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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爱帝狂”控制的儒家_这一次市场会战胜儒家_孔孟思想
万川之月 | 邓新华专栏
作者：邓新华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郭靖背黄蓉向一灯大师求医，被一灯渔樵耕读四大弟子阻拦。在文士朱子柳这一关：
黄蓉说：“孟夫子最爱胡说八道，他的话怎么也信得的？”那书生怒道：“孟夫子是大圣大贤，他的话怎么信不得？”黄蓉笑吟道：“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那书生越想越对，呆在当地，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首诗不是金庸原创。前两句是挑孟子寓言的错，但寓言没必要严谨，这错挑得没道理。后两句是说，孟子到处游说魏国、齐国等诸侯，推行他的政治理念，而不是去找周王，这不符合儒家的尊君观念。后两句有没有道理？
经济学家陈志武今年在FT中文网上有一篇访谈，题目是“这一次市场会战胜儒家”，一些崇儒的学者批评陈老师的观点。我反对这些批评。
所谓的儒家，就是一个大杂烩。从来就不存在一个2000多年一系的“儒家传统”。儒家经典就像基督教的圣经，话还是那些话，但不同时代的人塞进去的意思根本就不一样。中世纪的教会可以拿它鼓动十字军东征，路德和加尔文也可以塞进新的宗教思想。
孔子、孟子和后来的“儒生”最大的差别，是孔孟并没有中央集权的思想。尽管他们都主张“尊王”，但他们本人都没有效力于周王室，他们推行仁政的对象都是诸侯。从《论语》的各种治国论述来看，孔子是自然而然地认为治权在诸侯。
然而，秦汉之际，发生了封建转向郡县的大变局。到汉武帝刘彻时代，中央集权确立，政府管控经济全面铺开。那些误以为儒家存在2000多年一系的传统的儒生，是没有认识到地方自治的重要性。有地方自治，就有制度竞争，经济、社会的自由度就会在竞争中扩大。孔孟和汉武帝之后的接受中央集权观念的儒生根本就不是一家。所以，现在的人说儒家传统，究竟是指哪个传统？
所以黄蓉念的诗，对孟子的指责没有道理。不是孟子错了，而是后来的儒生错了。但是以后来的儒生习惯的中央集权观念来看，孟子貌似是错的。所以，朱子柳一听就呆住了，实为正常。
孔孟之儒转向集权之儒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事。其中两个爱皇帝成狂的“儒生”——贾谊和晁错颇值得一说。
贾谊生活在汉文帝时代。汉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推崇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皇帝。在他之前的吕后，是把铸钱业收归国有的，而汉文帝就连铸钱这样的事，也可以放任民间去铸，可见他治下的商业自由度。然而，贾谊却主张把铸钱业收归国有。为了实现铸钱国有，贾谊甚至还主张国家对铜进行垄断。又比如，贾谊反对商业活动，主张驱商人归田。在治国上，文帝是明君，而贾谊可谓劣臣。后世总有很多儒生替贾谊的“怀才不遇”抱屈，但贾谊真的有才吗？假如贾谊这样的人得志，就不会有文景之治了。
像贾谊这种崇拜权力、敌视商业的“儒生”，对皇帝怀有充沛的热爱。他的《治安策》中写道：“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是些什么事让贾谊痛哭、流涕、长太息呢？是刘大大的权力集中度还没达到贾谊的期望，是刘大大还不够令人敬畏。比如，古代大大们才够格穿的衣服，文帝时代的普通老百姓就可以穿，这种僭越让贾谊“长太息”。后来，贾谊教导的梁王胜坠马而死，贾谊在忧伤中死去。
晁错本来学的是法家之术，文帝时，齐国有个伏生，研究《尚书》，90多岁了，政府派晁错去向伏生学习。晁错学成归来，讲的却是皇帝要用“术”使“群臣畏服”，这分明还是法家那一套。有个说法说中国历史上是“阳儒阴法”，晁错可能是最早的代表之一。
后来晁错激烈地向汉景帝鼓动中央集权，晁错的父亲责怪他“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晁错说，我就要这样干，否则，“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刘家是安了，但我们晁家就危险了。后来七国之乱，汉景帝杀晁错试图平息诸侯的抱怨，晁错终于为了他热爱的皇帝而死。
贾谊、晁错之后，跪伏在权力之下，动不动就向皇权痛哭流涕献忠心的爱帝狂、爱帝贼越来越多。孔孟则是只忠于自己的“仁政”理念，从未忠于哪一个权力，这倒有点像自由主义者的“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正是由于无数的贾谊、晁错的努力，儒家这个大杂烩，终于在汉武帝的控制下，被爱帝狂、爱帝贼们控制。自汉之后，孔孟尊重地方自治、不忠于权力的传统已稀见踪影。所以，陈志武老师说“这一次市场会战胜儒家”，如果是指贾、晁之儒，我希望它成真。但孔孟也确实是值得尊仰的思想家。（人文经济学会原创文章，转载请务必保留如下文字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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