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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对于学术界马克思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争议，本人有如下看法：
1、现实的东西方世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是多样化的。有马克思本人的，有苏俄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布哈林的的，铁托的，也有波兰和匈牙利的；有中国毛泽东的，也有邓小平的；当然不也有西方马列主义者的等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不同的流派。问题是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哪个学派的，或者是集某些学派之大成的。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大多自己说不清自己是出自哪个“马家门派”的后生。
2、马克思本人的经济理论首先是基于无产阶级斗争学说的经济理论，是基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矛盾，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即“无产阶级的圣经”。与避开阶级矛盾、趋向于“纯经济现象规律研究”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无产阶级斗争是脚下的经济理论才是比较恰当的。我有个比喻：不能把“马克思研究城市四轮公共马车”的理论硬套进“互联网+条件下现代物流”体系中，因为两者毕竟不是同一时代经济系统。就像我们不能把毛泽东“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的意见套到如今“每天60克肉类+200克鲜奶、500克蔬菜+100克水果、400克碳水化合物”的大众营养标准上来一样。经济理论不能脱离一定的经济背景。现在学术界搞的“一只羊+2把石斧”或者“3个先令=100个锅贴”之类的研究。不过是挂着马克思的名头搞自家山寨版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创新”。
3、马克思在世并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完整过程，所以马克思的学说是把“无产阶级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但历史证明：任何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内部从来就不是纯洁的。因此，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反腐倡廉、两袖清风干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阐述，马克思也不可能预见到诸如前苏联的垮台。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以事实为准绳，从不占卜！我们要分清：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马克思后人的就是马克思后人的。我们既然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就要先搞清来源。
4、实际上，马克思的学说即使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作为一种理论加以研究的。例如，米塞斯、刘易斯、斯蒂克利茨等人在其理论中都曾借鉴过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许多资方经济学家承认：马克思一生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全过程。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正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不断的改良从而是资本主义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期。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包括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内，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萌芽期或者说资本主义工业化前期和初期，剩余价值的全部来源就是劳动创造的价值。资本的剥削形式就是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这一点，在上世纪60年代，西方一些电影工作者就指出《雾都孤儿》是“马克思学说的最好注解”。刘易斯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尽管错误的引用了后资本主义时期的“巴雷托效率”来证明马克思的预见是错误的，但也恰恰说明，在后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积累的方式、社会生产关系乃至阶级矛盾和劳动者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主自由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重要内容。
我至今不明白，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中国这么多大学经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老师为什么就不能把《雾都孤儿》作为课堂案例教学？
5、计划经济并不是“十恶不赦”，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无缺。市场经济中“无形之手”的概念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关于计划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实际上在“一战”和“二战”末期，西方许多国家（如法国）出于尽快恢复经济，也曾兴起一股热潮。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新中国初期，无产阶级新政权为了尽快得到巩固，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都是一种客观的选择。无论是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还是那斯拉夫搞“工人自治”或者毛泽东的“农轻重并举”的计划经济，都是基于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这没有什么大错。问题都处在“无产阶级内部纯洁性”的问题上。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存在一个基本的关系，那就是供需平衡的问题。前苏联的计划经济首先是基于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的无产阶级生存的安危。列宁1918年在《论饥荒（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 中提到：“饥荒的造成并不是由于俄国没有粮食，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在粮食这个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上，同劳动者的统治，同工人国家，同苏维埃政权作最后的斗争。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其中包括农村的财主，富农，破坏粮食垄断，破坏国家的粮食分配办法，这种办法是为了把粮食供给全体人民，首先是供给工人、劳动者和穷人。资产阶级破坏固定价格，进行粮食投机，每普特粮食赚一二百以至更多的卢布，破坏粮食垄断和合理分配粮食的办法，他们所用的破坏手段，就是贿赂、收买和恶意赞助一切危害工人政权的行为，这个工人政权正在力求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 怎样才能实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呢？非常清楚，要实现这个原则，第一，必须实行国家粮食垄断，即绝对禁止任何私人买卖粮食，全部余粮都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给国家，绝对禁止任何人保存和隐藏余粮。第二，为此必须最严格地计算一切余粮，妥善地把粮食从余粮区运往缺粮区，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供消费、加工和播种用的储备。第三，为此必须在工人的即无产阶级的国家的监督下，公平合理地把粮食分配给全体公民，不给富人任何特权和优待。” 而我国的计划经济初期就明确提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 同样道理，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出于 “帝国主义的武装包围”下政权巩固的需求。而毛泽东的“农轻重并举”的计划经济则是基于国家经济结构基础差，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改善基本的生活条件的客观事实。
事实上，没有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二战的历史将改写，当然经济学里没有十全十美的策略，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西方经济学家和我国的经济学界看法基本相同；中国的“农轻重并举”和城乡二元经济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基本的工业基础建设顺利完成，至于后来出现的社会主义工商改造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问题不能一股脑的都推到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的头上。
实际上，包括米塞斯、哈耶克和刘易斯在内，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批判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批判的案例或者说蓝本其实都来自以“联供（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或其派生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如中国、南斯拉夫、波兰、越南等等）。我们不能把凡是挂着“马克思主义门帘”的马克思主义都算到马克思名下。客观的讲，包括米塞斯、哈耶克和刘易斯在内，西方经济学家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现实版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分析来批判去，也就是基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不免有“拿着东周事，诉说西周的苦”之嫌，因为前者已是列国而后者原本就是“大一统”。
6、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的智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也大，马克思时代的资本积累方式在后资本主义时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马克思生前不可能预见到的，例如，计算机、大数据、互联网的出现，正在改变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无论是计划决策和市场交易的模式也都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无论是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都是面临的新课题。未来的经济体系发展，有可能是“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的模式。斯蒂克利茨关于“一政党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洞见是比较客观的，比如，对政府干预的约束（分权）和规范等等。刘易斯认为：如果政府的目标具体明确，具有可行性，那么计划经济下比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有优势，反之市场经济则更有优势。总之，在后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时期，都是马克思再世不可能预见到的社会演化，所以正如米塞斯的观点那样：如果马科斯活到现在，有些话就不会那样说了。
7、实际上，进入后资本主义时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发展尽管也出现了“女王之问”的窘境，但毕竟还是有了长足的进展。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显然后者存在着迟缓的问题。不管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解剖研究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理论的创新发展都缺乏系统的总结。例如，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石川馨访华讲学时，就把我国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带回日本在全国的企业中进行推广，进而促成“日本制造”快速迈进了“精品世界”。同样，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也被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论》加以证实——当政府的目标具体而明确时，计划经济的优势由于市场经济。
8、自2005年以来，笔者分别在不同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个体小规模企业中工作过。总结的经验也证明斯蒂克利茨的如下说法是正确的：“中国的经验表明，不通过私有化，甚至不通过明晰产权也能进行成功的市场改革。”作为案例1，一个民营的军工企业套用僵化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及结果费效比高居不下，进而靠人脉关系维持生产经营。案例2，一个小型的国有企业针对自己的经济及实实力，放开思路，避开主流市场的竞争，针对中药企业技术装备落后的现状开发了一系列新型的中药生产设备和流水线，成为我国第一家能够提供超声波中药生产流水线的企业。对此，我把它称之“以小博大，打市场的擦边球”战略。案例3，个体企业主：天津南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员工17人，没有具体的市场目标和产品，为了做强做大，成立了9个部，2个“研究所”。结果如何想必都知道，我就不必再细说了。可见高学历未必就是企业家或者创业者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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