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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首尔专稿/特派记者 付涛】当人们口渴，开启一瓶可乐却一饮未尽时，足够谨慎的做法是，把盖子重新紧扣，以免桌上的电脑和书本遭受不必要的“流动性”之患。
大多数情况，人们都不会质疑常识，但常识往往碰到的难题是“何时”去做？
6月1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WEF东亚峰会上，东亚各国经济要员与金融机构高管热议的正是这样一个常识问题：各国在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之后，何时寻找退出策略。
面对“滞胀”的沉默
作为会议嘉宾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印度尼西亚央行（Bank Indonesia）高级副行长Miranda S. Goeltom观点鲜明地提出：“我们必须思考，在东亚各国财政刺激政策设计之初，是否有一个清楚的退出策略。”
她提醒，对于东亚国家来说，未来高通胀的风险仍然存在，因为东亚各国都无法避免将美国作为重要的变量，放入自己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考虑中。
日本前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指出，若眼前过于放纵，将来可能难以收拾。他表示，对于金融危机中反映出需求不足的问题，各国政府目前普遍以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式进行刺激。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是刺激的幅度够不够，另一方面则是如何遏制政府财政支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否则将来“退出会很难”。
新加坡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陈惠华（Lim Hwee Hua）称，去年年底以来，各国政府联手应对危机，曾要求把财政刺激带来的支出增至GDP的2%左右，而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呼吁各国，考虑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的退出策略。
陈惠华认为，不能让企业与家庭长期依赖于目前这种反周期的财政刺激政策，要努力做到“管理好期望值”。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政府日前公开承诺，在2016年之前德国经济好转的前提下，将不再发债。
有人担心近期的通缩（deflation）风险，更多的人担心中期的通胀（inflation）风险。在峰会提问时间，一个问题备受瞩目——“在座诸位是否认为我们将面临滞胀（Stagflation）？”
不料，嘉宾回应并不积极。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副董事长Sir David Wringht首先回应，看法乐观。他称，应该说全球确实面临通胀的威胁，毕竟在各国财政刺激下，大量货币投入到经济系统内。但是，就这次危机而言，要感谢政府这样做，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各国政府曾通过有效的利率政策遏制了通胀，应该说，未来的通胀，现有的货币政策机制足以应对。
香港裕利集团（Zuellig Group）首席执行官William L. Meaney认为，目前仍应感谢各国政府，因为他们并非一面大肆发债，一面不顾一切地印钞票。至少目前他们是“在需要的时候才这样做”。
“L型”的“挂钩论”
陈惠华提出，很多人认为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但仍需关注复苏的轨迹。目前全球“去杠杆化”带来了企业与家庭债务结构的调整、国际经济的再平衡等。如果调整的时间相当长，那么也许我们将面临失去的十年，就如同此前的日本。同时，我们也当留意在复苏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波动性。
香港裕利集团（Zuellig Group）首席执行官William L. Meaney是经济“L”型复苏的支持者，他还持有一个与“L”型复苏孪生的观点，那就是“挂钩论”。
Meaney称，在近期的经济数据公布后，不少人持有“脱钩论”（Decoupling），但是短期内无论是中国还是东亚其他经济体，经济无法实现“脱钩”。2007年中国GDP中近45%依靠外部需求，而且多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依赖外部需求的趋势。美国家庭的负债率平均高达80%-90%，有将近5万亿美元的家庭负债正待削减，这就意味着近期内美国家庭的消费需求仍会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也无法在近期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因此，经济的真正复苏也许不是很多人期望的今年底或明年初，而是更长远的未来，经济的复苏轨迹更像“L”，而不是“V”。
Meaney称，目前我们在中国的投资策略是关注与外贸敏感度不大的行业，如医疗、牲畜饲料等，对于外销型行业，我的建议是尽量缩减库存，积极主动地进行收缩。
“亚洲国家的经验表明，他们擅长于管理‘V’型复苏，而不是‘L’型，”Meaney表示，通常愿意通过集体承受短期痛苦的方式来渡过危机，但是面对复苏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情况，亚洲也许需要学习如何在危机中采取主动，积极地缩减库存，包括进行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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