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益终生的“幸福经济学”：你的财富从此定义…

　　阿罗的不可能定理

　　兼顾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社会的目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确实不错。在人们苦苦思索这个问题数百年以后，一个纽约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的名字叫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在十几岁时，阿罗亲眼目睹了父亲如何在大萧条中失去了自己的成功企业和所有存款，这使阿罗见识了所有的不公平，追求社会公正成了阿罗的愿望，但理智上他知道，无法忽略效率问题。

　　阿罗1921年生于美国纽约市，1940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年方19岁。大学毕业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在哈罗德·霍特林指导下攻读统计学研究生课程。战时在美国空军服役使他的学业中断5年。战后回哥伦比亚大学，在选定社会选择最为学位论文体目之前，又有多次耽搁。1947年加入芝加哥大学内的考尔斯委员会，1949年转入斯坦福大学，1953年在斯坦福大学升任教授。1968年在哈佛大学任教授，1979年转回斯坦福大学。他的一生备享荣誉，近年更甚。1956年当选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57年获美国经济学会授予40岁以下有特殊贡献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后来于1963年任管理可学会会长，1973年当选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0年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他接受九所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最高荣誉是1972年与希克斯(John Hicks)分享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领跑理论

　　在面对效率与公平这对看似不能调和的矛盾时，阿罗的解决方案非常精彩，他做出证明，不但所有完美市场是有效的，而且通过调整起点，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得到所有有效的结果。阿罗后来赢得了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所有荣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只有五十一岁。

　　阿罗的方案被经济学家们称为“领跑理论”(herd start theorem)，让我们将经济活动想象成非常简单的体育比赛，在100米短跑中，速度最快的选手将赢得比赛，如果想让所有的选手同时撞线，你就必须改变规则，让速度快的选手慢下来，然后大家一起冲刺，这是才能的浪费。还有一种，你可以将某些起跑器向前搬，再把有得向后搬，以使所有的选手都尽快跑，在遵守通用规则的条件下，速度最快的选手必须跑更多的路，才能和最慢的选手同时到达终点。

　　阿罗证明，在努力平衡竞争性市场中，这种方法能够奏效，它本身并不干预市场，而是通过一次性付款或一次性征税来调整起跑点，遗产税就是这种调整起跑线的一种方式，他改变了财富分配方式，给大家重新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又保留了社会的延续性。

　　当然，百米比赛的解决方案是相对简单的，让速度慢的选手领跑。但在一个真正的经济市场中，有数十亿不同的商品、原材料、动机、人才，领跑理论就是一种相当大胆的主张。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可以让竞争性的经济体利用各种本领和原材料，利用每一次贸易、合作、教育、投入的机会，通过转移起跑点，让完美的市场完成其他的工作。

　　但真的能这么做吗?

　　面对姚明中国最富有的体育明星，解决办法就是一次性向他征收数千万的重税，这样他仍有动力去不断的打比赛、拍广告赚钱，因为他无法通过少比赛来避税，他赚的钱足以支付税款，并且能够让他住海滨别墅，开着宝马745。在这种情形下，没有浪费或无效，其结果也是“公平的”。

　　这个看似完美的方案只有一个缺点，无法实施。弗兰克林曾采用79%的所得税率，以至于只有约翰。洛克菲勒适用这一税率。真正困难在于，一次性征税不应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无法在姚明出生之前就确定他的税率，那样的话他的父母或许就不会让他打球了。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领跑理论”，恰恰相反，它有助于我们思考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解决方式，我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能否挪动“起跑器”，而不是干预比赛，应首先考虑依靠市场调节，而不是对市场横加阻挠。＜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 src="https://pagead2.googlesyndication.com/pagead/show_ads.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script＞

终于要写博弈经济学了，按耐不住的兴奋，因为要介绍两位我最崇拜的经济学家了，请允许我在这里浪费一些大家的宝贵时间。＜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 src="https://pagead2.googlesyndication.com/pagead/show_ads.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script＞

　　冯·诺依曼(J.Von Neumann)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用的脑瓜”，6岁能心算8位数除法，8岁学会微积分，17岁那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22岁，他在瑞士苏黎士联邦工业大学化学专业毕业。 一年之后，摘取布达佩斯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

　　冯·诺依曼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对计算机科学、计算机技术和数值分析的开拓性工作.冯·诺依曼还创立了博弈论这一现代数学的又一重要分支， 1944年发表了奠基性的重要论文《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论文中包含博弈论的纯粹数学形式的阐述以及对于实际博弈应用的详细说明.文中还包含了诸如统计理论等教学思想。不仅如此，冯·诺依曼在格论、连续几何、理论物理、动力学、连续介质力学、气象计算、原子能和经济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被称为博弈论的“圣经”，该书出版于二战结束后，此后，博弈论语经济学建立了紧密联系。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到处充满了博弈，地主与佃户，企业与工会，推销员与买主。扑克牌的游戏大家都玩过，这是一种既靠运气又靠技巧的游戏，每位玩家都不知道其他人的底牌。而国际象棋就是一种单纯的技巧游戏，“棋盘”上的信息大家一目了然。

　　冯·诺伊曼


　　合作博弈

　　“碰碰车”大家都开过，你靠右行驶，我也靠右行驶，这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结果，你靠左我也靠左同样没有问题，如果我们有一个不这样的话，那么迎面相撞的结果可想而知，这就使最简单的合作博弈。

　　人们常常喜欢用简单的故事来描述博弈论，这实际上掩盖了数学家伟大卓绝的工作，这些我们觉得再简单不过的常识都是伟大的数学家精彩推倒的结果，除了上面的冯·诺依曼，另一位更具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位数学家约翰·纳什。

　　冯·诺依曼以后的博弈学者还提出了其他类似的方法，但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直到另一个伟大数学天才站了出来。＜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 src="https://pagead2.googlesyndication.com/pagead/show_ads.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script＞

　　约翰·纳什

　　1994年，瑞典皇家学会终于决定把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纳什，因为那篇将近半个世纪前写成的只有短短的27页的博士论文。

　　2002年，一部名为《美丽心灵》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风靡全球，该片讲述了美国数学家纳什的传奇一生，当观众被影片中所表现的爱和美丽心灵所打动的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那个孤独的老人也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纳什出生于美国一个军人家庭，21岁博士毕业，他的关于非合作博弈的博士论文在当时被看成游戏之作不入主流。此时的纳什对名利表现出无足萦怀的态度。别人常常请他解决数学难题，题目破解后，有些人却以此作为自己的成果来发表，当朋友气愤地建议纳什诉诸法律时，他总是一笑置之。

　　上世纪50年代末，纳什已是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了，还被《财富》杂志推举为天才数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但就在这时，不幸降临，他患上了强迫性精神分裂症。精神错乱困扰了他30年。此时，母校向他张开双臂，特意留出一个闲职让这位昔日的天才有个栖身之地。于是，在普林斯顿校园里，常常有一个衣着怪异的“幽灵”喜欢在黑板上乱写乱画，留下稀奇古怪的信息。多年来，纳什的经济来源就是从母亲临终前替他成立的信托基金中每月提取400多美元。他的妻子艾利西亚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一直陪伴照顾他。在她的努力下，奇迹出现，数十年后，纳什终于康复，由“疯子”变回“天才”。

　　上帝也最终眷顾了这个“怪人”。随着商业竞争时代的到来，纳什50年前所作的博弈论一下子成为与市场联系密切的显学。纳什也因此进入诺贝尔奖评委的视野。为了验证纳什是否已经痊愈，诺贝尔委员会特意派代表访问他，当该代表向纳什委婉地表达他已被“考虑”授予诺贝尔奖时，纳什坦率地说：“我想您来这儿是想看看我疯没疯，如果我疯了却得了奖，肯定会把你们的事儿搞砸。”接着他又认真地说：“在你们看来我疯了几十年，我却以为，那不过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状态而已”。

　　1994年，纳什与其他两位学者分享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到奖金的纳什对记者说，“我相信有资格申请信用卡了”，当被问及得奖对他的生活有何影响时，他说，“我现在可以去咖啡馆了”。纳什把奖金(3人分享后已经不多)一部分还了债务，一部分买了基金，然后就去资助那些贫困的研究者。他依然住在一座普通的房子里，艾利西亚依然照顾着他。而在普林斯顿大学，每天落日的余晖下仍然可见纳什散步的身影。对纳什而言，自己仿佛在与上帝进行一场人生博弈，用半生疯狂的代价获得暮年的声名，两者毫不亏欠，恰如博弈论中著名的“纳什均衡”。

　　1950年和1951年纳什的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重要论文，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竞争和市场的看法。他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并证明了均衡解的存在性，即著名的纳什均衡。从而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纳什的研究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后来的博弈论研究基本上都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的。然而，纳什天才的发现却遭到冯·诺依曼的断然否定，在此之前他还受到爱因斯坦的冷遇。但是骨子里挑战权威、藐视权威的本性，使纳什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终成一代大师。要不是30多年的严重精神病折磨，恐怕他早已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了，而且也绝不会与其他人分享这一殊荣。

　　纳什是一个非常天才的数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1950至1951年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时做出的。然而，他的天才发现———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即“纳什均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48年纳什到普林斯顿大学读数学系的博士。那一年他还不到20岁。当时普林斯顿可谓人杰地灵，大师如云。博弈论主要是由冯·诺依曼(1903—1957)创所立的。他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天才的数学家。他不仅创立了经济博弈论，而且发明了计算机。早在20世纪初，塞梅鲁(Zermelo)、鲍罗(Borel)和冯·诺伊曼已经开始研究博弈的准确的数学表达，直到1939年，冯·诺依曼遇到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并与其合作才使博弈论进入经济学的广阔领域。

　　1944年他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著的巨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的初步形成。尽管对具有博弈性质的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例如，1838年古诺(Cournot)简单双寡头垄断博弈;1883年伯特兰和1925年艾奇沃奇思研究了两个寡头的产量与价格垄断;2000多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孙膑利用博弈论方法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等等都属于早期博弈论的萌芽，其特点是零星的，片断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不系统。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的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合作型博弈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巅峰期。然而，诺依曼的博弈论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由于它过于抽象，使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博弈论的研究知之甚少，只是少数数学家的专利，所以，影响力很有限。正是在这个时候，非合作博弈———“纳什均衡”应运而生了，它标志着博弈论的新时代的开始!纳什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学生，他经常旷课。据他的同学们回忆，他们根本想不起来曾经什么时候和纳什一起完完整整地上过一门必修课，但纳什争辩说，至少上过斯蒂恩罗德的代数拓扑学。斯蒂恩罗德恰恰是这门学科的创立者，可是，没上几次课，纳什就认定这门课不符合他的口味。于是，又走人了。然而，纳什毕竟是一位英才天纵的非凡人物，他广泛涉猎数学王国的每一个分支，如拓扑学、代数几何学、逻辑学、博弈论等等，深深地为之着迷。纳什经常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自信和自负，充满咄咄逼人的学术野心。1950年整个夏天纳什都忙于应付紧张的考试，他的博弈论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他感到这是莫大的浪费。殊不知这种暂时的“放弃”，使原来模糊、杂乱和无绪的若干念头，在潜意识的持续思考下，逐步形成一条清晰的脉络，突然来了灵感!这一年的10月，他骤感才思潮涌，梦笔生花。其中一个最耀眼的亮点就是日后被称之为“纳什均衡”的非合作博弈均衡的概念。

　　纳什的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1950年和1951年的两篇论文之中(包括一篇博士论文)。1950年他才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题为“非合作博弈”的长篇博士论文，1950年11月刊登在美国全国科学院每月公报上，立即引起轰动。说起来这全靠师兄戴维·盖尔之功，就在遭到冯·诺依曼贬低几天之后，他遇到盖尔，告诉他自己已经将冯·诺依曼的“最小最大原理”(minimax solution)推到非合作博弈领域，找到了普遍化的方法和均衡点。盖尔听得很认真，他终于意识到纳什的思路比冯·诺伊曼的合作博弈的理论更能反映现实的情况，而对其严密优美的数学证明极为赞叹。盖尔建议他马上整理出来发表，以免被别人捷足先登。纳什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根本不知道竞争的险恶，从未想过要这么做。结果还是盖尔充当了他的“经纪人”，代为起草致科学院的短信，系主任列夫谢茨则亲自将文稿递交给科学院。纳什写的文章不多，就那么几篇，但已经足够了，因为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纳什在上大学时就开始从事纯数学的博弈论研究，1948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更是如鱼得水。20岁出头已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特别是在经济博弈论领域，他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继冯·诺依曼之后最伟大的博弈论大师之一。他提出的著名的纳什均衡的概念在非合作博弈理论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后续的研究者对博弈论的贡献，都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的。由于纳什均衡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为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几乎所有的博弈论教科书上都会讲“囚犯的两难处境”的例子，在任何一本博弈论的书中都会有几乎相同的描述，这里我就简略的描述一下：两名罪犯共犯一罪，谁先坦白，将获得奖励仅判三个月，后者将判十年，如果双方都坚持，最后都将无罪释放，但如果都交代，那么各判五年。

　　在这种情形下，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个人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他们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他们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因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很短的监禁———3个月，但前提是同伙抵赖，显然要比自己抵赖要坐10年牢好。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5年的结局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

　　“囚徒的两难选择”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不仅在经济学中应用广泛，而且它能帮助我们理解很多社会问题，例如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个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社会的无效。

　　因为，当事人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对手的利益，没有人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利益。因此“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斯密在《国富论》中说：“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但从“纳什均衡”，似乎我们看到了相反的结果：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两个囚徒的命运就是如此。

　　并且，“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在现实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情况普遍。所以“纳什均衡”是对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合作博弈理论的重大发展，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从“纳什均衡”的普遍意义中我们可以深刻领悟司空见惯的经济、社会、政治、国防、管理和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现象。我们将例举出许多类似于“囚徒的两难处境”这样的例子。如价格战、军奋竞赛、污染等等。一般的博弈问题由三个要素所构成：即局中人(players)又称当事人、参与者、策略等等的集合，策略(strategies)集合以及每一对局中人所做的选择和赢得(payoffs)集合。其中所谓赢得是指如果一个特定的策略关系被选择，每一局中人所得到的效用。所有的博弈问题都会遇到这三个要素。

　　信息经济学

　　老太太买菜的时候，总是先把菜市场逛个遍，观察各个摊位的质量和价格，心里规划好选择的品种，最后择优购买。上班族则简单的多，往往喜欢在超市这样的地方购物，碰到合适的就买。在经济学眼中，这两种行为都是合理的。因为信息是人们做出决策的基础，信息是有代价的，而为了获取信息所付出时间和金钱就是信息的陈本。

　　在市场中，个人要为自己的消费搜寻信息，企业要为产品和经营搜寻信息，信息不充分时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老太太都知道买菜要多逛逛市场去搜寻信息。传统经济学中一个暗含的假设是信息充分，并且无代价的，现代经济学打破了这一假设，重点研究那些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人们的经济活动，即诞生了信息经济学。

　　信息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被人分享，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它，信息的成本主要是为了与它见面，随着Yahoo、Google、百度这样的网站的出现，信息的成本正在下降，如果想了解一只股票的情况，只需要在Google输入它的编号，会有成千上万的信息进入你的眼帘。

　　信息经济学起源于芝加哥大学，最初研究的的确只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搜寻、获取那些使交易顺利完成的信息必要，交易毕竟是经济学的主题，不过令许多经济学家吃惊的是，信息经济学对经济学某些领域的传统研究方法非常有启发，比如：产品质量、期货市场、应对失业的政策、广告的作用等等。

　　许多经济学家把他们的经济模型设计为零成本信息，但人们意识到信息是很有用的商品，知识，经济学家推断说，和任何有用的东西一样，只要信息的价值远远超过获取它的成本，人们就会大量收集信息。

　　你相信专家吗?

　　众所周知，随着分工的越来越细，专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获取的一部分。比如房产经纪人，他们比委托人更加了解房子的实际情况，房子的实际价值，交易市场的供需关系，甚至是买家的心态，你需要他们才能获得这些信息，这也是雇佣他们的原因。事实上，医生、律师、寿险顾问、理财规划师，他们都拥有巨大的信息优势，但研究者告诉我们：

　　几乎所谓的专家都在滥用他们的信息，这时你还敢相信专家吗?

　　假定你委托房产经纪人出售一套价值50万的房产，根据目前的行业规则，经纪人能获得大概5000元的佣金，如果他多花了一个星期帮你卖到了60万，这当然要花费时间、精力等等，但对你没有任何投入，却能增加一笔不小的收入，可他增加的仅仅是1000元，那么他就会在找到第一个可以成交的客户时促成交易，以便有时间完成更多的交易。

　　医学研究表明，在出生率下降的地区，医生实施剖腹产的概率要高于那些出生率上升的地区，这说明，当竞争严峻时医生们往往会给病人实施更昂贵的手术。

　　所谓的专家和内幕信息

　　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一文中已经把知识分成两类：一类是科学知识，即被组织起来的知识由专家所掌握，在理论和书籍中可以得到;一类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为处于当时和当地的人所拥有。在此，哈耶克所讲的知识，实际上就是信息。

　　经济学家们很早就知道，如果交易的一方拥有内幕信息，而另一方没有，那么市场就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完美。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kerlof)以旧车市场为例，发表了一篇革命性的论文，经济学界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在旧车市场，我们假设只有两部汽车，一部是“桃子”，一部是“柠檬”，桃子在潜在买主心中的价值大于卖主，比如对潜在买主而言是50000元，而对卖主是40000元，柠檬则是一堆不值钱的破烂，卖车的人知道在卖的是桃子还是柠檬，而买车的人只能凭感觉去猜测。

　　假设买车人认为20000-50000是比较合理的价格，他也不介意赌一次，因为他还有50%的胜率，当他对柠檬出价30000时，卖车人不会放开他的手，但当他对桃子出价30000时，卖车人觉得受到了侮辱，最终可能以40000元成交，这样买主和卖主都有10000元的收益。

　　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多数人都知道在旅游景点，一份蛋炒饭能卖到天价，而同样的价格在隔两条街的餐馆能饱餐一顿，但游客无法知道哪里有好吃又便宜得东西，他们只会来一次，无法区分柠檬和桃子，只能挨宰了。

　　在证券市场上也是一样。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投资者跟买旧车主分不清好车次车一样，难于辨别公司业绩的真假。所以，如果投资者预期上市公司造假的比例大到一定程度，旧车市场上发生的故事亦将重演。结果，市场上不做假的好公司退出，而造假公司横行。这个市场最后留下来的参与者不是骗子就是赌徒――读者想必已经知道我想说的到底是什么了。

　　同样在，二手房市场想想出租房屋时的家具是否结实，售楼小姐的完美推荐是否可靠，在股市中股评专家的强力推荐真的灵验吗?或许我们进入了一个“内幕时代”，在交易中似乎没有真话。＜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 src="https://pagead2.googlesyndication.com/pagead/show_ads.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script＞

　　二手房市场

　
　　房子的技术特征则是复杂分歧，基本上没有哪两座房子是真正可比的，并且在买方与卖方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关于房子的信息的不对称。我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朋友，几年前买了一所房子，由于事前没有调查清楚上下水管道的状况，事后大大破费了一笔来修理这些陈年管道。

　　在美国，买方通常需要花房产价格的百分之一，雇佣各类专家来搞清楚房子各个方面的情况是否符合契约条件。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场合，"市场"必须支付一定的代价来配置资源，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有效率的市场。但是当我们承认世界上大多数并不是如同火柴那样简单的商品时，我们就必须声称：没有"免费的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有费用，即所谓"交易费用"。问题的关键在于交易费用的高低。

　　关于房子的外观和别致的程度，我想不出来有什么理由否认在买方与卖方之间存在这方面信息的高度"对称性"。如果你认为这所房子盖得与众不同，你没有理由否认别人也有能力看出来这所房子的"与众不同"。所以，当房子的"卖点"越来越集中在别致程度上时(也就是说，房子的价格的主要部分不再是地租和建造成本，而是房子对消费者而言的主观价值)，房子的技术特征当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就越来越被可见的信息对称性压倒，从而房子的市场机制就越来越有效地把偏好各异的客户区分开来，从而房子的市场价格就倾向于是它的"垄断竞争价格"。从而，一个地方房子的平均价格就会越来越高(在"消费者剩余"允许的限度内)。

　　在证券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也很突出，这对金融市场的危害很大。所以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都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发行者及时、准确地向投资者披露信息，政府还要建立各种监管机构来避免信息不对称对市场造成危害，如证券市场上有证监会，保险市场上有保监会等等。

　　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在设计机制的时候，必须在要求说真话和不偷懒之间作一个折衷。比如老师让没做作业的学生举手，如果对举了手的学生惩罚太重，那么下次就没有人会再说真话;而如果惩罚太轻，又会诱使更多的人不做作业。＜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 src="https://pagead2.googlesyndication.com/pagead/show_ads.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script＞

　　婚姻中的信息经济学

　　
　　如果把婚姻看作是一笔交易的话，那么这就使一个最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双方都有公开信息(容貌，职业，学历)，也有私人信息(个性、气质)，把求婚者比作卖方，接收者比作买方，求婚者想要成交，就要扩大自己的优点，甚至伪造优点，接收者就必须对这些优点进行过滤，筛选出真实有用的信息。媒婆作为中间人，所传递的信息非常重要，但通常在成人之美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往往会送上促成婚姻的信息，

　　夫妻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是婚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结婚实际是双方签订的一个契约，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但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契约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各自都会在不违背契约的情况下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太严重了就只好解除契约，这就使离婚，而签约(结婚)、履约(家庭生活)、解约(离婚)都是交易的费用。

　　同时作为经济行为，婚姻也有收益和成本，组成家庭的费用是直接成本，各自放弃单身的自由就是机会成本，组成家庭更多的是带来心理收益，通常来说收益大于成本才有婚姻，否则宁愿当个快乐的单身汉。

　　当然，这种将婚姻赤裸裸的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当我们面临是否离婚等这些问题考虑是，的确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清思路。

　　工资与锦标制

　　信息经济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神秘，比如在奥运会的田径赛场中，不会根据百米选手的时间比例关系确定他们的奖金，往往根据排名就确定最终结果，即时第二名与第一名相差微乎其微，但奖金的差别只与他们的名次有关，而与绝对的成绩无关，就是说奖金只反映了相对的高低。在其他如篮球、足球项目中更是如此，冠军们往往被光环所笼罩，而其他球员们只能默默地努力着。

　　在企业中也是同样，表现最好的员工能够获得奖金或者晋升的机会，但上司想对真正努力的员工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无法在完全了解全部员工之后作出答案，因此绩效奖金只是我薪水的一部分。而且面对提升，而那些知道无法“获胜”的普通的员工就会早早退出“比赛”，因此这样的制度往往只对两三个人有效。当然这样的信息不对称最多使激励制度失效，但监督信息的缺失经常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道德风险。

　　由于信息不对称，占有信息多的一方就存在一种不当获利的机会，即凭借自己占有信息的优势来误导、欺骗另一方，使自己获利而使他人受损。这种占有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于是造成大量不该有的经济后果---效率损失。

　　惩治腐败

　　现代企业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和董事们把企业交给管理者经营，董事会是委托人，总经理就是代理人，因此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

　　由于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董事会聘用了总经理是希望总经理付出劳动和管理才能，使企业赢得最大的利润。但是关于总经理能力的大小、付出劳动的多少、工作努力程度的高低，董事会往往知道地非常有限，而总经理自己最清楚，这实际上是出现了信息不对称。董事会怎样才能决定报酬是否值得或者说董事会怎样才能让总经理努力工作呢?这就需要设立适当的激励制度来解决这种问题。

　　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只能是不完全的契约，契约不可能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出全面而详细的规定，必然留下可以利用的漏洞，这样代理人就可以在不违背契约的情况下侵害委托人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目的，于是就产生了职务之便请客、旅游，基金经理的老鼠仓等等这些机会主义行为。

　　反之，当所有者获得了无上的权力之后，就会对管理者可能的舞弊行为产生极为残暴的行为，这一点历代的皇帝们是杰出的“范例”。

　　飞鸟尽，良弓藏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功臣与皇帝的悲剧，这里同样是一个皇帝—功臣委托代理关系，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

　　由于每个个体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本文不考虑人心会因为时间、情况的变化发生改变以致忠臣变奸臣的情况)。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

　　因此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结果只能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了见识了一幕幕人间悲剧。＜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 src="https://pagead2.googlesyndication.com/pagead/show_ads.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script＞

　　经济学家说不

　　当然，面对林林总总的信息不对称，经济学家们不甘如此，他们奋起反击。

　　与阿克罗夫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认为，掌握信息的一方可以用缺乏信息一方所信任的方式传递信息。乔。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从相反方向进行研究，探讨了缺乏信息方挖掘信息的可能方式。

　　斯宾塞，的妻子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而且是出身名门，据说她的外曾祖父是梁启超。斯宾塞认为，桃子的卖主会希望顾客能够满意的回来，向他们的朋友说这里的汽车多么可靠，他希望长期经营下去。相反，柠檬的卖主则卖出几个柠檬后就要赶快换地方。这种方法就是让桃子的供应商发出可信的信号，展示他们的可靠性，但这种解决方法也不是令人放心，并且做到这一点需要消耗的社会成本很高。

　　斯宾塞的确找到了一些解决的方法，例如在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不清楚投保人的风险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提供一系列的保险合同(即不同的保险费率和免赔额的组合)让投保人选择，从而达到区分不同风险类别的投保人的目的。

　　我想在附近找一家最好的餐馆，但我不知道，选哪一家，所以我就去了一个熟悉的品牌，因为那里不会错。由于顾客可以不费事的寻找好吃的老字号餐馆，所以那里往往收费不低。

　　在医疗市场和教育领域，一位想做眼科手术的病人可能会知道同仁医院的眼科有名，但那位医生的水平更高?哪种方式治疗成功率最高?哪种恢复方式最好?其实，多数病人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知道医生的真实水平如何?

　　在劳动力市场，搜寻信息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获取报酬更多的工作，搜寻理所当然要花费时间付出努力。当学生毕业出去找第一份工作时，就会发现老板对同样的工作支付的薪水差别很大，这时候，如果再多花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工作将对自己非常有利。为什么呢?因为求职者知道下次面试的工作比起上次的薪水可能会更高。老板实行无差别工资制时，一个求职者得到更高薪水的概率比实行工资差别制要小。而此时求职者寻找工作机会付出的努力和支出是一样的，因此求职者更乐意花多点时间去寻找那些工作差别制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失业最容易出现在薪水全部公开的职业上。

　　斯蒂格利茨对信息不对称下市场的研究后来又扩展到信贷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人们观察到，即使在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的信贷市场中，市场贷款利率总是低于使供需平衡的利率。结果，许多愿意以市场利率借贷的人贷不到款，也就是说，信贷市场是配给的。这非常令人费解，因为这里并没有政府计划。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合作者在一个信贷市场的模型中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即借款人有高风险和低风险之区别，但这一信息只有借款人自己知道而信贷人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当利率升高时，低风险的借款人不愿意借贷了，而高风险的借款人却积极依旧。原因是后者在好景时赢利很高，因此付得起较高的利息;若时运不济亏损，就宣告破产。这种利率高低的变化对吸引不同风险类别的借款人的不同的效应，意味着利率在信息不对称时起到了筛选不同类型的借款人的作用。这样一来，降低利率让需求大于供给反而有可能使信贷人的利润上升，因为借款人群中低风险类型的比例会上升，从而缓解了信贷人面临的逆向选择。

　　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出生于 1942 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88 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93年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1997 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2001他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存在的，而实际的利率比瓦尔拉斯的均衡利率要低。

　　一个人借钱投资，如果投资风险很低，回报率不高，那么他会不愿意借比较高利率的钱;而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率的投资，会越有可能申请比较高利率的贷款。这时如果银行想通过提高利率来来弥补自己的亏损，就会把那部分有稳定回报率的那部分投资者拒之门外。

　　银行不得不采用信贷配给，即所有申请贷款的人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得到满足。这样银行通过有选择性地给申请人贷款的办法来降低风险，而不是通过提高利率的办法来增加收入。＜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 src="https://pagead2.googlesyndication.com/pagead/show_ads.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 src="https://pagead2.googlesyndication.com/pagead/expansion_embed.js"＞＜/script＞＜script src="http://googleads.g.doubleclick.net/pagead/test_domain.js"＞＜/script＞＜script src="https://pagead2.googlesyndication.com/pagead/render_ads.js"＞＜/script＞＜script＞＜/script＞

　　产权的故事

　　产权的故事

　　明•刘伯温的《郁离子》，是一部寓言兼议论的笔记体散文集，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瓠里子自吴归粤，相国使人送之，曰：“使自择官舟以渡。”送者未至，于是舟泊于浒者以千数，瓠里子欲择之而不能识。送者至，问之曰：“舟若是多也，恶乎择?”对曰：“甚易也，但视其敝蓬折橹而破帆者，即官舟也。”从而得之。瓠里子仰天叹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为官民与?则爱之者鲜矣，宜其敝也。”

　　故事大意：瓠里子从吴国返回粤地去，吴相国要派人送他，说：“派的人会自己选择官府的船而过河。”送的人还未到，此时停泊在水中的船有上千只，瓠里子想自己选择一只官船，但不能识别。送的人来了，瓠里子问他说：“有这么多船，怎么选择呢?”那人回答说：“这太容易了，只要看到那破篷断橹而又挂着旧帆的就是官船。”瓠里子按他说的果然找到了官船。瓠里子仰天叹息说：“如今治理国政，难道也把民当做‘官民’对待吗?那么爱他们的人就太少了，大概他们就像那破旧的官船一样破败不堪吧。”

　　按照科斯的产权理论解释，似乎比较容易，产权的确是通向市场经济的一个起点，建立一套科学管理体系，采用股份化的方法，让官船不再姓官。

　　1931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21岁的大学生利用假期访问了美国，作为学生的他希望能够接触社会，开阔视野，于是他一边旅行一边思考，他对这样一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为什么会有企业?公司的性质是什么?

　　在一般人眼里，这似乎是一个无聊的问题，公司就是完成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但这个年轻人的想法很不一样：既然企业可以向消费者提供产品，为什么劳动者不在家里生产呢?而在一个企业内部，老板要招聘一个会打字、复印文件的秘书，而不是在市场上根据每一页的价格单独的购买这些文件?

　　最后他把这些思考得答案写成了《公司的本质》一书，由此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交易成本理论，他也因此成为举世闻名的经济学大师，这个人的名字叫科斯，他的理论叫交易成本理论。

　　灯塔的故事

　　经济学家们一直对灯塔情有独钟，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穆勒指出，虽然海中的船只可以从灯塔的指引获益，但若要向他们收费，就办不到，除非政府用强迫的办法收税，否则动它就会因无利可图，以致无人建造。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借用了西奇威克的灯塔例子作为非补偿性服务的例子：在那里，“边际净产出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出，因为它会给技术上很难向其索取报酬的第三方带来额外的服务。”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说到：“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他还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

　　让我们跟随历史的脚步，回到灯塔诞生的英国，看看最初的灯塔是怎么回事你也许就明白了。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恰恰相反，最初的灯塔却是由私人修建的，那时，船主和货运主可以向国王申请允许私人建造灯塔并向受益的船只收取(规定的)使用费，他们可以立遗嘱出卖和处置灯塔。政府的作用局限于灯塔的产权的确定与行使方面。使用费由灯塔的代理人收取。产权执行问题对他们与对向船主提供货物和劳务的供给者并无二致。产权只有在其调节使用费价格这一点上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

　　后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灯塔委托给领港公会，一个对公众负责的私人组织，但费用继续由船只的灯塔使用费支付。萨缪尔森所热衷的制度——由政府从普通税中筹措资金，从来没有在英国实行过。这种政府筹资的制度并不一定要排除私人企业建造和管理灯塔，但它似乎不允许私人拥有灯塔(除非是很小的形式)，这与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末的英国的体制有很大的出入。当然，政府筹资很可能意味警政府既管理灯塔又拥有灯塔;我不知道这种政府性的制度实际上是怎样运行的。比尔斯对美国灯塔的定义——“在海滩上的、上面挂有一盏由政府管理的灯的高大建筑物，是政治家的朋友”——并没有说明全部事实.

　　17世纪以前，英国几乎没有灯塔，即使到18世纪灯塔也并不多见。然而，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航标。大多数标志设在岸上，并非特意用于导航的。这些标志包括教堂和尖塔、房屋和树丛等。浮标和信标也作导航之用。

　　在16世纪初，航标的管理和信标的提供由海军大臣负责。为了提供浮标和信标，他指派代表向受益于这些航标的船只收费。1566年，领港公会被赋予提供和管理航标的权力。它们也负责监督私人航标的管理。例如，一个不经允许就砍伐作为航标的树丛的人将被责以“假公济私”的罪名，“并将被处以100英镑的罚款(罚款收入由国王和领港公会平分)。

　　私人建造灯塔的要求使领港公会很为难。一方面，领港公会希望自己成为建造灯塔的唯一的权威机构;另一方面，它又不愿意用自己的钱建造灯塔。因此，它反对私人建造灯塔的努力。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没有成功。哈里斯评论道：“灯塔建造者是这一时期投机者的典型代表。他们主要不是出于公共服务的动机。“，尽管如此，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这些出于个人目的的人完成了建造灯塔的任务。

　　私人物品消费的特征是排他性和竞争性，消费者通过购买获得，生产者提供这类物品有利可图，价格的调节是双方都能达到均衡，这些我们在前面都了解。但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用购买也可以消费，因此公共物品没有市场价格，生产这种物品无利可图，市场就无法提供这类公共物品，这就使庇古所说的市场失灵，即市场机制在解决公共物品时的无能为力。

　　同样，像国防、基础科学研究这类公共物品是任何一个经济都不能缺少的，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所以政府必须干预经济，解决灯塔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