民政权委员会的一个部门）。我们参与解决了许多问题，比如重婚案，在这里我们保证第一个妻子财产的权利。有些第二个妻子必须离婚，因为这样对第一个妻子太不公平了。 “要求离婚的人上诉到人民法庭，我们来决定这个案子。大多数要求离婚的是妇女，由于不堪受到殴打或谋杀未遂，或者是其它侮辱。如果妇女在离婚时要求分得财产，法院会帮助她。在每一个案件里，法院都会调查谁对谁错。 “有些已婚妇女再次结婚后受到歧视。现在她们在再婚后与原来的丈夫离婚，这样她们就不再受到他的束缚了。根据传统，如果妇女再婚，第一个丈夫将从第二个丈夫那儿得到一笔钱（例如嫁妆）。我们现在废除了这个规矩。对那些离开自己的丈夫而不再结婚的妇女而言，有些人仍然尊循着相同的规矩（丈夫得到一些钱。），但我们的目标是完全废除这一习惯。 “在人民战争发动前，有许多丈夫殴打妻子的案件，甚至包括党的干部。现在群众中这些事情只有很少几件了。在人民战争支持者和干部中部，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了。如果党发现任何一起这样的案件，我们都要对他采取行动。 人民会继续与丈夫的不良行为进行斗争。如果妻子受到伤害，妇女组织或人民法院就要强迫丈夫同意妻子离婚的权利。我们不对殴打妻子的人进行任何体罚，但他们要受到羞辱——如果在脸上涂脂抹粉，“鞋花环”、还有在村子里游街。 革命对其它许多压迫妇女的封建传统都提出了挑战——比如重男轻女，妇女在月经期间不能触摸，还有寡妇只能哀悼中度过余生的传统。 我遇到的许多丈夫在战争牺牲的妇女依然穿着鲜艳的衣服、戴着首饰，而根据封建传统这是不许可的。革命还改变了一些传统的庆祝仪式。例如，根据印度教的庆祝方仪式， "Teej"要求妇女禁食一天，在这一天，已婚妇女要为丈夫的长寿祈祷一天，而未婚妇女要为她们符合条件的丈夫而祈祷。而现在这一天改为发起对人民战争支持活动的一天。

革命妇女组织

全尼泊尔，所有不同的政治势力，包括政府中的反动政党，都有妇女组织。但毛主义者的妇女组织与他们不同，它把反对妇女遭受到的压迫的斗争与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目标结合了起来。 Rekha Sharm给我讲了她领导的组织全尼妇女协会（革命）看到了反对妇女所受压迫的斗争与赢得人民对人民战争的支持两者之间的联系。 “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妇女面临的压迫只有通过推翻封建制度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这个改良主义妇女组织的观点不同。我们的行动是要求完全的解决，我们对解决方案十分清楚，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在于封建主义和国家政权。我们努力工作以求永久的解决方案——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帮助人民战争获得发展。随着人民战争的胜利，妇女问题将得到解决，妇女将获得平等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我们并不坐等长久的解决方案，我们一些活动的目标是使政府能够产生一些变化。 城市里的革命妇女组织普及并建立对人民战争的支持。而农村的毛主义妇女小组则直接参加了战争——鼓励妇女参加人民军队和民兵，建立新型人民政权，改革原来人们之是的社会关系。一位西部地区的妇女的组织者告诉我： “在开始的日子里，我们开始提高妇女们的觉悟，比如谈谈通过斗争获取平等权利之类的话题。我们反对传统的压迫妇女的保守观点，比如在农村如果妇女嫁给了一个男人，男方家庭要付出嫁妆（在城市里，是女方家庭提供嫁妆。），嫁妆也许只是几瓶酒、一些面包和一些羊。我们说这等于是把妇女给卖了。我们反对这种行为。在这些地区，我们还禁止喝酒。结果避免了许多妻子挨打的事情。实际上，许多妇女被革命妇女组织所吸引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们还反对童婚和一夫多妻制。我们还组织群众运动反对一夫多妻制。 “我们为烈士们建立了许多纪念馆，还修了许多路以怀念他们。我们还建立了厕所以提高农村的卫生状况。在农业合作组织我们互相帮助，集体劳动。我们还制定了学习文化的计划，我们告诉妇女由于经济条件落后，要少生孩子。在革命发生政治影响之前，总是男人有权决定什么时候要孩子。而现在是大多数妇女和丈夫一起决定这个问题。我们说妇女有权决定她们什么时候结婚和要孩子。” 革命妇女组织还为妇女办起学习班讨论人民战争和马列毛主义。妇女同志们告诉我，在罗尔帕和鲁孔的许多地区，很少有不参加革命组织的妇女。革命妇女组织的成员下有14岁的年青人，上有70岁的老人，但大多在15岁至30岁之间。 我问一位在罗尔帕全尼妇女组织（革命）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妇女同志，请她给我描述一下她们组织的工作，她回答说： “妇女们有着非常强烈的阶级仇恨，她们对党越来越热爱，因为只有毛主义者才能给她们带来解放。我们的组织开始对男同志和女同志进行成人教育。我们为烈士们建立了许多记念碑，为牲畜修了路。 “根据传统，妇女在许多节日的时候都要回娘家，系上红带子。但现在我们打破了这些传统，在这些场合，我们就不再系红带子了。我们要建立新的文化。 我们不实行这种传统的风俗，我们把人民战争发动的日子2月13日作为新的节日。在这个新的革命节日里，我们拜访烈士家属，送给他们礼物，并从他们那儿得到 tikka。 “如果有妇女来到我们的协会要求我们惩办欺负她的人，比如有人喝了酒，打了他妻子，她不愿再与他在一起了，她就会找到我们的组织来解决这一问题，她丈夫不愿意她离开，而她想要离开，妇女组织就决定她可以离开。 “我们还给党送去食物、玉米和通讯，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后勤工作。我们为步枪制造子弹和黑火药，我们开办商店，把商品按成本价格出售给党。地方和地区委员会的同志们为班里、排里的战士打手套，我们为党写帖在墙上的标语。我们鼓励妇女参加民兵，我们为党生产粮食，我们还为党提供鸡羊。” 许多妇女告诉我，男同志鼓励妇女参与——增强政治观念，成为人民战争参加者。还有许多夫妻，男女双方都成了人民战争的忠诚战士，当他们结婚时，他们实行“共产主义仪式”而不是传统的结婚仪式。一位妇女组织者告诉我，“人民战争发动前，有许多支持妇女的思想，但并不总能给予实行。但人民战争发动后，一切都发生了真正的变化，现在妇女在人民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 Rekha Sharma 告诉我，“列宁说过妇女很好地参加了革命，那么革命就会成功。参加革命的妇女在这儿显得非常引人注目，并和世人展示，她们并不是无助的，而是非常强大，和男人一样平等。 “我们也听说过其它国家也有女革命者，但现在我们能够亲眼看到这一眼——通过你对我们的访问。我们对你来到这里访问我们并了解我们的情况和斗争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还希望，通过《革命工人》，你能够把我们的工作：人民战争和我们的客观情况传达给美国受压迫妇女和全世界人民。 “我们希望你能够告诉全世界我们妇女正在与敌人战斗，正在付出牺牲，正在竭尽全力。这个消息会产生两种结果，它会向世界被压迫人民暴露真相，鼓舞他们参加革命，它也会争得对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支持。”

电讯：来自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报导

第20部分：告别西部地区

李 奥内斯托 　 我们已在罗尔帕、鲁孔和Solyan 旅行了将近一个月，现在我们正在返回尼泊尔西部我们这次旅程开始的地方。今天我们穿过一些美丽的梯状的田野，它比我们曾经历过的许多地方更加郁郁郁葱葱。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一个宽阔的峡谷里步行，走路更加容易——没那么多的上下攀登。沿路我们遇到了一块大石碑，为革命烈士而建的。它的外表已遭到警察的毁坏。

附近，一些村民前来欢迎我们，并带领我们去参观一间小棚屋，现在它已对村子的人们有了一些特殊的意义。警察不断来到村里骚扰人民。所以一些游击队员来了，在小棚屋外面的石凳下设置了炸弹。他们告诉村里的人们远离石凳。大约有一个月，每个人，甚至连小孩子都知道不要走近那间棚屋。

终于，一些警察来了，村民们屏住呼吸，等待他们坐在石凳上休息。人们本希望炸弹爆炸时那群混蛋警察都会给炸死。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告诉我，当一名警察终于坐到石凳上时，只有两名警察在旁边。所以只有一个被炸死，另一个受了伤。但人们还是为这次对警察的攻击感到自豪，一些村民还在石凳前摆好姿式合影。

大清早我们到达了罗尔帕的一个村庄，在那儿组织了我们的最后一次群众大会。同志们在外面安排一块地方，墙上插着许多红色的旗帜。来自周围地区党的领导同志、干部和群众傍晚的时候开始在这儿集结。

当地的文化小组开始了演出。而当我看到一位年轻的舞蹈演员伴着音乐翩翩起舞时，不由得想起这几个星期以来，为我组织的所有“欢迎”和“送别”的文娱演出。我确信，同志们组织这些演出是不容易的。

深入游击区，人们常常是在非常危险的环境下旅行——有时要在漆黑的夜里连续走上多个小时。这些都发生在选举时期。这是最紧张的时期，政府向这一地区派遣了数万名警察。 烈属们来向我讲述他们亲人惨遭敌人杀害的经历。他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敌人的这些暴行。刚刚从与敌人激战中归来的战士们急切地想让我把他们的成功故事写在笔记本上。党的领导同志也长时间地和我交谈，很细致地向我讲述发动毛主义人民战争意味着什么——他们深信这些消息将会取得其它国家人民的支持。

现在，在罗尔泊的最后一次文娱演出上，当轮到我向群众发表演说时，我再一次代表美国被压迫人民向他们传达了共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我离家乡非常遥远。但我感到我好象又有了一个新家，在尼泊尔这儿，和这么多的好同志在一起。虽然我们生活和旅行在战争地区，有许多的危险，但和人民军队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安全。我不会讲尼泊尔语。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讲一种共同的语言：马列毛主义。我们有实现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共同梦想。”

演出于晚上8：30结束，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想进屋去，避一避阴暗寒冷的夜气，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然后，我们一群人就坐在一起谈起话来。陪我一起旅行的同志们知道我在西部地区的旅程就要结束了，在我离开之前，他们有一长串问题想要向我提问。这些星期以来，采访了那么多的人们，今晚该轮到我回答他们的问题了。

同志们想知道美国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他们想知道那儿进行着怎么样的群众斗争，我为什么认为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是可能的。他们还想谈谈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的前景。同志们是那么深刻地认识到这场人民战争是世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使我深受感动。 第二天早上，为我安排了依次数个小时的采访。

一位来谈话的同志来自罗尔帕地区指挥党委会（a leading area party committee），他向我讲述了人民群众是如何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的经历。

“在第二次血洗行动时期，77名警察来到这个村子，埃家埃户地搜人。一名地区委员会成员和一名党员，他们是兄弟俩，遭到逮捕，被绑了起来。弟弟解开了手上的绳索，成功地跑开了，那个地方有许多警察，6名警察追上了他。哥哥被枪击中，重伤很重，但他还是逃掉了，藏在一个小小的洞穴里。警察整天都在寻找他，但还是没能发现他。党的干部知道那个洞穴，夜里，他们过来找到他，把他带到了安全的地方。警察封锁了两天所有的路口，搜遍了整个村庄和丛林，但那位同志还是逃掉了。这个事件使人民认识到当警察到来的时候，反抗会更好，不能只等着让他们抓捕你。

“如果敌人来势汹汹，我们就更顽强地反抗。如果我们示弱，敌人不但不会后退，反而会加强他们的镇压。在政府的第二次血洗行动期间，警察来攻击我们，遭到了群众的顽强抵抗，敌人被迫撤退，现在这一地区掌握在了我们手中。”

　 一 位 无 产 阶 级 战 士

　 29岁的班长Tamil坐在旁边接受采访，我请他给我讲述他的经历，他如何参加了人民战争。尼泊尔90%的人们都是农民，而Tamil的故事向我展示了一些农民是如何在作为无产阶级的经历中找到参加革命的道路的。

“我家里非常贫穷，因此我15岁时就到印度找工作。我在那儿生活了8年，在乡下工作，搜集制做药品的原材料。后来，我来到城里，到一家制造塑料袋的工厂工作。我还给一家钢厂做过保安。我在巧克力工厂和铅笔工厂上过班。工资非常低，每个月大约400卢比（约6美元）。按照法律规定我们每天工作8小时，但实际上我们必须干12个小时。当我们干活超过12个小时的时候，会得到非常少的一点额外报酬。

“1994年，我回到尼泊尔，在那儿生活了1个月。在那期间，我接触了当地党的领导同志，他向我讲了党的情况。但那时候，我还不怎么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决定回到印度。这次我在印度生活了5个月。我从事采摘和拉运苹果的工作，当季节结束后，我于1994年回到家中。

“我回来后又拜访了那位党的领导同志，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多次谈到了党。这位领导同志谈到人民是如何地遭受压迫，村子里的高利贷主和其它反动派是如何地剥削人民。他还谈到当年轻人不得不到印度去做工时，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剥削。他还谈到我们为什么必须与阶级敌人战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仔细地想了这一切，深深地受到党的政治思想的影响，也很想知道党的更多发动人民战争的计划。

“1995年，我参加了党的活动，我加入了共青团（青年共产主义小组）。那时候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直到人民战争发动的时候，我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斗争。我参加的第一次行动是攻打当地的一家土豪。由于这次行动我受到指控，被迫转入地下。

“当人民战争发动的时候，我是战斗组的一个成员，参加了对Holeri警察哨所的袭击。在第二计划期间，我成为当时成立的第一班的战士。我参加了1997年对Piuthan Lung警察哨所的袭击，还参加了其它许多次伏击、炸弹袭击和夺取武器的行动。6个月前，我升为班长。”

　 贾 贾 科 特 的 斗 争

其它几位同志过来谈话，当我们谈话结束时，正是下午中分。我们勿忙辞别，以便尽可能地在白天赶路。我们步行了大约五个半小时的路程，当我们找地方度夜时，天色已是非常黑暗了。

在尼泊尔给陌生人提供食宿是农民的传统。即使他们非常贫穷，他们还是和别人分亨自己的东西。同志们有时会在欢迎并非常高兴地给毛主义者提供食宿的人家找地方住。但这次情况不同，由于是在有些不太熟悉的地区，同志们决定不暴露我们的政治身份。我们只说我们是旅行者，需要食物和睡觉的地方。

我们敲一家的门，有弟兄两人让我们进了他们的小房子。屋里生着火，我们挤在它周围取暧。晚餐很简单——麦片和干菜——然而我非常饥饿，吃起来香甜多了。我们吃完后，主人给我们送来一些毯子铺在地板上，我们就躺下睡了。

早上5点15分，我们又踏上小路，早上9点30分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当我们一到达，冉乔娜，第一个做我助手的女战士就跑出来欢迎我们。看到她我又惊讶又高兴。然后到屋里，是更多愉快的团聚——负责这个游击区的中央委员、罗尔泊和鲁孔的地委书记、还有其它我上月会见过的同志们都聚集在这儿等着召开最后的总结会。

我还会见了一些党的其它领导同志，包括贾贾科特（西部人民战争非常强大的地区之一）的地委书记。我没有时间访问贾贾科特，它位于鲁孔的东北，所以这个地委书记就赶了好多小时的路程前来向我进述该地区的工作。他说：

“我们地区的主要政治矛盾是人民和执政党——尼泊尔议会（NC）之间的矛盾。随着修正主义的UML（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义）和NC（尼泊尔议会）越来越靠近，他们之间的问题就尖锐起来。但NC的支持者越来越受到尼共（毛泽东主义）的影响，在NC、UML和RPP（反动的Rashtriya Prajatantra 党）三个党的内部也有矛盾。

“贾贾科特地区的镇压十分残酷。政府宣称在选举中有50%的人投了票，而实际上大多人投票是被警察逼迫的——人们害怕呀。

“我们地区的主要经济矛盾是高利贷主/骗子和农民之间的。我们地区几乎没有地主，由于人民战争，当地的许多反动派或逃离了村庄，或停止了活动。但政府依然依靠他们的力量镇压人民。他们居住在当地首府里面，但有时候会窜回来给人民制造麻烦。”

这位同志告诉我在贾贾科特，象在Solyan一样，1990年之前党的影响不是那么强大。很多优秀的工作都是1990年之后做的，党和群众组织成长了起来，为1996年人民战争的发动做了准备。政府实行残酷镇压后，许多人害怕起来，不再支持党了。但同志们有能力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扭转形势的关键就是组织人民有计划地、有效地、强有力地攻击敌人的后方。这位同志描述了革命/反革命/更大的革命三者是如何辩证地转化的：

“1998年3月，人民军队在该地首府组织了一次伏击，杀死一名警察，其它三名警察受重伤。在第2次血洗行动期间，党在Ragda VDC进行了一次炸弹袭击，两名警察在这次袭击中身亡，两名受重伤。在选举期间，一个班攻击了尼泊尔议会（NC）的宣传队，打死1人，打伤2人。在Laha VDC的伏击中打死一名警察，打伤一名。人民军队还采取其它许多较小的行动。从人民战争发动时起，有15名反动派——主要是暗探——被歼灭。

“一些人中还有封建思想，一些人和封建皇室有关系或有联系，并对人民群众产生着影响。还有对神灵、上帝和巫师的宗教思想和信仰。这些思想比鲁孔和罗尔泊地区的更加强大，这造成了一些政治上的困难。大多数人都有一些宗教思想，即使他们并不支持政府。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相比，人们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概念。反动派们对毛泽东主义者发起了宣传攻势，说：‘他们不信仰上帝，他们毁坏庙宇，等等’，人民群众中间，一些人对打破封建关系还有抵制，但渐渐地，人们接受了新事物。

“警察的进攻办法是包围和突袭。在某一天，警察哨所们联合起来对一个单独的村子发起进攻，在另一天他们会对另一个村子采取同样的行动。政府把贾贾科特地区看作是通往遥远的西部地区的门户。这一地区在地形上对人民战争有利，警察们就烧掉森林，用这种方式向革命发起进攻。

“政府的镇压使我们难以找到住处和进行联系，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些害怕警察镇压的人离开了，到了印度。如果警察得知谁向毛泽东主义者提供了住处和食物，他们就会逮捕并（或）杀害他们。专职人员的家人不断遭受到警察的骚扰。警察拿走了专职人员田地里的粮食。警察还没收专职人员家人的田地，警告人们说，如果他们在那块地里种庄稼就杀掉他们。专职人员的家人要么背井离乡，要么就更加积极地参加党的工作。很多情况下，年轻人参加了人民战争，老人和孩子就必须离开，到别的地方居住。党正在帮助这些人。但解决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有越来越的人需要这种帮助。如果我们采取更强大的军事行动，制造出权力上的真空地带，人民政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

　 向 西 部 地 区 致 以 革 命 敬 礼

　 今天是我在罗尔泊的最后一天，在西部地区最后的日子里，和领导这儿斗争的同志们在一起，我感到十分愉快。

革命报纸在这儿是“非法的”——被警察逮住携带它们，如果不被当场击毙，也几乎肯定意味着被捕。但还是有同志偷偷地把一些珍贵的报纸带进了这一地区，许多同志就围坐在一起，贪婪地、如饥似渴地阅读、品味着每一页。

有人还带了一小部分人们学习的复印资料。有资产阶级军事教材（主要来自印度，但还有一份来自美国）的读物，还有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籍，包括韩素音的《早晨的洪流》（Morning Deluge）和威廉 韩丁的《翻身》（Fanshen）。我很高兴地看到两本美国毛主义同志们写的书：And Mao Makes Five（中国文化大革命文献和论文集）[注1]和革命共产党主席Bob Avakian写的《假共产主义已经死去......真共产主义万岁》。

我在西部地区（人民战争这场暴风骤雨的核心地区）度过的这些日子，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多么非同寻常的经历！在人民战争的前线和这么多人进行交谈，是无与伦比的学习经历。我感到我不仅了解到许多人民战争正在如何发展的基本事实，通过和党员同志们、人民军队和群众一起旅行、生活和交谈，我还能真切地领悟到人民战争。而且在西部地区——对敌人来说最敏感的地区——让我真正体验到了战争环境。

在我们的总结会上，同志们问我在这次旅行中学到了哪些东西。我告诉他们青年、妇女和被压迫民族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使我深受鼓舞。我谈到烈士们的家属是如何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人民群众必胜的力量和信心——即使是面对敌人残酷的镇压。我告诉他们我还认识到这场人民战争不仅是对敌人和旧的剥削社会的破坏，还是革命的建设。我看到人民战争是如何在播洒着新社会的种子，人民群众如何与封建传统和封建社会关系决裂，创造着崭新的革命经济和文化。 我还告诉同志们，他们在仅仅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就如此地发展了人民战争的实践和军事理论，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从原始的“战斗组”发展为班、排和更大的军事组织。他们从小规模的进攻发展为更加先进的军事袭击和伏击。

我们谈到目前的形势正处于一个非常关健的时期。政府被迫竭尽全力粉碎这场人民战争正是由于革命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尤其是权力真空地区的发展，反动派逃离了那些地区，警察也不敢入内。许多地区，警察哨所正在集中起来，这意味着人民战争将会面临更大规模的警察部队。到目前为止，国家警察是派遣来镇压人民战争的力量。但政府正在讨论派遣尼泊尔军队。 这一切都要求人民军队的军事能力有一个飞跃的发展——在军事编制的大小方面（由排到连）；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水平方面；在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政府会对人民战争采取一些主要的行动，这要求除了党的领导、群众组织有一个大的飞跃之外，人民军队的能力也要有一个大的飞跃。这也使让国际社会了解情况、建立国际间的团结、抗议反动派镇压人民战争的行为等任务变得更为迫切。

当我们离开这最后的一个村庄时，同志们聚集在外面最后为我们送别。这儿的一位中央委员称我的采访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我是第一位前来亲眼目睹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兄弟党成员。所有的同志都说我的旅行鼓舞了他们，他们重申我把了解到的情况传达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都极为希望我把他们的斗争传达给世界以帮助建立国际上的团结。

中午时分，我们出发了，稍迟的时候到达了村子里的学校，那儿聚集着大约100人。当地村民听说我将要路过那里特来欢迎我。当地党的领导向我表达了离别之意并赠送了礼物。然后我们和所有的人握手——许多人都拿着花环给我们戴在脖子上。

在我们离开罗尔泊/Solyan地区的路上，同志们自豪地指着不远处的一座高高的、尖尖的山顶。那儿过去是政府的Jimpe通讯塔，后来人民军队袭击了它，打伤两名警察，夺取了许多枪枝弹药。当这幕风景之上的太阳开始西下时，我注意到这是一幅多么合适的为我送别的画卷，——那一刻的所见、所听、所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离开西部地区是多么难舍的分别呀。我和这儿的同志已变得那么的亲近。我和他们一起爬上爬下，翻越了那么多的高山，坐在一起吃了那么多顿的饭，睡在慷慨的村民家中的泥土地板上，交谈、欢笑、讨论，度过了那么多深夜。当我们最后互致“革命敬礼”时，我为离开这些同志们感到难过。但他们用那么多的方法鼓励我。我感到十分激动，下定决心告诉全世界这儿的人们是如何照亮了世界人民前进的道路。

[注1]：书的全称是：《毛泽东最后的伟大战斗》《And Mao Makes Five:Mao Tsetung's Last Great Battle》，Raymond Lotta （美国革命共产党的一个同志）编辑。辑录了文化大革命1973至1976间的文献。

附：英汉对照 　 Dispatches: Report from the People's War in Nepal Part 20: Red Salute to the West 　 　 向西部革命敬礼 By Li Onesto李 奥内斯托 We've been traveling in Rolpa, Rukum and Solyan for almost a month, and now we are heading back to the area where we started this journey in western Nepal. Today we're going through some beautifully terraced land that is greener than many of the other areas we've been in. Much of the time we're walking through a wide valley, so the going is easier--without so much climbing up and down. Along the way, we come across a large stone monument that has been built to the revolutionary martyrs. It has been defaced by the police. 我们已在罗尔泊、鲁孔和Solyan旅行了将近一月，现在我们正返回尼泊尔西部我们这次旅程开始的地方。今天我们穿过一些美丽的梯形田野，它比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许多地区更加苍翠。大部分时间我们在一个宽阔的峡谷里散步，走路更为容易——没那么多的上下攀爬。沿路我们遇到了一块大的石碑，为革命烈士而建的。它的外观已遭到警察的毁坏。 Nearby, some villagers come out to greet us and take us over to see a small hut that now has some special meaning to the people in this village. The police regularly come through this village and harass the people. So some guerrillas came and ped a bench outside this small shack. They told people in the village to stay away from the bench. For about a month, everyone, even the small children knew not to go near the hut. 附近，一些村民前来欢迎我们，并带我们去看一间小棚屋，现在它已对这村的人们有了一些特殊的意义。警察不断来到这村骚扰人民。所以一些游击队员来了，在小棚屋外面的石凳下设置了炸弹。他们告诉村里的人们远离石凳。大约有一个月，每个人，甚至连小孩子都知道不要走近那所棚屋。 Then finally, some police came through and the peasants held their breath, waiting for them to sit down to rest on the bench. The people had hoped that a whole bunch of the police would be hit by the mine when it went off. But unfortunately, they tell me, only two cops were there when one of them eventually sat down on the bench. So only one was killed, the other injured. But the people are proud of this attack on the enemy, and some of the villagers pose in front of the bench for a photo. 终于，一些警察来了，农民们屏住呼吸，等待他们坐在石凳上休息。人们本希望炸弹爆炸时那群混蛋警察都会被击中。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告诉我，当一名警察终于坐到石凳上时，只有两名警察有旁边。所以只有一个被炸死，另一个受了伤。但人们还是为这次对警察的攻击而自豪，一些村民还在石凳前合影留念。 By mid-morning we reach a village in Rolpa where our last mass meeting has been organized. The comrades set up an area outside with red banners on the walls and party leaders, cadre and masses from the surrounding area start gathering in the late afternoon. 大清早我们到达了罗尔泊的一个村庄，在那儿组织了我们的最后一次群众大会。同志们在外面安排一块地方，红色的旗帜插在墙上。来自周围地区党的领导同志，干部和群众傍晚的时候开始往这儿集结。 The local cultural team opens up the program. And, as I watch a young dancer twirl gracefully to the music, I think about all the "welcome" and "farewell"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organized for me in the last several weeks. I'm sure these meetings have not been easy for the comrades to organize. 当地的文化小组开始了文娱演出。而当我看到一位年轻的舞蹈演员伴着音乐翩翩起舞时，不由得想到这几个星期以来，为我组织的所有“欢迎”和“送别”的文娱演出。我确信，同志们组织这些演出是不容易的。 Deep in the guerrilla zones, people had to travel in dangerous conditions--sometimes walking for hours in the dark. And all this had taken place during the elections--a most intense period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flooded this region with thousands of police. 深入游击区，人们常常在非常危险的条件下旅行——有时要在漆黑的夜里连续走上多个小时。这些都发生在选举时期。这是最紧张的时期，政府向这一地区派遣了数万名警察。 Families have come to tell me about loved ones killed by the police--wanting the world to know about the crimes of the enemy. Squad members have come--fresh from encounters with the enemy--anxious to have me record their success in my notebook. Party leaders have spent hours with me, telling in great detail what it means to wage a Maoist People's War--confident that this news will build support in other countries. 烈属们来向我讲述他们的亲人惨遭敌人杀害的故事。他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敌人的这些暴行。刚刚从与敌人的遭遇战中归来的战士们急切地想让我把他们的成功故事写在笔记本上。党的领导同志也长时间地和我交谈。很细致地向我讲述发动毛主义人民战争意味着什么——他们深信这些消息将会取得其它国家人民的支持。 Now, at this last program in Rolpa--when it comes time for me to address the crowd--I share, once again, my message of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on behalf of the oppressed m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现在，在罗尔泊地区最后一次文娱演出的晚会上，当轮到我向群众发表演说时，我再一次代表美国受压迫人民群众向他们传达了共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I am very far from home. But I feel like I have a new home, among so many good comrades, here in Nepal. I am living and traveling in a war zone, where there are many dangers. But I feel very safe with the people's army. I do not speak Nepali.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speak the same revolutionary language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we have the same dreams of a better world." “我离家乡非常遥远。但我感到象是我又有了一个新家，在尼泊尔这儿，和这么多的好同志在一起。虽然我们生活和旅行于战争地区，有许多的危险，但和人民军队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安全。我不会讲尼泊尔语。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讲一种共同的语言：马列毛主义。我们有实现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共同梦想。” The program finishes at 8:30 p.m. and, by this time, everyone is ready to go inside to escape the darkness and cold--and to get a warm meal. Then a bunch of us sit around talking. The comrades I have been traveling with know that my time in the West is coming to an end, and they have a long list of questions they want to ask me before I leave. After weeks of interviewing so many people, tonight it is my turn to answer questions. 演出于晚上8：30结束，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想进屋去，离开阴暗寒冷的夜气，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然后，我们一群人就坐在一起谈起话来。陪我一起旅行的同志们知道我在西部地区的旅程就要结束了，在我离开之前，他们有一长串问题想要向我提问。这些星期以来，采访了那么多的人们，今晚该轮到我回答他们的问题了。 The comrades want to know what it's lik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want to know what kind of mass struggle is going on, and why I think it's possible to make a revolution in such a powerful imperialist country. They also want to talk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revolution in the world. Once again, it strikes me how much these comrades see the People's War here as part of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revolution. 同志们想知道美国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他们想知道那儿进行着怎么样的群众斗争，我为什么认为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是可能的。他们还想谈谈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的前景。同志们是那么深刻地认识到这场人民战争是世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我再一次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 The next morning there are several hours of interviews lined up for me. 第二天早上，为我安排了几个小时的采访。 One comrade who comes to talk is from a leading area party committee in Rolpa. He recounts a story of how the masses developed their confidence and determination in fighting the enemy: 一位来谈话的同志来自罗尔帕领导地区党委会（a leading area party committee）.他向我讲述了人民群众是如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的事情。 "During Kilo Sera 2, 77 police came into this village and went door-to-door looking for people. One area committee member and one party member, two brothers, were arrested and tied up with rope. The younger brother got his hands untied and was able to run away. There were many police in the area and six police chased him. The older brother was shot and badly injured by the police, but he managed to escape and he hid in a small cave. The police looked for him all day but couldn't find him. Party cadre knew about the cave, and at night they went to get him and took him to a safe place. The police blocked the paths for two days and searched the village and the jungle but the comrade escaped. This incident made people see that it is better to resist when the police come and not just let them arrest you. “在第二次血洗行动时期，77名警察来到这个村子，埃门埃户地搜人。一位地区委员和一名党员，他们是兄弟俩，遭到逮捕并被绑了起来。弟弟解开了手上的绳索，成功地跑开了，那个地区有许多警察，6名警察追上了他。大哥哥被枪击中，受了重伤，但他还是逃掉了，藏在一个小小的洞穴里。警察整天都在寻找他，还是没能发现他。党的干部知道那个洞穴，夜里，他们过来找到他，把他带到了安全的地方。警察封锁了两天所有的路口，搜查了整个村庄和丛林，但那位同志还是逃掉了。这个事件使人民认识到当警察到来的时候，反抗会更好，不要只让他们抓捕你。 "If the enemy comes viciously, we resist strongly. If we are afraid, the enemy will not retreat, but will increase their repression. During the government's Kilo Sera 2 campaign, the police came to attack us. But the masses resisted strongly, the enemy was forced to retreat, and now the place is in our hands." “如果敌人来势汹汹，我们就更顽强地反抗。如果我们示弱，敌人就不会后退，而会加强他们的镇压。在政府的第二次血洗行动期间，警察来攻击我们，遭到了群众的顽强抵抗，敌人被迫撤退，现在这一地区掌握在了我们手中。” A Proletarian Fighter 一位无产阶级战士 Twenty-nine-year-old squad commander "Tamil" sits down next to be interviewed and I ask him to tell me about his life, how he came to join the People's War. Over 90 percent of the people in Nepal are peasants. But the story Tamil tells me shows how some peasants have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revolution through their experience as proletarians: 一位29岁的班长“Tamil”坐在旁边接受采访，我请他向我讲述他的经历，他如何参加了人民战争。尼泊尔90%的人们都是农民。而Tamil的故事向我展示了一些农民是如何在作为无产阶级的经历中找到参加革命的道路的。 "My family is very poor, so when I was 15 I went to India to find work. I lived there eight years, working as a laborer in the countryside, collecting raw material for medicine. Later I went to the city and worked in a factory making plastic bags. I also worked in a steel factory as a security guard. And I worked in a chocolate factory and a pencil factory. The wages were very low, about 400 rupees (about $6.00) a month. Legally we were supposed to work only eight hours, but we had to work 12 hours. When we worked more than 12 hours, we were paid very little for the extra hours. “我家非常贫穷，因此我15岁时就到印度找工作。我在那儿生活了8年，在乡一做工，采集制做药物的原材料。后来，我来到城里，到一家制造塑料袋的工厂做工。我还给一家钢厂做过保安。我在巧克力工厂和铅笔工厂上过班。工资非常低，每个月大约400卢比（约6美元）。按法律规定我们每天工作8小时，但实际上我们必须干12个小时。当我们干活超过12小时时，会得到非常少的一点额外报酬。 "In 1994, I came back to Nepal and lived here one month. During this time I was in contact with the local party leader, who told me about the party. But at the time, I was not that influenced by them and I decided to return to India. I lived in India this time for five months. I worked picking and hauling apples, and then the season was over and I came back home in 1994. “1994年，我回到尼泊尔，在那儿生活了1个月。在那期间，我接触了当地党的领导人，他向我讲了党的情况。但那时候，我还不怎么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决定回到印度。这次我在印度生活了5个月。我以摘运苹果谋生，当季节结束后，我在1994年回了家。 "I visited the same party leader when I returned, and we talked for a long time, many times about the party. The local leader talked about how the people are oppressed and how the usurers and other reactionaries in the village exploit the people. He also talked about how youth are exploited when they have to go to India to work. He talked about how we have to fight against the class enemy to make a better life. I thought about all this and became very influenced by the party's politics and was intereste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party's plans to start a People's War. “我回来后又拜访了那位党的领导人，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多次谈到了党。这位领导同志谈到人民是如何地遭受压迫，村子里的高利贷主和其它反动派是如何地剥削人民。他还谈到当年轻人不得不到印度去做工时，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剥削。他还谈到我们为什么必须与阶级敌人战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仔细地想了这一切，很受党的政治纲领的影响，也很想知道更多党发动人民战争的计划。 "I got involved in the party's activities and in 1995, I joined the YCL (the Young Communist League). This was a time of sharp class struggle in this area, leading up to the initiation, and I was very actively involved. The first action I was involved in was an attack on a local exploiter. I was charged with a case from this action and was forced to go underground. “1995年，我参加了党的活动，我加入了共青团（青年共产主义小组）。那时候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直至人民战争的发动，我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斗争。我参加的第一次行动是攻打当地的一个土豪。由于这次行动我受到指控，被迫转入地下。 "At the time of the initiation, I was a member of a fighter group and was involved in the raid on the Holeri police post. Then in the Second Plan, I became a member of the first squad that was formed. I took part in the raid on the Piuthan Lung police post in 1997 and many other ambushes, mining actions and arms seizures. Six months ago I became a squad commander." “当人民战争发动的时候，我是战斗组的一个成员，参加了对Holeri警察哨所的袭击。在第二计划期间，我成为那时成立的第一班的战士。我参加了1997年对Piuthan Lung警察哨所的袭击，还参加了其它许多伏击、炸弹袭击和夺取武器的行动。6个月前，我升为班长。” The Struggle in Jarjarkot 贾贾科特的斗争 Several other people come by to talk and, by the time we are done, it is mid-afternoon and we are in a hurry to leave so we can travel in as much daylight as possible. We walk for about five and a half hours, and by the time we start looking for some place to stay for the night, it is very dark. 其它几位同志过来谈话，当我们谈话结束时，已正是下午了。我们勿忙辞别，以便尽可能地在白天赶路。我们步行了大约五个半小时的路程，当我们找个地方度夜时，天色已是非常黑暗了。 In Nepal there is a tradition among the peasants to give strangers food and shelter. Even if they are very poor, the peasa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The comrades sometimes will find a shelter where the people will welcome and gladly give food and a place to sleep to Maoists. But in this case, the comrades decide not to reveal our politics since we are in somewhat unfamiliar territory. We just say we are travelers who need some food and a place to sleep. 在尼泊尔给陌生人提供食宿是农民的传统。即使他们非常贫穷，农民还是和别人分亨他们的东西。同志们有时会在欢迎并乐意给毛主义者提供食宿的人家找地方住。但这次情况不同，由于是在有些不太熟悉的地区，同志们决定不暴露我们的政治身份。我们只说我们的是旅行者，需要食物和睡觉的地方。 We knock on one door and two brothers let us into their small house. There is a fire going, and we huddle around it to get warm. The meal is simple--wheat porridge and dried vegetables--but I'm very hungry and the meal tastes very good. After we eat, our hosts give us a few blankets to spread out on the floor and we lie down to sleep. 我们敲一家的门，有弟兄两人让我们进了他们的小家。屋里生着火，我们挤在周围取暧。晚餐很简单，麦片和干菜——然而我非常饥饿，晚餐吃起来香多了。我们吃完后，主人给我们送来一些毯子捕在地板上，我们就躺下睡了。 We are back on the trail again by 5:15 a.m. and reach our destination by 9:30 a.m. When we first arrive, Rauchana, the squad member who was the first woman comrade to be my aide, comes out to greet us. I am very surprised and happy to see her. Then inside, there are more nice reunions. The Central Committee comrade in charge of this guerrilla zone, the District Committee Secretaries of Rolpa and Rukum, and other comrades whom I have met with over the last month have gathered here for a final evaluation meeting. 早上5点15分，我们又踏上小路，早上9点30分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当我们一到达，冉乔娜，第一个做我助手的女战士就走出来欢迎我们。看到她我又惊讶又高兴。然后到屋里，是更多愉快地团聚——负责这个游击区的中央委员、罗尔泊和鲁孔的地委书记、还有其它我上个月会见过的同志们都聚集在这儿等待着这最后的评估会（evaluation meeting）。 　 Some other party leaders have also come to be interviewed, including the District Committee Secretary of Jarjarkot--one of the districts here in the west where the People's War is very strong. I didn't have time to visit Jarjarkot, which is northeast of Rukum, so the DCS has traveled many hours to come tell me about the work in his district. He says: 还会见了一些党的其它领导人，包括贾贾科特（西部人民战争非常强大的地区之一）的地委书记。我没有时间访问贾贾科特，它位于鲁孔的东北，所以这个地委书记就走了好多小时的路前来向我进述该地区的工作。他说： "The main political contradiction in our district i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ruling party, the Nepali Congress (NC). And with the revisionist UML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United Marxist-Leninist) becoming closer to the NC, things are also sharpening up with them. But supporters of NC are becoming attracted to the CPN (Maoist), and there are inner-party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NC, UML and RPP (the reactionary Rashtriya Prajatantra Party). “我们地区的主要政治矛盾是人民和执政党——尼泊尔议会（NC）之间的矛盾。随着修正主义的UML（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义）和NC越来越靠近，他们之间的问题就尖锐起来。但NC的支持者越来越被尼共（毛泽东主义）所吸引，在NC、UML和RPP（反动的Rashtriya Prajatantra 党）党内也有矛盾。 "There has been vicious oppression in Jarjarkot. The government claims 50 percent voted in the elections but in reality much of the votes were forced by the police--people were afraid. “贾贾科特地区存在着残酷着镇压。政府宣称在选举中有50%的投了票，而实际上大多人投票是被警察逼的——人们害怕呀。 "The main economic contradiction in our district is between big usurers/cheaters and the people. There are hardly any landlords in our district, and because of the People's War, many of the local reactionaries have left the villages or become inactive. But the government still uses these forces against the people. They live in district headquarters but sometimes return to cause trouble for the people. The government is also using new forces--police come into the village and try to force people to act as spies. The party has been able to stop some of these people through struggle or with threats. We take action against those who don't stop working for the enemy." “我们地区的主要经济矛盾是高利贷主/骗子和农民之间的。我们地区几乎没有地主，由于人民战争，当地的许多反动派或逃离了村庄，或停止反动活动。但政府依然依靠他们的力量镇压人民。他们居住在当地首府里，但有时就回来给人民制造麻烦。” The comrade tells me that in Jarjarkot, as in Solyan, the influence of the party was not very strong before 1990. A lot of good work was done after 1990, and the party and mass organizations grew, leading up to 1996, when the People's War started. After the government responded with vicious repression, many people became afraid and stopped supporting the party. But the comrades were able to reverse this. One of the key things in turning the situation around was organizing the people to hit back at the enemy in a well-planned, effective and strong way. The comrade describes some of how this revolution/counter-revolution /more revolution dialectic has gone: 这位同志告诉我在贾贾科特，象在Solyan一样，1990年之前党的影响不是那么强大。很多优秀的工作都是1990年之后做的，党和群众组织成长起来，直到1996年（leading up to 1996）人民战争发动的时候。政府实行残酷的镇压后，许多人害怕起来，不再支持党了。但同志们有能力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扭转形势的关键就是组织人民有计划地、有效地、强有力地攻击敌人的后方。这位同志描述了革命/反革命/更大的革命三者是如何辩证地转化的： "In March 1998, there was an ambush by the people's army in district headquarters. One police was killed and three other police seriously injured. During Kilo Sera 2, in Ragda VDC the people's army did a mining ambush in which two police were killed and two were seriously injured. During an election, a squad attacked a NC propaganda team and killed one and injured two. In an ambush in Laha VDC, one police was killed and one was injured. There have been many other smaller actions by the people's army. Since the initiation 15 reactionaries --mainly spies--have been annihilated. “1998年3月，人民军队在省会（district headquarters）组织了一次伏击。一个警察被杀，其它三名警察受重伤。在第2次血洗行动期间，党在Ragda VDC进行了一次炸弹袭击，两名警察在这次袭击中身亡，两名受重伤。在选举期间，一个班攻击了尼泊尔议会（NC）的宣传队，打死1人，打伤2人。在Laha VDC的伏击中一名警察被杀，一名受伤。人民军队还采取其它许多较小的行动。从人民战争发动时起，有15名反动派——主要是暗探——被歼灭。 "There is feudalistic thinking among some people, and some people are related to or have ties to the Royal Palace and have influence on the masses. There is also some religious thinking and belief in spirits and gods and witches. This kind of thinking is stronger here than in Rukum and Rolpa, and this creates some political difficulties. Most people have some religious thinking, even if they don't support the government. People accept the economic concept of communism easier than the ideology of communism. And the reactionaries wage propaganda against Maoists, saying, `They don't believe in god, they destroy temples, etc.' Among the masses, there is some resistance to breaking feudal traditions, but gradually people are accepting new things. “一些人中还有封建思想，一些人和封建皇室有关系或有联系，并对人民群众产生着影响。还有对神灵、上帝和巫师的宗教思想和信仰。这些思想比鲁孔和罗尔泊地区更加强大，这造成了一些政治上的困难。大多数人都有一些宗教思想，即使他们并不支持政府。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相比，人们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概念。反动派们对毛主义者发起了宣传攻势，说：‘他们不信仰上帝，他们毁坏庙宇，等等’，人民群众中间，一些人对打破封建关系还有抵制，但渐渐地，人们接受了新事物。 "The method of attack by the police is to encircle and surprise. On one day police posts combine to attack a particular village, and then on another day they will do the same to another village. The government sees Jarjarkot as a doorway to the far we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his area is geographically favorable to the People's War and the police are burning the forests here as a way to attack the revolution. “警察的进攻办法是包围和突袭。在某一天，警所们联合起来对一个单独的村子发起进攻，在另一天他们会对另一个村子采取同样的行动。政府把贾贾科特地区看作是通往遥远的西部地区的门户。这一地区在地形上对人民战争有利，警察们就烧掉森林，以这种方式向革命发起进攻。 "The government repression has affected our ability to get shelter and our communications and this is a big problem. Some people who have been afraid of police repression have left and gone to India. If the police know about people who give Maoists shelter and food, they will arrest and/or kill them. The families of full-timers are constantly harassed by the police. The police capture food grains from the farms of full-timers.Police also confiscate the land of families and tell the people they will be killed if they farm on the land. Then the family has to either leave or become more involved in the party. Many times, the young people join the People's War while the old people and children have to leave and live somewhere else. The party is helping some of these people. But it is hard to solve this problem becaus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of these type of people that need support. If we wage strong military actions and create a power vacuum, this problem will be solved with people's power in our hands." 政府的镇压使我们难以找到住处和进行联系，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些害怕警察镇压的人离开了，到了印度。如果警察得知谁向毛主义者提供了住处和食物，他们就会逮捕并（或）杀害他们。专职人员的家人不断地受到警察的骚扰。警察拿走了专职人员田地里的粮食。警察还没收专职人员家人的田地，警告人们说，如果他们在那块地里种庄稼就杀掉他们。家人要么背井离乡，要么和党的关系更加密切。很多情况下，年轻人参加了人民战争，老人和孩子就必须离开到别的地方居住。党正在帮助这些人。但解决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有越来越的人需要这种帮助。如果我们采取更强大的军事行动，制造出权力上的真空地带，人民政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Lal Salaam to the West 向西部地区致以革命敬礼 Today is my last day in Rolpa, and I'm happy to spend my last days in the west with comrades who are leading the struggle here. 今天是我在罗尔泊的最后一天，在西部地区最后的日子里，和领导这儿斗争的同志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are "illegal" here--to be caught by the police with them would almost certainly mean being arrested, if not shot on the spot. But someone has managed to smuggle some precious copies into this area, and many of the comrades have been sitting around, eagerly devouring and savoring each page. 革命报纸在这儿是“非法的”——被警察逮住携带它们，如果不被当场击毙，也几乎肯定意味着被捕。但还是有同志偷偷地把一些珍贵的报纸带进了这一地区，许多同志就围坐在一起、贪婪地、如饥似渴地阅读、品味着每一页。 　 Someone has also brought a small collection of xeroxes that people have been studying. There are readings from bourgeois military books (mainly from India, but also one from the U.S.). There are also several book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cluding Han Suyin's Morning Deluge and William Hinton's Fanshen. And I am happy to see two books from the Maoist comrades in the United States--And Mao Makes Five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and article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Phony Communism is Dead...Long Live Real Communism" by RCP Chairman Bob Avakian. 有人还带了一小部分人们学习的复印资料。这里有资产阶级军事教材（主要来自印度，但还有一份来自美国）的读物，还有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籍，包括韩素音的《早晨的洪流》（Morning Deluge）和威廉 韩丁的《翻身》（Fanshen）。我很高兴地看到两本美国毛主义同志们写的书：And Mao Makes Five（中国文化革命文献和论文集）[注1]和革命共产党主席Bob Avakian写的《假共产主义已经死去......真共产主义万岁》。 My time here in the west--the eye of this storm of People's War--has been quite an experience in so many ways. It has been a tremendous learning experience talking to so many people on the frontlines of the People's War here. I feel like I have not only learned a lot of basic facts about how the People's War is advancing--but I have also been able to get a real sense of the People's War--by traveling, living, and talking with the party comrades, the people's army and masses. And being in the west--the most sensitive area in terms of the enemy--has given me a taste of war conditions. 我在西部地区（人民战争这场暴风骤雨的核心地区）度过的这些日子，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多么非同寻常的经历！在人民战争的前线和这么多人进行交谈，是无与伦比的学习经历。我感到我不仅了解到许多人民战争正在如何发展的基本事实，通过和党员同志们、人民军队和群众一起旅行、生活和交谈，我还能真切地领悟到人民战争。而且在西部地区——对敌人来说最敏感的地区——让我真正体验到了战争环境。 In our evaluation meeting, the comrades ask me what I have learned on this trip. I tell them how I have been particularly inspired by the role of the youth, women, and the oppressed nationalities. I talk about how the families of martyrs have given me a real sense of the strength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masses to win--even in the face of vicious repression. And I tell them that I have learned that this People's War is not only about destruction of the enemy and the old exploitative society--but also about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I have seen how the People's War is developing the seeds of a new society; how the masses are breaking with feudal traditions and social relations and creating a new revolutionary economy and culture. 在我们的总结会上，同志们问我在这次旅行中学到了哪些东西。我告诉他们青年、妇女和被压迫民族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使我深受鼓舞。我谈到烈士们的家属是如何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人民群众必胜的力量和信心——即使是面对敌人残酷的镇压。我告诉他们我还认识到这场人民战争不仅是对敌人和旧的剥削社会的破坏，还是革命的建设。我看到人民战争是如何在播洒着新社会的种子，人民群众如何与封建传统和封建社会关系决裂，创造着崭新的革命经济和文化。 I also tell the comrades that I ha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how much they have advanced the milita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ging this People's War--in just a short period of only three years. They have gone from primitive "fighter groups" to squads, platoons and larger task forces. They have developed from small attacks to more developed military raids and ambushes. 我还告诉同志们，他们在仅仅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就如此地发展了人民战争的实践和军事理论，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从原始的“战斗组”发展为班、排和更大的军事组织。他们从小规模的进攻发展为更加先进的军事袭击和伏击。 We talk about how the situation is at a very critical point right now. The government is compelled to step up their efforts to crush the People's War, exactly because of all the advances and achievements by the revolution--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vacuums in areas where the reactionaries have fled and the police are afraid to come in. The police posts are being centralized in many areas, which will mean that the People's War will be confronted with very large groups of police. So far, the national police have been the ones sent against the People's War, but there has been talk in the government about sending in the Nepali army. 我们谈到目前的形势正处于一个非常关健的时期。政府被迫竭尽全力粉碎这场人民战争正是由于革命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尤其是权力真空地区的发展，反动派逃离了那些地区，警察也不敢入内。许多地区，警察哨所正在集中起来，这意味着人民战争将会面临更大规模的警察部队。到目前为止，国家警察是派遣来镇压人民战争的力量。但政府正在讨论派遣尼泊尔军队。 All this will require a leap in the military capacity of the people's army--in the size of military groups (from platoons to companies); in the level of military actions; and i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weapons. I think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there will be some major moves by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People's War--and this will require a big leap in the capacity of the people's army as well as the whole party leadership, mass organizations, etc. This will also make it more urgent for there to be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nd protests against the reactionary moves against the People's War. 这一切都要求人民军队的军事能力有一个飞跃的发展——在军事编制的大小方面（由排到连）；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水平方面；在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政府会对人民战争采取一些主要的行动，这要求除了党的领导、群众组织有一个大的飞跃之外，人民军队的能力也要有一个大的飞跃。这也使让国际社会了解情况、建立国际间的团结、抗议反动派镇压人民战争的行为等方面的任务变得更为迫切。 Before we leave this last village, the comrades gather outside for a final farewell. On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here refers to my visit as a "historic first"--I am the first visitor from a frater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o come and witness the People's War in Nepal first hand. All the comrades say my trip has inspired them, and they reiterate how important it is now for me to take what I have learned and make it known to the international proletariat. They have great hopes that I will tell the world about their struggle and help build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当我们离开这最后的一个村子时，同志们聚集在外面最后送别我们。这儿的一位中央委员称我的采访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我是第一位前来亲眼目睹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兄弟党成员。所有的同志都说我的旅行鼓舞了他们，他们重申我把了解到的情况传达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都极为希望我把他们的斗争传达给世界以帮助建立国际上的团结。 We leave at noon and, a bit later, arrive at the village school where about 100 people have gathered. The local villagers heard that we were going to come through here on our way out and they want to greet me. The local party leader presents me with some farewell words and gifts. Then we shake hands with everyone--many have brought garlands of flowers to put around our necks. 中午时分，我们出发了，稍迟些时候到达了村子里学校，那儿聚集着大约100人。当地村民听说我将要路过那里特来欢迎我。当地党的领导向我表达了离别之意并赠送了礼物。然后我们和所有的人握手——许多人都拿着给我们戴的花环。 On our way out of the Rolpa/Solyan districts, the comrades proudly point to a tall, pointed mountain peak, not too far away. It is where the government's Jimpe Communications Tower used to be--before the people's army raided it, injuring two police and seizing a number of rifles and ammunition. As the sun begins its descent over this scene, I note this as a fitting image for my exit and mark the sight, sound and feel of this moment in my memory. 在我们离开罗尔泊/Solyan地区的路上，同志们自豪地指着不远处的一座高高的、尖尖的山顶。那儿过去是政府的Jimpe通讯塔，后来人民军队袭击了它，打伤两名警察，夺取了许多枪枝弹药。当这幕风景中的太阳开始西下时，我注意到这是一幅多么合适的为我送别的画卷，那一刻的所见、所听、所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Leaving the west is such an intense parting. I have grown so close to the comrades here. I have gone up and down so many mountains with them, sat down together for so many meals, shared sleeping space on clay floors, so graciously given to us by peasants, talked, laughed and discussed, late, into so many nights. When we say our final "lal salaams" I feel sad to be leaving these comrades. But they have strengthened me in so many ways. And I feel excited in my determination to tell the world about how the comrades here are shining a bright light on the road forward for the masse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离开西部地区是多么难舍的分别呀。我和这儿的同志已变得那么的亲近。我和他们一起爬上爬下，翻越了那么多的高山，坐在一起吃了那么多么次的饭，睡在慷慨的村民为我们提供的泥土地板上、交谈、欢笑、讨论，度过了那么多深夜。当我们最后互致“革命敬礼”时，我为离开这些同志们感到难过。但他们用那么多的方法给我鼓劲。我决定告诉全世界这儿的人们是如何照亮了世界人民前进的道路，并为之感到激动。

电讯：来自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报导 第21部分：踏上中部地区的土地 作者：李 奥内斯托 by Li Onesto 革命工人 1041期 ，2000年2月6日 本篇是那次激动人心的旅行发回的第二十一篇系列报导。

尼泊尔中部地区位于加德满都峡谷（这儿由以首都为中心的政府统治着）和西部地区（这儿人民战争势力十分强大）之间。这儿最大的城市是博卡拉（Pokhara），许多旅游者都来到这里观赏著名的Anna Purna山脉并从这里开始远足旅行。这一地区还包括了广大的Terai地区。这块狭长的的平原地带沿着南部边境与印度相邻，它包括了另一个大旅游景区，著名的Chitwan国家公园。 同志们告诉我，在中部地区，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更多。在山区，大多数农民还拥有一小块田地，但也有一些无地的给地主做工的——逐月或逐年得到用货币或庄稼给予的报酬。在Terai，农民做工主要是获得日工资（daily wages）。Terai的土壤十分肥沃，水资源充分，能够种植各种各样的庄稼。 但大约20%的人们没有土地，其它人仅有非常小的一片土地。 直至1960年代，政府和地主开始开垦这块土地的时候，Terai地区还覆盖着大片森林——因而这儿的土地被农民占有并耕作的历史还不长。 人民战争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还解放了一些包身工——被“卖给”地主或被迫工作还清债务以获取自由的农民。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干了50年包身工。他仅9岁的时候被从家中偷走，以21公斤粟的价格卖给了地主。党带领近1000人来到这个地主家里，召开了群众大会。群众革命组织揭发地主这种剥削行为，并号召人民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人们要求地主要么支付这人50年的劳动报酬，要么象对待儿子那样给他财产。地主接受了第二个条件，被迫交出0.8公顷土地和约400000卢比。 和我采访过的东部和西部相比，中部地区看去很不是那么偏远——离城市和主要公路更近，旅游的人更多——也更易受到警察动员和行动的攻击。这儿和印度的交流（interaction）及受到来自印度（它正横越南部边境）的影响也很多。这儿的一些游击区离小城区更近，和城市里的革命工作有更密切的联系。

Terai 平 原 的 班

我采访了Terai的一个小城市，那儿同志们安排我和四个人民军队班的代表会谈——主要是班长。这些游击战士们冒险从农村来到这座城市里，我们也小心翼翼地旅行来到会见地点。 这些同志们领导的班的活动和西部一个重要地区（它正在发展为根据地）很接近。因此，同志们告诉我，他们班负担着很重要的责任来支持这些西部地区。除了在中部地区采取行动，他们还做支持工作，如向西部地区提供通迅员、武器并派遣专职人员。 和尼泊尔其它地方不同，Terai的气候很是湿热，蚊子很多。我们挤在一间小储藏室里，坐在地板上，膝对着膝。一台风扇给我们送来解凉的微风。但由于噪音，我们只能间或把它打开一次。 一个班长以讲述他班最初采取的行动开始了谈话： “有几个班自人民战争发动后一直在工作，其它班于一年前在乡下建立。我们开始集中于宣传工作，墙画，海报和游行。我们有其它的目标，象夺取武器。但开始，我们不能做这个。一年后，我们能够夺取武器了。现在，最近3年来，我们班夺取武器行动比其它行动都多。 “有个人不给他的劳力付工钱，还提供高息贷款。人民战争发动后，他从印度买来一支12孔步枪（12-bore rifle），用这个威胁人民。他还对许多妇女性骚扰，所以我们决定对他采取行动。我们班12人，夜晚9点，我们来到他在的地方——森林里。我们分为四队——攻击队、擒拿队、预备队和保卫队。 我们发起突然袭击。他正睡觉，带着他的枪和60多名工人在那地方。我们攻击时，他的手负伤了，我们夺了他的武器。工人们试图向我班发起攻击，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毛主义游击队，我们讲解了他们的老板压榨人民的种种手段。我们对工人们说，‘我们为你们而战，而不是那些暴徒。’他们都静了下来。” 这位班长接着向我讲述了一些他们采取的夺取土地的行动： “我们采取的另一个行动是夺取土地。我们夺取了超过3公顷的土地，那儿政府种上了树。我们拔去树木清掉边界，把这块土地分给了无地的人们——他们现在依此为生。我们还从一些地主手里夺取粮食分给人民。接着党决定把这个印度卖办和大地主作为目标。他是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有很多仆人在他地里干活。我们说服许多在这人手下干活的穷苦农民去进攻他。 “于是在夜里，在晚上10点钟，7名战士和近100个农民包围了他家。他正在2楼睡觉。我们喊道：“我们是护林员。”他醒来，出来靠着栏杆，但并不下来。然后我们给出了真实的来历，说道，“我们是和农民一起的毛主义游击队。”我们做了一个揭发他罪行的讲话，四名战士去夺取他收获的庄稼。我们打破了他仓库的墙壁，所有农民都冲了进去，喊着口号。 “我们分了粮食——人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但即使这些也是他所有财富的一小部分。我们的行动口号是：“农民运动万岁，新民主主义革命万岁， 人民战争汹涌向前，农民组织万岁，粉碎地主所有制。”后来我们返回粮仓，带走一些高质量的稻谷。接着警察来到人们家里查找这些稻谷，但一家藏这个的也没查到。开始他们谁也没抓，只是吓唬人们。但紧接着，24小时内，群众中有6人被抓。 “我们班12人采取的另一个破坏行动是用炸弹炸了一个地主的房子。当战士行动结束返回时，约150人包围了他们。人们以为我们是强盗。所以我们发表讲话向群众讲了我们的真实行为。但群众中有7人在给地主做保安，他们煽动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外来人”保卫“我们的地盘”。他们说，“毛主义者来自山里，如果他们来到这儿，就会取代我们。”这是在Terai地区，平原地带，印度边境，暴徒们突出 Terai这些地方的不同——他们是印度裔和其它少数民族。战士们努力控制形势，告诉他们真相——所有人都应当支持人民战争——但我们的声音几乎不能被听到，因为所有人都在吼。战士们不能成功，决定撤离。” 当我班撤退时，群众愤怒地跟着我们，游击战士们不得不引爆一枚手榴弹以脱身。 “党没有预料到群众会做出如此的反应，所以只派遣一个小班采取了这次行动。这是我班的第一次经历。此后，我们尽量熟悉形势，这样我们就能矫正群众中错误的东西。经过几次讨论，我们为发生的事情分析出两个原因（矛盾）：一、缺乏对群众政治情况的了解。二、山区人民和Terai人民之间存在着误解。山区人民和Terai人民存在着地区和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我们来到事发地点人们的家中和他们交谈。我们发现，实际上，人们并不反对毛主义运动。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做出那样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到保安们和地主的报复。 “然而，这地方大数人们在支持人民战争方面摇摆不定，这取决于人民战争的强弱。于是党来到人民中，更加努力地做着建立革命群众组织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我们向三个地方发出警告，逼迫他们把土地返还给农民。地主们有治安卫兵、武器等等，非常强大，进攻他们比袭击警所还难。这一地区许多农民没有土地，不得不在地主的田里干活。一些人甚至不得不把家庭成员卖给地主。那些在地主地里干活的人仅得到能够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粮食和衣服，其它人得到一些粮食。所以现在那些人希望成为自由劳动者，能从地主那里得到工钱。 “在这个中部地区，党内只有2%的专职人员是Terai人。但党给予了被压迫民族自决的权利和自治区的保证。在这个纲领之下，Terai地区的Tharu族人建立了革命组织，`Tharu ban mukti Morcha'（Tharu解放阵线）。” 屋里有一位战士是Tharu族人，他给我讲了他是怎样参加人民军队的： “我来自无地的人家，通过了解人民斗争的历史，我开始知道了革命共产党。人民反对村务委员会制度的活动使我受到鼓舞。当我参加了Tharu解放阵线后，我开始懂得地主和无地农民之间的区别，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问题才能解决。那一时期，我在给一个地主干活并且参加了解放运动。我们要求土地和更高的工钱，因此和地主的关系很紧张。就这样我入了党参加了党的活动，从党那儿学得知识。现在我为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感到自豪，我决定长期和党在一起，直至胜利。”

山 区 的 班

接下来谈话的班长讲了Terai地区以外的班的工作。 “在山区，高利贷商人是比大地主更主要的问题，我们采取了夺取债券（土地证和债务）的行动。NGOs（非政府帮助组织，non-governmental aid organizations）和农民之间也有矛盾。班里的大多数工作都是针对着解决这两个矛盾的。一次由十七名游击战士采取的行动目标针对着欧洲经济协会（一个国际性的NGO）和政府乡村发展委员会（VDC）的所在地。” 领导这次行动的指挥坐在我对面，他接过关于这次行动的话题接着讲道： “部队由17名成员组成。目标是帝国主义的代理机构。选中目标后，战士们做了军事准备——得到武器，估量目的地的形势，比如何时来何时返，等等。那时EEC（欧洲经济协会）正在举行为期一周的训练，侦察组对此事做了报告，我们决定在训练的最后一天发起进攻，侦察组估计那时，仅有四人在大楼里。 “我班在一个地点集合，指挥向全班做了简短的谈话，然后每个战士也讲了他们自己对目标和行动的感受。我们把班分为袭击、夺取、保卫和后备队。还有一个巡逻队注意警察的动静。 “然而，当我们到达那儿时，情况并不象侦察班报告的那样。在训练的最后一天，参加者留下来等报酬，所以两座建筑物里的人更多——VDC房里16人，EEC楼上两人。一名战士回来报告说形势不利，所以全班驻留在大楼的附近等待着。正当所有人都在绞尽脑汁合计该怎么办时，我决定我们应当奋勇向前，拿下那两座建筑物。” “我们包围了 VDC的大楼，一位女战士把守着大门。我们向楼里的人们简要地讲了来历，说：“我们是毛主义者，你们组织是我们的打击目标。”我们警告他们不要耍花招向外闯。与此同时我们包围了EEC大楼，我向房里的人做了简要的讲话，说我们不拿你们个人的物品，仅拿取EEC的财产和资金。一个EEC官员害怕了，向我们提供了EEC财产地点的全部信息。于是夺取队就能够夺取这个情报所提供的全部物资。夺取了EEC的财产和大楼后，我们回到VDC房前。 “这个VDC里有许多支持毛主义者的人。但这个VDC 的主席是修正主义UML（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义）的一个成员。党曾以VDC的名义给他写信要求他给尼共（毛泽东主义）20000卢比的捐款——但他拒绝出。这个 VDC里的一个官方书记也曾做过警察的侦探。 “战士们打碎门，冲进VDC房内，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把VDC所在地作为打击目标。我们要求40000卢比，由于迟误，我们的要求比原始数字更高。我们命令那个侦探今后停止为警方卖力。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结束这次行动。外面聚集了约100人的附近居民，我们向他们发表了讲话。之后，我们朝天鸣枪，高呼口号，如“发展游击战争”、“驱逐帝国主义”和“马列毛主义万岁”。然后，我们就分散了。我们在一个安全的地点集合，对我们夺取的物质作了估价，总结了班和每个人的工作，然后就解散了。” 这群游击队员里面有一位女同志，她实在是急切地要发言。她一开始讲话，我就能感觉到她的雄辩和激情，虽然我听不懂她的话。她的姿势和充满了坚强与忠诚的面部表情。翻译看上去几乎被她的话惊呆了，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工作。因此我不得不用肘轻轻推他要他告诉我她讲了些什么： “我19岁，还没结婚，上学读到8年级。我成为党的专职人员已经两年了。我母亲和父亲在群众革命组织里。我是演唱革命歌曲的歌舞演员，但开始我并不真正地懂得它们。当一支文化班来到我们村时，我向她们学习。人民战争发动后，暴徒们迫使四个人转入地下，留在村里是危险的，所以我有点害怕。但我开始为党做通讯员。当警察企图抓我时，我离家转入地下。然后我学习了党的革命政治纲领。 “我知道一点俄国和秘鲁革命的情况。我知道那儿的妇女肩上杠着枪参加了革命。一段时间之后，我成了一个班的战士，象其它妇女一样拿起了枪。 “我第一次经历了惩罚坏分子的活动。他是一个高利贷主，强奸了他姨妈，看到那么多妇女参加了对他的惩罚，我高兴极了。我拿着枪站在河岸上放哨。 “这是我第一次武装起来，所以我感到责任更重了。那时，我想起了燕妮 马克思（卡尔 马克思的夫人）。当我们抓住这个高利贷主的时候，附近居民赶来观看，班长作了讲话，揭发了这个惩治对象的罪行，所有的群众都支持我班。我全副武装，村里的妇女看到这样一个女子都感到吃惊。班长告诉妇女们，这个坏分子强奸了他姨妈，因此妇女们该打他。于是我就踢了这个坏分子一脚，他嘴里流出血来。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惩罚阶级敌人是多么痛快。所有的妇女都警告他，对他讲，如果他再强奸其它人，她们决不会放过他。 “现在，我和班里的战士们在一起，我感到有责任同反动派战斗，解放妇女和所有的人民群众。我更感到有责任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一个崭新的尼泊尔。我看到那么多的妇女被人民战争深深地吸引了，我打算招募更多的妇女同志参加人民军队。”

Dispatches: Report from the People's War in Nepal 电讯：来自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报导 Part 21: Land in the Middle 第21篇：踏上中部地区的土地作者：李 奥内斯托 by Li OnestoRevolutionary Worker #1041, February 6, 2000 革命工人 1041期 ，2000年2月6日 本篇是那次激动人心的旅行发回的第二十一篇系列报导。 This is the twenty-first article of a new series of dispatches from this exciting trip. (See RW #1014-#1020, #1022-1024, #1027-1029 and #1032-1038 for Parts 1 through 20.) The Middle Region of Nepal lies in between the Kathmandu Valley--where the government rules from the capital--and the Western Region, where the People's War is the strongest. The biggest city here is Pokhara, where lots of tourists go to view the famous Anna Purna range and start out on treks. This region also contains the large Terai area. This narrow strip of plains land along the southern border next to India includes another big tourist area, the famous Chitwan National Park. 尼泊尔中部地区位于加德满都峡谷（这儿由以首都为中心的政府统治着）和西部地区（这儿人民战争势力十分强大）之间。这儿最大的城市是博卡拉（Pokhara），许多旅游者都来到这里观赏著名的Anna Purna山脉并从这里开始远足旅行。这一地区还包括了广大的Terai地区。这块狭长的的平原地带沿着南部边境与印度相邻，它包括了另一个大旅游景区，著名的Chitwan国家公园。 The comrades tell me that in the Middle Region, there are more landlords who own a lot of land. In the hill areas, most of the peasants still own small plots of land,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who are landless and work for landlords--getting paid monthly or yearly in money or crops. And, in the Terai, the peasants mainly work for daily wages. The soil in the Terai is highly fertile, and there are abundant water sources, which permit the cultivation of a wide variety of crops. 同志们告诉我，在中部地区，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更多。在山区，大多数农民还拥有一小块田地，但也有一些无地的给地主做工的——逐月或逐年得到用货币或庄稼给予的报酬。在Terai，农民做工主要是获得日工资（daily wages）。Terai的土壤十分肥沃，水资源充分，能够种植各种各样的庄稼。But about 20% of the people are landless, and others have only very small amounts of land. 但大约20%的人们没有土地，其它人仅有非常小的一片土地。The Terai was heavily forested until the 1960s, when the government and landlords began to clear the land--so the land here does not have a long history of being owned and cultivated by the peasants. Terai地区覆盖着大片森林，直至1960年代，政府和地主开始开垦这块土地的时候。——因而这儿的土地被农民拥有耕作的历史还不长。The People's War has seized land from landlords and also liberated some bonded laborers--peasants who have been "sold" to a landlord or forced to work for "free" in order to pay back a debt. 人民战争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还解放了一些包身工——被“卖给”地主或被迫工作还清债务以获取自由的农民。 I heard one story where a man had been working as a bonded laborer for 50 years. He had been stolen from his family when he was only 9 years old and was sold to the landlord for 20 kilograms of millet. The party led nearly 1,000 people to go to the landlord and hold a mass meeting. The mass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exposed the kind of exploitation done by this landlord and called on the people to take mass action.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干了50年包身工。他仅9岁的时候被从家中偷走，以21公斤粟的价格卖给了地主。党带领近1000人来到这个地主家里，召开了群众大会。群众革命组织揭发地主这种剥削行为，并号召人民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The people demanded that the landlord either pay the man for 50 years of labor or give him property as if he were his son. The landlord accepted the second proposal and was forced to give up 0.8 hectares of land and about 400,000 rupees. 人们要求地主要么支付这人50年的劳动报酬，要么象对待儿子那样给他财产。地主接受了第二个条件，被迫交出0.8公顷土地和约400000卢比。 Compared to the areas I visited in the East and West, the Middle Region seems a lot less remote--closer to cities and major highways, more invaded by tourism--and more vulnerable to the movements and mobilizations of the police. And there is a lot of interaction with and influence from India--which is right across the southern border. Some of the guerrilla zones here are closer to small urban areas and more linked up with the revolutionary work being done in the cities. 和我采访过的东部和西部相比，中部地区看上去很不是那么偏远——离城市和主要公路更近，旅游的人更多——也更易受到警察动员和行动的攻击。这儿和印度的交流（interaction）及受到来自印度（它正横越南部边境）的影响也很多。这儿的一些游击区离小城区更近，和城市里的革命工作有更密切的联系。 Terai Squads Terai平原的班 I visited a small city in the Terai where comrades arranged for me to meet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four people's army squads--mainly squad commanders. These guerrillas have taken the risk of coming into the city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we have to travel carefully to the meeting place. 我采访了Terai的一个小城市，那儿同志们安排我和四个人民军队班的代表会谈——主要是班长。这些游击战士们冒险从农村来到这座城市里，我们也小心翼翼地旅行来到会见地点。

The squads these comrades lead operate near an important area in the West that is moving towards becoming a base area. And so, the comrades tell me, their squads have an important duty to support these western areas. In addition to carrying out actions in the Middle Region, they also do support work, like providing couriers and arms and sending full-timers to the West. 这些同志们领导的班的活动和西部一个重要地区（它正在发展为根据地）很接近。因此，同志们告诉我，他们班负担着很重要的责任来支持这些西部地区。除了在中部地区采取行动，他们还做支持工作，如向西部地区提供通迅员、武器并派遣专职人员。 Unlike the rest of Nepal, the climate in the Terai is very hot and humid, with lots of mosquitoes. We are packed into a small storeroom, sitting on the floor, knee-to- knee. There is one fan that provides a small breeze of relief. But we can only turn it on for brief spurts because of the noise. 和尼泊尔其它地方不同，Terai的气候很是湿热，蚊子很多。我们挤在一间小储藏室里，坐在地板上，膝对着膝。一台风扇给我们送来解凉的微风。但由于噪音，我们只能间或把它打开一次。 One squad commander starts out by recounting some of the first actions taken by his squad: 一个班长以讲述他班最初采取的行动开始了谈话： "Several squads have been working since the initiation and one other was established in the countryside one year ago. We concentrated initially on propaganda work, wall paintings, postering and processions. We had other goals like seizing arms. But in the beginning, we weren't able to do this. After one year, we were able to do a seizure of arms. And now, during the last three years, our squads have done more armed seizures than other actions. “有几个班自人民战争发动后在工作，其它班于一年前在乡下建立。我们开始集中于宣传工作，墙画，海报和游行。我们有其它的目标，象夺取武器。但开始，我们不能做这个。一年后，我们能够夺取武器了。现在，最近3年来，我们班夺取武器行动比其它行动都多。 "There was one man who didn't pay wages to his laborers and took high interest on loans. When the initiation happened he bought a 12-bore rifle from India and threatened people with it. He also sexually harassed many women, and so 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against him. There were 12 in our squad, and at 9:00 p.m., we went to where he was, in the forest. W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assault group, seize group, reserve group and defense group. “有个人不给他的劳力付工钱，还提供高息贷款。人民战争发动后，他从印度买来一支12孔步枪（12-bore rifle）用这个威胁人民。他还对许多妇女性骚扰，所以我们决定对他采取行动。我们班12人，夜晚9点，我们来到他在的地方——森林里。我们分为四队——攻击队、擒拿队、预备队和保卫队。

We did a surprise attack. He was sleeping with his gun and more than 60 workers of his were in the area. When we attacked he got a broken hand, and we were able to seize his weapon. The workers tried to attack the squad, but we told them, we are Maoist guerrillas, and we explained all the ways their boss was exploiting the people. We said to the workers, `We are fighting for you, not the goons,' and all of them became silent." 我们发起突然袭击。他正睡觉，带着他的枪和60多名工人在那地方。我们攻击时，他的手负伤了，我们夺了他的武器。工人们试图向我班发起攻击，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毛主义游击队，我们讲解了他们的老板压榨人民的种种手段。我们对工人们说，‘我们为你们而战，而不是那些暴徒。’他们都静了下来。” The squad commander moves on to tell me about some of the actions they have taken to get land: 这位班长接着向我讲述了一些他们采取的夺取土地的行动： "Another action we did was a land seizure. We seized more than three hectares where the government had planted trees. We took out the trees and the boundary and distributed the land to the landless--who now live on it. We also seized crops from some landlords and distributed this among the people. Then the party decided to target this Indian comprador and landowner. He is a citizen of Nepal and India and had a number of servants working on his land. We convinced a lot of the poor peasants who worked under this man to attack him. “我们采取的另一个行动是夺取土地。我们夺取了超过3公顷的土地，那儿政府种上了树。我们拔去树木清掉边界，把这块土地分给了无地的人们——他们现在依此为生。我们还从一些地主手里夺取粮食分给人民。接着党决定把这个印度卖办和大地主作为目标。他是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有很多仆人在他地里干活。我们说服许多在这人手下干活的穷苦农民去进攻他。 "So at night, at 10:00 p.m., seven squad members encircled his house together with nearly 100 peasants. He was sleeping on the second floor and we called out, `We are the forest rangers.' He woke up and came outside on the railing but didn't come downstairs. Then we gave a real introduction, saying, `We are Maoist guerrillas with the peasants.' We gave a speech exposing his bad role and four squad members went to seize his harvested crops. We broke down the wall of his storehouse and all the peasants went inside, shouting slogans. “于是在夜里，在晚上10点钟，7名战士和近100个农民包围了他家。他正在2楼睡觉。我们喊道：“我们是护林员。”他醒来，出来靠着栏杆，但并不下来。然后我们给出了真实的来历，说道，“我们是和农民一起的毛主义游击队。”我们做了一个揭发他罪行的讲话，四名战士去拿取他收获的庄稼。我们打破了他仓库的墙壁，所有农民都冲了进去，喊着口号。 "We distributed the crops--people took as much as they could carry, but even this was only part of all his wealth. The slogans we did this under were: `Long Live the Peasants' Movement, Long Liv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ople's War is Continuous, Long Live Peasant Organizations, and Smash Landlord Ownership.' We came back to the house later and took some high quality rice. Then the police came around to people's houses to look for this rice, but they couldn't find anyone with it. At first they didn't arrest anyone, they just terrorized people. But then, within 24 hours, six people from among the masses were arrested. “我们分了粮食——人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但即使这些也是他所有财富的一小部分。我们的行动口号是：“农民运动万岁，新民主主义革命万岁， 人民战争汹涌向前，农民组织万岁，粉碎地主所有制。”后来我们返回粮仓，带走一些高质量的稻谷。接着警察来到人们家里查找这些稻谷，但一家藏这个的也没找到。开始他们谁也没抓，只是吓唬人们。但紧接着，24小时内，群众中有6人被抓。 "We carried out another sabotage with a 12-member squad in which the house of a landlord was blasted with a bomb. When the squad was returning from this action, about 150 people surrounded them. The people thought we were robbers. So we gave a speech telling the masses what we were really doing. But there were seven people in the crowd who were working for the landlord as a security force, and they called on the people to `unite against the outsiders' to defend `our place.' They said, `The Maoists are from the hillside. And if they come here they will displace us.' This was in the Terai area, the plain lands, on the border of India, and the goons rais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ose in the Terai, who are originally from India,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The squad tried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by telling the truth--that everyone should support the People's War--but we could not even be heard because everyone was shouting. The squad was not successful and decided to leave." “我们班12人采取的另一个破坏行动是用炸弹炸了一个地主的房子。当战士行动结束返回时，约150人包围了他们。人们以为我们是强盗。所以我们发表讲话向群众讲了我们的真实行为。但群众中有7人在给地主做保安，他们煽动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外来人”保卫“我们的地盘”。他们说，“毛主义者来自山里，如果他们来到这儿，就会取代我们。”这是在Terai地区，平原地带，印度边境，暴徒们突出 Terai这些地方的不同——他们是印度裔和其它少数民族。战士们努力控制形势，告诉他们真相——所有人都应当支持人民战争——但我们的声音几乎不能被听到，因为所有人都在吼。战士们不能成功，决定撤离。”

As the squad retreated, the crowd angrily followed them, and the guerrillas had to set off a grenade to make their escape. 当我班撤退时，群众愤怒地跟着我们，游击战士们不得不引爆一枚手榴弹以逃脱。

"The party had not anticipated that the people would respond like this and so only a small squad had been sent to carry out this action. And this was the squad's first experience. Afterwards, we tried to understand this situation, so we could rectify things with the masses. And after some discussion, we came up with two causes/contradictions for what happened. One, was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mong the masses. And secondly, there is the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hillside and Terai people. There are cultural and language differences between hillside and Terai people. So we went to people's houses where the incident took place and talked with them. And we found out that in fact, the people were not against the Maoist movement. They told us that they reacted the way they did because they were afraid of repercussions from the security forces and the landlord. “党没有预料到群众会做出如此的反应，所以只派遣一个小班采取了这次行动。这是我班的第一次经历。此后，我们尽量熟悉形势，这样我们就能矫正群众中错误的东西。经过几次讨论，我们为发生的事情分析出两个原因/矛盾：一、缺乏对群众政治情况的了解。二、山区人民和Terai人民之间存在着误解。山区人民和Terai人民存在着地区和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我们来到事发地人们的家中和他们交谈。我们发现，实际上，人们并不反对毛主义运动。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做出那样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到保安们和地主的报复。 "Still, most of the people in this area are wavering in their support, depending on how strong the People's War is. So the party went among the people and worked even harder to build revolutionary mass organizations. “然而，这地方大数人们在支持人民战争方面摇摆不定，这取决于人民战争的强弱。于是党来到人民中，更加努力地做着建立革命群众组织的工作。 "So far, we have threatened three landlords and forced them to return land to the peasants. Landlords have security guards, weapons, etc. and are very strong, and it's more difficult to attack them than to raid police stations. In this area many of the peasants are landless and have to work on the landlords' land. Some have even had to sell family members to the landlord. Those who work on the landlords' land get just minimal food and clothes to live, others get some crops. So now the people want to work as free laborers and get wages from the landlord. “到目前为止，我们向三个地方发出警告，逼迫他们把土地返还给农民。地主们有治安卫兵、武器等等，非常强大，进攻他们比袭击警所还难。这一地区许多农民没有土地，不得不在地主的田里干活。一些人甚至不得不把家庭成员卖给地主。那些在地主地里干活的人仅得到能够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粮食和衣服，其它人得到一些粮食。所以现在那些人希望成为自由劳动者，能从地主那里得到工钱。 "In this mid-region, only 2% of full-timers in the party are people from the Terai. But the party has announced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guarantee of autonomous regions for the oppressed nationalities. With this program, the Tharu nationality people in the Terai are being organized into th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Tharu ban mukti Morcha' (Tharu Liberation Front)." “在这个中部地区，党内只有2%的专职人员是Terai人。但党给予了被压迫民族自决的权利和自治区的保证。在这个纲领之下，Terai地区的Tharu族人建立了革命组织，`Tharu ban mukti Morcha'（Tharu解放阵线）。” One of the squad members in the room is a Tharu and he tells how he came to join the people's army: 屋里有一位战士是Tharu族人，他给我讲了他是怎样参加人民军队的： "I am from landless people and by knowing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struggle I came to know 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I got inspired around the people's movement against the Panchayat system. When I joined the Tharu Liberation Front, I came to know of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land owners and landless and that the problem of landlords and peasants can only be resolved through class struggle. During this time I was working for a landlor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We demanded land and more wages so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ndlords was tense. In this way I joined the party and participated in actions and got knowledge from the party. Now I feel proud to be a communist, and I am determined to be with the party for a long time, until victory." “我来自无地的人家，通过了解人民斗争的历史，我开始知道了革命共产党。人民反对村务委员会制度的活动使我受到鼓舞。当我参加了Tharu解放阵线后，我开始懂得地主和无地农民之间的区别，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问题才能解决。那一时期，我在给一个地主干活并且参加了解放运动。我们要求土地和更高的工钱，因此和地主的关系很紧张。就这样我入了党参加了党的活动，从党那儿学得知识。现在我为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感到自豪，我决定长期和党在一起，直至胜利。” Hill Squad 山区的班 The squad commander talks next about the work of the squad outside of the Terai: 接下来谈话的班长讲了Terai地区以外的班的工作。 "In the hill areas, usurers are more the main problem than big landlords, and we have done actions there to capture bond (land ownership and debt) papers. There are also contradictions between NGOs (non-governmental aid organizations) and peasants. Most of the work of the squads is aimed at dealing with these two contradictions. One action, carried out by 17 guerrillas, was aimed at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 international NGO, and the house of the government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VDC)." “在山区，高利贷商人是比大地主更主要的问题，我们采取了夺取债券（土地证和债务）的行动。NGOs（非政府帮助组织，non-governmental aid organizations）和农民之间也有矛盾。班里的大多数工作都是针对着解决这两个矛盾的。一次由十七名游击战士采取的行动目标针对着欧洲经济协会（一个国际性的NGO）和政府乡村发展委员会（VDC）的所在地。” The commander who led this action is sitting across from me and picks up the narration of this action: 领导这次行动的指挥坐在我对面，他接过关于这次行动的话题接着讲道： "There were 17 members in the troop. The target was this imperialist agent. After picking the target the squad made military preparations--getting arms, and survey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target, like when they come and go, etc. The EEC was conducting a week-long training session at the time so the survey team reported back and we decided to attack on the last day of training, when the survey team estimated there would only be four people in the building. “部队由17名成员组成。目标是帝国主义的代理机构。选中目标后，战士们做了军事准备——得到武器，估量目的地的形势，比如何时来何时返，等等。那时EEC（欧洲经济协会）正在举行为期一周的训练，侦察组对此事做了报告，我们决定在训练的最后一天发起进攻，侦察组估计那时，仅有四人在大楼里。 "The squad gathered in one place and the commander gave a brief talk to the squad and then each member also spoke about their own feelings about the target and action. We divided the group into assault, seizing, defense and reserve groups. There was also a patrolling group to look out for police. “我班在一个地点集合，指挥向全班做了简短的谈话，然后每个战士也讲了他们自己对目标和行动的感受。我们把班分为袭击、夺取、保卫和后备队。还有一个巡逻队注意警察的动静。 "But then, when we got there, the situation was not like what had been reported in the survey. On the last day of training, the participants were waiting for payment, and so there were more people in the two buildings--16 in one VDC house and two in the EEC building. One of the squad members came back and reported that the situation was not favorable, and so the squad camped near the buildings and waited. At the time everyone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to do, and I decided we should go ahead and capture the two houses. “然而，当我们到达那儿时，情况并不象侦察班报告的那样。在训练的最后一天，参加者留下来等报酬，所以两座建筑物里的人更多——VDC房里16人，EEC楼上两人。一名战士回来报告说形势不利，所以全班驻留在大楼的附近等待着。正当所有人都在绞尽脑汁合计该怎么办时，我决定我们应当奋勇向前，拿下那两所房子。 "We surrounded the VDC building and one woman squad member guarded the door. We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 inside, saying, `We are the Maoists and we are targeting your organization.' We told them not to try and come out. At the same time we encircled the EEC building and I gave a brief speech to the people inside, saying we won't take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but just the EEC property and cash. One of the EEC officers was afraid and gave us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what EEC property was there. So the seizing group was able to seize all the materials with this information. After taking the EEC property and building we went back to the VDC house. “我们包围了 VDC的大楼，一位女战士把守着大门。我们向楼里的人们简要地讲了来历，说：“我们是毛主义者，你们组织是我们的打击目标。”我们警告他们不要耍花招向外闯。与此同时我们包围了EEC大楼，我向房里的人做了简要的讲话，说我们不拿你们个人的物品，仅拿取EEC的财产和资金。一个EEC官员害怕了，向我们提供了EEC财产在哪里的全部信息。于是夺取队就能够夺取这个情报所提供的全部物资。夺取了EEC的财产和大楼后，我们回到VDC房前。 "This VDC is one where there is a lot of support for the Maoists. But the VDC chairman was a member of the revisionist UML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United Marxist-Leninist). The party had written a letter to him asking that 20,000 rupees be donated to the CPN (Maoist) in the name of the VDC--but he did not pay. An official secretary in this VDC had also been acting as an informer for the police. “这个VDC里有许多支持毛主义者的人。但这个VDC 的主席是修正主义UML（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义）的一个成员。党曾以VDC的名义给他写信要求他给尼共（毛泽东主义）20000卢比的捐款——但他拒绝出。这个 VDC里的一个官方书记也曾做过警察的侦探。 "The squad smashed the door, entered the VDC house and explained why they were targeting this VDC house. We demanded 40,000 rupees, more than the original demand--for being late. And we demanded that the informer stop working for the police. We took one hour to complete this action. Outside, about 100 neighbors had gathered and we gave speeches to them. After this we fired into the air and shouted slogans like, `Advance Guerrilla Warfare,' `Kick Out the Imperialists' and `Long Live MLM.' Then we dispersed. We gathered at a safe point and made an assessment of the materials we had seized and summed up the work of the squad and different individuals and then dispersed." “战士们打碎门，冲进VDC房内，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把VDC所在地作为打击目标。我们要求40000卢比，由于迟误，我们的要求比原始数字更高。我们命令那个侦探今后停止为警方卖力。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结束这次行动。外面聚集了约100人的附近居民，我们向他们发表了讲话。之后，我们朝天鸣枪，高呼口号，如“发展游击战争”、“驱逐帝国主义”和“马列毛主义万岁”。然后，我们就分散了。我们在一个安全的地点集合，对我们夺取的物质作了估价，总结了班和每个人的工作，然后就解散了。” There is one woman in this group of guerrillas and she is really eager to speak. As soon as she starts speaking, I can feel her eloquence and passion, even though I can't understand her words. Her gestures and facial expressions, radiate with toughness and sincerity. My translator seems almost transfixed by what she is saying and momentarily forgets his job. So I have to nudge him to get him to tell me what she's saying: 这群游击队员里面有一位女同志，她实在是急切地要发言。她一开始讲话，我就能感觉到她的雄辩和激情，虽然我听不懂她的话。她的姿势和充满了坚强与忠诚的面部表情。翻译看上去几乎被她的话惊呆了，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工作。因此我不得不用肘轻轻推他要他告诉我她讲了些什么： "I am 19 years old, unmarried, and went to school through eighth grade. I have been a full-timer for two years. My mother and father are in mass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I was a dancer and singer who sang revolutionary songs, but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them. I learned them when a cultural troop came to our village. After the initiation, goons forced four people to go underground, and it was dangerous in our village, so I was a little afraid. But I started to act as a courier for the party. When the police tried to capture me, I left the house and went underground. Then I learned the revolutionary politics of the party. “我19岁，未婚，上学读到8年级。我成为党的专职人员已经两年了。我母亲和父亲在群众革命组织里。我是演唱革命歌曲的歌舞演员，但开始我并不真正地懂得它们。当一支文化班来到我们村时，我向她们学习。人民战争发动后，暴徒们迫使四个人转入地下，留在村里是危险的，所以我有点害怕。但我开始为党做通讯员。当警察企图抓我时，我离家转入地下。然后我学习了党的革命政治纲领。 "I knew a little about the revolutions in Russia and Peru. And I knew that women there had participated with guns on their shoulders. After some time I became a squad member and picked up the gun like those women. “我知道一点俄国和秘鲁革命的情况。我知道那儿的妇女肩上杠着枪参加了革命。一段时间之后，我成了一个班的战士，象其它妇女一样拿起了枪。 "I had my first experience of giving physical torture to a bad element. He was a usurer who raped his own auntie and I was very happy to see a number of women participate in this attack. I stood guard with a rifle on the bank of the river. “我第一次经历了惩罚坏分子的活动。他是一个高利贷主，强奸了他姨妈，看到那么多妇女参加了对他的惩罚，我高兴极了。我拿着枪站在河岸上放哨。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 was armed, so I felt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at the time, I thought about Jenny Marx (the wife of Karl Marx). When we caught the usurer, some neighbors came to see the action and the squad commander gave a speech exposing the target and all the masses supported the squad. I was armed and all the village women were surprised to see a woman like this. The commander said to the women, this bad element raped his auntie so the women should hit him. So I kicked the bad element and blood came out of his mouth.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 felt how good it is to hit the class enemy. All the women threatened him and told him that if he rapes anyone else, they will not leave him alone. “这是我第一次武装起来，所以我感到责任更重了。那时，我想起了燕妮 马克思（卡尔 马克思的夫人）。当我们抓住这个高利贷主的时候，附近居民赶来观看，班长作了讲话，揭发了这个惩治对象的罪行，所有的群众都支持我班。我全副武装，村里的妇女看到这样一个女子都感到吃惊。班长告诉妇女们，这个坏分子强奸了他姨妈，因此妇女们该打他。于是我就踢了这个坏分子一脚，他嘴里流出血来。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惩罚阶级敌人是多么痛快。所有的妇女都警告他，对他讲，如果他再强奸其它人，她们决不会放过他。 "Now, that I'm with the squad, I feel a responsibility to fight the reactionaries and to liberate women, along with all the masses of people. I feel more responsibility to overthrow the reactionaries and make a new Nepal. I see how many women are attracted to the People's War and I'm going to work to recruit more women into the people's army." “现在，我和班里的战士们在一起，我感到有责任同反动派战斗，解放妇女和所有的人民群众。我更感到有责任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一个崭新的尼泊尔。我看到那么多的妇女被人民战争所吸引，我打算招募更多的妇女同志参加人民军队。

第22部分 廓尔喀:绝望中的希望

李 奥内斯托

革命工人 1042期 2000年2月13日

我在中部地区旅行，最有趣的部分是在廓尔喀地区。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非常贫穷，这儿的房屋比我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住过的更加原始和矮小。许多房子不是泥巴建筑的，而是用木头简单搭建成的台子，肮脏的地板，茅草屋顶，有时甚至连一堵墙都没有。

夜深时分我们到达第一个村庄，很快地吃过晚饭后，我有幸和这一地区两位党的领导同志M.B. 与B.K.进行了会谈。只有一只蜡烛，狭长的、摇曳的光带劈开了黑暗，我有点费力的把听到的东西清淅地记在笔记本上。但在这微弱的灯光下，我能看到，我能感觉到同志们对人民战争的热情。

这儿的许多农民都拥有自己的一小片土地。但在廓尔喀地区，与我访问过的东部与西部地区相比，地主和无地的农民更多得许多。这儿的人民战争进行了许多次夺取和平分土地的斗争。B.K.讲道：

“农民面对的一个矛盾是小农业银行。他们必须为贷款付出高昂的利息。很多情况下银行会夺走他们的土地以偿还贷款，他们就丧失了土地。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农民拒绝还银行的贷款。我们攻打银行，销毁所有的债券，这样农民就从款务负担下解放了出来。第二个矛盾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我们通过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解决这一问题。夺取土地然后分给农民。农民面临的第三个矛盾是和个体高利贷主，他们以高额利息提供贷款。我们就通过销毁债券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其它的矛盾。例如，牧师和政府凭借宗教、上帝、皇室的名义，拥有一切财产，然后以契约为基础把它们交给农民使用——农民为了获取报酬在这些土地上劳作。农民在这些土地收获很多，但得到的却极少。所以党领导了夺取土地，并把它们分给农民的斗争。也有一些人通过法庭敲诈农民，窃取农民土地。党抓获这些人，并把他们带到群众面前接受公众惩罚。我们命令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并把土地归还给农民。我们还能夺取地主的一些土地并把它们分给无地的农民。我们今晚吃的大米就是从这些田地里收获的。”

同志们告诉我当人民战争把农业银行、地主、高利贷者和当地反动派作为打击目标后，农民看到拿起武器反对这些敌人是可能的。群众受到激励，大胆地支持革命，他们开始来找党来解决土地纠纷和战斗等方面的问题，而不再去找政府。M.B.继续说：

“人民战争发动后，我们从银行保安卫兵手中夺取了武器。我们还从尼泊尔议会（执政党）和尼泊尔银行支行那里夺取武器。在这次行动之后，党的两名领导同志遭到逮捕。每当人们有失败感时，党就给我们制定新计划，我们就能够从头再来。现在，许多青年男女正排队要参加人民军队。

“自从人民战争取得这些进步后，反动派们更加疯狂地镇压人民。但这儿的党组织能够对这个地主（他还是尼泊尔议会当地的财务员和政府地区发展委员会的一个成员）采取更大的行动。我们对他发动突然袭击，夺取了他的全部资金和财产。这个人对人民犯了下许多罪行。例如他发放高息贷款，对还不起贷款的农民就牵走他们的水牛，诸如此类。他通过这种办法从农民手中夺取了300头水牛。所以当人民群众看到他遭受惩罚，都非常高兴。

“在党的领导下，当地群众还惩罚了该地的探子和告密者，狠狠地揍了他们。我们还采取行动攻击了一辆百氏可乐的贷车，把所有的饮料都从车上扔下来。在这个行动期间，我们号召教师们向学生们揭露帝国主义是如何剥削人民的，人民应该如何反抗它们。我们还鼓动群众，如向他们指出由于人民没有干净的饮用水，百氏可乐就能到处畅销。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我们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能够纠正这些错误。”

B.K.告诉我，即使在整个过程中，政府进行了许多次镇压，但是党还是能够在农民、学生和妇女中建立起组织。他们还成功地开展了为党和人民军队筹款的运动。他说：“通过筹款运动，我们能够估计到小商人、教师和下层政府工作人员的政治支持和政治观点。党通过这个途径了解他们的观点，并发现，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同情人民战争的。”

他还解释说，由于人民战争力量的增强，这个地区的反动势力变得更加孤立了：

“至于尼泊尔议会和联合马列[尼泊尔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联合马列主义）]，他们现在已不能进入农村地区，他们都逃跑了，没有一个人敢来到这个地区参加选举活动。这儿的两个行政区居住着800,000居民，约有50%支持人民战争。妇女尤其更加支持人民战争，在这一地区，妇女占了人民军队的约30%。现在有那么多的人想要参加群众组织和党——那么多人，以至于党没有足够的组织者来满足这一要求。

　“今天当我会见烈士们的家属和那些还在监牢里的人们的亲属时，我看到他们并没有泄气，他们告诉我要努力工作以促进革命的发展，他们尽可能地参加革命支持人民战争。即使警察镇压人民，穷苦大众也不会失去勇气。虽然有些较富的农民有点丧气。因此我们的计划是主要去组织较低阶层人民和无地的农民－－他们是大量地参加了人民战争的人们。这是人民战争的主要力量。

“主要的问题是政治路线和政治理论，我们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政治课的学习。在党内，每一个人都通过了政治课的教育，还要对马列毛主义、哲学、政治、历史、经济学等方面的政治文献进行讨论。”

B.K.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要走，并且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目的地。但他在离开前，对我讲了几句话，要我转达给美国人民。

“我们声援并向Mumia Abu-Jamal同志致以革命敬礼，他现在正在美国的监牢中。我们党、我们的领导人正在成功地领导着尼泊尔人民战争，我们还为革命国际运动支持我们的人民战争感到自豪。因此自从你来到这里和我们面对面地谈话，了解我们的人民战争后，我们就希望你能够把它传播到全世界。”

　 革 命 的 曲 折 道 路

　 第二天我花了很长时间和该地区另一位党的领导同志进行谈话，我更真切地领悟到过渡到武装斗争是多么的困难。在党发挥作用的形式方面，他们必须要进行许多变化；他们还要应对由于政府的镇压而带来的许多挫折。这一地区有许多同志遇害，这就向各个层面的人民群众提出了很多的要求。这位同志开始向我讲述就在在人民战争开始之前和人民战争期间他们遭遇到的困难：

“过去，这儿的党员主要是接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能放下自己的工作成为党的专职人员。因此当中央委员会决定发动人民战争时，这一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在人民战争发动前，我们召开了全体成员都参加的地区委员级别的会议，并在举行武装斗争的决定下联合起来。我们决定所有成员都必须成为专职人员，但大多数人说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党决定解散这个地区委员会，建立一个新的地区委员会——由忠诚的人们和那些参加了阶级斗争并愿意把所有时间都投身于革命工作的年轻人所组成。

“然而，在人民战争开始发动的时候，这个地区一些党的领导人打起了退堂鼓——他们说，从政治上讲，他们同意开始发动武装斗争的计划，但觉得自己可能承受不了从事地下斗争的艰难。该地区的其它领导成员都转入了地下。这之后，我们面临着新的困难。年轻的新同志热诚地献身于武装斗争的发动，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领导经验。所以有经验的同志们得学会引导年轻的新领导们。”

同志们解释说，由于党在人民群众中领导了更多的阶级斗争，这给了领导同志和干部们发动武装斗争的信心。然而，还有一个大矛盾，就是虽然党拥有许多的群众支持，却只有数量不多的领导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人民战争的开始。然而，在人民战争发动那一天：

“1996年2月13日下午3点45分，我们成功地袭击了一家农业银行——把它当作帝国主义的象征进行攻击。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经验，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武装斗争的实践。这家银行是由政府经营的，负责实施IMF（国际贷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贷款业务和政策。

“我们带走了所有的文件并将其焚毁。那一夜我们还轰炸了一家自来水厂——把它看作是文化压迫的象征。我们袭击的另一处目标是“救济儿童”，这是2月13日我们攻击的一个美国援助项目。我们在夜里出动，夺取了设备和资金。这个组织为教育提供资金，并做一些社会工作，但他们引导人们偏离真正的革命解决问题的方向，鼓吹基督教。

“人民战争发动后的几个星期里，镇压非常严酷。人们不得不躲藏在支持者的家中。直到2月未，没有人遭到杀害，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捕。接着，在2月27日，警察来抓一个村子里的小学校长。同学们对此进行了反抗， Dilbahadur Ramtel，一个11岁的来自下层人民的男孩惨遭杀害。牺牲的时候他在读四年级，他成了人民战争的第一位烈士。　

“我们在人民战争发动期间和其后的几次成功行动给了当地党和人民群众以鼓舞。第一计划帮助党完成了到武装斗争的转变。下层人民开始入党。更多党员转入地下。但有一些专职人员承受不了残酷的镇压状况，离开了这一地区。其它人——约有一半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也决定离开斗争。

“于是党决定发起群众运动，党走出来，来到人们的家中访问，以组织起对人民战争的支持。我们来到关在监牢里的人们的家人中。我们来到专职人员的家中。我们和人民群众谈论起人民战争，他们开始对党，对党为何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进行思考。党又赢回了许多已经离去的人们。就这样，我们完成了第一计划，遇到许多困难，但也取得许多经验。”

“我们在一个地点开办了32人的政治学习班，警察袭击了这次集会，逮捕了一位党的领导同志。另一位党的领导同志也遭到逮捕——他是革命农民协会的国家主席（ national chairman ）。其它地委委员逃脱了，但警察俘获了设备、资金和文件。警察对54人提出了指控，两位领导同志至今还在狱中。

“人们为没有解救出党的领导同志感到很沮丧，物质上的损失也是一个挫折。这给党的政治领导层造成了很大的危机，因为我们必须填补被捕同志的空缺。这儿的一位同志提升为中央委员，这又给地委的领导层制造了空缺。但是几个月后，我们终于能够克服了这次危机。”

第一计划完成后，党又为这一地区勾画出第二计划的目标：1）组织群众支持游击战争；2）夺取武器；3）把支持区（仍在同反动派进行争夺）转变为游击区并招募人民参加人民军队。这一时期的口号是：“有计划地发展并推动游击战争。”这位同志解释道：

“在第二计划的开始，我们只有几支安全部队。到第二计划结束时，我们已夺取了许多武器，并建立了许多武装起来的班。我们还领导了对当地选举的抵制运动。这一地区有66个VDC（乡村发展委员会）和一个自治市（博克拉市Pokhara）。

“有一个地方，没有人参加乡村发展委员会主席的竞选，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抵制选举的运动。有9个地方发生了部分的拒绝参加选举的运动。有13个地方，人民群众和安全部队一起，扔掉了投票箱。军队被派驻该地以保卫选举，但即使面对他们，人们还是拒绝参加选举，并扔掉投票箱。通过成功地领导抵制选举运动，党的力量增强了，获得了更多的信心和支持。我们能够为发展委员会（ Development Committee）招募更多的专职同志，包括许多妇女。我们能够举行更多的行动，和更高级的军事行动——如夺取武器和袭击警察局。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政府第二次血洗行动的镇压，我们失去了许多专职同志。一位妇女积极分子，她是妇女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光荣牺牲了。一位地委的同志和7名游击队员外加其它6名积极分子惨遭杀害。从人民战争发动之后的一个半月到1998年10月，有14位同志牺牲，我们为失去这些同志深感悲伤。

“在第三计划期间，即有前进，也有挫折，发展真是曲折。在第二次血洗行动中，警察包围了这一地区。那时正值雨季，河里涨起了洪水，警察就封锁了所有的桥梁。因此，没有人能够走出这一地区，我们和中央委员会失去了联系。警察还毁坏了传播到这一地区的所有革命报纸，所以人们不能得到它们。

“在这样的镇压之下，这一地区被包围、孤立了两个月。接着警察发现了我们储藏武器的地点，那儿储藏着我们在第三计划期间夺取的大部分武器。一连三天，他们调来直升飞机。游击队员们不得不逃离那个地方，留下了储藏的武器。就这样政府又夺走了这批武器。

“第三计划期间，镇压是如此的残酷，一连三个月来，在人民群众中间做任何革命工作都是不可能的。党员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继续和他们交谈，但是不能够做任何更加积极的组织工作。接着在12月26日，我们夺取了一些地主的粮食以庆祝毛泽东的生日。大约有500人参加了这次行动。游击队员身穿制服前来保卫这次行动。警察企图阻止人们，但群众规模是如此之大，警察也不能发动进攻。

“在经历了如此长期的镇压之后，我们也决定反抗。我们在主要地区官员（Chief District officer他控制着这一地区的所有政府官员）的总部前放置了炸弹。在另一次事件中，我们伏击了警察，打死两名警察，夺取了武器，游击队员们无一伤亡。 “这一地区有点接近首府，所以政府军很容易就能来到这个地方。因此，我们努力把根据地建在远远的北部，远离公路，在山的后部。

“在第四计划的开始，混在学生组织中的一名尼泊尔议会的暴徒在地区司令部附近被杀。同志们用一把khukhuri弯刀和一支手枪1分钟就干完了这事，警察和尼泊尔议会的支持者就在旁边！这之后，5个月前，尼泊尔议会袭击了一些毛主义学生支持者，关闭了大学校园。这个约1000人的学校是毛主义支持者的一个基地，这是尼泊尔议会想关闭这所学校的原因。我们反对所有这些行为，号召举行全市总罢工。罢工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一辆警车也在罢工那天被炸。

“在第四计划期间，一名联合马列（尼泊尔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联合马列主义）的支持者被消灭，他是当地乡村发展委员会的书记。他曾是一个密探，他向警察提供的情报导致了Keribari地区的事件，5名同志在那里被害。在5个月里，我们失去了19位专职的同志，他们都英勇地牺牲了。2名地区党委的成员，6名排的战士，8名班的战士，还有3名安全部队的战士。另外，9人失踪——四男五女。有50多人现在仍在狱中。 ” 　 　 绝 望 中 的 希 望

　 夜色很晚的时候，我们又向另一处隐蔽所所进发。这一地区有太多的行动，我们再呆下去是危险的。当我们出发时，月亮早已下去，我们只好在完全的黑暗中行走。一位女游击队员领路，我紧随其后。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有点能够适应黑暗了，我能够看见并辨认出前面的道路——大约有一、两步远。我集中精力注意着正在我前方的那位同志的动作——她的绿帆鞋在不可预测的小径上稳定地有节奏地移动着，我努力跟上她的步伐。

接近子夜时，我们来到了一户非常贫穷的人家，爬上2层楼——不过是个很脏的地板，茅草屋顶，没有围墙。我眺望远方，看到远远地正对着我们的山腰处，巨大的火焰在熊熊地燃烧着。有好几多月没下雨了，乡村有如火绒匣一般地干躁。象这样的大火正在农村的几个不同地方燃烧着，许多农民丧失了家园，一些人被烧死。

白天我就看到了蛇一般的烟柱，在这一地区造成了很大的烟雾。现在，夜统治了一切，破坏和危险的范围就暴露无遗。我能真切地看到火势是多么的大，蔓延地区是多么的广！巨大的、参差不齐的火线沿着山脊滑动，吞噬着大地。　

一切景色都隐藏在夜幕之中，被无月的漆黑完全掩盖了起来。所以看上去就象似是疯狂的、橙色的闪电蜿蜒地划过夜空。我们离大火有好多英里之遥，但巨大的噼噼啪啪的声音还是传到了我们的耳中，好象我们就站在煎肉锅的火炉旁边爆玉米花。我好几次醒来都注意到火势看去实际上微弱了一点。但当太阳升起后，卑鄙的狂风又开始吹刮起巨大的火焰来。地狱般的大火又开始形成了，火苗的呼呼声甚至更大。许多人认为实际上是警察点燃了这些大火以抵抗人民战争。

当太阳一点一点地升到地平线上时，我们又开始出发了，淡淡的灰色取代了漆黑的夜。我们到达一小片简陋的住房门前，一眼就能看出，这儿非常贫穷。我们一来到那儿，村民们就在地上铺上草席让我们坐，大家都围上来谈话。开始主要是男人和孩子，但接着，不大一会儿，许多妇女也放下家务“冒”了出来，加入了谈话的小组。

这是支持人民战争的一个村庄，为党和游击战士供应隐蔽所和食物。他们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是当警察来盘问他们时，没有人会向他们提供情报或机密。他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接着他们轮流向我讲述了他们的生活——为生存下去而必需的艰难的、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一位50岁的老人告诉我：

“我们一天干18个小时以上的活，还收获不了够我们家人吃上一年的粮食。我向高利贷者借钱要支付很高的利息——每年36%的利息。我们借钱才能够吃饭、过节、或是安排结婚庆典。我到城里做苦工，带回家的钱只够还利息的。借款的条件之一是每月给地主干一、两天活。之外我还必须把挤出的羊奶给他。地主生活得很快活，什么活也不干就能拿到钱。他们住在城里或其它地方。我只有0.1公顷的田地。人民战争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为我们的阶级着想，当我们胜利的时候，我们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了。所以我向往着尼泊尔人民战争光明的未来。”

我请一位27岁的妇女谈谈她的日常生活，一开始她说没什么可说的。但接着，她一开始讲话，话语儿就滔滔不绝。我能从她的声音中听出，即使是说出她的生活是多么地艰辛，对她也是一种多么大的解脱。她说道：

“我早上5点钟醒来，为家人准备简单的早饭；给羊割草——这要花费5个小时，大约有3公里远——中午12点钟左右的时候回家。接着我得洗涮壶和碟子。我准备好午餐，吃过饭后就把山羊和奶牛牵出来喂养。我们有五只山羊，但我们只是在替地主和其它人看管它们。我们有3只奶牛，但是只拥有两只。我把它们牵到同样远的地方喂养。我还要到森林里采集树根（Githa），把它们煎好放在盐和灰里用来止痛。当我喂完牲畜回来时，已是5点钟了。然后我得准备下一顿饭。我还得到森林里捡柴禾。我最后睡觉时已是夜里9点钟了。我有3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很难表达出我的悲伤。我们为人民军队提供隐蔽所，通过这个才知道了这一斗争。当他们来到时，我就听他们进行讨论。”

接下来讲话的是一位23岁的妇女，她说：“我有一个1个月大的儿子，和其它两个7岁和3岁的孩子。我没上过学，因为我父母亲不送我去读书。如果我上学了，就没人照料牲畜和做其它家务了，所以我没能上学。我十五岁时就结婚了。

“这儿的妇女通常在15岁至22岁之间结婚，我们Praja族人不包办婚姻，所以我是恋爱结婚。我没去住在丈夫家里，我和父母亲住在一起。

“我丈夫24岁，过去常常做苦力。但最近3年，他在路旁的一家餐馆里工作。他离家步行1个小时的路程，每星期回家一次。

“人民战争很好，它胜利之后，人们也就平等了。”

象这位妇女的丈夫一样，这儿的其它许多男子也不得不成年累月地离开村庄去寻找工作。一位45岁的男子告诉我：“我家有6口人，4个孩子。我有大约0.1公顷的田地，只能种仅够吃上四个月的粮食。其它时间我就在路边当小工。有时地主会大方地给我们点吃的。当我们在路上干活时，一天挣60卢比（不到1美元），不包吃的。钱不够，一点钱都积蓄不了。”

当我问他如何看待人民战争时，他说：“当我们同人民军队和党交谈的时候，我们感到这就是前进的道路。如果革命成功了，未来也就会美好了。”

*****

这些农民们饱经风霜的粗糙的面孔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象曾和我在一起的其它许多村民一样，给我感触最深的事情就是人民战争给了他们那么多的希望。党和人民军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战斗并打败敌人的道路，还给他们提供了建设崭新的获得解放的未来的憧憬和实践。

现在几乎是上午9点钟了，离别的时间到了。我们离开前，护送我们的两名战士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分别仪式。每个人都发表了发自肺腑的告别演说。接着一位游击战士唱了一支革命歌曲为我们送行，歌声表达了向同志们道别时的心情。村里的人们也聚来倾听他优美的歌声。然后我们就上路了，下山的路走得很快，马上我们接近了主要公路。再往前走一点点，对游击队员来说就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最后道别，并互致革命敬礼。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回过身来，再仰望一眼这高耸入云的乡村。我想到了战士们的所有梦想，——在这片难以置信的土地的缝隙的深处。地理学家报告说喜玛拉雅山脉每年都在朝着天空向上伸展。而现在，在这座雄伟大山的脚下，另一种力量正在努力改变着这道风景.

作者介绍:

Li Onesto, a reporter for the Revolutionary Worker newspaper, was the first foreign journalist to travel deep into the guerrilla zones of Nepal in 1999. Her book, Dispatches from the People's War in Nepal has just been published by Pluto Press and Insight.

Li Onesto's interview with Prachanda, the hea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 has been circulated internationally - translated into Nepali, Spanish, Italian, French, Hindi, German, Pashtun (in Afghanistan), and Chinese.

Onesto's photography show, "The People's War in Nepal: Faces from a Hidden War" has been on display in several cities in the U.S.

She continues to study, write and lecture about the developing situation in Nepal.

游记不完整,仅仅是部分内容.

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