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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坛不可多得的大才子。他的老师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革命家——一代宗师梁启超先生。关于这位文坛才子和恩师的关系，说起来倒也颇具传奇色彩。
敬仰钦佩 拜为门下
从中学时代起，徐志摩就为学界泰斗梁启超的学识与文采所倾倒。在杭州府中上学期间，徐志摩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这篇文章从文风到思想，都仿效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可见他对梁启超的敬仰。
1918年6月，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徐志摩终于如愿易偿，成为梁启超先生的门下弟子。原来，徐志摩的姑夫有一位堂弟，名唤蒋百里，是梁启超的门生。
1915年，徐志摩在父母的说和下和浙江都督秘书张嘉熬的妹妹张幼仪成亲。张家是江苏宝山的名门望族，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恰好也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徐志摩早有拜梁启超为师的愿望，便请蒋百里和张君劢帮忙引荐。
梁启超见徐志摩眉宇清雅，问答之间透露出聪颖之气，十分喜欢，便答应收为门徒。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得知独生儿子拜上梁启超这样知名的学者为师，自然非常高兴，为表心意，“爱子心切”的徐申如不惜破费拿出1000大洋作为拜师礼金。
呵护有加 百般提携
将徐志摩收为门徒后，梁启超开始为学生的前途筹划起来。当时，正值留学欧美的热潮兴起，为了让徐志摩拓展视野，以为将来立身报国做准备，梁启超建议他到国外留学。志向远大的徐志摩接受了恩师的这一建议，便和父亲商量后准备赴美自费留学。出国之前，梁启超写信给了他许多鼓励。面对恩师的钟爱，志摩表示：“首涂之日，奉握金诲，片语提撕，皆旷可发蒙。”
1922年秋，徐志摩学成归国。在回家乡拜过双亲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赴北京看望恩师梁启超。眼看爱徒的谈吐和学识都大为长进，梁任公颇感欣慰。
1922年12月，梁启超介绍徐志摩在北京松坡图书馆担任了英文干事。1924年，梁启超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哲泰戈尔来华讲学。这一次，梁启超给了爱徒充分展现自身才华的机会，他安排徐志摩作泰戈尔访华期间的随身翻译。
从此，国内学术界认识了这位皮肤白皙、玉树临风、英文说地超级棒的青年才俊。这也使得1924年秋冬间，徐志摩顺利地被聘用为北京大学英美文学教授。
对于爱徒的成就，梁启超颇为得意。1924年秋天，梁启超集了多首宋词，以八尺宣纸写了一幅大楹联赠给徐志摩，全联谨严古朴如下：“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主要记述了徐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畅游杭州西湖，又陪泰戈尔到北京名刹法源寺欣赏丁香，并在树下通宵达旦作诗之事。此联将徐的才情智慧表现地栩栩如生。梁启超曾在自己所著的《饮冰室诗话附录》中说“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从中可见，梁任公对徐的喜爱程度。怪不得连胡适都说 “徐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
——梁启超集句赠徐志摩
婚姻观念 频生冲突
虽然在才学方面，梁任公很赞赏徐志摩，但是在婚姻爱情观念上，梁任公却比爱徒保守许多。这就为他们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
1922年3月，远在英国的徐志摩和自己的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理由之一是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没有爱情；另一个则是他爱上了同时留学英国的才情并茂的林徽因。许多亲朋好友对此举不理解，梁启超同样如此，他在致徐志摩的信中说，“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但是“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又告诫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其实，梁这样作主要还是害怕爱徒此举会自毁前程，因为在20世纪初期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无爱离婚就和无故休妻一样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
对于老师的劝诫，持有爱情至上观念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是不认同的。他在回复梁启超时，申明自己这样做只为“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至于梁启超对其前途的担忧，徐志摩表态：“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大意是，不用你们担心，后果由我自己负责。
徐志摩离婚了，但他对林徽因的追求毕竟没有成功。1924年，他遇见了风情万种的一代才女陆小曼，两人一见倾心，很快陷入热恋中。陆小曼是有夫之妇，并且她的丈夫王庚还是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的好友。抱着“朋友妻不可戏”的传统观念，梁启超对学生的做法很是不屑。后来，陆小曼和王庚离婚。1926年，即传出徐陆二人要结婚的消息。这简直把梁启超气得够呛。不仅如此，徐志摩还请胡适作说客，要梁启超去当他们的证婚人。开始梁启超坚决不同意，后来碍不过胡博士等知名人士的面子，便答应了下来。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结婚典礼。因为梁启超的出现，这一婚礼简直成为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一次。
梁任公缓缓走上主席台，开口便语出惊人：“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至于离婚再娶！”这番劈头盖脸的训斥使这对新人顿时双颊通红。接下来，梁启超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直将证婚词搞成了骂婚词，就连旁人都觉得老先生在别人大喜之日这样说未免有些过火。徐志摩只好忍着惭怍，亲自趋前，向老师服罪，并觳觫地说：“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颜面吧。”
梁启超听了这话，大概也觉得讲得过于不堪，也就趁此收煞，说道：“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为你的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此生最后一次结婚！”
其实，梁启超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爱徒心切，他在后来写给远在美国的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的信中这样解释自己的这一失态行为：“徐志摩这个人其实很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
对于老师的“苦心”，心思细腻的志摩岂能不知，所以终其一身，他也没有因为老师在自己婚礼上的过激言行而心存憎恶。1928年11月上旬，徐志摩第三次欧游回国后不久，就听说远在北平的恩师病重的消息。他匆匆赶往北平，探望老师。后来见老师的病情尚未进一步恶化，已能和家人谈话，就离京返沪。
万万没有想到，他返回上海还没有几天，梁启超就在协和医院驾鹤西归了，时间是1929年1月19日。身在上海的徐志摩接到噩耗，悲痛万分，他前往北京参加了追悼活动。之后，又竭尽全力出版梁启超的遗稿，宣扬他的学问和人格，可谓出于一片至诚。
纵观梁启超和徐志摩的师生情谊，在梁启超一方而言，只能是“爱之深，责之切”，对徐志摩来说，可能就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了。
来源：古典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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